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亚洲世纪”到来的盛会
阅读提示：今天亚洲存在两种声音，一种是要加强亚洲团结，另外一种则是煽动亚洲分裂。亚信究竟能否成功？亚信能否克服分裂、超越敌意？
撰稿｜刘 迪
亚洲新顶层设计呼之欲出
第四次亚信峰会紧锣密鼓趋近，但日本媒体却少有报道，一个日本政治评论家按捺不住，5月13日在其博客中写道：“对于这次会议日本媒体不做报道，真是太失职了！”5月15日，日本NHK终于在上午新闻时间，播出一条亚信峰会即将举行的消息。该报道称，因越南也将参加此次会议，《上海公报》能否获其同意不得而知。日本媒体对此次峰会的默杀、无视，反映了日本“自由之弧”外交与亚信峰会的对立局面。
这次亚信峰会，日本外长预定出席，但因日本并非亚信正式成员，故只是观察员身份出席。未来日本能够在亚信组织中承担何种角色尚不得而知。
为对抗亚信峰会，最近日本有人提议牵制中国，并呼吁要求6月7日在G7首脑会议上，把遏制中国作为一个重要主题，11月举行G20时，更要牵制中国。
目前在亚洲安保领域，亚洲存在对立的思考。一种是所谓的“自由之弧”外交，另一种是亚洲集体安保。前一种是最近数年日本积极倡导的外交方针，这个外交力图在中国周围建立一条弧线联盟，包围中国。而亚洲集体安保，则是新型亚洲集体安全保障构建，具有普遍意义。
显然，今天亚洲存在两种声音，一种是要加强亚洲团结，另外一种则是煽动亚洲分裂。亚信究竟能否成功？亚信能否克服分裂、超越敌意？
第四次亚信峰会举行，正值亚洲形势严峻时期。中日、日韩关系高度紧张、越南反华暴行升级、菲律宾再次吸引美军进驻，中国东海、南海冲突频发。
这次会议，将是亚洲和平、安保顶层设计格局改变的开始。一个非常宏伟的安保体系设计呼之欲出。亚信峰会主席国任期两年，相信未来两年亚洲安保格局将有大的变化。
据悉在此次峰会上，中国将提出“亚洲新安全观”，其中包括“亚洲的事，亚洲人自己解决”，“亚洲国家加强合作，维护、促进亚洲安全”。这个宣示，具有强势意味，是在宣告，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不许外力插手。可以相信，这个安全观，将成为亚洲国际政治的主旋律。
二战后亚洲呈现碎片化局面，迄今没有任何一个政治体可以整合亚洲。多年来，亚洲缺乏顶层设计思考，冷战结束后，该地区大国均无法肩负主导亚洲秩序形成的责任，而美国的重返亚太，更造成东亚矛盾加剧。此次亚信峰会，是重构亚洲顶层结构的重要会议，意义重大。
安倍上任后，继承了麻生倡导的“自由之弧”外交，东奔西走，企图拼凑中国包围网。安倍的外交，依照一个旧的思维模式，企图建立一个“价值观同盟”，孤立中国。这种陈旧外交方式加剧了东亚紧张局势。《东京新闻》前论说委员清水美和曾指出，对外交来说，“价值观”并不能成为决定性要素。在《“中国问题”的核心》一书中，清水认为美国在安全保障等领域开始与中国进行“战略经济对话”，而硬实力、软实力比美国逊色很多的日本，即使在国际上不断高喊，只能遭到中国反抗，不是明智的做法。
亚信峰会代表了亚洲安保的新理念，亚信峰会以及今后两年，中国与亚洲国家，可以重塑的新亚洲，启动亚洲文明创造的契机。
推动亚洲顶层设计，中国应当仁不让
中日1972年邦交正常化至今，其历史可分两段。前期为七八十年代，后期为90年代至今。前期，是中日友好的蜜月时期，后期则是对立日益加剧的时期。至今两国人士，仍怀念胡耀邦代表中国邀请3000名日本青年访华，两国青年结下深厚友谊，彼此留下美好印象。那时，胡耀邦、中曾根康弘彼此在家宴请对方。不论对中国还是对日本，这都是一种破格的交往。
为何两个意识形态不同的曾经的敌手，可以迅速结成友好国？笔者并不认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日解决了历史观的对立，当然，彼时更没有解决领土问题。尽管如此双方依然可以密切合作，这是因为当时中日双方各自为自己的国家利益接近。双方鉴于当时的特殊环境，双方以理性、务实的态度，主动、有效控制了对立因素。
