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悲痛中前行
阅读提示：一开始，许多民警还能保持“职业的理性”，但随着工作渐渐展开，心理难免受到影响，甚至刻意回避家属：“看到他们难过，我们很心酸，害怕我们的情绪相互影响。但唯有在最短的时间内，想方设法准确核实身份，才是对遇难者的尊重，以及对家属的交代。
记者｜应 琛 实习生｜张雯怡
当2015年第一缕阳光照射到这座特大型城市之前，上海，已经为未能跨越2014年的36条鲜活生命，忙碌了整个通宵。在不到72个小时内，他们的身份都全部确认并向社会公布，接受所有人痛楚的追思。
36名遇难者不只是36个姓名、36个代号，而是36条曾经跟我们一样鲜活而厚重的生命。名单公布的背后，是负责此项工作的各界人士不眠不休的努力。 外滩拥挤踩踏事件发生后，上海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的重要批示精神，迅速建立应急处置机制，全力以赴救治伤员，抓紧调查事件原因，稳妥做好各项善后工作。同时，抓紧对全市风险点进行梳理摸排，加强安全措施落实到位，严防类似事件发生。
有民警表示，核实遇难者的身份有时候感觉比破案找人更难，“在最短的时间内想方设法准确核实身份，这是对死者的尊重。”
而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姜锋则在确认完最后一名“失联”同学的安全后说，“大悲有大爱，找，就是放心不下学生，就是目的，不仅仅是出于职责的权衡。”
逐个排摸全校每一个学生
“各位，昨天去外滩跨年的速速向我报平安！！！”2015年的第一个早晨，睡眼惺忪的张心怡（化名）在一条条祝福的短信中看到了辅导员发来的这样一条略显突兀的“焦虑”问询。
尽管有些莫名，张心怡还是匆匆给辅导员回了短信。之后打开微博的她刹那间明白了辅导员的意图。
沉痛的消息赶走了困意，张心怡飞快地浏览着有关上海外滩拥挤踩踏事件的每一条新闻。要知道作为华东师范大学大三的一名学生，她在几个小时以前，也正是跨年狂欢中的一员。
“在徐家汇跨年的我还曾和同学讨论要不要转战外滩看灯光秀。”张心怡告诉《新民周刊》记者。如果说以往阅读类似的灾难性新闻只是感到悲伤，那么这次的拥挤踩踏事件更令她心痛和害怕。
当天上午，“向家长、班长、辅导员报平安”的消息以短信、微信、朋友圈、微博等形式出现在张心怡的视线里。“后来学校的官方微博与微信也提示同学一定要及时给家里和老师报平安。”虽然新闻报道已指出事件中有众多高校学生伤亡，但这时的张心怡坚信在这些人中一定不会有华师大的学生，“不会那么巧”。
1日晚上7时，微博上的一条寻人信息打破了张心怡的信念。一个她认识的同校同学被宣称“自参加外滩灯光秀后便失去联系，博主希望大家能积极转发寻找”。
张心怡立刻@了身边的同学一同寻找，并且祈祷这不是真的。但没过多久，噩耗便传来，与这位同学相熟的老师和同学都证实，她已经遇难，并希望大家停止转发。
“我和这位同学并不相熟，只是有过几面之缘，在转发那条她已离开的消息时，我却突然想起在大一刚进学校时她给我们寝室的同学耐心指路的情景。”张心怡不知道那些和她朝夕相处的朋友，当时心中是如何的五味杂陈，而把她当作唯一依靠的父母今后该如何走下去。
1月2日，华师大官网首页以《前方的路，不再有拥挤人潮》发布了工作情况通报。文章称，事发后，华东师大学生管理处、校团委会同保卫处立刻通过各院系辅导员老师逐个摸排全校每一位学生（含留学生）的安全情况，确定重点关注。而在得知同学遇难噩耗后，校党委书记童世骏、校长陈群等学校领导及院系老师赶到长征医院，看望学生家长，梳理事发情况，协助有关部门和家长处理善后。
据悉，1月2日下午，该校职能部门召开了工作会议，对悼念罹难同学、安抚逝者家长、帮助相关同学等工作确定方案、措施和分工，并对校园安全管理工作进行部署。当天晚间，校党委书记童世骏、常务副书记曹文泽及学院、职能部门负责人去往嘉定看望其中一位遇难同学的父母及亲友。
“向年轻的生命致哀，前方的路，不再有拥挤人潮。”祈盼之外，张心怡坦言，这件事所带来的创伤，也许要很久才能真正抚平。
张心怡的一个好友当晚就在外滩跨年。第二天中午起床，她打开手机的一刻，家人和同学焦急的询问短信疯狂涌来，还有几十个未接来电。那一刻，她妈妈的来电再次响起。“我朋友说，那一刻她真的很愧疚也很感动，在新的一年要好好爱护自己和身边人。”张心怡说，2015年她的新年愿望是：彼此平安。
