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狐”记 直击上海警方境外追逃
阅读提示：张宏出逃时随身带走了60多万元人民币，但到印尼后不到一年就花光陷入了窘境，用他的话讲，“用魔鬼的方式赚到的钱，最终还要用在魔鬼身上”。
抓住那只 “肥狐”！
佛经里说，人世间所有的苦难皆源自“贪”、“嗔”、“痴”，是为“三毒”。论毒性，唯这“贪”最甚。一个贪字，毁了多少人生，灭了多少王朝。
人类文明史上最漫长的一场战役当数这“反腐”了，古往今来，硝烟从未断绝，胜负至今未定。
与“贪”斗，更像是与“己”斗，它几乎寄生在所有人的灵魂里，它太强大了，强大到全世界无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不得不承认它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国门内，一只只老虎被关进了笼子，一只只苍蝇被逮进了瓶子，可是，国门外，还有多少贪官在“泣血蝇虫笑苍天”？
看清楚“贪”这张血盆大口了吧，我们在国门内打老虎、拍苍蝇，他们却躲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别墅里，搂着小三，坐拥金山，喝着红酒，笑傲江湖。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于是，有了猎“狐”，这“狐”就指包括贪官在内的在逃境外犯罪嫌疑人。
百日猎“狐”，即已斩获180人。中国警员罕见地集体高调踏出国门，“猎狐”就像一把钎子，撕开了中国海外追逃追赃的一道口子，给这把钎子提供神力的就是位居世界第二的国力与日益提升的“江湖地位”。
“狐”是一定要抓回来的，否则国内的“虎”会更加嚣张，“狐假虎威”这个成语就要被改写成“虎假狐威”。
借正在北京举行的APEC，中国成功开辟了海外反腐“第二战场”，“打虎”进入2.0时代。（首席记者 杨 江）
猎“狐”记
首席记者｜杨 江
中国反腐，进入到新的阶段。
11月8日，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26届部长级会议通过《北京反腐败宣言》(以下简称《宣言》)，这是第一个由中国主导起草的国际性的反腐败宣言。加强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合作是《宣言》的核心内容。《宣言》还提出建立亚太经合组织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ACT-NET)。《宣言》搭建了最大的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平台，将对今后一个时期亚太地区反腐败国际合作发挥重要引领作用。
在此之前，2014年7月22日，公安部部署开展针对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缉捕工作的专项行动“猎狐2014”，自那一日起，上海将“猎狐”提升至“维护国家法律尊严、社会公平正义、市场经济秩序、群众切身利益”的高度，在全国各省级机关中对此项行动，设置了最高规格的组织架构。
为表明中国警方境外追逃的决心，也为了规劝尚在境外逃亡的犯罪嫌疑人早日认清形势归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神秘的上海803公安大院向《新民周刊》记者敞开了大门。
经济犯罪侦查总队一间总面积不过十多个平方米的小办公室，乍看上去很不起眼，却是上海整个“猎狐2014”专项行动的心脏——上海“猎狐2014”专项行动办公室。
100余天来，上海警方已从14个国家和地区缉捕、劝返在逃经济犯罪嫌疑人22名，约占全国同期缉捕劝返总数的1/9，暂列全国第三，提前实现了专项行动设定的目标，尤其是在南美、南太平洋和西欧等国家和地区取得了突破。
长达17年的追捕
“猎狐”警员一踏上印度尼西亚的国土，就强烈感受到了这种“国家力量”的强大支撑力，他们说，公安部发起的“猎狐”名噪海外，他们前去缉捕犯罪嫌疑人张宏（化名）时 ，所得到的中国国家层面的支持以及印度尼西亚方面的配合度是以前所不敢想象的。
17年前的1997年，涉嫌金融凭证诈骗的张宏逃亡印度尼西亚，从此藏匿该国，也由此成为上海在册出逃境外犯罪嫌疑人中年限最长的一个。
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徐长华总队长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曾谈及，有些犯罪嫌疑人面对前来缉捕的中国警员很意外也很感慨，说这么多年了，你们怎么还来抓我。
经侦总队一支队侦查员苏德荣铆足了劲，说就算追到天涯海角他也要将张宏缉捕归案。1997年8月1日，在上海某银行的溧阳路营业所，张宏冒充银行经理，伙同他人用一张伪造的企业存款证实书将某单位一张面值1000万元人民币的银行本票骗走并转账提现，造成被害单位巨额财产损失。
