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禁毒专家：他们是特殊病人
阅读提示：从事公安、工商、税务部门的公务员比其他部门的公务员吸毒的危险系数相对要高，这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与社会接触较多的窗口部门，一些公务人员与社会人员接触多了，就会放松警惕，放松自我要求。
首席记者｜杨 江
6月26日，滂沱大雨，上海市崧泽强制隔离戒毒所内井然有序，戒毒人员正在收看“6·26”国际禁毒日的宣传节目。有着十多年禁毒工作经验的该所副所长、禁毒专家，同时兼任上海东方脑科学究所副所长的张俭琛，接受了《新民周刊》专访。
47岁的张俭琛毕业于第二军医大学临床医学专业，2004年进入上海政法委从事禁毒工作，2012年5月起，调任上海市崧泽强制隔离戒毒所副所长。在政法委从事禁毒工作期间，他曾负责上海加强易制毒化学品以及制药器械的管控工作，上海在加强易制毒化学品以及制药器械的管控方面领先全国。张俭琛还曾负责试点研究社区戒毒康复模式，参与了上海建立美沙酮维持治疗门诊的工作，上海的经验是将美沙酮维持治疗与社会帮教结合在一起，有效减少吸毒人员的复吸，帮助吸毒人员回归社会，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三年戒断率达到了40%。
张俭琛分析了我国目前的禁毒形势，点出了禁毒工作的一些误区，对我国禁毒工作尤其是戒毒工作提出了一些新的理念。
张俭琛认为，目前国内公安机关在打击毒品犯罪时受考核指标的影响，存在“贪大”以及“养鱼”的情况。他认为应该将打毒枭与抓“小”并举，不能让民众随意就能买到毒品，这对减少毒品危害至关重要。
强戒所要摆脱劳教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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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周刊》：在政法委参与禁毒工作的八年，您有何经验分享？ 张俭琛：吸毒者其实有三种身份——违法者、受害者、特殊病人。作为违法者，已经被公安部门处理过了，作为受害者与特殊病人，需要帮助，因此，戒毒工作模式必须转换，要从生物、心理、社会多角度切入，将现代医学模式植入到戒毒工作中去。有了这个理念，我们进一步对戒毒人员进行分类评估，综合干预，有的放矢，有利于提高戒毒效果。2012年5月，上海市全面推行该做法。
但我的体会，禁毒工作除了政府各级机关要积极履行职责外，还要充分发挥社会机构、社会组织参与其中，因此我提出政府主导推动、行业自律管理的工作格局，其中特别提及到NGO组织的角色。
《新民周刊》：从（强制隔离戒毒）场所外进入场所内，您对一线的戒毒工作有哪些新的认识？
张俭琛：全国的司法强制隔离戒毒所多是从过去的劳教所变身而来的，过去对吸毒人员主要是劳动改造为主，停留在劳教的模式，对吸毒人员的教育针对性不高，现在，劳教制度已经被废除，在强戒所内搞戒毒工作，必须真正体现戒毒的科学性与规范性。
上海市司法局、戒毒局敢于担当历史责任，充分认识到了戒毒工作理念转变的重要性，探索创建了上海特色的“2361”戒毒模式，戒毒工作日趋规范化、科学化。建立了强制隔离戒毒、社区戒毒、社区康复、戒毒康复的戒毒工作一体化格局。
《新民周刊》：吸毒人员为何越来越多？
张俭琛：一方面说明警方的打击力度越来越大了，一些原先的隐性人员浮出了水面；另一方面，确实，新吸毒人员也有上升。我们要反思，他们为何会吸毒，我认为重点是要反思禁毒的科学宣传工作是否到位？禁毒宣传的效果如何评估？预防体系是否健全，是否落地，落地后如何考量？
公众对海洛因成瘾性有共识，但对冰毒等合成毒品却存在严重误区，认为不会上瘾，有些人还认为可以提神、减肥、提高性欲，实际上都没有注意到冰毒对中枢神经的损害。
媒体应该怎么报道？是不是应该讲清楚“飘”、“High”背后的真正原因？
开颅戒毒术不能全盘否定
《新民周刊》：吸毒者复吸率非常高，这是什么原因？难道就找不到对策？
张俭琛：既然吸毒者是特殊病人，就要加强医学理论研究，但我们现在更多侧重从心理学、社会学角度研究。我一直认为毒品是可以戒掉的，只是需要时间，为何会复吸，表面看是意志力薄弱，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大脑功能损伤没有修复，存在认知功能障碍。
