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的黑与白
阅读提示：半个多世纪的政治生涯，让国父、强权者、政治家、自由派等字眼不时加在李光耀身上。但如今细细梳理其人生轨迹，却发现这位老人的一生似乎又变得单纯而简单。他那充满争议的人生就是铜板两面，好与狠紧紧粘合，黑与白难以割舍。
李光耀的“英雄主义”
3月18日晚间，一份李光耀“死亡”的网页截图在网上流传，引得世界各大网络纷纷中招。一名16岁的新加坡少年涉嫌炮制了这起乌龙事件。
5天之后，领导新加坡52年的“国父”李光耀真正离去。而这位年轻的“预言家”却因为触犯滥用电脑法令罪名，可能面临数万元新币罚款以及10年以内的监禁。“被死亡”，一个在其他国家被视为玩笑的恶作剧，却在以严刑峻法出名的新加坡被视为不可饶恕的罪行——这就是李光耀留给新加坡人的众多遗产之一。
作为“世界上最聪明，同时也是最得人心的专制者”，李光耀这种个人英雄主义式的高效率、低成本“专制”，不仅促成了新加坡经济的高速增长，更打造出堪与欧洲媲美的高福利社会体系以及让全世界称道的廉洁透明政府。
然而，在自由与繁荣的选择中纠结，让李光耀的巨大声望中总伴随着争议。“家天下”、“霸道家长”、“威权主义”的批评一直不绝于耳。现在，人们关心的是，离开了“国父”的庇护，新加坡的未来会驶向何方？（陈 冰）
李光耀的黑与白
半个多世纪的政治生涯，让国父、强权者、政治家、自由派等字眼不时加在李光耀身上。但如今细细梳理其人生轨迹，却发现这位老人的一生似乎又变得单纯而简单。他那充满争议的人生就是铜板两面，好与狠紧紧粘合，黑与白难以割舍。
撰稿｜韩洁颖
这一次，媒体终于没能让他“死而复生”。
3月23日凌晨，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因抢救无效与世长辞。
半个多世纪的政治生涯，让国父、强权者、政治家、自由派等字眼不时加在李光耀身上。但如今细细梳理其人生轨迹，却发现这位老人的一生似乎又变得单纯而简单。他那充满争议的人生就是铜板两面，好与狠紧紧粘合，黑与白难以割舍。
借用俾斯麦友人对俾斯麦的评价：无人得以不朽而无须付出代价。于“新加坡之光”李光耀，更是如此。
是“国父”也是“专制家长”
没人可以否认李光耀在新加坡的“国父”地位。正是在他“把持朝政”的数十年里，新加坡从当初的“弹丸之地”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并跻身亚洲屈指可数的发达国家行列。 1965年8月9日，当新加坡被马来西亚无情逐出时，李光耀泪流满面宣布了此事。此时的另立门户对他而言并非喜事和荣光，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资源匮乏、国民素质低下、强敌环绕、夹缝求生的小城池。
当时的狮城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社会动荡仍在继续、种族冲突尚未平息，失业率高企不下。数字可以说明一切，1960年，这个600多平方公里的小国人均名义GDP为428美元，是个不折不扣的“穷光蛋”，失业率高达12%。
西方评论新加坡是一个“勉强成立的国家”，并断言“独立后的新加坡是看不到前途的”。
“我从来没想到在42岁时，要负起独立管理新加坡的责任，照顾200万人生计，我们奉命脱离马来西亚，走自己的路，前途茫茫，却不知道何去何从。” 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说道。
谁知这位置一坐就是31年，无助的李光耀苦苦摸索适合新加坡经济发展的前进道路。先是在制造业撕开一道口子，1968年成立工业区，建立轻工业基地，努力拉外资，给予外国企业多种优惠。短短10年，新加坡便摇身成为世界主要电子产品出口国。利用得天独厚的港口优势，新加坡成功吸引著名石油公司蚬壳石油和埃克森美孚，成为世界第三大炼油国。