同年8月28日，上海警方接到受害单位报案，当时经侦总队尚未成立，由当时的刑侦总队八支队负责侦查。短期内，警方掌握了张宏的出逃轨迹：南京、重庆、成都、广州、北海，一路紧追不舍，但由于当时信息滞后，10月4日，张宏从海口机场出境逃往了印尼。
张宏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回忆，出逃时，他的女儿才刚刚6岁，他骗妻女说出差，就踏上了逃亡路。原本张宏的计划是逃到印尼后“洗白”身份，以印尼国民的身份再逃亡第三国，但未料想，刚到印尼就遇上了1998年的“排华事件”。
上海警方本已与张宏取得联系，规劝其回国投案，但“排华事件”的发生却让案件陷入了停顿。
张宏至今回忆起来仍心有余悸，他说，“排华事件”发生后，他不敢暴露自己中国人的身份，整天东躲西藏，惶惶不可终日。
张宏出逃时随身带走了60多万元人民币，但到印尼后不到一年就花光陷入了窘境，用他的话讲，“用魔鬼的方式赚到的钱，最终还要用在魔鬼身上”。
张宏花钱从黑市购买印尼身份，至归案时，已经在印尼换了七次身份，其中第一年就换了五次，但前六次的身份都被骗。
为了躲避中国警察的追捕与印尼警方的盘查，张宏不得不东躲西藏，他在印尼的各个地区辗转藏匿，当过矿工、在棕榈园打过工，也在印尼海边养过鱼虾。因为从黑市购买的身份证是假的，被执法人员盘查时，他每次都不得不花钱打点，最贵的一次送给对方一块劳力士手表，最便宜的一次花了差不多十多元人民币的印尼盾就脱身了。
因为逃亡，张宏的妻子最终在国内起诉离婚，2000年，张宏在印尼与一名华侨女子结婚，但隐瞒了他被中国警方追捕的内情。
再婚后的张宏收养了两名养女，并信奉了当地盛行的宗教，以求内心的安宁，五年前，他突然有了归国了结案件的念头，却一直没有自首的勇气。
张宏最终通过一名与他相交甚好的印尼村长获得了他的第七份身份证，这一次没有花钱，所有手续齐备。
他落脚在巴厘岛，成为了一名导游，直到这时，他才敢说中国话，但却不敢讲母语上海话，事实上，因为17年间一直刻意隐瞒上海人的身份，他归案后发现自己连上海话都已不会说。
徐长华总队长总结上海境外追逃经验时首先提及了“基础信息战”的重要性，追逃在境外，但基础在国内，必须建立一人一档案，实时更新，确保基础信息扎实可靠。
“我们是上海的”
虽然对上海警方而言，张宏“生死未卜”，但却始终不曾放弃，2011年，张宏出逃第十三年，上海警方获悉张宏在巴厘岛从事导游，随后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向全球发布了红色通报。
2013年5月，经过2年的漫长等待，国际刑警印尼国家中心局传来消息，有一名与张宏相仿的男子因身份问题，正在接受巴厘岛移民局审查，希望中国方面进一步提供指纹、DNA等信息，以便核实。但当中国方面将张宏的相关信息搜集完毕并派员赴印度尼西亚开展进一步工作时才得知，张宏已经趁看守不备，逃离移民机关监管场所。
2014年7月，中国公安部“猎狐”，专案组获悉了张宏的新身份以及落脚点，上海警方立即向公安部、国合局汇报行动方案。
8月26日，经公安部国际合作局、市政府外事办批准，抓捕小组飞赴印尼，公安部专门安排了一名官员随行协助国际警务合作。
9月1日，正在旅行社开会的张宏被抓获，苏德荣用上海话说了一句“我们是上海的”。张宏就明白了一切。
然而，如何将张宏带回国又遇到了难题，按照当地法律，张宏在移交移民局启动遣返程序前，当地警方必须先查明张宏在印尼17年间使用伪造身份的犯罪事实，以及是否还有其他犯罪，如有，则必须先在印尼境内接受起诉审判甚至服刑。经过我驻印尼使领馆、公安部等部门的协调，17天后，巴厘岛警方最终同意中方的遣返方案。
9月18日，逃亡17年的张宏被押解到了上海，从浦东机场回市区的路上，他一路看个不停，眼前的上海早已没了当年的模样，他几乎认不出来了。
张宏说，在巴厘岛当导游时，他接待上海旅游团，感到很亲切，却不敢讲沪语，生怕暴露身份。
如今，在看守所里，张宏慢慢尝试重拾沪语。他说如今自己心里反倒很平静，他放弃请律师，如果判刑，他也不上诉。
“该还的，我一定要还！”
徐长华总队长总结，境外追逃，除了打好信息基础战，还要打好证据固定战、科技查控战、政策运用战以及国际合作战。 在“猎狐”行动前的境外追逃，因为国际合作方面的不尽如人意，大部分是靠劝，以上海为例，劝返占了百分之七八十的比例，即便缉捕成功也主要集中在东南亚一些与我国关系较好的国家。
“猎狐”百日的数据分析，全国层面，共归案180人，其中劝返76人，缉捕104人，上海缉捕12人，劝返10人。
数据有力说明了中国警方海外追逃能力的提升，“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洗出“漂白”者
徐长华介绍，很多犯罪嫌疑人会利用各种手段在国外“洗白”身份，“我们通过大数据比对，通过科技信息化手段将他们洗出来，褪去马甲。”
以这样的方式，上海先后在边控成功抓捕了4名使用境外新身份试图蒙混入境的犯罪嫌疑人。这当中就有潜逃美国7年并已加入到美国国籍，成功“漂白”身份的姜勇（化名）。
