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校“鲶鱼”搅动上海
阅读提示：应该让中国的孩子上怎样的国际学校？我想最高的标准是学了之后出得去，然后也要回得来。
记者｜应 琛 实习生｜葛 妍
教育国际化是全球教育发展的基本趋势。自2010年起，国家和上海的《规划纲要》都将教育国际化列为新一轮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任务。
同时，教育部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出国留学总人数达41.39万人。其中，从结构上来看，本科及以下就读人数和占比增长迅猛，留学低龄化趋势越发明显。
在此背景下，开设国际课程由十几年前的新生事物，到现在早已遍地开花。从最初极少数人才能就读的国际学校、民办学校试水国际课程，到如今，公办高中也大量开设国际班、国际部，并已由一线城市逐渐扩至二三线城市，成为教育国际化尝试的生力军。
国际化教育摸索多年，可以说当下正进入加速发展阶段。这其中，国际高中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脉络，当下其市场格局怎样，发展背后又存在哪些问题……
为此，《新民周刊》近日专访了对教育国际化有独到见解的“内行人”——上海市基础教育国际课程比较研究所所长、原上海中学（以下简称上中）校长唐盛昌，试图厘清上述问题，并找到未来国际学校发展的方向。
51年扎根教育实践第一线的唐盛昌，在全国率先抢滩公办学校国际教育事业，1993年，他创办了上海第一所教育教学由中国人自主管理的上海中学国际部，让中国人自主管理的国际教育品牌引领全国，并在国际基础教育领域不断发出中国的声音。
唐盛昌表示，一所学校最终能不能产生影响力，关键是看它的核心竞争力和办学质量，而不是依靠名气。
从“擦边球”到规范办学
《新民周刊》：上海最早的国际学校出现在什么时候？
唐盛昌：最早的国际学校是美国学校。美国学校在比较早的时候就享有特殊的政策，它原来是专门为使领馆人员子女而设的学校，但1990年代以后，美国学校不只局限于招收使领馆人员的子女。
《新民周刊》：包括双语学校、公立学校的国际班等，这些国际学校集中出现是在什么时候？
唐盛昌：基本上是2000年以后，实际上大量出现是2002、2003年。刚开始国际部是面向中国学生，因为没有那么多国际学生，感觉有点变形。但能否招收中国学生，当时的政策上是空白的，没有强硬措施禁止。
那些办了一段时间、有一定名气的双语学校，大部分情况下，也是由区级层面的教育行政机构支持的。严格来说，这个事情存在很多问题，比如说，区级教育行政机构是不是有这个权力，因为没有政策规定，可以说打了一点擦边球。
这些情况现在都在进一步规范。像今年就有规定，就读高中“国际课程班”，需要先通过“中考关”，另外市教委今年还认定了21所高中的“国际课程班”。
《新民周刊》：现在都说国际学校这个市场很火，在您看来，这股国际学校热潮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唐盛昌：最近10年我们国家的格局也发生了变化。以前很少有家庭能够负担国际课程的学费，一般的家庭也负担不了出国留学，经济水平不匹配。但是新世纪以后中国的经济实力提升，相当一部分家庭逐渐富裕起来 他们已经初步具备让自己的子女出国留学或者是念国际课程的能力，能够承担高昂学费，这成为这个市场火爆的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现在体制内的学校对学生个性发展不够关注。国外的教育观念逐渐渗透到国内，一些有着留学背景或国外生活经历的家长，他们对于自己孩子念书苦、念刻板的科目感到不满意，这些家长希望自己的子女上更接近国际主流发展的学校。
所以，第一个是经济背景，第二个是文化和教育观念的变化。家长认为培养孩子的途径不一定是按照传统的国内体制，还有跟国际更加接轨的方式。这样的人群在不断扩大，这就使得为中国孩子提供国际课程的学校有了生存的空间和发展的可能。
《新民周刊》：您认为，国际学校跟普通高中比的优势在哪里？
唐盛昌：不只是教学结构现代性的方面，还有判断学生学习能力的思路也不一样，国际学校更看重创新能力和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国际化的教育对学生能力的关注绝不仅限于课本知识，还包括社会交往、社会参与和学生的自主发展等。
冷静选择洋校
《新民周刊》：中西方教育到底存在哪些差异？
唐盛昌：上中国际部成立20周年时，我出了一套书，一本是关于总体差异的总论，还有六本讲六个学科，每一门学科都做了非常详细的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方面面的比较。
从大的体制来讲，最大的差异在于：一是学生的个性发展，国外的指导思想是随着年级的升高，不同的学生可以学习不同的课程。国外首先有一个学科群的概念，而每个学科群里的课程又分成高水平和低水平。六门学科分“三高三低”，三高体现学生的个性，六门都要学则是共性。另外，国外的教材编写花了很大的心血，例如理化生只要你学一门，就知道实验科学是什么。至于你学哪门课，全看你个人选择。
国外的教育是以学生个人的发展作为考量，可以说是扬长平短，要求学生在发挥自己长处的同时，至少其他不擅长的科目要达到平均水平。反观我们高中基本学习相同的课程，要求达到相同的水平。
第二个差异就是课程现代性的问题，我们高中教科书是比较经典传统的，比如实验科学或者数学里面绝大部分都是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的内容，但是它们有大量的现代的内容和思想。怎么教，什么时候教，用什么方式教，这些是可以动的，也就是传统内容的现代处理和现代理解。这个也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对教学非常重要。