那时，曾经历战争的一代仍健在，他们“中日不再战”的决心，成为当时两国共识。此外，中日面临共同威胁，彼此默契合作，形成类似“准同盟”的关系。我们也不能忽视另外一点，即当时经济的高度增长，导致日本国民信心高涨。日本政治家希望在亚洲发挥领导地位。但是泡沫经济破灭导致日本“失去20年”，经济长期萧条，让日本丧失了作为亚洲领袖的信心。
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中日关系逐渐出现结构性变化。占人类1/5的国度经济高速、持久、普遍发展，给日本深刻的印象。今天，几乎所有亚洲国家最大贸易伙伴都是中国而非日本。在日本看来，中日逆转，是120年来日本在亚洲优越地位的跌落。日本经济学家青木健指出，“亚洲经济早已形成一个以中国为轴心的共同体”。
日本国际政治学者冈部达味所说：“日本长期是东亚唯一的发达国家，因此很多人对中国的崛起有抵抗”。“但是，不论如何，对方是世界最大的国家。假定可以日本可以对抗一时，但是不会长久。争夺霸权是非常愚蠢的。对策只能是与东亚其他国家交往，发挥自己的特长，建立相互协作相互协调的友好关系”。
最近20年的中国崛起，日本明显不适应。进入21世纪后，日本有人提出“新脱亚论”。这种观点认为，进入21世纪，日本周边危机四伏，与明治时代类似。要解除日本危机，就要建立“日美海洋国家同盟”，以应对周边“压力”和“威胁”。
后冷战时代，日本社会内部，对华对美敌意均在增大。这种敌意，来自上次世界大战的积怨，对美国的憎恨，以及对中国崛起、日本地位相对下降的焦虑。
中日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两国对立的长期性，两国关系，可以通过亚洲顶层设计，实现两国关系向良性转变。亚洲内部的纠纷，亚洲国家本可自己解决，任何借助外力的解决方式，只能增加内耗，拖延问题的解决。我们知道，最近30余年，中国与多数接壤国家解决了陆路边界划界问题。那么，海疆纠纷，我们仍然可以根据同样原则解决，但是为何海疆纠纷非但无法解决，反倒矛盾愈演愈烈，这其中不乏外力影响。
上世纪90年代，日本民族主义崛起。对于战后民族主义的时代特征，小熊英二认为，1960年代日本的民族主义，主要是针对美国。那是因为那时存在败于美国的战争记忆，以及日本尚未达到美国同等程度富裕而产生的劣等感。但是在1990年代，日本民族主义的对象，主要指向导致日本经济实力下降的根源，或被认为是日本经济“威胁”的势力。他说，日本民族主义把中国、韩国当作威胁本国经济地位、导致日本经济衰退的元凶。
今天日本大众的中国认知，主要受到大众传媒的影响。日本媒体的中国报道不断进行“议题设定”，导致民众对中国好感迅速下降，直接刺激了日本大众民族主义情绪。
韩国总统朴槿惠曾说，“为了东北亚的发展，解决‘亚洲悖论’是最为重要的”。所谓“亚洲悖论”，是指虽然亚洲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度在不断增大，但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合作反而停滞不前的现象。
中日有关历史认识、领土方面的对立不能短期得到解决，但双方对立导致的冲突是可以控制、避免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共同的目标，可以凝聚双方的意志。从目前看，进一步加强域内经济合作十分必要，从中长期看，中日两国应对亚洲共同体建设负有重要责任。
亚洲要创造自己的国际组织构架。迄今为止，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尝试在各自范围内整合资源，建立某种经济、安保制度。我们看到，亚洲地区有关各国倾力建设许多较小的地域合作组织，如东盟、上合、六方会谈、中日韩FTA等，但是，该地区却没有从事亚洲的顶层设计。但事实上，今天的亚洲，亟需顶层设计。