2007年11月，涉嫌合同诈骗罪的姜勇逃匿至美国，受害厂家报案后，上海警方立案侦查，在得知姜勇已逃往美国后，通过中间人尝试规劝其回国，但姜一口回绝。
警方一方面在第一时间对涉案资金流向、厂商受损规模、作案手法等进行侦查，固定证据，另一方面兵分多路，以期能找到姜勇在美国下落的蛛丝马迹。最终，警方发现了姜勇妻子孙某的线索，但孙某却表示姜勇在出逃前就已经与其办理了离婚手续，双方再无联系。
2008年，负责此案的何悦奇警员提议将姜勇的犯罪线索通过公安部国合局向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发出协查请求，通过国际协作的司法资源和渠道探寻姜勇在美下落。然而，中国警方发出协查请求后，FBI长达3年的时间内一直没有给予回复，案件陷入僵局。
2011年的一个下午，美国FBI突然向上海警方发送了回复，但在回函中，美方表示，姜勇在逃往美国后已经与一名韩裔女子结婚，并生有一子。婚后，姜勇于2011年取得了美国国籍。FBI针对中国警方就姜勇的犯罪情况进行了问询调查，但姜勇矢口否认，由于缺乏证据，FBI没有对姜勇采取任何限制措施。
中国与包括美国、加拿大在内的多个发达国家至今没有签订双边引渡条约，因此有时候即便在这些国家见到在逃的犯罪嫌疑人也不能采取任何行动。
何悦奇想到FBI“姜已取得美国国籍”的回复，突然有了办案思路——加入了美国籍，姜勇就可能变更了姓名，取得了美国护照，而案发前做外贸生意的姜勇很可能变更身份后还会往返中国进行外贸生意。
姜勇与前妻育有一子，在上海某小学就读，警方发现这个孩子有单独从上海出境美国的记录，却没有入境回国的记录，到所在学校查访，却发现这个孩子已经回来了。原来，姜勇已经将儿子移民美国，回国时这个孩子用的是美国护照。通过一周的比对，侦查员终于在海量入境旅客信息中发现了与姜勇姓氏、长相均吻合的美国籍人员“jiangjason”，至此姜勇被“洗”了出来。
经查，姜勇现在是持新的护照入境中国，且基本上每个月一次，非常频繁。
8月9日上午，姜勇乘坐航班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被专案组抓获。
面对前来抓捕他的何悦奇，姜勇很惊讶，他一直以为漂白了身份就安全了。徐长华坦言，中国境外追逃的难点就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但办法总比困难多，总有一种办法可以将逃亡海外的犯罪嫌疑人缉拿归案。
他特意强调要打好证据固定战，加强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涉案的取证工作，全面固定证据，及时提请检察机关批准逮捕，迅速提请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报，布下天罗地网。这也为国外执法部门实施缉捕和遣返提供了证据支撑。
不久前，在缉捕一名潜逃加拿大的嫌疑人的过程中，上海警方就代表中国警方赴加拿大出庭聆讯，以扎实的证据基础和深厚的法律功底，赢得了广泛好评。这也为后续的遣返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外逃者的落魄人生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在国际舞台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在国际交流中的地位以及话语权也在显著增加，国际警务合作的日趋频繁与顺畅与此有着必然的内在关联，在徐长华看来，这是“猎狐”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中国警察因此能成功地“走出去、带回来”。
不过境外追逃除了牵涉到国与国之间的外交问题，还有一个现实的成本问题，为了节省成本与人力，对有条件能够劝返的警方尽量采取劝返的办法。上海警方通过各种渠道将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外交部联合制定的《关于督促在逃境外经济犯罪人员投案自首的通告》告知在逃境外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并借助微博、微信、邮件等载体加强劝返工作，及时传递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警方追逃的决心，督促归案。
从全国缉捕归案的180名在逃境外犯罪嫌疑人的信息汇总来看，绝大多数在国外生活得并不如意，一些犯罪嫌疑人在境外的处境甚至可以说很凄惨。比如，浙江警方11月初从菲律宾抓回来的一名谭姓嫌疑人归案后谈及自己在境外的遭遇就泪流不止。他说当地医院和人勾结，体检时硬说他得了性病，要打15针，最后打得他都快爬不起来。另一名钱姓美女老板逃亡菲律宾后流落到贫民窟，穿着拖鞋靠送外卖为生。
52岁的上海人李秋红（化名）2005年涉嫌职务侵占，与丈夫逃往境外，一年后国际刑警组织对其发布红色通报。2014年5月，李秋红与丈夫在泰国曼谷的郊区一出租屋内被抓获，上海警方在6月12日将他们带回上海。
