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佬身边的外国人
阅读提示：在东北改旗易帜之后，张学良担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绝对的大佬级别。围着他的外国人不少。
记者｜姜浩峰
海岚·里昂，在2013年春季的邦瀚斯拍场上，被人称之为张学良飞机驾驶员、机械师、随从。当杨先生拍得的海岚·里昂照片在媒体发布，各种质疑之声也随之而来。
那么，里昂到底是个什么角色呢？从袁世凯，到蒋介石、张学良，这些民国政坛大佬身边，都有些什么样的外国人呢？他们对当时中国政坛起到过什么影响？
里昂是个什么角色
从之前公布的相关史料上，确实很难查阅到海岚·里昂其人。包括担任过张学良和蒋介石专机飞行员的罗亚尔·伦纳德，在其著作《我为中国飞行》一书中，也未提及。反倒是在2013年3月20日邦瀚斯的拍卖会上公开的资料显示，里昂写给外祖母简的家信，提到：“朱利叶斯·巴尔、罗亚尔·伦纳德、詹姆士·奥德和我四个人整天都在帮助张学良大元帅处理家务，保护他的家人，以避免被政治狂热分子欺负。”但这并不能证明邦瀚斯拍卖的这批文件、照片是伪造。
诚如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郭双林所判断的，邦瀚斯拍卖张学良日记本中的文字，与哥伦比亚大学现存张学良资料文字内容仿若、字迹同源，应是真的。老照片研究者、同济大学出版社陈立群先生，从“大多数照片都有底片”的角度分析认为——至少照片不会说谎，但有相当多的照片不是里昂本人拍摄，比如1928年张作霖追悼会时，里昂还没来到中国。而这些照片，或许大多数来自张学良家藏。
在东北改旗易帜之后，张学良担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绝对的大佬级别。围着他的外国人不少。比如飞行主管朱利叶斯·巴尔、飞行员罗亚尔·伦纳德，以及张学良的英籍业务总管詹姆士·奥德。
在里昂旧藏里可以查到，西安事变当晚，也就是1936年12月12日晚，朱利叶斯·巴尔致信里昂：“我现在去飞机场，王先生给我打了电话，跟我说机场周围到处都是士兵。我觉得我应该让你跟着我。”从口气中，可以看出巴尔的级别要比里昂高。
再看里昂在1941年写给奥德的信：“Edith和Bobby（赵四小姐和张学良的儿子张闾琳）将乘下一班轮船出发，并将于23日到达。请确认你是否能在旧金山接他们母子，并安排Bobby在美国长期居留，因为赵四小姐坚持要马上返回国内。” 从信的内容、口吻，可以看出作为张学良特别行动顾问，参与了西安事变策划的奥德，在张学良被囚以后，仍是里昂的上级。而里昂则一直在上海、香港两地，跟随赵四小姐处理其母子等人的生活、工作事宜，直到赵四将张闾琳送到美国，而自己回到国内。
张学良被囚后，张家人分崩离析之际，里昂成为了赵一荻母子的随从，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回美。
张学良在皇姑屯事件以前一直留在北京，在民间，他与溥侗、袁克文、张伯驹并称京城四少，是有名的花花公子。后来帮助他戒毒的是德裔美国人米勒。从《张学良口述历史》一书中，还能看到他另外一个外国朋友红颜知己——墨索里尼的女儿埃达。2008年2月的一份《环球时报》曾载文称：“1930年，埃达独自前往中国旅游，在北平得到时任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张学良的热情接待，在多次盛大的舞会上，见识了张学良的风流倜傥，令埃达情有所属。可是张学良浑然不知，直到埃达即将告别时，她的女秘书才告诉张学良这些，并转达埃达的两句忠告：‘戒掉烟瘾，积极抗日。’”杨先生告诉记者，里昂的旧藏里，也有一张埃达的照片。 后张学良还曾前往意大利寻求军事援助。墨索里尼除安排中国代表团参观意大利空军阵容、飞机制造厂外，允诺将协助中国建立空军及购买飞机。同时，这位意大利法西斯头子还派来一个空军顾问团。虽然意大利空军顾问团的首席是著名飞行员罗伯托·洛蒂上校，可顾问团里还有一些冒牌货，比如机械师卓第，在国内不过是个普通技工，却来华冒充顾问，对中国空军机械人员指手画脚。有一次在检查发动机时，“洋大人”露出了马脚，证明他的本事还不如中国空军的普通机械师。卓第一天到晚只顾喝酒跳舞，特别爱好踢足球。洛阳分校中由意大利教官执教的几届培训班，毕业率奇高，一些不能独自驾驶飞行的学员都被不负责任的教官允许毕业，美国顾问说：“不晓得意大利人是来发展中国空军还是毁灭中国空军的。”直到意大利加入三国轴心，与中国决裂，顾问团不了了之。
