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子第一侦探：从“打”到“救”
阅读提示：当婚外情出现后，妇联、公安不能有效地来帮这些妻子争取自己的权益，社会上有些人还要对女人说三道四，认为是妻子没把自己的丈夫管好。这个情况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彻底改变。
幸福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
对于会说duang的年轻人，“二奶”实在是一个太土太out的词，“小三”，嗯，这个还好理解些。
其实，无论二奶还是小三，它们的出现不过一二十年，那个时候，社会的剧变瓦解了传统观念的堡垒，社会评判似乎改变了规则，男人出轨的代价日渐降低，一些女孩，则将当小三变成自己的人生捷径。
幸好，癫狂时代渐渐谢幕，荒诞剧终有被看厌的时候，到头来，“老婆孩子热炕头”，还是大家最为向往的幸福。
春节前夕，习大大在正式场合提及亲情：“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重视家庭、重视亲情。家和万事兴、天伦之乐、尊老爱幼、贤妻良母、相夫教子、勤俭持家等，都体现了中国人的这种观念。”早前，习大大多张家庭照公布，早就以身作则地晒起了恩爱。
在这个时候，再看到关于“二奶杀手”的新闻，各种复杂况味，难以形容。“二奶杀手”的故事，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解读，有人看到反腐，有人看到维权，有人看到法律边界……
我更愿意想得简单点：“二奶杀手”是一个时代的注脚，这个时代渐行渐远，当我们脚步放慢，欲望降温，身边自然会少一些狗血故事，多一点家庭温馨。 （黄 祺）
记者/王煜 实习生/黄达蓉
“中国妻子打败奥巴马”——2015年2月12日，《华盛顿邮报》在头版头条报道了中国“二奶杀手”张玉芬的故事，在这份以时政报道闻名的报纸上，通常是美国总统这样的政要才能上头条。张玉芬的事业成绩包括抓出“一名铁路局长有17个二奶”，中国当下反腐风暴背景，让张玉芬引起了海外媒体注意。
2015年2月27日，正月初九，张玉芬一早起来就忙着洗菜、切菜，这天中午，她要在西安的家中招待每年过年都要相聚的姐妹们。前一天，她接受了3家媒体的采访，半夜，一个来自美国媒体的电话把她吵醒，她这几天还要留心着什么时候能买到火车票回北京，去接受一家西班牙电视媒体的访谈。
这个今年58岁的女人因为“中国第一女子侦探”、“二奶杀手”之名，十几年来，早已习惯了成为新闻关注热点，不过今年春节期间有所不同的是，这次是“出口转内销”，《华盛顿邮报》、德新社等外媒再次提及她的事迹后，国内媒体转载跟进，又让她走到了聚光灯下。
接近中午，张玉芬已经做好了六七个菜，而她的姐妹们也陆续到来，这些人都是她在“杀二奶”的过程中认识的，都有着因丈夫出轨而曾遭遇婚姻不幸的经历。张玉芬为每个人斟满酒：“祝大家美满平安！”大家举杯，一饮而尽。
十多年前的一个年末的夜晚，同样是在这屋子里，张玉芬和另外九位因二奶导致家庭不幸的姐妹一起，互相倾诉自己的经历，情不能自已，抱头痛哭。张玉芬站起来说：“别哭了！我们要想办法拯救自己！”她带头唱起了《国际歌》。激昂的战歌中，十姐妹决定，成立侦探社，为妻子抓二奶提供证据。彼时，“二奶杀手”的名声传遍全国。
今天，十姐妹中的其他九人都早已去世，而张玉芬和第二拨、第三拨姐妹一起，仍然在为妇女在婚姻中的维权而抗争。物是人非，“我老了，已经‘杀’不动了。”现在，她的微信账号叫做“中国妇女维权第一人”。
诉夫重婚十年路
