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小时，与死神“战斗”
阅读提示：已经宣告死亡了，我还想去按压一下，希望有奇迹发生。
记者｜黄 祺 撰稿｜汪玉成 摄影｜金宇颀
一位女性逝者精心做过指甲，深深地留在了陈羽中的记忆里，指甲是时髦的青色，上面还描绘了妖娆的花纹。“一定是个爱漂亮的女孩子，多美好的生命，太遗憾了。”外科医生出身、一身戎装的医院管理者，也无法不为这遗憾的一幕伤感。陈羽中是长征医院医教部副主任，1月1日凌晨接到医院通知，他从位于杨浦区的家中飞快赶到医院，指挥协调抢救。
当夜参与抢救的所有医护人员，都有着同样的感慨，在1月1日凌晨那个每一秒都关系着伤者存亡的关键1小时里，医护人员付出了全力，希望留住每一个美好的生命。“已经宣告死亡了，我还想去按压一下，希望有奇迹发生。”长征医院护士长董兰的话，代表了医护人员在抢救时共同的心声。谁说病床冰冷、医生漠然，抢救室里医护人员的焦急与关切与伤者的家人无异，只是他们的感情很少为外人知道。
外滩拥挤踩踏事件发生后，伤者被送往上海黄浦区中心医院、长征医院、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和瑞金医院。长征医院距离事发的外滩陈毅广场约3公里，医院共接诊了28人。其中10人在送达医院时已经没有呼吸心跳，医护人员按照规范进行了全力抢救，但这10人最终还是遗憾地死亡。截至1月6日上午，还有10名伤者在长征医院接受治疗，其中1人病情较重，其他8名轻伤者已经出院。
尽管成批到达医院的重伤者一度给医院抢救带来压力，但医院的应急预案、平常的应急训练和在重大灾害事故抢救中积累的丰富的经验，使得抢救工作很快转入有序状态。有序的抢救为伤者赢得了时间，而在挤压伤的抢救中，时间意味着生与死、关系着伤者以后的康复水平以及生活质量。
距离外滩拥挤踩踏事件40个小时后，记者采访了长征医院参与抢救的一线医生护士，通过他们的描述还原了与死神“战斗”的关键1小时。
1号伤者
要不是看到长征医院抢救室的门口监控录像上的画面，施晓雷自己也忘了那一刻。时间大约是0点20分，施晓雷和警察刚刚把面包车上的伤者搬到医院的急救平床上，医生护士从他手上接过了平车推进抢救室，他正想跟进去，但突然意识到自己没有穿白大褂，按照规定医务人员不穿白大褂是不能进入抢救室的，因此他站在门口犹豫了一下，再加上之前连续为伤者做心肺复苏按压，他已经浑身发软，下意识地叉腰休息，于是，监控画面上留下了施晓雷叉腰的姿势。
被施晓雷送进医院的，正是长征医院抢救的第一名拥挤踩踏事故伤者，施晓雷是长征医院一名年轻医生，但这一切并非巧合。
施晓雷刚刚毕业工作一年，是长征医院影像科医生。2014年的最后一天，施晓雷晚上11点离开医院，回宿舍的公交车一直不来，他临时决定和同事郭婷婷一起到外滩，去那个灯光璀璨的城市地标迎接自己独立生活后的第一个新年。
从医院一路向东，就是外滩，眼看还差半小时就要0点，施晓雷和同事撒开腿奔跑，生怕错过了新年倒计时。大约11点55分，施晓雷到达外滩，他所处的位置在陈毅广场西北侧，尽管事后知道当时拥挤踩踏事件已经发生，但因为隔着黑压压的人潮，施晓雷完全不知道发生了如此严重的事故。“我们看到特警的车辆闪着警灯驶过，但都以为是警察维持秩序。”
向南的方向人特别多，施晓雷选择向北走，随着人流慢慢移动到靠近北京路的时候，黄浦江对岸一座高楼上显示出倒计时数字，施晓雷和年轻人们加入了倒数和欢呼。倒数结束，施晓雷继续向北走，一边走一边发现很多人向车道方向张望，施晓雷透过人和人之间的间隙看到，一名警察正在对躺在地上的人做心脏按压。“我愣了一下，然后对郭婷婷说，我们去看一下。”
职业的敏感催促着施晓雷挤过人流，走到警察身边。施晓雷向维持秩序的警察表明了身份，警察允许他上前帮忙，这时施晓雷才清楚地看到，地上的伤者已经没有意识。“我探了颈动脉，没有脉搏，探了呼吸，也没有，体温好像还有一点点。”像所有的医学生一样，施晓雷曾无数次设想过，如果遇到紧急情况，自己是否有能力、有勇气为人施救，没有想到，考验真的来到了眼前。