下飞机时，李秋红是被警察背下来的，原因就是长达9年的逃亡，李秋红重病缠身，糖尿病、高血压，却一直无法就医，9年时间内居然连药都没能吃上一颗。李秋红目前正在上海监狱总医院接受治疗，医生告诉她，她的身体状况再不回来就回不来了，因为会瘫痪。
归案后的李秋红哭着恨不得将这9年的苦楚一下子全倾诉出来，她说，回到上海，心情才好了。
“猎狐”行动中，上海共劝返10名嫌疑人，记者了解到他们中的一些人因为本身犯罪情节较轻加之自首情节，归案后获得了取保候审，甚至有人被免予起诉。
因信用卡诈骗逃往澳大利亚长达5年之久的陈杰（化名），先后被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报、被上海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猎狐”行动开展后，更是感受了巨大的压力。8月上旬，陈杰联系上海公安，表示愿意归国投案自首并接受处理退赃赔款。8月19日，陈杰回国投案，检察机关考虑到其犯罪情节轻微，且自首、退赃，决定对其免予起诉。
逃亡17年最终被缉捕归案的张宏对自己错过了一次又一次的自首机会深感后悔。
而对仍在潜逃的犯罪嫌疑人，徐长华也提出了忠告，提醒他们认清形势，不要低估了中国警方追逃的决心。
“上海行动”
在“猎狐2014”行动前，上海每年从境外缉捕嫌疑人平均在10人左右，其中最近一起“名噪一时”的案件便是美女高管携巨款潜逃境外一案，2013年8月，原上海泛鑫保险代理公司总经理陈某潜逃境外，此案因传闻陈怡出逃时携5亿元巨款而引起社会高度关注，上海警方8月12日接报后查明陈某已逃亡斐济，不到一个星期，经过中国驻斐济使馆的协助，中、斐执法部门通力合作，就将其成功抓获，并于8月19日押解回国。
2014年1月1日，上海市公安局报请公安部率先在全国开展了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的专项行动——上海行动。
硕果累累，截至7月22日，公安部开展“猎狐2014”专项行动前，共有14个在册境外犯罪嫌疑人落网，涉案总金额高达1.07亿元。
“上海行动”可以说为接下来的上海“猎狐”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上海联络处处长董斌当时评价，“上海行动”境外追逃的规模和效率都是史上空前的。
“上海行动”事先获得公安部批准，行动前，公安部将分布在全球的这些警务联络官召集到北京，上海警方再派员前往通报情况，再通过这些警务联络官协调联系各国警方开展协查。
当时的经验是，公安部对上海警方开放了国际刑警组织的全球警务通讯平台系统，这一系统对抓捕工作至关重要，因为它涵盖了嫌疑人的DNA、指纹、被盗丢失旅行证件等相关信息，可供190个成员国共享。
有了公安部的授权，上海公安可以随时进行信息查询，更便于掌握犯罪嫌疑人在境外的动向。
彼时的“上海行动”就已实现全警种出动，经侦抓获了12名经济犯罪嫌疑人，刑侦抓获了2名刑事犯罪嫌疑人。
而归案的14名犯罪嫌疑人，11人从亚洲国家与地区遣返，3人从美国、奥地利、澳大利亚等中国境外追逃“最难啃的国家”回国。
劝返的特色以及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追逃形式，当时已非常明显。
7月22日，公安部在全国部署“猎狐2014”专项行动。“这直接将境外追逃提升至国家行动的高度。”徐长华说。
在公安部系统内，各行动小组接受“猎狐”办公室的直接指挥与协调，并与公安部国际合作局大力配合，公安部国际合作局部署各驻外警务联络官开展核查，并派员参加赴境外缉捕工作组，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边检部门为押解嫌疑人入境提供协助。
不仅于此，国家还构建了多部门协作机制。对上海警方而言，有了国家力量的注入，自然是如虎添翼。
猎手收网
不要小看了上海“猎狐2014”专项行动办公室的能量，对上，它直接受组长——上海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白少康以及副组长——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陈臻的领导，对下，它可直接协调经侦总队、刑侦总队、指挥部国合处等部门。
“猎狐2014”办公室简单却精干，两面的墙壁上张贴着上海注册在逃境外犯罪嫌疑人的数据表与抓捕“包干”情况。每一个“狐狸”配备3名“猎手”，100多名缉捕对象，就意味着上海至少扑入了300多名警力在缉捕一线。
上海17个公安分局与市公安局相关警种均在白少康局长的指示下，迅速成立了由“一把手”挂帅的组织领导架构，形成了举全警之力、攻坚追逃的强大合力。
缉捕对象的情况由各行动小组汇总到专项行动办公室，再由这里传递至公安部“猎狐2014”办公室，进行国家层面的出境缉捕协调。
“积极策应了中央反腐败斗争的大局！”徐长华总队长评价。
