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李这一年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2012年12月29日，习近平在观看《复兴之路》展览时说的这句话，既是对8000万共产党员的告诫，也像是对自己的训勉。
　　这一年，人们记住了习近平在庆丰包子铺留下的21元主席套餐、在武汉考察时那句亲切的“美女”；记住了李克强在包头棚户区走访时被华丽丽抢走镜头的光屁股男孩。在这些印象深刻的细节之外，人们还记住了“老虎苍蝇一起打”、“八项规定”、“壮士断腕”、“简政放权”、“自我革命”等高频词汇。
　　这一年，最引人注目的是新的领导集体破解执政难题、重塑执政权威的决心。回顾过去一年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工作，我们会发现，新体制正在生成。

外交新局

 

　　习近平这一年工作的开篇，是从外交开始的。
　　2013年3月22日，全国两会结束后第五天，习近平出访俄罗斯和非洲三国。
　　在紧凑的俄罗斯之行中，习近平分别与普京、梅德韦杰夫会面，与俄方签署“关于合作共赢、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出席“中国旅游年”开幕式，参观俄罗斯国防部，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
　　不到48小时后，习近平又踏上非洲的土地，出访坦桑尼亚、南非和刚果共和国，并在南非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
　　这场外交开局，在外长王毅看来，既着眼周边环境和大国关系，着眼当今世界快速上升的新兴力量，亦着眼发展中国家这一中国外交的根基。
　　2013年5月31日至6月6日，习近平在拉丁美洲的版图上从南至北，先后访问了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哥斯达黎加、墨西哥三国。
　　正如王毅所说，这三个国家既有老朋友，也有新伙伴。其中，哥斯达黎加是中美洲7国中唯一与中国建交国。此次出访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开拓外交新局面、完善外交总体布局的又一重大行动。
　　结束拉美之行，习近平紧接着来到美国，在加州安纳伯格庄园同奥巴马总统举行中美元首会晤。
　　国务委员杨洁篪事后介绍，此次的习奥会，无论是互动的时间和质量、交流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前所未有的。
　　“双方所谈，既有各自国内情况和治国理政的经验，也有中美关系和国际地区问题，既有政治安全问题，也有经济金融问题，既有双边问题，也有网络安全、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既谈合作，也不回避分歧，不求面面俱到，但求深入坦诚。”杨洁篪说。
　　3个月后，2013年9月3日至13日，习近平开启中亚之旅。
　　习近平先后对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其间还出席了二十国集团峰会和上合组织峰会。
　　中国网在报道中总结称，习近平代表中方提出“三好”——永远做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和“三不”——决不干涉中亚国家内政、不谋求地区事务主导权、不经营势力范围，是给邻国吃了定心丸。
　　此外，习近平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被视为“亚欧各国精诚团结、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一条崭新通道”，将极大地拓展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空间。
　　2013年10月，习近平的第四次出访，选择了地处东南亚的印尼和马来西亚。同时，他还出席了在印尼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
　　今年2月，习近平赴俄罗斯索契出席冬奥会开幕式。
　　这是习近平连续第二年将俄罗斯作为首访国，同时也意味着，俄罗斯成为他这一年来外交的“起点”和“终点”。
　　一年内五次出访，39天的行程遍布五大洲的14个国家。此外，习近平还在国内多次会见来访的各国重要领导人。
　　去或不去，见或不见，总有耐人寻味的深意。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王帆指出，这种全方位外交的布局，体现了新一届领导集体将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和多边外交相结合的外交思路。
　　而习近平认为，“做好外交工作，胸中要装着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于内，大局即“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于外，大局是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争取良好国际环境，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共同发展。
　　习式外交不可不说的一点，是极富个人色彩的语言。
　　“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中非关系发展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中国梦和美国梦是相通的”，“相知者，不以万里为远”……
　　这些个性化的语言，体现的是领导人的自信，也为中国赢得了更多喝彩。

整风治吏

 

　　内安而外稳。
　　习近平深知，良好的国际环境是中国发展的重要因素，亦知道，“打铁还需自身硬”，“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
　　过去一年，习近平多次提到反腐倡廉，强调要“老虎”、“苍蝇”一起打。同时，中央政治局率先垂范，坚决贯彻执行八项规定，以良好党风带动政风民风。
　　在八项规定、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影响下，2013年中央国家机关“三公”经费减少35%，31个省份本级公务接待费减少26%。
　　从数量上看，中央纪委公布的2013年反腐“成绩单”显示，31名涉嫌违纪违法的中管干部已结案处理和正在立案检查。而2003年至2012年落马的省部级官员中，以贪腐罪行治罪的人数在80人左右，平均每年8人。
　　从结构上看，所涉人员从科级到省部级，涵盖政法、纪检、央企等关键领域，且退休也不再是官员的“护身符”。
　　更为重要的是，此轮反腐还剑指领导“身边人”。
　　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任建明在受访时指出，“当前需用重典予以严厉打击，起到震慑作用。而反腐主导的治本之策还是制度建设，最根本的措施就是改革制度。”
　　任建明说，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改革计划，很多项都涉及到反腐的治本措施。大到国家治理体系的多元化，小到农民土地产权的归属，都对腐败具有抑制作用。
　　由习近平挂帅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体现的是中央下一步关注和聚焦的重点。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小组是其6个专项小组之一。
　　这将推动从顶层设计上保证纪检机关的独立查案权，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
　　比起习近平在面对老百姓时的亲民、在“走街串巷”时的从容，他在整治党风政风之时，表现出的却是与前者截然相反的铁腕和效率。