班级和寝室是互帮互助的阵地
外滩拥挤踩踏事故中伤亡者多为学生的消息传出后，类似的“报平安”接力在上海多所高校间展开。上海外国语大学便是其中的一所。
“我们校党务工作微信群1月1日的第一条信息就是党委书记姜锋转发的关于外滩拥挤踩踏事件的报道。”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部长毕昆鹏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学生处随即请各院系排查询问，各院系按班级逐个确认学生是否平安，宿舍管理部门也同步一个一个宿舍敲门询问学生是否在，并确认登记外出的学生是否平安，各院系依次在微信群里发布排查进展，“市教委也要求各个学校自行进行排查，若有情况第一时间上报。学校也与一线警方保持着密切的沟通，时刻准备应对一切可能的情况。”
毕昆鹏回忆道，1日上午9点多，陆续有家长来电向学校问询，而党务工作微信群里信息不断刷屏：“新闻传播学院有大一学生参加跨年活动，平安回来；11点，东方语学院确认学生全部平安；11：57国际教育学院确认学生全部平安……”
同时，上外官方微信服务号和订阅号，上外微博还推送了《请SISUer向家长和辅导员报平安》为题的双语信息。
毕昆鹏告诉记者，在排查的过程中，有的辅导员带病在办公室不停打电话，发微信，回短信，还有的辅导员放弃了出游的计划，亲自赶到学校，一个个班级、一间间宿舍地排查，“新闻传播学院辅导员胡娟老师甚至在她的婚礼现场还在不停地打电话、发短信、微信联系同学。”
正是这一个个看似微小的行动，汇集成强大的力量——网络群、朋友圈，每一个班级与寝室都变成了互帮互助的阵地。终于在当天下午4时左右，最后一个之前一直联络不上的学生确认平安。
在确认6080名本科学生、研究生和非学历生全都平安后，姜锋感谢每一位老师的辛苦，并表示：“这新年的第一天将难忘。我们全校联系，要确认每位同学平安。大悲有大爱，找，就是放心不下学生，就是目的，不仅仅是出于职责的权衡。这里，没有上级指示和相互励志的誓言，有的只是人与人之间的牵挂，长幼间的疼爱。面对这些，你没法不感动，为老师学生们，为党务行政同事们，特别是为那些焦急寻找着的辅导员们骄傲。2015年的第一天不一样。”
据了解，当拥挤踩踏事件发生后，受伤者，目睹者，救援人员均有可能出现应激反应，常见有震惊、无法接受、害怕、悲伤、无助、内疚自责（我活下来而其他人死亡，或者我应该能救起更多人）、愤怒等。此外，有些人还会出现身体反应包括心跳快，呼吸急促，胃不舒服，虚弱，发抖等。
专业人士建议，发生事件后需要及时进行心理自我调节，包括接受自己的心理反应以及允许表达，重新回到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与生活状态，与家人朋友等熟悉的人保持联系，不要过于沉溺于相关事件报道，做些能放松自己的事情，改善睡眠。
对此，毕昆鹏表示，接下来相关学院辅导员老师会对在校学生情况加强关注，校心理咨询中心咨询师也已准备好对有需要的学生进行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另外，学校也已着手计划在每年的新生军训时，开展全校性系统的安全知识培训。”
同时，记者也了解到，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文军教授、黄晨熹教授和黄燕副书记在得知事故消息后的第一时间便牵头成立了“华东师大12·31事件社工服务队”。该支队伍全部由社会工作系的老师和富有实务经验部分研究生组成，人数约10人，并希望纳入学校学生工作系统中。
“我们学院有社会工作专业，曾组织力量参与过多少灾害社会工作服务，包括11·15静安区火灾、鲁甸地震灾区服务，都曾组队参与直接服务，也积累了不少经验。”文军告诉本刊记者，他本人已参加由市民政局组建的12·31事件社工工作小组，并于2日开始工作，“我们希望为本校有需求的学生提供专业化的服务和指导。目前，我们正在排查拥挤踩踏事件中受到惊吓的同学，如果有需要我们可以随时派人提供服务。”
上百警力多层辨认遇难者身份信息
事实上，遇难者名单公布的背后，还有上海公安上百名警力的投入，核实遇难者和重症病人的身份信息时采用了“多层辨认”的方式，两人及以上亲友查看遗体或实体确认。目前，对死者及其亲属的DNA确认程序仍在进行中。