年初九的聚会上，每来一个姐妹，张玉芬都先要为她做一碗西安传统的臊子面，其中一个搪瓷面碗，是上世纪70年代她在西安南郊长安县（今长安区）下乡当知青时的物品。张玉芬和她的前夫郭某就是在那时认识的。1981年，两人结婚，第二年，儿子出生。
张玉芬的性格外向，风风火火；郭某比较腼腆，在税务局工作。性格互补的夫妻俩共同维持家庭，安宁美满的生活持续了十多年。直到1995年，张玉芬开始听到风言风语，说郭某在外面有人。起初她并不在意，近二十年的相识，让她对丈夫充满信任，在她眼里，郭某是个“和女孩子说话都要脸红的人”。直到郭某开始越来越少回家，从最开始的一周一次，到一个月一次，她才知道真的出事了。
1997年的一天，郭某在家里和张玉芬摊牌：“我们离婚吧。我不想跟你过了。就算外面的是一头猪，我也要跟她过。”第二天，郭某离家出走，卷走了家里所有的钱，甚至连床单都没留下。
当时的张玉芬觉得天都要塌了，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最让她难以接受的是，那个第三者居然是熟人，自己还曾和郭某一起在家里热情款待她。在痛苦和愤怒中煎熬了几天后，她决定要复仇，要用起诉重婚的方式打击出轨的丈夫和二奶，维护自己和儿子的权益。她去派出所报案，但警察听说是出轨的事，不愿意来管；她去过妇联，那里的人说只能帮忙调解，也没法做其他的事；向法院起诉，她只能自己取证。
于是，她用最简陋的录音机、照相机，最简单的走路骑车，一直跟踪郭某和二奶。她一路跟，郭某一路换地方住，这一跟，就是十年。她得到了许多相片、录音，还曾把郭某和二奶捉奸在床。
但是，法院认为这些证据只能证明郭某姘居，不能证明她重婚。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名法官曾说：“如果邻居、同事或者居委会能提供合法证据，证实两人是公开以夫妻名义共同居住，才能判定为重婚。而对于姘居，法律是没有相关条文惩罚的，只能采取社会的道德制裁。”
张玉芬明白，邻居、同事、居委会都不可能给她这个证据，而要证明“公开以夫妻名义”更显得荒谬；但她依然不屈不挠，非要坚持下去。十年间，她11次起诉郭某重婚，法院11次驳回她的起诉。
张玉芬的父亲是税务干部，母亲是满族人，还曾是全国劳模。 “我父亲心特善，爱管闲事。我妈性格特刚强，干事情从来不屈服，打官司一定要打到底。我们家有个房子，以前租给别人，后来对方竟然把房子的产权写成自己的了。这个官司从1982年一直打到2007年才结束。我妈要干哪件事情，就一定要干成功。”张玉芬曾这样说过，她认为自己继承了父母的优点。
2007年，法院判决张玉芬与郭某离婚。虽然未能支持张玉芬对前夫的重婚起诉，但基于她提供的证据证明了郭某与他人姘居的事实，法院将原来二人共同的住房判给了张玉芬。“他原来还说要把我赶出去，现在事实是他被赶出去了。他也被税务局辞退了，那个二奶最后也没有和他在一起。”
在自己的婚姻问题上，张玉芬得到了解脱。
“把二奶赶尽杀绝”
在与二奶战斗的10年里，张玉芬遇到了不少与自己有相同遭遇的姐妹，她们互相支持，一起抓二奶、找证据。张玉芬觉得，对于别人的事，自己不合适直接冲到最前面，就给姐妹们支招。“可以用录音、照相，最有效的证据就是找到他们住的地方后，你自己去捉奸。”发现丈夫和二奶共同居住的线索后，她们就一人一天接力蹲守，直到把他们抓个正着。碰到二奶，姐妹们会一拥而上一阵撕打，还会在闹市区扒掉二奶的衣服当众羞辱她。有人会找保安和报警，但后者了解到是妻子和二奶之间的纠纷后，一般也就不管了。
2002年，在报纸上看到我国对侦探社商标注册解禁的消息，张玉芬萌生了将“打二奶游击队”转为“正规军”的念头。她打电话给当地的报纸咨询具体政策。“她到报社来找我，来传话的同事们都带着一脸惊诧。后来我才明白怎么回事：她戴着一副硕大的墨镜，看上去就是个特工。”接待他的记者，现任《三秦都市报》新闻调查部主任的闫晓鸿向《新民周刊》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仍觉得历历在目。
