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的“女权”是选择权
阅读提示：社会不能出台规定强制女性休假的时长，这实则是剥夺了女性的选择权。况且家庭责任不只是靠女性承担，每一个家庭成员都需要承担责任。
实习生｜葛 妍 记者｜应 琛
近年来，在经济发达城市，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回归家庭，成为“全职主妇”。在此过程中，她们在不断观察自己，修正自己，以自己独有的生命体验，实践着对于生活的种种梦想。她们在生活和自我意识之间苦苦寻找平衡，也许最终不过是为了获得两性平等的互通和交融。
法国存在主义作家、上世纪70年代女权运动创始人西蒙·波伏娃曾说：“女人不是天生的，社会女性的外在形象也不是‘天然’的，是被塑造出来的。女人在看待自己和做出选择时，不是根据她的真实本性，而是根据男人对她的规定。”
如今，面临回家还是不回家，女性是该面面俱到地去迎合社会对于她的各种角色期待，还是在多元化空间下选择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来面对这个世界？
这一次的选择将更需要理性。
女权主义的“腥风血雨”
前不久，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He For She运动发布会上，“小魔女”艾玛·沃特森发表了一场关于社会性别角色的演讲，她用颤抖的声音说：“我8岁的时候，因为想要自己导演一次为父母表演的节目，结果被说是霸道，但是男生却不会被这么说，我对此感到很困惑。14岁的时候，我开始被媒体的特定元素性别化；15岁时，我的女性朋友们放弃了她们喜爱的球队，只因为她们不想看起来肌肉发达；18岁的时候，我决定成为一个女性主义者时，我的男性朋友们拒绝表达他们的感受。”
“女性主义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不被接受的词语。”艾玛说道。
但不管如何，在历史的某个时刻，一直以来被称作“男人附属品”的女人觉醒了，一场关于女性权利的斗争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汕头大学妇女研究中心顾问冯媛教授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最早的女权主义运动兴起于16世纪，从此妇女积极争取受教育权、选举权、劳动权等权利，除此之外，她们呼吁社会意识到女性的特殊需求：如女性应该拥有计划生育权；作为工作母亲，女性应享受8小时工作制；工作中应该免受性骚扰（早期的语言是调戏妇女）……
资料显示，女性主义思想开始于启蒙时代，思想家玛丽·维特雷·蒙塔古 (Mary Wortley Montagu)女士和孔多赛侯爵(Marquis de Condorcet) 提倡女性应该和男性一样接受教育。自由派思想家杰瑞米·边沁（Jeremy Bentham）则提出女性在方方面面都该有平等的权力。
1785年，第一个女性科学研究社团 (scientific society)在荷兰共和国成立，与此同时，女性专题期刊也开始风行。著名诗人雪莱的岳母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在1792年所著的《女权的辩护》被认为是最早的女性主义作品之一。
从18世纪开始，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女性在法律上受到了不平等的待遇，因此，女权主义运动兴起。组织性的运动则起源于1848年，全球第一次女权大会在纽约的塞内卡瀑布市（Seneca Falls, New York）召开。
冯媛介绍道，女权主义的第二次浪潮大约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此时，女性们对于权利的要求超出了以男性为参照标准，通俗来讲，女性应该享有男性所拥有的一切权利，但同时也应该拥有女性独有而男性所没有的权利。
“过去为了保护女性，规定女人不能从事夜间工作，不能出入矿山，但一些女性意识到，女性不能一直由别人保护，而是应有选择是否工作的权利。”冯媛告诉记者，与此同时，很多国家都出台了同工同酬的规定，以及一些支持女性参与工作的政策，“男女平等不是妇女组织推动的使命，政府有责任来推动妇女平等。”
也就是从这段时期开始，产假、家事假逐渐产生，不仅针对女性，针对男性的“产假”也有了法律保障，丈夫也可以回家尽丈夫和父亲之责，同时可享受天伦之乐。
