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与公众谈“那个”？
阅读提示：经过2年的大力教育，患者病耻感有所减轻，更多人开始将“性福”看做生活品质的重要指标。
记者｜黄 祺
长安街一路向西，出五环，石景山区，一片老式楼房中，终于找到马晓年教授的“性文化博物馆”，官方名称是“性与生殖健康科普展”。石景山是北京城里不够“出众”的一个区，当地人最熟悉的两个地方，一个是石景山游乐场，一个是八宝山，完成了人生一头一尾的服务。
2004年，石景山却因为“性文化博物馆”火了一把，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媒体蜂拥而至。中国类似性质的博物馆只有两家，另一家是刘达临教授开设的性文化博物馆，这家博物馆曾在上海惨淡经营数年，后来落户苏州古镇同里。
马晓年教授的博物馆与石景山区人口计生委合作，用了计生委的场地，宣传工作也归计生委管。回忆起当年的盛况，负责宣传工作的人员仍沉浸在感慨中：那么多记者，还有外国的，我们专门准备了提供给外国媒体的新闻稿，这个事儿，可不能瞎说。
现在，博物馆平均每周迎来一拨参观者，大多是单位组织来的，包括北京各种机关以及出租车公司。解说员带记者参观，前半部分主要是马晓年教授收集的各种藏品，从远古性崇拜说起，一直到中国古代性文化。后半部分则属于“生殖健康”的范畴，讲解员强调，这后半部分，才是最重要的。
博物馆里，从“远古”走到“现代”不过5分钟，漫长的三千年，中国人对性的纠结心态其实也变化不大：一边把它看做人生乐趣、风流雅好以及社会地位的象征；另一边则刻意回避，难以坦然面对。
如此性文化，带来了一系列后果。
正常的教育渠道避讳谈“那个”，但不谈“那个”不等于没有“那个”。据统计，中国每年有800万-1300万人次的人工流产手术，其中不满25岁的女性占到一半左右，更让人痛心的是，人工流产女性中未婚的占三成，未育的占近五成。在一些高校，人工流产手术的宣传广告派发到了校门口，准备好应对学生们的“不时之需”。
不该进医院的懵懂少年进了医院，该进医院的成年人却仍在犹豫徘徊。按照相关的测算，中国男性ED（勃起功能障碍）就诊率在6%左右，ED是男性生殖系统疾病中最常见的疾病。也就是说，绝大多数患者没有就医，或者说没有得到正规的治疗。
教育与不教育，差别甚大。2013年和2014年，辉瑞制药公司联合中国性学会开展了一系列性健康教育公益活动，国内男性ED就诊率从5%上升到6%，性健康知识的普及获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经过2年的大力教育，患者病耻感有所减轻，更多人开始将“性福”看做生活品质的重要指标。
在任何文化中，性健康教育都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而在中国，面向公众的性健康教育起步不久，境况更加艰难。要教育，又不能诲淫诲盗；要真相，又不能太直白。“简直就是一门艺术”。
美国人也不是一直“明白”
在谈及中国的性健康普及时，美国总是一个拿来比较的例子。
记者对美国高中性教育的印象，来自一部美国青春片，电影中，生理老师将男性生殖器模具放在讲台上，细致地教授学生如何正确使用安全套。这样的场景，万万不可能出现在中国的中学课堂上。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男科中心主任姜辉教授最近联系一家北京的中学，准备到学校为学生们开一门“青少年性教育”科普讲座，学校负责人答复他：教育我们非常需要，但，名字得改。姜辉把讲座名称改为“青春期教育”，学校立即通过。连讲座的名称都有讲究，可以想见内容更加不能“出格”，不然就有“教唆”之嫌。
西方学校制度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中国社会也逐渐开化，但在对青少年的性教育上，家长们反而越来越保守，直到不把这事儿当做自己的任务。爸妈不讲，学校不教，少年们的启蒙变得凌乱。
不同时代，获取性知识的“门路”各有不同。70后的印象中，青春是从红皮的《赤脚医生手册》开启，这本书在1970年由“上海市出版革命组”出版。关于男性、女性生理特征的章节，总是《赤脚医生手册》被翻得最烂的几页，物质与生理知识的匮乏是那个时代年轻人最深刻的记忆。80后比较幸运，迎来了改革开放带来的港台文化，昏暗录像厅里的情色电影，为80后少年完成了性启蒙。90后则出生在信息爆炸时代，家长们担心的不是他们不懂，而是懂得“太多”。
那么，美国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明白”的呢？