“特工”打扮显然是为了保护自己。尽管原则上对商标注册开禁，但私人侦探领域在我国一直处于灰色地带。“侦探社”的名号还是太敏感，2003年，张玉芬在西安成立了“火凤凰商务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实际从事的还是抓二奶的侦探事务，专门帮人收集“包二奶”、“包二爷”的证据，以便在法院判决时保护无过错方。“凤凰浴火重生”，这是张玉芬命名的含义。“形容我们生命力非常顽强，面对这么大的打击，我们没倒下，重新站起来了。”
“火凤凰”被媒体认为是“全国首家女子侦探所”，一时间“二奶杀手”的称号传遍全国。张玉芬刚开始觉得“二奶杀手”这个叫法太凶，不太愿意被这么说，后来她渐渐觉得，二奶就得打就得杀。2008年，她与全国各处的16个遭遇相仿的人共同发起“中华全国民间反二奶同盟”，在成立宣言中就写着：“二奶不除，社会没有和谐，只有威胁！”“咱们弱势群体团结一致，看准了二奶把她消灭！冲啊，大刀向二奶们头上砍去！杀！杀！杀！”
由于不满税务方面的不规范管理，张玉芬在2004年注销了“火凤凰”，但她“杀二奶”的行动没有停止。她开通了婚外情咨询热线，曾经一天接一百多个电话，最多的一天是 164个，最大的咨询者有90岁。多年来，她用来记录打二奶的笔记本，已经用到了第34个。被媒体关注后，她的做法引起了轩然大波，争议声不绝。她在各种媒体节目上与人辩论，总是理直气壮，有时直接把反对她的人骂哭。
反对的人认为她侵犯了他人的人身权和隐私权，并涉嫌故意伤害。张玉芬总是坚持：“二奶就该打！小偷偷东西要打，二奶偷人就不打了？！”不过，她也承认：“二奶固然可恨，但主要责任还是在男人身上。可以说，有多少二奶，就有多少坏男人！”那为何不打丈夫？张玉芬与几位姐妹给出了相同的答案：“我们是女人，打不动男的。而且毕竟他是孩子的爸爸，总得给孩子留个面子。最重要的，我们还是希望老公能回头，能回归家庭。”
数年间，她指挥的打二奶行动数次遭遇警方干预，各地有数名经她指导出手打二奶的妻子都因涉嫌故意伤害被抓。她自己也曾被西安的法院传唤过，后来因为传唤她的法官被纪委带走，此事不了了之。加上自己年龄渐长，已经“跑不动打不动”，从2009年开始，她逐渐减少了打二奶、做侦探的业务，现在已经完全停止了。
情感驿站月亮湾
2014年，张玉芬的“情感驿站月亮湾”在北京西郊门头沟的一处民房里开业了。“月亮代表女性，月亮湾就是女性受到伤害后避风的港湾。”从2006年开始，张玉芬就有了办这样一家妇女救助站的愿望。但是那时的钱不够，在西安也没人支持她。这些年，她将调查婚外情得到的收入攒起来，加上自己的养老金，投入近10万元，终于把“月亮湾”开了起来。
这间小屋距离北京市中心50公里，月租400元，位于公路边上一个小山坡顶，房后就是大山。门前种了些青菜，晾衣绳上晒满了棉被。救助站看上去与普通民房并无二致，附近的大部分村民都未曾听说过它。
整个救助站只有一间房，屋子陈设简陋，进门左边就是大炕，右边靠墙则是一张单人折叠床，大部分物品都是张玉芬买的或从西安带过来的，还有一些他人捐助的床垫等。
2014年7月的一天早上，张玉芬踩着饭桌将塑料纸打印的救助站名钉在门框上，放了鞭炮之后就正式开张了，在场的除了五位受到婚姻伤害的妇女，还有两位妻子出轨的男人。许多来救助站的都是她曾经帮助或者给予建议的妇女，因为在家里无人可倾诉，就跑来北京投奔她。
张玉芬与受助妇女们在一个锅里吃饭，一张炕上睡觉，和她们聊天，为她们做心理的疏导疗伤。她每天还会帮助疾病缠身的受助妇女做按摩、针灸治疗。