施晓雷承认曾有过犹豫，他不是急救科医生，虽然学习过急救技术，但从未有过真正的急救经验。最终，责任感和勇气占了上风，施晓雷甩下双肩包，跪在伤者左侧，换下之前做胸外按压的警察，开始为伤者做心肺复苏。30次胸外按压，2次人工呼吸，一个循环接着一个循环，施晓雷不知道自己做了多久。后来，警察征用到一部面包车，施晓雷和警察一起将伤者搬运到车上。郭婷婷接手按压的时候，施晓雷给影像科的同事打了电话，要同事通知抢救科，有心脏呼吸骤停患者正在送往医院。心脏按压需要很大的力气，施晓雷打好电话又换下女同事，在车上继续为伤者做心肺复苏。
警车开道，面包车将伤者送到了长征医院抢救室，此时医护人员根本不知道抢救“战斗”才刚刚开始，后面还有成批的重伤者等待着抢救。施晓雷送来的这名伤者后来被编号为1号，送进抢救室后，施晓雷没能再同她见面，他当时已经猜测到，尽管做了最大的努力，1号伤者生还的希望渺茫。事实上，各家医院最早接收到的伤者，大部分在到达医院之前都已经没有心跳呼吸，经抢救后，包括最早到达长征医院10名伤者在内的36人被宣告死亡。
记者希望施晓雷回忆一下他抢救女孩的特征，施晓雷仔细回忆，但还是无法提供太多的线索。“马路上灯光暗，再加上已经受伤，面容已经看不清楚了。而且可能是因为之前抢救需要，她的外套已经不在身上，穿了一件套头的毛衣。”施晓雷唯一能确定的是，她是一位年轻的女孩。“很年轻，很年轻……”说到这里，一直冷静叙事的施晓雷医生，双手推开眼镜试图揉干眼泪。逝者是他的同龄人，和他一样有梦想、有憧憬，有家中等着他们回家的父母……
超越极限的抢救
跨年夜，护士孔丽值守在长征医院急诊科预检台岗位上，她已经在急诊科工作了18年，节假日值班对于她来说是常事，一般节日夜间，酗酒斗殴，或者车祸之类的事故相对多发，因此值班护士们对假日夜晚的忙碌也早有预料。但这个跨年夜的经历，对孔丽这样资深的护士来说，也非同一般。“这么多伤员一起进来，这么重的伤，是我18年来第一次看到。”2天多过去，孔丽的嗓子还是哑的，缺少睡眠给她留下明显的黑眼圈。
第一个报告有伤者到达医院的电话就是孔丽接到的，她立即通知抢救室做好准备，在第一名伤者送达时，施晓雷医生看到医护人员都已按照抢救要求全副武装，抢救室也清理出足够的空间。距离第一名伤者入院不久，28名伤者在大约1小时内被先后送到长征医院，集中的时候同一时间送进数人。
一名重伤者的抢救，需要至少2名医生和2名护士，还需要各种医疗仪器，短时间内如此多重伤者等待抢救，这样的情况已经超出了医院常规的人员和场地、设备的配置，超越极限的紧急状况考验着医院的应急能力。
接到大批伤员将到院的信息，刚刚巡查好病房的长征医院院长郑兴东，立即下达了启动医院应急预案的指令。抢救首先需要的是人，接到医院通知，已经上床休息的陈羽中以最快的速度冲出家门，坐上出租车跟司机交代了一句“尽量快”，就开始电话调动人员。
陈羽中向记者介绍，医院医护人员管理采取三线排班制度，一线医生是当班医生；二线医生尽管可以休息，但必须住在医院；三线医生可以在家中休息。另外，下一班准备接班的护士被要求住宿在医院旁边的宿舍楼内。因此，陈羽中可以最快调动增援的人员是住宿在医院的二线医生和护士。
急救科医生马林浩就是最早接到紧急任务的二线医生之一。马林浩31日晚上11点半上床休息，0点35分左右，他接到了护士的电话，告诉他有人需要抢救，“快下来”。当夜值班医生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医生，常规情况都可以独自处理，马林浩医生马上意识到，一定是有重大情况，楼下医生才会通知他增援。
马林浩立即起身下楼，尽管已有预料，但楼下的场景还是超过了他的想象。“已经有大约四五名伤者正在抢救室抢救，都是没有心跳呼吸的，医生们正在做心外按压，护士忙着建立静脉通路，我赶紧帮忙插管。”
伤者的伤情非常严重，后来抢救无效的伤者在到达医院时大多面色呈紫红色，这是挤压导致血液循环受阻的表现，窒息和循环受阻以及其他的综合伤情，使得伤者在很短的时间里丧失了呼吸和心跳。如此严重的伤情给抢救带来困难。
马林浩医生下楼的同一时间，在家里休息的三线医生护士也正在往医院赶。护士长董兰家住得较远，为了方便上班，在医院附近租住，接到医院电话，她赶紧从租住的地方奔向医院。家住在嘉定、浦东的急诊科护士，也很快接到通知，在夜色中赶往医院。
抢救现场一开始略显紧张，一张照片记录下了那个非常时刻。照片上，几位医务人员围在伤者病床边，护士长董兰手里捧着一台电脑。董兰事后向记者回忆，她捧着的是便携式B超机的显示器，医生要为伤者做B超检查，但显示器没地方放，“我连忙伸出双手，跟他们喊：放我手上放我手上。”