所谓的第三次女权主义浪潮是第二次浪潮的延伸，人们意识到平等的概念其实存在多样性，对于来自不同阶层、民族、地区的妇女来说，实现平等其实有着不同的条件，因为她们有着不同的利益需求。
现实仍然很骨感
女权运动轰轰烈烈几百年，女性终于重新以“半边天”的姿态立足于世，但现实往往没有想象中美好，平等的道路漫长而艰辛。同样作为曾经的媒体人，冯媛深切地感受到新闻界女性地位的微妙。
冯媛表示，在主流媒体中，女性地位经历了一个比较漫长的发展过程。尽管主流媒体中女性的曝光率较高，电视、广播中很多主持人和记者都为女性，但实际上女性在大众媒体的发展不尽如人意。例如，学新闻传播的学生中，女生所占比例非常高，通常超过三分之二或五分之四，然后进入新闻行业后，在具有决定力的岗位上，女性比例更加低，各大主流媒体的编辑以及副编辑大多为男性。
另外，早期女性在媒体中的形象一般是符合传统道德标准的，即使偶尔会有一些大智大勇，聪明能干的新闻人物，也常常符合社会对于女性的期待或规范理念。
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提出了女性在媒体中发展的两个主要目标：一是促进妇女对于媒体的参与度，也就是促进妇女对媒体的影响；二是改变媒体传播中对男女性别角色的陈规定性，打破僵化的角色规范。
有了这些倡导和推动后，媒体中的妇女形象逐渐开始丰富起来，出现了超越传统的形象。“但总的来说，媒体中很多地方还是充斥着性别的陈规，尤其是在报道灾难事故的时候，还是倾向于把女性描绘成比较缺乏主动性和能动性的受害者。”冯媛说道。
提及媒体中女性地位仍不理想的原因，冯媛分析道：“不光是在媒体行业，女性在很多行业都能做得很好，总统、总理、首相都有。基本上还是权力关系结构的原因，越靠近权力中心，男性越不太有分享权力的意识，很多是一种制度的安排，没有想过权力是可以让女性分享的，在这一点上有很多领导、决策者的思路是落后于公众的。”
据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显示，大部分的受调查者认为在领导岗位中，男女性别比例应该相近。59.5%的人认为目前中国男女两性的社会地位差不多，33.7%认为男性地位比女性更高，3.4%认为女性的地位更高。
另外，对“女人的能力不比男人差”和“男人也应该主动承担家务劳动”的说法，分别有83.5%和88.6%表示认同。
“这说明公众在这一点上的觉悟已经很高了，但是我们的决策者还没有这个思路。有的人从来都觉得我可以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我可以为更多数人服务，自己就能很好地为女性服务了，这只是一个神话。”冯媛说。
当然，现在也有男性主动分担家务，但媒体却很少报道这样的男性，甚至还会用“妻管严”之类的词语来嘲笑此类男性。冯媛认为，一些男性实际已厌倦职场中的竞争环境，他们也希望改变生活节奏，但媒体仍然习惯于将男性描绘成热爱竞争的凶猛动物，把女性描绘成赏心悦目的角色。
家庭主妇是美好假象
中国网络电视台发起的有关家庭主妇的调查现实，有29.51%的女性认为应该“以事业为重，有事业在家里才有地位，兼顾家里即可”；54.95%的女性则认为应该“以家庭为重，有份工作就可以，更倾向于照顾家人”。
在一些年轻女性的眼中，家庭主妇是份美好的“工作”，但冯媛并不赞成这个假想，“首先我想质疑，家庭主妇轻松吗？”
前不久，冯媛与几个年轻女性朋友聊天，朋友们都是文职员工，通常都在办公室办公。当冯媛问她们是否干过体力活时，一开始得到的回答是否定的。但再三思索，朋友们意识到：“对啊，买菜啊，抱孩子啊。”冯媛继续问：“那你们丈夫呢？”朋友们答道：“他上班啊，背个公文包，他的公文包都不一定有我的菜篮子重。”
2008年，英国《每日邮报》刊文称：一名家庭主妇每年应为自己的家务劳动获得近３万英镑（约合５.８万美元）报酬。当时，一个专为家庭主妇设立的英国网站发起了一项调查，参加调查的有4000名英国家庭主妇。结果显示，如果对这些家庭主妇操持家务的工作量进行估算，她们中大多数人每周工作７天，每天工作９小时。如果将这些工作量折算成外出工作量，每人年平均收入将为5.6万到5.8万美元，而当时英国人均收入大约为1.17万美元。
调查显示，一名家庭主妇平均每天需要花费4.55小时照看孩子，其中的工作包括喂孩子吃饭、陪孩子玩、帮孩子穿衣服、给孩子准备上学用品、辅导家庭作业，接送孩子上下学和哄孩子睡觉等等。如果这些工作都由保姆完成，按平均15.5美元时薪计算，这家每天要支出约70美元。由此可见，家庭主妇的工作其实并不轻松。
