明清法律限制官员狎妓

　　在中国，卖淫合法化的说法，并不是今日才由一些“大V”首倡。早在27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齐桓公的大臣管仲就曾设立“女闾七百”，也就是设立专门的官营“红灯区”。然而，到了封建王朝的后期，自从明初洪武朝开始，对官员狎妓就有了明文限制。

妓院不许官员消费

 

　　关于管仲首设官营妓院是否正确，在当年就有争议。比如《战国策·东周策》中就曾提到“女闾七百，国人非之”。也就是说，齐国人大多对管仲此举不赞成。
　　在中国后世的妓院里，曾经长期树立着管仲的塑像，管仲也成为了中国性产业的祖师爷。
　　经历了魏晋六朝乃至大唐的开放，自宋朝开始，官府对官员嫖妓的态度开始有了180度的大转弯，乃至妓院和翰林院成为了江湖与庙堂势不两立之地，起码表面上是这样。也难怪大才子柳永终身不仕，因为他将才华换了浅斟低唱，有水井处皆闻柳词，以至于过世时，妓女们纷纷凑份子为他送行。
　　至于宋时，对官员狎妓的限制，大约是——官员与妓女的关系仅限于三陪服务，而不得与妓女有染。当然，这样的规定在没有摄像头的宋代，如何执行、如何监督就不得而知了。如果在妓院牙床底下有人窃听，即使是皇帝老儿也挡不了那“隔床有耳”。据张端义的《贵耳集》记载：“ 道君（宋徽宗）幸李师师（名妓）家，偶周邦彦先在焉，知道君至，遂匿于床下。”也就是说，当以那一手瘦金体书法闻名的皇帝去嫖宿李师师的时候，也不敢大摇大摆提前清场，使得前一个嫖客大才子周邦彦只能躲到床底下去了。
　　到了明代，洪武皇帝朱元璋倒更是对官员狎妓设限重重。《大明律》规定：“凡官吏宿娼者，杖六十，媒合人减一等。若官员子孙宿娼者，罪亦如之。”要知道明朝的杖责是很厉害的，用大木棍杖责六十下很可能会致命。即便宿娼官员躲过了杖责，也会被罢官免职，将来永不续用，等于是和仕途完全绝缘。注意：这条法律的对象除了官员，还包括了中间人（媒合人）和“官员子孙”，打击面很广。
　　洪武朝的官妓虽不向官员卖淫，却面向社会开放，税收向官府提供财政收入。然而，既然官员不能从妓女那里得到性服务，官员对于官营娼妓产业的态度也与以往有所不同，官妓营妓逐步没落，取而代之的是市场化的性服务，高端的所谓“曲院妓”和低端的所谓“朱市妓”。“曲院妓”，色艺双绝，能昆曲，擅书法，会诗文，总之凡高端阶层风雅之事无不知晓，服务品质自然超一流。明末“秦淮八艳”可谓是其中代表。“秦淮八艳”最早见记于余怀的《板桥杂记》，是为顾横波、董小宛、卞玉京、李香君、寇白门、马湘兰六人。后人又加入柳如是、陈圆圆，称为“秦淮八艳”。至于“朱市妓”，则接近今日里的站街女。
　　从与“秦淮八艳”交往的嫖客名单上，还是找得出大量的官员。比如曾任南明永历帝宰相的方以智。至于陈圆圆与吴三桂的故事，更是流布至今。可贵的是，这些亡国妓女却比阮大铖等政府官员有气节得多。清初孔尚任花费十年采访考察，著有《桃花扇》一部，讲述了那一段往事。
　　到了清代，《大清律例》“官吏宿娼”条规定：“凡官吏宿娼者，杖六十，媒合人减一等。若官员子孙（应袭荫）宿娼者，罪亦如之。狎妓饮酒亦坐此律。”可见，清代刑罚沿袭了明朝的规定，还把“狎妓饮酒”这样的三陪服务也算上了。官吏及其子孙和青楼女子吃个饭、聊个天，也算是犯法。北京城里的巡城御史就负责查官员狎妓逛青楼，一旦查到就要严厉处罚。
　　对性产业真正动了大刀阔斧的，则是雍正。雍正认为，官员应信奉孔孟圣人之道，不能做那些有伤风化的事，尤其需要给百姓做出表率，不能玷污圣人教诲。故而，在雍正朝下令全国废除乐籍制度，国家不再正式经营妓女。从那时开始，官员嫖妓在制度上是被禁止的。
    

为何禁令之下依旧“娼”盛

    
　　当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张程的《衙门口：为官中国千年史》一书如此写道：“在清朝，狎妓是严禁的，但‘狎优’可以通融，官吏可以招伶人陪酒唱曲。于是乎，优伶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妓女的角色。他们大多为年少者，多在20岁以下，也称为娈童、优童、歌童等。因为优伶相貌清秀、酷似姑娘，故称像姑，俗称兔子。”
　　清代运河上的经济枢纽、盐都扬州甚至有专门 “生产”美女的生产线，专选一路名为扬州瘦马的女孩子，将这些瘦弱的女孩子从贫寒人家买来，经过几年调教，或出售给富贵人家做小妾，或卖于妓院。
　　从清末西学东渐，传统的意识形态动摇，北京城的娼业开始复兴，苏州的清吟小班，迤逦北上，八大胡同繁荣娼盛，官员们“谈助无非中发白，闲来只是逛胡同”。进入民国，一些官员将重要的公务都挪到八大胡同来办了。冯玉祥在后来在回忆中说，他去找政府总长办事，也被拉到胡同里，一进门，两个妓女扑上来，一条大腿上坐一个，一上来就揪胡子，打嘴巴。
　　湖北省社科院文史所研究员潘洪钢认为，清代是中国历史上娼妓最为繁盛的时代，也是禁娼法律规定最为严厉的一个时代。从法律和政策层面上看，清代的禁娼政策经历了一个由弛到禁，再由禁到弛的流变。其中一大原因则是康熙以降，虽然政府对娼妓例有严禁，但人们对各类娼妓的风行，恬不为怪，狎妓宿娼亦为人们所习见。
　　“从理论上讲，清代对娼妓的此种禁令，到了‘斩决’这一程度，嘉庆时更严厉地进行株连，也是历史上最严厉的禁娼令之一。”潘洪钢表示，“但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禁令往往走向其反面。如官妓的革除，就曾产生了两个方面的结果：一方面是官妓明里暗里继续存在。另一方面，官妓革除也推动了私妓进一步泛滥。”《扬州画舫录》卷九写道： “官妓既革，土娼潜出，如私窠子、半开门之属，有司禁之。”
　　潘洪钢还提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中国传统社会中政策、法令成为“具文”的现象十分普遍，表现出国家行政与社会生活实际的严重脱节，清代的禁娼令亦是如此。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 开征花捐，将娼妓变成一种合法收税的行业。此后所要打击的，只是未向当局注册、偷漏国家税款的所谓“私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