孙艳比张玉芬大一岁，来自河南平顶山，是这里的第二位住客。在她之前是一位来自徐州双腿残疾的妇女。张玉芬说，“是她丈夫出轨后把她打残的。”孙艳的丈夫2007年出轨，经过几年的纠缠在两年前离了婚。孙艳在一次“中华全国民间反二奶同盟”的活动上认识了张玉芬。孙艳说因为离婚的打击，她中了风。女儿已移民国外，独自一人生活的她说，婚姻之伤旁人无法理解，“没有其他人可以说，谁也不能总听你说啊”。不久前，孙艳来到北京住进了“月亮湾”。
张玉芬每天给孙艳做按摩、针灸治疗。由于孙艳行动不便，她还要负责每天做三顿饭。尽管现在已经不打二奶了，但她时常会跟孙艳说起自己以前打二奶的故事，“打二奶就是要先脱裤子，让她跑不了”。这些回忆，她的姐妹们百听不厌。
无论在哪里，张玉芬每天都会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电话、短信，有的是向她求助，有的是对她表示支持，“还有一个人很逗，说自己是侦察兵转业的，一上来就问我收不收徒弟。”张玉芬开心地对记者说。
除了情感治疗还远远不够，张玉芬担任被婚外情伤害的妇女的公民代理人，为她们提供代理诉讼服务。张玉芬说，如果她们需要法律援助，她在北京和西安两地都有律师朋友。
张玉芬西安家中的电视一直调在央视12套“社会与法”频道。自从她自己的婚姻出现问题后，她一直自学婚姻法和相关的法律知识，一本法律集子都翻烂了。她陆陆续续写下了21条对婚姻法修订的建议，包括重新界定重婚罪的判定条件、严惩出轨者、打击第三者、要求公安参与婚外情侦查等。“我参加过一些婚姻法修订的讨论会，但那些人就是不听我的。”张玉芬很无奈。
在她的规划里，“月亮湾”将来要发展成妇女养老院，专门收留因婚外情受伤害的妻子，还包括失独母亲。
维权之路坎坷多
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巫昌祯曾表示，“二奶杀手”这样的现象，是在社会逐渐开放，但法律缺乏对合法权益保障的情况下，妇女进行的一种维权、复仇行动，是一种特殊的现象。
官场环境不净，是滋生婚外情的温床。张玉芬出轨的公务员丈夫就亲口对她说：“我们单位里每个领导都有二奶，我要是没有，会很没面子。”
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北京就有一个由受婚外情迫害妇女组成的“秦香莲告状团”，她们去各单位状告自己出轨的丈夫，并动手殴打出轨丈夫和第三者，后引起中央注意而很快被叫停。2004年起，山东妇女杨锡莉和女儿王静开始四处举报担任政府官员的丈夫包二奶，并在网上建立了“反二奶同盟”QQ群，互相安慰、提供建议。但如今来找她咨询的人也越来越少了。
从1997年到现在，张玉芬无疑是在为妇女维权道路上坚持最久的一个。但是，她也有不少困惑。
在她眼里，妇女永远是婚姻中的弱者，她曾在笔记本上写下：“没有走进婚姻的人恐怕都不见得能明白离婚究竟是怎样一种痛苦，那不仅仅是离开一个人、结束一种生活，最重要的是将一个朝夕相对、紧贴在我们生命中的人狠狠地从我们身体和感情中撕下来……这种破坏是以撕心裂肺的痛苦和彻底颠覆的生活轨迹为代价的。”
张玉芬说：“只要一有第三者，男人就会变心，变得特别快，而且对妻子心狠手辣。但是当婚外情出现后，妇联、公安不能有效地来帮这些妻子争取自己的权益，社会上有些人还要对女人说三道四，认为是妻子没把自己的丈夫管好。这个情况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彻底改变。”
她说，她“二奶杀手”的名声并没有帮助她在当地赢得更多支持，“我打二奶越多，他们就越觉得我给西安抹黑。妇联、民政的人都觉得我在瞎搞乱搞。”
妇联到底能为受婚外情伤害的妇女做什么？上海市普陀区桃浦镇妇联主席陆丽萍表示，妇联可以通过居委会的调解，做她丈夫的思想工作，严重一点还可以找他的领导反映情况。“主要其实还是做思想工作，因为法律条款上没有明文规定，这都还是私德上的事情。但如果是发生家暴，公安司法就可以介入了，可以让他的妻子找出证据，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她表示，妇联是不能也没有权力帮妻子寻找丈夫的出轨证据的。