77年前，昆虫学家阿尔弗雷德·金赛（Alfred Kinsey），接受校方安排在印第安纳大学开设一门婚姻指导课，为即将结婚的学生夫妇答疑解惑。没想到，婚姻指导课人气爆棚，一些学生竟然为了听课假结婚。
学生们向金赛提了很多问题，为了解答这些问题，金赛决定转而研究性学。金赛组织了一个性学研究小组，对美国人的性习惯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汇集成《男性性行为》，1948年出版的《男性性行为》不到一个月就卖出了20万册，1953年他又出版了《女性性行为》。这两本著作的出版，开启了美国社会正视性健康的历程。
金赛的研究得出一个重要结论：手淫是一种很正常的行为。这个结论在今天看来没什么稀奇，但在当时却是爆炸性的新闻。
继承金赛事业的是威廉·马斯特斯（William Masters）和弗吉尼亚·约翰逊（Virginia Johnson），没错，就是美剧《性爱大师》（Masters of Sex）里的两人，他们真实存在，那些扣人心弦的真人实验，也真的发生过。马斯特斯医生和助手约翰逊用各种仪器来记录两性性交时的生理数据，试图将性事还原成数字来加以描述。
《人类性反应》是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研究成果，这本书于1966年出版，轰动了全世界。这本书第一次将人类的性行为分成4个阶段：兴奋期、平台期、高潮期和消退期，这个理论到今天仍然是医学上的经典理论。
马斯特斯的时代不过距今50年，这样看，在性事上，美国人也没比我们早明白太久。
告别吃啥补啥时代
如果说中国自古没有性教育，太不公平，只不过，中国传统文化对性的认识，也跟山水画一样讲究模糊的“意境”而不谈实证。
现代学校进入中国之前，父母是孩子性教育的责任人。记者在马晓年教授的博物馆中看到，有一种被称为“压箱底儿”的东西，是父母为结婚前孩子开展性教育的“教科书”，“教科书”由巴掌大小的画片串联而成，画片上刻画着男女交媾图。有钱人家“压箱底儿”的材质讲究，可能用象牙，一般人家则是竹制的。要没有“压箱底儿”的东西，很难想象，在保守的社会里，那些被严加管教的大户人家子弟，如何学习房中之事。
“性福”遇到障碍时，中国传统医学给出了一些解决之道，最基本的理论是，吃啥补啥。各种动物鞭、睾丸被入药或者被当做保健品。一些长相“威武”的植物，也被认为有助于壮阳，比如生长在甘肃盐碱地中的锁阳。这种植物顽强地在荒芜的戈壁滩上破土生长，暗红色、圆柱状，光从形态上就有鼓舞士气的含义。当然，古代西方也有类似的壮阳理论，这些滋补方式主要流传在皇家，毕竟，不论东西，只有皇上、国王们，才有面对三宫六院的“高级烦恼”。
中国人公开谈论性，还要等到20世纪后半期。1979年，《大众电影》杂志在封底上刊登了英国电影《水晶鞋与玫瑰花》中的接吻剧照，这是国内媒体首次公开发表接吻照片。照片刊登后，引发了全国性的争论。1988年，中央美院一位老师组织了中国首次裸体油画展，当年，一本叫做《裸体艺术论》的书成为畅销书。1990年，《青春期》教材出台，中学开始开展性健康教育。第二年，官方首次对同性恋进行司法解释，认为对同性恋同居不宜以流氓行为给予治安处罚。
2000年，可以被看做新的转折点。这一年，万艾可进入中国内地市场，这种用于治疗ED的口服药首先进入台湾，被翻译为“伟哥”。这种处方药带来的不仅是治疗方式的改变，更携带着新的文化和观念，影响着大众。台湾创作人李宗盛把蓝色小药丸写进流行歌曲，也把“性”福感和幸福感联系在了一起。事实上，万艾可在西方上市时，同样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影响，蓝色药丸曾两次登上美国《时代》周刊（TIME）。
万艾可和之后同类药物进入中国，结束了男科疾病在治疗上的“蛮荒时代”，也启动了中国内地性健康教育事业。
在中国性健康教育的队伍中，制药企业也是重要的角色，这样的现象并不奇怪。今天，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相关知识已经非常普及，控制血糖、胰岛素、血压自测等往日的医学专业词汇，已经变成大众熟知的知识，疾病常识的普及为慢性病防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慢性病知识的普及中，相关制药企业同样是重要的角色之一。
一种疾病的健康教育，必须要行业中积极分子的努力推动，哪怕像癌症这样严重损害健康的疾病，也并不是一开始就受到政府和公众的重视。20世纪中叶，西方肿瘤医生高声呼吁政府和公众重视癌症，并要求政府将经费和注意力投入到癌症的研究和药物研发中，如果不是这场社会运动，我们认识癌症的速度，恐怕要放慢很多。