《新民周刊》：在您看来，国际教育“教”比“学”更重要？
唐盛昌：对。有一种概念叫学科的教学结构，这跟学科结构是两码事，它规定了我们在高中、初中、小学阶段哪些内容是基础的。我认为一个学校要发展，它对于基础的理解就要变。我选什么内容，选了之后又怎样来教，怎么去用，这也就是教学的现代性问题。可以说，上中国际部经过这20多年的发展在这方面是做得比较好的。
《新民周刊》：目前，上海是不是中国国际学校最多的城市？
唐盛昌：应该是最多的，上海在这方面走得比较靠前，需求比较大。这跟上海的开放程度，与各方的交流有关，还有我们这里比较前沿，思想活跃，多元文化的碰撞在上海也较为明显。
有市场，又有需求，这也使得国际名校纷纷来上海办分校。国外名校的分校要做一个区分。事实上，真正愿意用相当的精力来中国办学校的很少，很多是一批有商业头脑，又跟这些名校有关联的人，看到了这样的商机。包括现在的好几个国际学校，其实是贴牌学校，并不是这个学校关键和重要人士过来办学，这个现象在经济领域是不少的，所以它们的教学质量是讲不清楚的。但我知道，也有多个国外学校不愿意做这种事情，它们不缺钱。
现在我们招收中国学生的，也有相当一部分是中介在做，并不是自己有实力办，所谓的合作学校更多是商业考虑。
《新民周刊》：有什么措施可以保证国际学校的教学质量？
唐盛昌：这是一个空白的领域，现在首先要做的，是对它们有没有办学资质进行规范，慢慢地再对其教学质量、运作模式等进行进一步的评估，但现在还没有到这个阶段。
《新民周刊》：家长应该怎样评判学校的好坏？
唐盛昌：一个是搞清楚这个学校实质性的主办方是谁，譬如说有些学校不一定是名字上的这个学校办的，主要是教育中介做的。第二个是看课程设置和学校口碑。
助推本土教育改革
《新民周刊》：前面提到现在高中要就读国际课程，必须要过“中考关”，会否影响到国际学校现在的招生方式？
唐盛昌：这并不意味着要求越来越高，只是不同的要求。国外的教学侧重点跟我们也不一样，它们侧重的不是学习成绩，首先是身体好，第二社会意识要强，诚信也要好。所以，国际学校招生也是多样化的，有些成绩并不是很好的同学，其他方面可能很强，那他在国际学校也能游刃有余。
《新民周刊》：有一种观点认为，国际学校更要求孩子自律，有些家长认为孩子进了国际学校将来就能出国留学，完全放弃对孩子的管教。这样的“熊孩子”会变得更“熊”吗？
唐盛昌：这个不好说。国际学校的确更强调自主发展，如果完全放任的话，也是有这个可能性的。但国际学校的自由不等于完全放任，在那里“熊孩子”也有可能会找到他有兴趣的课程，反而让他爱上学习。
过去的一些教育方式是抑制学生的长处，一定要你加强自己的短处，所以我叫它“抑长强短”，学生把更多的时间留给自己的弱点，这样学生的个性就出不来了，也培养不出学习的热情。这才是问题。
《新民周刊》：国际课程在上海发展已经20多年，有哪些新的问题值得改进？
唐盛昌：这20多年与国际课程接触后，我有一些思考：应该让中国的孩子上怎样的国际学校？现在有好多学校实际上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一种是请外教来教，全是国外的那一套，但是中国孩子，特别是到了高中，之前接受的是体制内的教育，一下子转变，会出现很多问题，导致最后两个都没学好，成了“夹生饭”。
同时，现在很多人希望孩子有国外的学习工作经历，但是最终还是回国。有个词叫“海待”（海归待业），他出国了，学了几年回来后找不到好工作，不适应中国，学到的东西在中国没用。所以，我想最高的标准是学了之后出得去，然后也要回得来。
这意味着中国的根不能丢掉，中国元素不能丢。但在我看来，中西教育两者完全融合是不可能的，只能是整合。怎么整合？现在我就在上海星河湾双语学校做这个事情。
《新民周刊》：引进国际课程对中国教育有何借鉴意义？
唐盛昌：提出基础教育国际化的思路是正确的，但国际上很多东西可能和我国的体制、观念、背景有冲撞。另外，基础教育国际化并不是一句空话就能解决，牵涉到一连串实际问题，需要我们系统深刻地思考。
中国学校引进国外课程牵涉教育主权问题。将某些国外课程作为选修课没有问题，但要引进一个完整的课程体系就是个法律问题。能否以中国学生为对象，在一个学段，全部使用国外的课程，一所学校是没有权力决定的，目前更多是在教育部的授权下实施的。其次，纯粹从学术角度讲，有些国外课程到底应不应该引进还是需要论证的，引进的意义、目标、投入产出比都要好好研究。
所以，我们现在要试点国际课程的话，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以我为主的做法，在自己的架构体系下，有选择地挑一两门国外优秀的课程，这种方式是我可以接受的，上中本部就是这样做的。第二种是完全按照国外的体系来做，如果注意衔接，那是可能的。但现在很多教育机构没有这个耐心把前面的基础做扎实，所以看上去引进了很多国外的东西，但实际上做得不好，因为引进的是片面的，是不完整的。
《新民周刊》：这就涉及到如何推进国际课程的本土化。
唐盛昌：最重要的是搞清楚国际课程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怎么按照它的标准做到最高水平。
另外，国际课程对我们教育改革提供了参考，国际的主流就是学生可以学习不同的课程。高考改革是需要实践的，单纯理论是没用的。最新的高考改革方案稍微有点变化了，2014年是试点，2017年时检验。虽然科目变化不大，但学生可以选择，也可以学到不同的水平。这已经往前进了一步了，表明我们是在朝着国际主流方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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