陆丽萍举例说，桃浦镇是城乡接合部，面积广，还有可能牵扯到拆迁等问题，事情就会更复杂。当地外地媳妇的比例比较高，基本以家庭妇女为主，如果出现离婚后又要带孩子又没工作的情况，妇联会联系社保和居委会，为她们安排工作，做就业援助；然后安排一些志愿者，点对点帮助，为她们提供方向。“不过主要还是要靠她们自己，因为毕竟婚姻还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我们妇联也没法保证能完全解决。”
华东师范大学法律系教师章瑛提出，像张玉芬遇到的丈夫出轨的这类情况，法律在某种程度上是能力有限的，它解决不了人的道德问题。“婚姻家庭中的女性实际上是处于一种无助的状态的。如果女性还想维持婚姻的话，她就很难在我们现有的法律层面，尤其在婚姻合法的这个层面寻找到强有力的法律保护。更多的要靠自救，来挽救自己一些财产上的利益。”
当张玉芬停止“打”，开始“救”；从“火凤凰”转向“月亮湾”后，她又面临无法在民政部门注册的难题。没法注册，就意味着无法正规开展活动和接受资助。2006年她在西安去找民政部门，对方的回复是：“你要是做了救助站，还要我们干什么？”而在北京门头沟，民政局说必须有挂靠单位，让她去找妇联；而妇联又把皮球踢回民政局。
实际上，201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要求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重点培育、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近年来，广州、湖南、河北等各省区已逐渐开放“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四类民间组织的登记注册，凡是属于这四类范畴的，无需再选择挂靠任何单位，可直接到民政部门审核登记注册。
张玉芬表示，希望北京也能尽快落实这项政策，让她的为妇女维权之路更加通畅。
十多年间，张玉芬接触了太多二奶的案例。她选取了其中九个，陆陆续续写成了20万字的书稿，准备定名为《婚殇》。她说，有时间时她还要继续写下去，除了写二奶，还要写那些出轨的人的结局，给人警示。就如同她的微信头像上的文字一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链接：当小三，犯法吗？
小三、二奶、情人……称谓不同，指的都是婚姻中的第三者。从道德上讲，她（他）们必然不被社会接受，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当小三，违法吗？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从媒体报道中检索到学者李银河的一些说法。
2010年，华南师范大学对在校生发出严厉警告：凡是与已婚人士保持“特殊关系”的，将被开除学籍。《重庆师范大学学生违纪处理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也规定，“当三陪、当二奶、当二爷、搞一夜情的，将开除学籍”。
对于学校的规定，学者李银河指出，“被包养”的大学生，其实就是更注重钱色交易和物质享受的“第三者”。而按《婚姻法》有关规定，“第三者”是私德问题，除非有利益相关方提出诉讼，“第三者”并不需承担法律责任。