在冯媛看来，有些女性选择成为主妇也许是向往中产阶级家庭主妇的形象，在电视电影中，这些主妇们往往幸福快乐，生活在摩登的环境中，把家里照顾得井井有条，还可以在丈夫面前做到“赏心悦目”。
事实上，工业革命之后，西方出现了所谓的中产阶级全职太太，她们除了是全职太太之外，还热衷于社会公益。“但其实这是另外一种对于女性的剥削，让女性做了很多社会无酬劳动，大概70%的无酬劳动都是女性做的，如果算成美元是几十万亿美元，没有哪个政府付得起。”冯媛直言不讳。
冯媛称，现在西方全职太太的比例相比于过去而言应该是降低了，因为社会经济的变迁，很多家庭只靠一份工资无法过上富足的生活。除此之外，越来越多的妇女不甘于只做家庭主妇，她们希望拥有自己的事业。
在日本，正是因为很多女性不愿意做全职太太，所以才造成了女性晚婚的现状，还有一些女性选择结婚不生子或者晚婚少子。而在美国，有一种说法是存在100万的全职父亲，由于社会给女性提供了就业机会，作为丈夫也愿意做出这样的选择。
“回家”就快了吗？
日前，有人大代表提出女性产假应该延长至3年，但女性产假期间，需自愿选择离开职场，待3年期满之后重新择业。
这条看似为女性着想的建议，在冯媛眼里其实是变相敦促女性回家。
其实，早在2001年的全国“两会”上，江西委员王贤才就曾以《“家政”的呼唤与回归》为主题发言，其中心便是“劝妇女回家”。
王贤才认为，真正的男女平等，从根本上说，是人格的平等，政治、法律和经济地位的平等，这与妇女是否工作，并无必然的联系。坚持男女平等，承认男女有别，完善男女的合理分工，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因为它能更好地组织社会生活和社会生产。
“鼓励女职工在自愿基础上，回家主持家政，把家管好，把孩子带好，实在是一件利国利民利人利己的好事。让更多的孩子在母亲的直接关爱下成长，造就更优秀的第二代。因为任何社会化服务，都不能代替母亲的作用。”王贤才表示。
回家与否，这个问题值得探讨的实质是：女人应该作一个价值判断——怎样的我才是幸福的？是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是回归家庭相夫教子，还是在二者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冯媛也强调，社会不能出台规定强制女性休假的时长，这实则是剥夺了女性的选择权。况且家庭责任不只是靠女性承担，每一个家庭成员都需要承担责任。
“女人究竟要不要做家庭主妇，让她们自己选择。但社会给了她选择的机会吗？有些女性并没有选择权。”冯媛说道，“不论是自愿或是被动，女性回家其实都反映了传统的性别分工模式，那就是男主外、女主内。”
冯媛有一位朋友，曾经是外语老师，但丈夫事业成功之后希望妻子做全职太太，可是妻子却很想当老师，于是就偷偷摸摸地赶在丈夫回家之前做家教，“她并不是缺钱，但是她想实现自己的价值”。
此外，冯媛还接触到一些流动人口中的家庭主妇，她们通常是因为孩子没人照看，才必须做出牺牲，在家照顾孩子，打理生活。
冯媛说，有很多调查显示，同样学历的男女生找工作，女性得到的面试机会也可能比男性少，找到理想工作的几率也低于男性。同样是总经理或者是主管，已婚的男性的收入高于未婚男性，但已婚女性收入却低于单身女性。
社会普遍认为男性有了孩子后不会分心，事业仍旧可以蒸蒸日上，可是女性一旦结婚生子，所有的社会期待，包括女性内在化的期待都是回归家庭，因而对于其工作的期待就降低了。
“关键是社会究竟有没有给女性选择的机会。单纯责备雇主是不够的，因为我们社会没有让男性来分担家务。男性除了不能怀孕不能哺乳之外，其他的事情都是可以搞定的。”冯媛强调，之所以男性很少照顾孩子和老人，是因为缺少社会公共政策来鼓励男性分担责任。同时，社会对于女性工作的支持力度也不够，例如对于哺乳母亲的照顾，还有托幼制度，这些都是当下社会所缺失的。
“现在通常是把公共服务私有化，让家庭自己去找保姆，自己去找老人帮忙，其实我们是需要通过公共政策的变革来让男性分担，也需要发展一些公共服务来解决。”冯媛补充道。
对此，冯媛的建议是，社会要提供充满想象力、创造力的制度性安排。首先不能对男女采用双重标准，例如退休时间的设定，公司业务培训或者工作机会的分配。另外，在女性怀孕后，社会也不需要把她们想象成完全不能胜任工作，仍需要给这些女性支持与帮助，可以在工作方式、时间、岗位上更加灵活，利用互联网的发展，达到更便利的工作环境。同时，上司们应该考虑到男性因为家庭事由请假的可能性，鼓励男性承担家庭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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