据了解，多年以来万艾可在大众教育上投入大量预算，中国相关部门对像万艾可这样的处方药的宣传行为有严格的管理，因此，每次参与公众教育项目，都是公益性质。
2013年开始，万艾可团队加大了在性健康公众教育上的投入，参与了一系列科普活动。光是2014年，大众教育借助各种媒体覆盖了约90亿人次。经过2年的努力，国内ED患者就诊率从5%提高到6%。从ED治疗药物的销售情况，也可以看到公众观念的改变。根据IMS health数据，万艾可2014年实现了47%的增长，占中国抗ED治疗领域西药类份额68%。
不过，与美国比较，美国ED就诊率大大高于中国，ED治疗类药物的用药量是中国的50倍，可以看到，中国还有大量患者没有得到治疗。姜辉教授认为，中国的性健康知识普及还远远不够。
“伟哥”遇到互联网
“男性疾病不像别的病，如果我们不教育，他没有正规的渠道去了解，又不好意思跟人讨论，患者就不去看病。”姜辉教授是国内男性健康教育活动上出镜率最高的医生，他最清楚公众对性健康知识的需求有多大。姜辉教授几次受邀到北京电视台的“养生堂”栏目谈男性健康，每次他的节目，都会拿到收视率冠军。而且，每次此类节目播出后，男科门诊的门诊量就会明显增加。
教育渠道，一直是性健康公众教育面对的一个难题。在一些国家，处方药品牌可以做广告，万艾可在俄罗斯和美国就有电视广告投放，俄罗斯播放的广告，是用戳不进可乐杯的吸管作为隐喻。在这些国家，观众通过药物广告，可以检索到相关的健康信息。但在中国，处方药禁止一切形式的广告，因此在传统媒体上，不可能出现相关的信息。
性健康话题私密，应该适合网络传播，但当性健康遭遇互联网，问题却变得更加复杂。辉瑞万艾可团队告诉《新民周刊》，几年前，如果把“ED”作为关键词在国内最大的搜索网站上搜索，前20页的内容几乎都是各种广告和不专业的信息，网络的便捷也给错误信息的流传提供了方便。
2013年后，中国新媒体崛起，社交媒体逐渐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性健康教育也开始寻求在新媒体上的体现。中国性学会开设了官方微博“中国性学会”“性福那些事” ，微信公众号“性福专家团”，后者有不定期的专家答疑互动，给粉丝提供切实的服务。
新的传播形式，也给传播的内容创意提出了新的要求。世界杯期间，“性福调查”结合了世界杯元素，把激情、运动、快乐、活力等关键词与“性福”联系在一起，让年轻的受众毫无违和感。
《性福中国蓝皮书》以及基于蓝皮书制作的动画视频，通过上面3个新媒体平台以及《健康报》的官方新媒体平台发布，最终得到300多个微信平台的传播，视频上线仅5天，就获得了150万点击量。这样的传播效率，在新媒体时代之前是难以想象的。
新媒体让信息浓缩到每个人的掌心，给性健康教育带来了变化。辉瑞万艾可团队介绍说，万艾可进入中国15年，尽管大众对“伟哥”这个名称十分熟悉，但对它的误解仍然很多。比如，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伟哥”只是一个绰号，是西地那非（Sildenafil）类药物的统称。
1998年，辉瑞制药公司（Pfizer）研制出万艾可（Viagra），科学家本来希望它能起舒张心血管平滑肌的作用，用于治疗心脏病，没想到实验证明它在这方面的功效很弱，但却能帮助阴茎勃起，并增加勃起的硬度和时间。
歪打正着的万艾可第一次让ED成为一种可以通过服药来治愈的生理性疾病。从万艾可研发的背景就可以看到，万艾可不是春药，不会刺激性欲，只是在需要的时候助人一臂之力。但很多人顽固地把万艾可当做春药。“有人吃好药就躺床上等着，你没想法、没行动，等到天亮也没用。”辉瑞万艾可团队说。
对“性福”的误解还不止这些，男科医生们经常回答患者这样的问题：吃了蓝色药丸是不是会耐药？以后都得吃？有没有副作用？姜辉教授强调，遇到“性福”障碍时，最重要的是及时就医，让专业的医生诊断和治疗，像ED这样混杂着心理和生理因素的生理问题，在得到及时纠正后完全可以恢复如初。
现在，这些知识得以通过新媒体传播，以年轻人乐见的动画片等形式展现，轻松诙谐的风格一扫过去的尴尬。
新的一年，一项名为“性福365”的健康教育项目即将启动，这个项目将以每天一个小故事的形式，通过新媒体平台传播有关“性”福生活观念和知识。
“天天向上”指的不仅是“性福”，更是生活品质和人的精神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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