从1960年到1983年，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高达9.0%，是同期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失业率则降至3%。1980年代后期，审时度势的李光耀提出继续大力发展制造业同时，推动金融、旅游、服务业等产业的蓬勃发展，国家工业结构组成日趋科学合理。
截至1991年老爷子卸任，新加坡的人口从144.6万增至313.5万，人均GDP为14504美元，翻了近34倍，年均增长率高达12%。
与此同时，原先那个脏乱差的的城市也彻底换了新颜，变成了环境优美、井井有条、人人向往的“白富美”。
《经济学人》称赞李光耀作为新加坡的代表人物，凭借一己之力将这个资源匮乏、移民杂处的小国“从第三世界带入了第一世界序列”。
李光耀自是容不得后续的半点瑕疵，他说过，“就算我死了正被你们送进坟墓，如果我感觉新加坡哪里不对劲，我会立马从坟墓中跳起来！”
由此可见，这位不屈的“国父”更像是“专制父亲”或是“全职管家”。只是有时过激的政策手段会引得满屏尽是吐槽体。
对待国民，他柴米油盐吃穿住行无所不包，婚丧嫁娶事无巨细。
1980年代初期，李光耀因为担心国内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选择不婚，提出了为人诟病的“优生学”理论。在他看来，人的聪明才智绝大部分得益于遗传因素，只有20%受教育和环境影响。因此，文化程度高的女性生的后代智商高、素质好、发展前途远大，文化程度低的女性则恰恰相反。于是，他鼓励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子结婚生子，而教育程度偏低的女性若选择少生，则可获得现金“奖励”。这一说法因为带有对女性的侮辱，受到了国人尤其是职业妇女的强烈抗议。
三年后，他又一次抛出“婚嫁大辩论”引起轩然大波，老爷子在一次大学演讲中表示，男性应该找与自己匹配的优秀女性结婚。此后，为了解决“剩女问题”，他在跟一位未婚女博士对话时催起了婚，甚至还设立了国家机构专门解决这一老大难问题。
就连不随地吐痰、不闯红灯等一系列日常道德行为都被写入了新加坡法律，最高可处以鞭刑。1994年，“搞笑诺贝尔奖”把“心理学奖”颁给李光耀，表彰他长期以来对以上行为影响的研究。
这也成了新加坡区别于其他国家的“宝贝”。“美国人连新加坡在哪里都不知道，他们谈到新加坡，只知道迈克尔-费伊（受鞭刑的美国少年）、鞭刑、口香糖……”
对于严厉约束、教育国民的举动，李光耀这样解释：“如果国民是受过教育的、从小就很有教养，这样管制时就不必太严格，因为他们受过训练。就像狗一样，若小狗从小就以适当方式培训，就会知道要到外面撒尿大便。但新加坡不是这种社会。我们曾经努力训练一些成年狗，但它们还是会在电梯里小便。”
除此之外，当他发现小学生开始出现肥胖问题时，立即要求学校停止售卖油炸食品。大街上的广告牌旁边明确标注违规罚款的价码，比如禁止公共场合饮食，违者罚款500新元。
“我经常被指过度责干预国人的私生活。对，但如果我不这样做，我们今天不会有这样的成就。我可以毫不懊悔地说，若我们从没介入国民的私人问题，国家也无法取得现在的经济发展。”
民主还是集权？
翻看李老爷子的成长轨迹，他应该更偏向于西方的民主制度。要知道他曾先后两次前往英国求学，第一次因为战火被迫中断，第二次则顺利取得了剑桥大学的法律学位。作为近代自由民主思想的发源地，英国文化和思想对李的影响自是不可或缺。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其《文化的冲突》一书中曾写道，“用一位英国内阁成员的话说，李光耀是‘苏伊士运河以东好得没治的英国人’”。
新加坡也的确沿袭了西方民主国家所具有的民主框架，政府由经过民选的国会产生，反对党的存在是合法的，党的执政需要通过定期的公开大选产生。并且其福利体系跟欧洲也一脉相传，例如国民医疗保险和低成本的教育体制。