在徐长华和他的同事们看来，境外追逃工作之于上海还有一层特殊的意义，上海历来在国际上被视为中国的窗口，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试点建设的大背景下，上海境外追逃的成败将直接关联到自贸区试点建设能否给国际上留下一个良好的市场与法制环境的印象。
境外追逃是一场硬仗，关联到民众对政府的信心，然而要在境外开展追逃，又面临着不同国家的法律与外交政策，还直接受制于国际警务合作的顺畅度，因此可以说是对中国警方办案能力的严峻考验。
我国已经在全球27个国家的30个驻外使领馆派驻了49名警务联络官，这些警务联络官是由公安部国合局派出的，对公安业务熟稔，并有很专业的外语水平，能够专业地协调我国警员在当地的抓捕及规劝工作。
这为中国警方“猎狐2014”行动提供了重要的保障，但徐长华坦言，警务联络官是近几年才逐渐增多的，此前，我国在驻外使领馆派驻的警务联络官非常有限，以往主要是武官，但武官不是公安部门派驻的。
以上海为例，2014年1月1日统计，全部在逃境外犯罪嫌疑人中有近85%左右名属经侦管辖，大多是在此前我国国际警务合作尚薄弱的时期出逃境外，出逃时间在10年以上的犯罪嫌疑人接近总数的一半，其中最长的达17年之久。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就有要求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加大海外追赃追逃、引渡、遣返的力度。
“猎狐”行动全面提升了我国国际警务协作的水平，积累下了宝贵的经验。徐长华透露，上海将进一步建立健全防逃控逃追逃工作长效机制，不断提升防逃控逃的能力。
再狡猾的“狐狸”也将无处遁形！
链接：中国织就国际追逃追赃网络
2014年1月1日，修改后的《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办法》正式施行，该办法新增了“要求拥有海外金融资产、负债的中国居民个人，应按照国家外汇管理局规定申报相关情况”的规定。这些规定被认为是针对中国腐败官员将资产转移海外的现象，并切断金融资产流失到国外的路径。公安部反洗钱中心、国家外汇管理局等部门也加大了对地下钱庄、涉嫌洗钱的可疑账户打击和监管。
针对“裸官”，中共中央1月印发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明确规定，对配偶已移居国(境)外，或者没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不得列入考察对象。各地政府随后加大对官员出境的管制，进一步收紧了领导干部因私出境的审批。
3月，最高检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追逃追赃工作的通知》，强调建立和完善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信息数据库。中纪委将外事局与预防腐败室整合为国际合作局，该局具有组织查办案件的职能。
5月，中央纪委会同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安全部、外交部、央行等部门召开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座谈会。
到了7月，“猎狐”登场，公安部召开会议，部署“猎狐2014”行动，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
最高检对外宣布将成立国际追逃追赃和违法所得没收工作协调领导小组，加大对重点案件的督办力度，健全潜逃境外人员数据库。
9月，最高检召开全国检察机关开展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部署会议，决定从即日起开展为期半年的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集中追捕潜逃境外的职务犯罪嫌疑人。
10月，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外交部联合发布了《关于敦促在逃境外经济犯罪人员投案自首的通告》。
同月，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成立，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黄树贤任负责人，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成员由中央纪委、最高法、最高检、外交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中国人民银行等八单位负责人士组成。（首席记者/杨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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