简政放权

 

　　简政放权同反腐倡廉一起被视为中央打出的“组合拳”。
　　去年两会闭幕时，李克强在总理记者会上宣告，“现在国务院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还有1700多项，本届政府下决心要再削减三分之一以上。”
　　这意味着本届政府将至少削减566项行政审批事项。这一任务有望在今年提前完成。
　　李克强在首份施政报告中回顾，国务院机构改革有序实施，分批取消和下放了416项行政审批等事项。
　　李克强接着说，进一步简政放权，这是政府的自我革命，“今年要再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200项以上。”
　　此外，2月上旬，国务院批准《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再次还权于市场、还权于市场主体，映照了李克强在去年总理记者会上所说的，“市场能办的，多放给市场。社会可以做好的，就交给社会。政府管住、管好它应该管的事”。
　　在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之外，国资委改革亦显现着政府简政放权的决心。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
　　去年12月17日，上海市政府公布“国资国企改革20条”，最先拉开国资改革大幕。
　　在这份《关于进一步深化上海国资促进企业发展的意见》中提到，上海将通过国企上市，引入多种资本成分，发展混合所有制；同时，通过“全面推行国企领导人任期制契约化管理”、“合理提高市场化选聘比例，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企业，积极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等举措，为国企“去行政化”。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下称上海自贸区）的成立，是李克强政府还权于市场的另一重要尝试。
　　在商务部国际经贸关系司司长尹宗华看来，上海自贸区的建设“对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积极探索管理模式创新、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促进各地区共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更多人眼里，上海自贸区是在以开放倒逼改革。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郑联盛撰文称，上海自贸区要实现服务贸易和投资自由化，那其实际功能将从以贸易为主转变为以交易为主，这种改变对经济和金融的影响可能是系统性的，其后的一系列改革和制度安排任重道远。
　　郑联盛认为，上海自贸区实践的负面清单原则，意味着中国经济金融管理当局将必须完成从重审批到重服务、从事前审批到事后监管的根本转型。政府需从市场干预中退出。
　　此外，今年3月1日起，上海自贸区放开小额外币存款利率上限，被视为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重要信号。
　　就在3月4日，李克强在参加全国政协经济、农业界别联组会议时，再次谈到了上海自贸区。
　　李克强感慨时间过得真快，一年前他在长三角地区调研时，一位企业负责人告诉他，一些跨国企业想在上海开设研发、销售、物流中心，结果发现需要盖100多个章，时间长，寻租的环节也很多。
　　“我们当时下决心设立上海自贸区，不只为了通关便利，更是考虑怎样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这也就是去年一再讲的简政放权。”李克强说。

升级经济

 

　　“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这是李克强去年提出的新一届政府经济发展纲领。
　　一年后，“在国际金融危机余波未平、世界经济尚待复苏和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背景下”，李克强政府交出一张“来之不易”的成绩单。
　　“成绩单”上记载着，去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达56.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7.7%。全年居民消费价格（CPI）比上年上涨2.6%。
　　这一结果，与2012年7.8%的GDP增长率、2.6%的CPI涨幅基本持平。
　　其中，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310万人。
　　盘古智库理事长易鹏认为，在简政放权的基础之上，李克强政府在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和就业三个指数之间建立了合理区间，保持政策的稳定性，为市场释放了清晰的信号。
　　易鹏同时指出，新一届政府培育了两个新增长点——新经济和服务业。
　　所谓新经济，即创新驱动发展经济的模式，且跟政府简政放权结合，不断给企业松绑，让企业有序快速发展。
　　此外，去年将营改增在全国推广试点，打通了产业链条，从制度上解决了现代服务业企业的重复征税问题，有利于服务业发展。
　　易鹏解释，服务业最大的特点是能源消耗低，就业承载力强。
　　按照李克强本人所说，我国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会拉动约100万人就业；经过这几年经济结构调整，尤其是服务业快速发展，目前大概GDP增长1个百分点，能够拉动130万、甚至150万人就业。
　　在“不以GDP论英雄”成为共识的情况下，就业率将成为衡量中国经济更重要的标准。
　　新型城镇化建设，是李克强打造升级版经济时极为重视的举措。
　　李克强曾表示，未来几十年中国最大的发展潜力在城镇化，“城镇化是扩大内需最雄厚的潜力所在”。
　　类似的表述，早在李克强上世纪80年代末发表的硕士论文《农村工业化：结构转换中的选择》中，便现过端倪。
　　“向城市化方向发展，还有利于农村工业部门自身产业结构的改善和扩大就业容量……从根本上说有利于我国农村工业化从‘数量型’过渡到‘质量型’。”
　　作为李克强提出的“新四化”——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一部分，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其核心是“人的城镇化”。
　　去年3月，李克强履新总理后的首次调研，即来到江苏省江阴市新桥镇，专程考察小城镇规划建设和农业现代化。
　　去年9月，李克强专门邀请两院院士及有关专家到中南海，听取城镇化研究报告并座谈。3个月后，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回到2012年底的那次《复兴之路》展览上，习近平首次提到了“中国梦”，以及他对“中国梦”的理解。
　　习近平说：“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习李体制的征程刚刚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