但在西方国家的眼中，新加坡所采用的政治模式距离真正的民主相去甚远，有人甚至批评其为“温和独裁”。毕竟李光耀执政下的新加坡虽说不是一党独大，但其所在的人民行动党是国内执政的“万年青”已是不争的事实，相较之下，反对党势单力薄，长期以来只能分到议会席位中的个位数，实力悬殊可见一斑。
对此李光耀直言不讳。他认为，如果新加坡成为像西方国家那样的两党制，新加坡必然“走向平庸”，因为“最优秀的人不会选择从政，参选得冒很大风险，竞选活动会变得非常不文明甚至‘卑鄙恶毒’ ”。
《外交学者》网站的文章表示，新加坡的年轻一代对李光耀建立的政治体制表示不满，“他们想要在新闻、言论以及集会上的自由，简而言之就是真正的民主。实际上，这正是李光耀政治哲学中缺失的部分”。
老爷子对民怨自是有所察觉但又无力理解，他将一切归咎于“年轻一代没有经历战乱，不懂感恩”。
“你说我是独裁者，随便吧，但那并不真的表示我就如你所说，我在自由选举中能轻取对手，我还需要当独裁者吗？”.jpg)
作为马基雅维利的拥趸，同时经历过日本占领新加坡的苦难的李光耀认为，想要真正控制人民、管理社会，只有通过权威和恐惧手段才能实现。马基雅维利是“残忍治国之道”的代言人，而这一理念也贯穿老爷子的强人政治作风，正如他所说：“在受人爱戴和令人畏惧这两者之间，我始终认为马基雅维利的思想是对的。如果谁都不怕你，那就毫无意义了。”
“太在意民众支持率的领导人是软弱无能的领导人。”
因此，李光耀在建立民主和法治社会中，一直强调“要有铁的手腕”。他在1965年对工人代表说，管理新加坡人必须强硬如铁，这包括了推行严刑峻法。
最能体现李光耀“严刑峻法”政策就是新加坡的一张对外名片——鞭刑。李光耀在1966年公布《破坏法》，将鞭刑范围进一步扩大，作为维持社会治安、维护市容和保护公私财产的工具。这种罕见的严厉处罚在国际社会引起大范围的讨论：国际人权组织反对新加坡的司法鞭刑，国际特赦组织形容它非常“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有些人认为此举违反了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但新加坡不在此公约的签署国当中。
对于媒体，李光耀更是毫不遮掩地表示，别用“新闻自由”那套吓唬他。对于持不同立场的媒体，除了吓唬逼退，甚至是从制度上毁掉其存在的可能性。
1977年，新加坡通过立法，禁止任何人或受其任命者持有报刊超过3%的普通股权。这一比例，导致了报纸没有任何人可以说了算，也没有任何资本可以掌控之。随着将管理权下放到当地的四大银行，其实跟政府掌控没有根本的区别。
李光耀的观点是“报刊自由和新闻媒体的自由必须服从新加坡的首要需求，也必须服从民选政府的首要职责”，这倒与苏联的共产主义报刊理论不谋而合。即便没有新闻检查制度，其专门设立了管理传媒业的单位机构，派专门的人负责阅读每天的消息，如果发现有违反政府指示或国家利益的报道和言论，轻则提醒有关报章的负责人，重则向有关负责人发出警告。
新加坡政府还牢牢掌握着境外媒体的话语权。比如英国《经济人杂志》曾报道现任总理李显龙的老婆担任财政部资金管理局淡马锡控股的董事，批评其国家私有化的做法，李显龙诉诸法律，最后以杂志的道歉而收场。
同时，李光耀还被指在新加坡谋求家族利益，搞隔代世袭。有人笑称新加坡改名叫“李家坡”似乎更加合适。
“抱有我会退休想法的人们，最好到医院检查一下头脑烧坏了没有。”这是1990年李光耀卸下31年的总理重担，对继任者吴作栋说的一句话。
果然，他随后被任命为“国务资政”——一个为他量身定做的内阁职务，直到2004年7月任期届满。2004年，吴作栋把总理之位正式传给李光耀儿子李显龙后，李光耀转任“内阁资政”，又一个为李光耀首创的政府职务，居于“国务资政”之上，被维基百科翻译为“国师”。不管怎么变，老爷子都有恋栈不退的嫌疑，在新加坡政府中当上了“太上皇”。
他的两个儿子都在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大儿子李显龙为现任总理，小儿子李显扬曾任最大国营企业新加坡电信的总裁兼CEO，儿媳以及亲家是大企业家，只有做医生的女儿李玮玲不在掌管新加坡政治或经济命脉的圈子里。