记者了解到，首批来自黄浦公安分局刑侦支队的40余名民警于1日凌晨时分投入工作。凌晨2时许，20余位民警被分派到四家收治此次事件中伤亡人员的医院中寻找线索，每家医院至少4名警力。
因距离事发地点较近，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是最早收治事件伤亡人员的地方。医院收治的28人中，16人死亡，当时有4人重症昏迷，8人轻伤。而现场只有一名遇难者由同事护送至医院，其他人皆无亲友陪同。
现场民警先对遇难者遗体和重症昏迷人员统一编号，对身着衣物和随身物品拍照登记，并配合刑侦总队技术部门对他们进行了指纹和DNA样本采集。随后，民警开始清理遇难者和重症昏迷者随身物品。通过对随身的身份证件、手机等物品清理，明确了4名遇难者和1名重症昏迷者的身份。
凌晨3时许，事发现场伤亡人员已基本撤离，一批从事刑侦技术的民警赶赴现场，清理遗留物品。衣服、手机、钱包、鞋帽……装了整整三车。离开现场时，天已大亮。等到这些物品清理完毕，已是午后。凭借清点出的16部手机、6个包以及多张身份证件，又明确了两名遇难者身份。
随后，民警开始对意识清醒的就医伤者进行走访。
事件发生后，当晚110报警平台接到了大量的寻人电话，黄浦区在1月1日公布了热线电话后，来电更加密集，“民政局有专人接电话，接一个电话记录一个，5分钟记满一张A4大小的纸。然后我们把所有的记录拿来，不停地翻看比对。先做初步删选，发现可能和死者有关联的，逐一回访，问他现在什么状况，失联者是什么状况。衣着体貌特征一致，就让报的人员过来，逐一辨认。”一位一线的民警表示。
同时，为了避免由于家属情绪过于悲伤，或者难以接受，辨认过程中发生误认等现象，公安部门采取了“三层辨认”的模式：第一步通过照片确定，第二步通过实体辨认，第三步扩大亲友范围再确认。而参与确认的亲友必须在两人或者两人以上。
“看前来辨认的家属脸上的表情就知道，他们焦急、紧张、慌乱，怕确认。”一些民警告诉记者，这样的纠结同样影响着他们：“我们心里很急，出于对遇难者尊重，想尽快核实出身份。但又非常不忍看到家属确认身份后悲痛的情绪。”
一开始，许多民警还能保持“职业的理性”，但随着工作渐渐展开，心理难免受到影响，甚至刻意回避家属：“看到他们难过，我们很心酸，害怕我们的情绪相互影响。但唯有在最短的时间内，想方设法准确核实身份，才是对遇难者的尊重，以及对家属的交代。
链接：确认遇难者身份信息过程
［第1步］前期准备
对遇难者和重症昏迷人员身着衣物和随身物品拍照登记，装入逐一编号的专用袋，对死者和重症昏迷者进行指纹和DNA样本采集。
［第２步］根据随身物品核查身份
通过当事人随身的身份证件、手机等物品明确其身份。
［第３步］根据事发现场遗留物、走访伤员寻找
根据事发现场搜集到的遗留物品，查找可能的线索；因当天多数人为结伴前去，走访伤员搜集失联人员信息。
［第４步］运用信息平台查询身份
通过110报警、热线电话的失联人员信息，比对遇难者体貌特征和衣着特征等，寻找关联性，通过宾旅馆登记记录等信息平台查找相关人员身份信息。
［第５步］通知家属到医院初步辨别
通知经比对存在一定可能性的失联人员家属到场，通过遇难者照片进行初步辨认。
［第６步］对遇难者遗体进行辨认
经初步查实之后，让经照片辨认的家属对遗体进行辨认。
［第７步］二次辨认比对
除直系亲属确认之外，还会请其他亲友、同事等相关人员进行辨认，以确定身份。
危机事件后可能遭受心理创伤人群分级
践踏事件后，以下人员存在不同程度心理创伤的潜在可能，按可能性大小分级，依次为：
第一级
直接卷入拥挤踩踏事件，丧亲者。幸存者需要即时心理社会援助。
第二级
与一级遭遇者有密切的个人和家庭联系，可能遭受严重的悲哀和内疚反应者。需要心理社会工作者的援助，缓解继发的应激反应。
第三级
在现场共同参与跨年庆典活动者；直接从事救援工作者，包括现场和后续救援成员和志愿者，医疗救护者。
第四级
虽不在现场，但参与提供援助的组织或机构成员，这些组织或机构对事件发生的可能原因负有一定责任。
第五级
在临近外滩事发现场时出现心理失控的个体，易感性高，可能会发生心理失常。
第六级
不同人群的混合，如在家中等候消息的与第三级人员（但处境安全）关系密切的亲属或朋友，包括救援或搜寻工作者的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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