媒体人改行不在少数
和张学良一样，蒋介石身边从来就不缺乏外籍顾问。比如1924年任黄埔军校校长时期，接受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苏联驻广州政府全权代表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作为顾问。大革命时期，作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身边的高参是苏联顾问加伦将军，甚至有研究认为，北伐军连战连捷的局面，得益于军事行动由加仑将军策划。
担任蒋介石顾问时间较长的，是端纳（Donald William Henry），这位1875年出生的澳大利亚人，1903年还在香港《德臣报》做编辑，获悉慈禧太后身边的红人岑春煊到任两广总督，端纳不知怎的就与岑大人搭上了关系，成为其顾问。然后，端纳在辛亥革命时为孙中山做外宣执笔，在袁世凯称帝时又力谏其退位。直到担任张学良顾问，亲历了“九一八”事变，之后陪伴张学良远赴欧洲考察。西安事变时，端纳在张学良和蒋介石、宋美龄之间斡旋，不仅成功地化解了西安事变，之后又成功地发起禁烟运动，得到蒋介石赏识，成为抗战时期中国政府对外宣传的主要谋划者，被外媒称为“帝王身后的权力”“中国的头号白人”“中国棋局的幕后推手”。最近，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端纳档案——一个澳大利亚人在近代中国的政治冒险》，则披露了端纳在筹建飞虎队、谋划新生活运动、成立国宣处等问题上，进行的缜密探索。
另一位担当中国高层顾问者的媒体人，则是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这位1862年出生在澳大利亚的苏格兰后裔，是正宗的医科生——1887年从爱丁堡大学医科毕业。然而，莫理循后来竟然放弃医科而成为一位媒体人，于1897年起担任《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并且极力吹捧袁世凯。
1912年，这位记者先生转而成为中华民国总统政治顾问，成为袁世凯身边的红人。莫理循对早年的袁世凯堪称激赏。甲午战争之前，袁世凯担任大清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在处理清廷对日关系上，强硬又不失计谋，让日本人极为头疼，甚至希望用满洲人当年对付袁崇焕的反间计来对付袁世凯。莫理循在回忆文章中对此大书特书。
辛亥革命期间，莫理循是第一个以“革命”一词向外部世界发出报道的西方记者。当时的西方对武昌起义持审慎的态度。《泰晤士报》国际版编辑在刊发莫理循电讯时，删掉了“革命”一词。在袁世凯称帝后，莫理循一再规劝他放弃君主立宪。然而，在回忆录中，莫理循又屡屡为袁世凯称帝寻找理由，认为当时如此做是不得已而为之。
与莫理循、端纳类似，另一位澳大利亚人田伯纳，作为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大量收集南京大屠杀资料，不仅在报刊发表，还著有《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并于1938年6月在英国出版，引起轰动。此后，田伯纳长期供职于国民党中央宣传机构，却与大佬们交涉无多。
与莫理循、端纳、田伯纳不同，虽然海岚·里昂持有美联社记者证，但就整个生涯来说，他还是个“工科男”，从事过特技师演员、飞机机械师，以及张学良家随从、摄影记者等多个富有传奇色彩的角色。
※版权作品，未经新民周刊授权，严禁转载，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