有媒体质疑，“李显龙出任总理，有李光耀刻意培养和操作的痕迹”。李光耀回应说，李显龙在自己的岗位上是称职的。
“如果我没当上总理，他可能早几年就坐上了那个位置。我不会让不够格的家庭成员担任要职，因为这对新加坡或我本人的历史功过来说，都是个灾难。决不能允许这种事发生。”李光耀表示。
而当李光耀逝去，影响力逐渐褪去时，新加坡模式能否继续发展引发了《纽约时报》的质疑，“在可能更自由的新一代人手中，李所创造的精英政治模式会发生怎样的改变有待时间的检验”。
中国的好友还是损友？
作为运筹帷幄、以小搏大的政治家，李光耀外交的两面性表现最明显的，就是他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对这位新加坡国父来说，无论是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还是从一个政治家的政治生涯角度，中国，都与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李光耀祖籍广东省大埔县清远都党溪乡，是汉族客家人。尽管自小便接受英式教育，但是李光耀对于血系源头的中国，始终有一份独特的感情——这一点从他一直所推崇的儒家文化，便可见一般。
而正如他左右逢源、长袖善舞的政治手腕一般，单单是李光耀与中国的故事，就可以复杂多变地写成一部厚厚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的名字，姑且定为《黑与白》。
不妨先说说李光耀与中国之间的“白色故事”。从1976年李光耀第一次访问新中国算起，我们便会惊讶地发现，“超长待机”的李老爷子，在近40年间的时间里，和新中国的5代领导人集体都打过交道。2002年，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胡锦涛就曾称李光耀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在某种程度上，曾经30多次访问中国的李光耀，不仅仅是中新关系的奠基者与开拓者，他以及他背后的整座狮城，都可以算得上是新中国在改革开放道路上的“引路人”。
庞大的中国从弹丸之地的新加坡借鉴的是发展思路而非全盘复制，但实质上，中国从这种借鉴中获益匪浅，“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加坡的发展模式对中国有很大影响”。
其实不只是经济，在外交方面，李光耀同样是中国的老面孔。
以中国投入大量心血的台海问题为例，李光耀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宣称两岸统一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台湾重回大陆怀抱只是时间问题。李光耀认为，随着大陆军事力量不断加强，美国派兵远赴台海并非一直会有必胜的把握，更重要的是台湾对大陆而言，是属于不可动摇的核心国家利益，但是对美国来说，台湾仅是次要的利益。他也指出，两岸关系愈来愈紧密，全世界没有国家会支持“台湾独立”。
针对中国的未来发展，李光耀也是有名的乐观派。2000年，在他的回忆录中，他就曾这样预言——“中国有潜能在2050年实现目标，晋升为现代化的经济体。中国大可成为世界数一数二的贸易强国，在国际事务上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从一个华人的角度，李光耀给予中国的关注与扶持不可谓不多。但是，我们也不能忘了，李光耀同时是一个精明的政治家，实用主义、稳健中带点狠劲儿、被人诟病为“温和的独裁者”……这些都是李光耀政治生涯中不可磨灭的烙印。
因此，即便是对于自己的祖籍国中国，李光耀的“黑色故事”，同样颇为可观。
众所周知，尽管在新加坡独立之前曾与马共有过短暂的合作，但是骨子里李光耀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反共者。他曾坦言，新加坡之所以积极加入美国所倡导的东南亚条约组织等区域军事联盟，目的就在于遏制共产主义势力在东南亚的扩张，而当年力主与大马合并，也有借马来人之手清除新加坡华裔中左翼势力的明显考量。
