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博彩开放之争
阅读提示：“如果能建立一套完善的基础设置和法律体系，对当地经济、税收的促进还是可观的。但如果相关的配套建设没跟上，对当地社会带来的创伤也可能十分严重。”
记者｜金 姬
根据总部设在多哈的体育安全国际中心（ICSS）和巴黎索邦学院2014年6月公布的联合调查报告，显示全球每年博彩涉及金额最高的五个国家和地区分别为中国、韩国、意大利、英国和中国香港。
据悉，中国人每年花在博彩上的金额高达2.15万亿欧元，其中1.25万亿欧元为合法支出，非法赌博高达9000亿欧元。数字如此之高，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人口众多，另一方面是因为很多在其他国家合法的博彩形式在中国是非法的，导致很多中国人选择到黑市或地下赌博机构参赌。
近几年，中国内地有关开放博彩业的声音也愈来愈多。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所长、国内首位博彩管理专业博士王薛红此前表示，除了在赌场中进行的赌桌游戏以外，所有主要的赌博类型在中国都有其合法的形式，“但现实问题是，博彩业能否进一步开放还很难说”。
而申银万国分析师顾柔刚认为，内地在十年内是不会开放博彩业的，因为这一话题非常敏感，即便开始正式讨论，到最终赌场建成还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估计内地当下的博彩业还是会以彩票为主。
中国人最好赌？
网络上曾流传一篇《为什么中国人好赌博？》的文章，作者郑子宁写道：“全世界人都知道东方人赌性大，中国人尤胜。中国人好赌并非中国人自己的观察总结，清末大批探险家、传教士来华，在他们关于中国风俗民情的观察当中，热衷于赌博是他们认为中国人最突出的特征之一。那些因为赌博而倾家荡产的中国人常令他们感到不可思议。与世界其他文明相比，中国历史上的禁赌并不严厉。几乎所有的朝代都下过禁赌令，但无不以失败告终。行政命令延续力差，效果微弱，无法与在教义上禁赌的伊斯兰世界、或有限度容忍赌博的基督教文明相比。1949年后，中国官方严厉禁止赌博，高强度的计划体制和社会管控手段极大程度地消灭了民间赌博的空间。”
曾几何时，中国把“博彩”等同于“赌博”，贬义色彩浓重。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赌博被称为“六大恶习”之一，与卖淫、色情、吸毒、迷信和拐卖妇女儿童并称。很长一段时期内，赌博在中国是被严厉禁止的行为。1979年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首次确定“赌博罪”，即“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开设赌场或者以赌博为业的行为”。
而在郑子宁看来，“赌博文化的根基并未被运动式的禁赌摧毁。以麻将为例，‘文革’初期麻将被当作破四旧的对象，但风声稍松，麻将就死灰复燃。改革开放后，随着禁令的逐渐松弛，不但搓麻声再次响彻九州，各种地下博彩也从南方沿海兴起，传遍大江南北。2005年，公安部副部长白景富宣布对少量彩头的赌博形式不再查处，这与对地下六合彩、赌场的打击形成鲜明对比。
赌客输出国
如今的博彩业主要分为三大类，本质都是概率游戏：第一类是彩票，如中国的体彩和福彩；第二类是竞技类游戏，如赛狗、赛马、赛牛、斗鸡，在中国民间长期存在，属于灰色地带；第三类是赌场中的游戏，在中国内地并不合法，而七成以上的联合国成员国开放了赌场。
根据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的市场调查，中国国内合法与非法博彩比例为1∶10。“私彩”的玩法从单一的“六合彩”发展到了赌外围、地下赌球、电影票摇奖等多种形式，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地下经济，当局虽然严厉打击，但是无法杜绝。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足球赌博的范围和参与人数都大幅增加。
根据腾讯财经报道，尽管市场关注的焦点都集中在中国赌客的海外贡献，但据王薛红2014年的估计，中国的非法赌博收入或高达1460亿美元，堪称全球最大的隐形博彩市场。作为博彩业客源最大的输出国，中国短期内却无望开放赌业。
中国赌客在国内未能实现赌博愿望，只能奔走海外。据总部位于伦敦的博彩咨询公司H2 Gaming Capital估计，2013年全年，中国赌客在境外累计输掉760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赌客的1190亿美元。而早在2000年，中国赌客的排名连前十都尚未进入。
事实上，过去20年中，中国周边正在形成“环中国大陆博彩产业圈”。产业圈西起越南涂山郡，南至澳大利亚，东及韩国首尔，北达蒙古、俄罗斯，目标直指绝对禁赌的中国市场。而近些年来新加坡、菲律宾等国开放赌禁，亦动摇着澳门博彩业对中国市场的垄断地位。
放，还是禁？
王薛红公开表示，对博彩的需求，实际上是一种对不确定性的一种追求。“由于人的冒险基因的存在，就有了这个古老行业的存在。完全靠堵的方式，去把这样一个行业能够治理好是非常困难的。西方180多个国家，有彩票以及博彩业开放，甚至市场发展得非常繁荣。众多国家都是从打击到逐步开放发展起来的，那么我们国家未来的发展趋势和发展方向，也必然规避不了这样的一个历史发展的规律，应该是疏堵结合比较好。”
新加坡的先例也许值得中国借鉴。2010年，禁赌40年的新加坡开设了两家赌场。新加坡华文学习研究院院长蔡志礼表示：“政府看到，禁赌多年，人们却依然想方设法赌博。新加坡是开放的国家，赌博从各个方面向新加坡渗透。有的人周末出国到马来西亚赌博，有的人坐船到公海赌博，有的人哪里也不去，在家上网赌博。这些赌博行为政府管都管不了。在本国开设合法赌场并认真管理它，并不会导致更多人参与赌博。”
北京师范大学彩票事业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海平表示，亚洲很多国家为了避免赌博的负面社会影响，同时又能赚取外快，专门开设一块合法赌博的飞地吸引外国赌客。这是亚洲国家开赌的一个独特现象。“如果能建立一套完善的基础设置和法律体系，对当地经济、税收的促进还是可观的。但如果相关的配套建设没跟上，对当地社会带来的创伤也可能十分严重。”
王薛红认为，如果中国将博彩业合法化，未来产值将达到4000亿至5000亿元人民币的规模，以目前发达国家博彩业占GDP约2％－3%来看，中国未来也应会达到这个比例。“博彩是金融之上的金融，是除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外，最重要的政策杠杆。相对酒店业和餐饮业这种实现货币有效性周期非常长的产业，博彩业可以快速实现货币的有效性。”
反对派认为，禁止博彩业不单单是钱的问题、国家体制的问题，更是文化的问题，博彩经济的繁荣是消极的虚假繁荣。人们担心，博彩会导致众多赌徒沉溺其中，浪费大量的社会资源，同时引发一系列家庭、社会问题。而且，博彩业往往与黑社会、洗钱、腐败、色情等联系在一起，当下的中国还没有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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