随着人手很快增援到位，医院备用的仪器设备和其他科室的设备也紧急调配到抢救室，平时封闭备用的抢救室B室专门开辟用于伤员抢救，至此，包括急救科、胸心外科、骨科、脑外科等30名主任专家在内的共百余名医务人员投入到抢救中，医院从人员到设备、场地、抢救资源等在最短的时间就绪，抢救现场变得有序。
事后，长征医院院长郑兴东总结说，医院完备的应急预案、日常的应急训练以及医务人员的职业精神，在拥挤踩踏事故抢救这样的关键时刻得以体现，作为收治事故伤员数量最多、伤情最重的医院，长征医院医务人员出色地完成了这一次抢救任务。
不放弃最后一线希望
面对记者，参与抢救的医生们说得最多的，是对逝者的遗憾。“长征医院参与过众多灾害、事故的抢救，我也当了20多年医生，本以为对死伤的场面已经麻木。但没想到，1月1日凌晨抢救室的场景，让我感到深深的难过。他们太年轻了，人生才刚刚开始。”陈羽中刚刚从疲惫和复杂的情绪中缓过神来。 现场参与抢救的医护人员，对这种遗憾的体会更加深刻。事实上，当时送到医院的部分伤者，已经心跳呼吸消失比较长的时间，医护人员根据经验判断，这些伤者抢救成功的希望渺茫。但医护人员没有因此放弃最后一点希望，仍然严格按照规范抢救。
急诊急救科副主任单卫红告诉记者，按照医院抢救规范，在院外发生心脏骤停的患者，入院后根据病情要采取一整套抢救措施，包括胸外按压、抗休克、建立静脉通路等等。“肾上腺素药物起效大概需要半小时，因此每名患者的抢救时间都在半小时以上。”
胸外按压需要很大的体力，年轻力壮的男医生坚持几分钟就气喘吁吁，两名男医生交替按压。尽管非常吃力，但一旦伤者有一点点生命迹象，都会让医护人员非常激动。
在那一刻，医护人员的每一个努力，是职业责任感促使，同时也饱含着与普通人无异的感情。“我的孩子也是大学生，伤者、逝者跟孩子一样大，都是花季的年龄。作为父母，我知道孩子对于家庭是多么珍贵。”单红卫教授说。
护士长董兰也有一个18岁的孩子，一夜抢救后，她才想起问问家里的孩子是否安全，因为前一天孩子曾说起准备去外滩跨年。孩子在电话中告诉董兰，他当夜去了外滩，但看到人太多就折返回家了。
董兰感慨，经历了这样的抢救，才真正明白什么叫“生死一瞬”。一位伤者向董兰描述了他与死神擦肩的过程。伤者是一名小伙子，他告诉董兰，拥挤踩踏发生时，他抱着一个信念——不能倒下，倒下就是死亡。他用双臂支撑起自己的身体，仰头呼吸，拥挤中他曾短暂昏迷。“再睁开眼睛时，我看到了东方明珠上的灯光，我知道我还活着。”小伙子说。
在紧张抢救的同时，负责现场协调的陈羽中很快意识到，在抢救室外焦急等待的家属和亲朋，急需要得到伤者的情况。陈羽中立即安排护士逐一登记伤者信息。“姓名、性别、一句话描述伤情。起码让家属知道，伤者在医院，正在抢救，他们可以安心。”陈羽中说。1日凌晨3点左右，第一份伤者名单统计完成，家属和社会获得了最早的关于伤员的信息。
往次参与重大灾害事故抢救的经验，为这次长征医院的抢救提供了借鉴，其中心理干预的介入，做到了更加及时。长征医院心理医生柏涌海介绍，最紧急的抢救告一段落后，医院社工在第一时间介入，陪伴伤者和家属，并做了初步的心理评估。根据伤者的心理评估结论，心理医生对重点患者进行心理干预。
柏涌海告诉记者，有一位伤者自己伤情比较重，而且她的表妹在拥挤踩踏事件中死亡，因此伤者自责感很强烈，第一天总是哭泣，处于情绪非常不稳定的状态。医生对这位伤者进行了一对一的心理干预，用专业的技术帮助患者减轻负面情绪，让她逐渐转入积极的情绪中。在医生的积极干预下，伤者的情绪在第三天已经明显好转，同病房的患者反映，患者已经可以“有说有笑了”。
目前仍在医院接受治疗的伤者大多病情稳定，预计很快就可以出院，还有1名患者病情较重，但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心胸外科主任王志龙介绍，他的科室收治了病情较重的马来西亚伤者，医院考虑到患者需要家人陪伴，同时又要满足治疗需要，因此特别为患者开辟了一间相对独立的病房。在家属到达之前，医院安排了志愿者24小时陪护。
发生在2015年凌晨的这场抢救也许终将被慢慢淡忘，但是，医护人员用行动证明，他们的价值不可以被贬低和忽视——在危难时刻，他们是最值得尊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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