长期以来，因为域外势力参入，亚洲任何国家都未能在该地区发挥整合该地区的作用。目前亚洲尚缺乏顶层设计，这种现状导致外力横行。日本倡导的“自由之弧”外交，不断撕裂亚洲。面对分裂危机，亚洲各国应共同设计更高层次的亚洲经济、安保合作方式，奠定亚洲未来繁荣的制度基础。
中日两个国家关系不和，影响到亚洲安保格局形成。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中日曾提议让东盟主导，而东盟因为内部情况，缺乏引领亚洲的综合实力。这次亚信峰会，作为主席国，中国应当仁不让，与重要成员国协商，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假如过于谦让，则会导致亚洲领袖长期缺位。中国主办第四届亚信峰会，完全可以此为契机，整合各种资源，重建亚洲自主秩序。
亚共体是和平之路
在亚洲政治中，中国拥有地缘优势。这是因中国与众多国家接壤，与许多国家存在长期的友好交往历史。
此次亚信峰会，亚共体概念“强悍”登场。今年4月李克强博鳌会议上即提出“三个亚洲体”构想。即“经济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亚洲责任共同体”。此次亚信峰会，“亚共体”的理念将大幅度推进。人们注意到，5月15日习近平会见了来华访问的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这次会见传达了怎样的信号？我们知道，习近平已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会见日方人员。而他近来首次会见的日本人，就是曾在日本大力推动亚共体的人。我们可猜想，今后亚洲的政治外交核心，将可能转入亚共体的构建。
今天在亚洲提倡共同体，恰逢其时。韩国总统朴槿惠说，“如果今后能把东北亚建成像欧盟(EU)那样的共同市场，那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大的机会”。她说，尽管该地区的和平和合作潜力巨大，“但东北亚的政治安全的现实却没有推动地区内的统合，反而正在发展成为一大绊脚石”。她还指出，“地区内国家之间的历史观分歧导致的不信任、围绕部分领土问题的矛盾和冲突正在逐步扩大”，“这就是亚洲悖论的现状”。
现在，亚洲国家不但倾力发展经济，同时也在探讨彼此联合的方式。面对亚洲分裂的危险，该地区各国应以维系亚洲稳定、和平与繁荣的责任感，共同设计共同体方式，奠定亚洲繁荣的制度基础。亚洲在构筑经济共同体时，也应构筑安全保障共同体。
中日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两国对立的长期性。有人提倡“新脱亚论”，这种论点从本质讲是对亚洲文明创造的逃避。中国应与亚洲各国共创亚共体。中日的对立，将可能通过亚洲共同体的创造获得解决。
在亚信峰会，中俄这两大国，必将发挥积极作用，中俄两国合作，将促进多极世界到来。中俄两国在受西方国家排挤制衡下，反而走得更近。两国在各种国际问题上，常常有意无意“对表”，形成“准同盟”关系。这次峰会，将促使从美国一极世界加速向多极世界转型。
日本前驻联合国大使谷口诚，长期以来一直不遗余力推广“东亚共同体”理想。他认为，中日韩应该率先建立共同体。不过在亚洲呈现深刻对立、分裂的今天，尽快找到一个更高设计，不失为一种最佳选择。
今后10至20年，将是亚洲深刻变化的时期。英国经济史学家麦迪逊曾预测，中国、印度等大国，将在21世纪前半期，恢复其历史上的经济大国地位。今天，亚洲已经建成上合组织、独联体、东盟等组织，今后亚信将在更高层次上，协调各个组织，整合、建立亚洲新秩序。亚洲的巨变，必将改变人类命运、重建世界秩序，今天，这个进程已经开始启动。
不远的将来，亚信峰会将有可能成为亚洲顶层领导机构，也将成为亚洲人自己主宰自己命运的象征。那么，上海亚信峰会，将成为实现这个目标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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