值得一提的是，哪怕李光耀是东南亚访问中共最频繁的领导人之一，中国与新加坡的建交时间是在李光耀首次访华10多年后的1990年10月3日，是东盟中最晚与中国建交的。
为了对抗强大的中华文化圈影响和“共产主义渗透”，李光耀采取了“西化”政策，通过经济、司法体系和行政模式的西方化、现代化，争取“国际化”红利，同时强化英语地位，充分利用新加坡交通要冲、战略要地的便利，实现经济“搭便车”。他让新一代华裔认定“西化”更有前途，“唐山化”则星光黯淡。他让这个“人造国家”在短短一两代人的时间里，便神奇地实现了新的国家认同，并在很大程度上剪断了新加坡华人的“唐山”脐带。著名的南洋大学正是因为李光耀“去中国化”的做法，而在1980年走向了销声匿迹。
外交、军事方面，李光耀的做法显然更是摇摆不定。依旧是台海问题，尽管有促成1992年“汪辜会谈”的美好先例，但在更多的时间里，李光耀对于海峡两边的态度都是极为极为暧昧的，为了防止共产主义渗透，李光耀一度和据守台湾的“蒋家王朝”走得很近。
此外，李光耀大肆鼓吹“中国威胁论”，以舆论方式打压中国——他曾撰文表示，即便中国经济超过美国，也不会恢复汉唐时期的世界霸主地位。此举真的有种强行向美国示好的意味在里面。
他还曾告诫东盟不能成为中国的附庸，警告日本、印度注意中国的崛起，并且指责中国文化的不自由……
无论是指责中国，抑或是示好中国，我们不难发现，李光耀的做法始终在寻求一种亚太再平衡的态势——既不让中国一家独大，也不让外部势力趁虚而入。左右逢源，李光耀的政治态度深深扎根于这些政治活动之中，这却也是新加坡身为一个面积仅有600多平方公里的小小岛国的无奈。
新加坡与李光耀的左右逢源——毕竟更多的只是一座城邦的经验，我们需要了解更多的恐怕是一种忧患意识，还有李光耀对于实用主义政治的完美运用。
链接：李显龙会成为他父亲的翻版吗？
从小被“像王储一样带大”，一直受到父亲严苛训练的李显龙能否走出父亲的庇荫，继续书写世上最了不起的成功故事？2004年《财富》杂志曾经发表过编辑路易斯·克拉尔的一篇深度报道，作为最早报道远东经济崛起的美国记者之一，他指出李显龙并不想像父亲那样行事，他乐于给新加坡留下自己的政绩——
他尽力消除家族王朝统治带给民众的印象。他希望把新加坡转变成一个医疗保健、教育和金融服务的地区性中心。为了鼓励新知识经济所需的创新精神，他允诺要“割断”国家对大小事务的“控制”，因为它已经使400万国民养成了顺从习惯。李显龙说，取消对吧台舞和“蹦极”的长期禁令只是一个表面的迹象，说明“我们准备采取行动，对我们的社会进行更加深入的变革”。他甚至考虑成立一家赌场，以吸引更多的游客：“我们不能受过去行为的束缚，裹足不前。”
李显龙不像其父那样实行铁腕统治，而是鼓励新加坡人畅所欲言。他说：“异议并不意味着反叛。”他想提高人民关心国家前途的意识，但又不想对其政治制度大动手术。“我们想找到一个平衡点，”他说，“你必须展开大辩论，但最终不能失去形成一致意见的能力。不是所有的亚洲社会都能做到这一点。”他又说，一批“不可忽视的少数派人士”想参加公共政策的制定，他们“可以参加，提出建设性建议并从中受益”。但是，最后的决定要由统治者来做。
李显龙尽管紧抓政治控制权不放，却有可能在艺术和社会习俗方面鼓励人们享有更多的言论自由。例如，政府已经停止审查剧本。《欲望城市》（Sex and the City）一片正在有线电视台播出，政府机构不再禁止同性恋，当地传媒在刊登模特儿特写照片时也比以前大胆了一些。但是，李显龙拒不允许“好打抱不平的新闻媒体”干政。他也不会给政敌提供多少活动空间，认为“政府必须回击甚至毁掉他们”。毁掉他们是什么意思？“就像《纽约时报》对你们美国的一些政治竞选人所做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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