她认为，“被包养”的行为理应被道德和良知所唾弃，但是，这些人并未触犯法律，无论如何，大学并不能由此而剥夺学生的受教育权。因为“被包养”与正常恋爱都属于“隐私”，区别只是在于前者“私德”不修，有违正常道德规范。
但是，这类问题的调查取证非常困难。在获得所谓“真相”的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可能伤及他人隐私。而且即使进入法律程序，对于何为“与异性非法同居”、何为“二奶”事实上也很难界定，大学在调查中会不会侵犯学生的隐私权？
李银河强调，大学生被包养，具有复杂的社会经济动因。对大学生的私生活问题，轻易启动调查程序，动辄以处分甚至开除威胁，权衡利弊，弊显然远大于利。作为提供教育服务的机构，大学职责的重点显然在于提高教育服务的质量，而不是去调查别人的私生活。
2014年，内地导演王全安因涉嫌卖淫嫖娼被北京警方当场抓获并拘留审查，李银河在博客中谈及此事，并讨论了二奶是否属于性交易的问题。
如果没有规则，社会将不成其为社会。具体到人的性欲这件事上，社会的规则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是不可强迫。只要对方不同意，无论是强奸、猥亵、性骚扰，全都不允许，一旦发生，要受刑法处罚。否则天下大乱，或者像印度那样出现光天化日之下强奸游客的事情。
第二种是不可通奸。既然结了婚，对配偶就有忠诚承诺，否则为什么要结婚？单身就可以不犯通奸错误了。虽然根据统计调查，婚外性关系的发生率在40%上下，其中包括性交易但不都是性交易，但是也不能说发生率高就不是犯错误。
第三种是不可交易。这第三种规则涉及问题较多，不同国家和社会有不同规定。主要有两大类型，一类允许性交易，如荷兰、德国；一类不允许性交易，如中国。多数国家处于中间状态，即有轻微约束，不严厉，如英国只禁止性工作者强行拉客行为，其余不禁；如香港的“一楼一凤”等。
对于性交易的处置为什么会有不同？原因在于性交易是人类社会中性质模糊不好定义的一种活动。狭义性交易只包含一次性的用金钱购买性服务；广义性交易却可以包含长期包养关系（包二奶），甚至包含妻子不工作完全由丈夫供养的夫妻关系（恩格斯所谓“资产阶级婚姻中的卖淫”）。如果采用对人类性交易的广义定义，那就绝对无法实施惩罚（例如不能用刑法惩罚二奶），按照这个定义，单独把一次性金钱交易的行为拿出来惩罚，理由就不够充分。
2010年，有媒体报道中国离婚人数持续增长，婚外情是导致离婚的重要原因。媒体报道中李银河评论说：
说小三是离婚的主因我不敢苟同，这得靠数据说话。
小三是如何产生的？对于男人而言，中国历史上男权文化的传统是根源。这些男人事业稳定后要依靠什么形式去炫耀这种成功？衡量男人成功的隐性标志是情人。情人作为暧昧的符号是权力的表征。虽然从1950年《婚姻法》颁布开始，以立法形式确定了一夫一妻制，但历史上三妻四妾的婚姻制度在男人的心中都残留了一些“思想瘤”，在他们看来，成功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是“有很多女人”，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糟粕。而对于女人来说，经济不独立、想走捷径、希望一步到位的快餐式理念促使她们在社会阶梯上寻求上位，“小三”提供一个省力的出口。
人们往往有个误解，认为小三就是女性，但实际上男小三的比例很高。这个现象的出现表明了择偶观的转变，男人开始看重女人的金钱，婚姻市场上女人依附男人的局面重新洗牌。
（本文根据《青年报》、《新世纪》相关报道及李银河新浪博客文章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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