我们承担了一项国家十一五支撑计划研究项目，针对的就是中药戒毒，花了两年时间，做了一千二百多人的系统研究，已经通过了科技部组织的全国专家验收，我们的研究成果验证了毒品对大脑功能的损伤，证明了经中药干预可以明显提前修复大脑功能的损伤，中药济泰片可以阻断毒品对多巴胺转运体蛋白（DAT）的减少，可以预防复吸。此外，还建立了中药介入戒毒治疗的诊断标准。
我们研究的毒品以海洛因为主，但同时发现对冰毒也有效。遗憾的是，这个药因为没有达到规模生产，比较贵，在社区难以推广。
《新民周刊》：十多年前，我国曾有一些地区开展开颅戒毒术，但在2004年，因手术效果存在巨大争议，被卫生部紧急叫停，我们注意到，目前对这项技术仍褒贬不一。
张俭琛：开颅戒毒术源自俄罗斯等国，即便在这些国家，对此项技术也是褒贬不一，实际上，这项手术是有其合理性的，开颅戒毒术对吸食海洛因的人员，包括严重的冰毒吸食者，都是有效的。关键问题是需要过硬的技术支撑，如果靶点打多了，或者靶点找不准，就会失败或者产生副作用。
以上海为例，从2004年7月到2004年11月，仁济医院、华山医院、瑞金医院都曾开展开颅戒毒术，其中仁济医院做了35例，这个手术原理上和治疗癫痫、帕金森是一样的，我们知道，仁济医院癫痫手术全国有名，技术相当成熟，根据多年的追踪，仁济医院35例接受开颅戒毒术中的28例都非常成功，至今没有复吸。
上海当时还召集各家开展开颅戒毒术的医院组建了一个工作小组，研究如何规范开颅戒毒术，但后来卫生部叫停手术，把这种治疗列为三类临床准入技术，不是不允许做开颅戒毒术，而是必须要得到国家卫计委的批准。
当时的卫生部为叫停开颅戒毒术召开了一个研讨会，会上曾表示，叫停不是因为伦理问题，是因为技术是否过关问题，据我的了解，当时国内一些医院盲目开展开颅戒毒术，纯粹就是冲着经济利益，一些医院动辄收费十几万元，因此出了很多问题。
开颅戒毒术理论上没有问题，只是开展的时机尚未成熟，不能全盘否决。
官员吸毒的背后成因
《新民周刊》：近年来，官员吸毒案件频发，比如云南省楚雄州“吸毒州长”杨红卫，刘汉案中也曝光刘维和多名政法官员聚众吸毒，今年5月安徽宿松县也曝出多名官员聚众吸毒。分析这些官员吸毒事件，聚众吸毒的特征明显，且多伴有其他不良行为，如嫖娼。您怎么看官员吸毒？
张俭琛：官员吸毒是不是呈上升趋势，目前没有这方面的调研，但官员理应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染毒确实让人痛心，也会引发公众的担忧。官员吸毒和明星吸毒有一点相似，亚文化肯定是有的，比如，碍于情面，在一个圈子内，大家都在吸食毒品，你不参与，就进不了圈子，我觉得这是一种普遍的心理，再加上对毒品认识存在的误区，更容易被拉下水。
根据我们以往掌握的情况，从事公安、工商、税务部门的公务员比其他部门的公务员吸毒的危险系数相对要高，这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与社会接触较多的窗口部门，一些公务人员与社会人员接触多了，就会放松警惕，放松自我要求，将工作关系变为朋友关系，大家一起去KTV，叫了小姐，上了冰毒，人家都在吸，你不吸好像就不合群了，但是一旦“溜冰”，就容易发生性行为，越滑越远。
无论官员还是明星，在一个圈子里，大家对吸食冰毒司空见惯，肆无忌惮，这种亚文化的存在很可怕。我曾听说某地几年前的一个案例，一个派出所所长吸食冰毒后与KTV妈咪发生性关系，结果兴奋过度死在床上。
当然这样的案例是很极端的，并不多见。
《新民周刊》：新型合成毒品既然可以通过合成，就可以在国内生产，公安部的通报也表明国内生产势头明显，公安部不久前也重点打击了国内冰毒的主产地广东陆丰，面对这些新的变化，如何加强新型毒品源头管控？
张俭琛：我们一直在强调要加强对易制毒化学品的管控，易制毒化学品涉及生产、经营、运输、使用、进出口环节，一定要严格管控，从源头上抓起。
国家现有的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列出了三类24种，随着国家打击力度的加大，制毒人员也在想方设法寻找新的制毒来源，只有源头把控好，毒品才会得到遏制。现在条例里只有三类24种易制毒化学品，其实非管制的一些化学品分子结构改变一下就可以变为易制毒化学品，要适应形势，进一步扩大易制毒化学品管控的名录。
科研院所的实验室管理也要重点加强，一些实验室管理存在漏洞，但一直以来这个问题被忽视了。公安部门已经破获过这方面的案例，我记得曾经有个中科院的博士在实验室合成毒品，武汉一所大学的副教授也因此被抓。
现在合成毒品的方法，只要花钱，网上都可以买到。我很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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