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手黄洁夫：用十年将器官自愿捐献落地
阅读提示：很少有政府高官站在前台为一项改革代言，这种代言，甚至让一项政策变得有了“面目”和“温度”。
在阳光下重生
2008年，我采访一场特殊的运动会，运动员都是器官移植手术后的康复者。泳池边，几位大块头的男士，正在为即将开始的比赛伸展身体，双手高举，腹部显现出同样的标记：大大的人字疤痕，从胸口延伸到左右腰间。
如果没有腹部的这个“人”字，这些运动员中的很多人，恐怕早已消失在世间。人字疤痕，代表新生。
这个“人”字背后，是另一个人——器官捐献者。过去，由于中国器官移植手术的器官来源不明，那个背后的人，被有意地模糊了面容，生者，不知道该如何去感恩。
现在，随着中国器官自愿捐献和移植体系的建立，器官捐献者面目变得清晰，生命传递也有了源头。
十年时间，中国器官移植手术从阴影中走出，重生，终于可以在阳光下实现。（黄 祺）
记者｜黄 祺
如果按照中国传统的官场文化评价，黄洁夫是一个独特的人，在他之前，很少有政府高官站在前台为一项改革代言，这种代言，甚至让一项政策变得有了“面目”和“温度”。
黄洁夫，69岁，2013年国家卫生部撤销变为卫计委时，从卫生部副部长任上退休。黄洁夫的职业身份是外科移植医生，有媒体问到在推动器官自愿捐献中受到的压力时，黄洁夫淡定地说：“我起码还能回去做个医生。”
经过十年推进，中国器官自愿捐献系统形成基本框架并良性运行，这十年中，器官移植逐步摆脱对死囚器官的依赖，亲属捐献和自愿捐献在移植器官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
今年年初，黄洁夫宣布，将把2015年当做中国器官自愿捐献事业的时间节点，从这一年开始，器官移植对使用死囚器官进行“一刀切”，器官移植的器官来源完全依赖自愿捐献。
尽管黄洁夫的宣言尚未在实践中完全得到实现，尽管器官分配系统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但无论移植界医生还是来自海外的舆论评价，都充分地肯定了中国在器官自愿捐献上获得的进步。
用十年时间改变一种“积习”，突破一种“惯性”，甚至打破一个利益链条，背后的艰难与惊险之处，也许超过我们的想象。黄洁夫能够冲出重重障碍，原因恐怕远远不止于他有回去做医生这条退路，正如他自己所言，“实际上这件工作是得到了上一届的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的支持，这一届得到了习总书记跟克强总理的支持，不然是很难完成这件事情的。”
中国器官自愿捐献系统从无到有，黄洁夫是最重要的推手。
新政“说客”
黄洁夫最近一次被广泛报道，是因为他在两会后，接受了凤凰卫视一档节目的专访，节目中他谈及反腐与死囚器官来源之间的关系：“那这个死囚器官的来源在哪里，这不是很清晰了吗？”很快，这段谈话被媒体做成新闻标题——黄洁夫：周永康落马打破死囚器官移植利益链。 中国公众历来对政治事件敏感，这条新闻立即成为全民热议的“头条”，成功站上各大媒体重要位置。十年来，黄洁夫在媒体面前谈得最多的，就是器官自愿捐献，而且，他总能让媒体找到“新闻点”。这样的能力，对于一项新政的推动者来说，至关重要。
2008年，记者当面采访黄洁夫，机缘是上海举行的“移植运动会”。这是一项完全民间、而且并不知名的活动，黄洁夫以卫生部副部长身份参加，身边只有一位助理，行程低调，但却非常重视媒体的采访。正值四川5.12地震发生不久，公众的注意力及卫生系统的重心，都在抗震救灾上，也许正是这样的环境，让黄洁夫选择亲自为器官自愿捐献事业发声，以引起公众的关注。
近距离观察，黄洁夫身上保留了很多作为医生的特征，他谈话的方式，很容易获得听者的认可。黄洁夫是江西吉安人，尽管在外从医、为官数十年，但南方口音依然浓重，他谈话音调不高、逻辑清楚，喜欢引用数据，这些特征让他的谈话最终给人留下极其诚恳的印象。
如今回想，2008年采访他时，正值器官自愿捐献事业的瓶颈期，器官自愿捐献工作在政策制定、法规建设上已经启动，但并没有得到医疗系统和公众更多的响应。前一年（2007年）的3月21日，国务院通过《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并于2007年5月1日起施行。《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是中国首个针对器官移植的正式条例，也被认为中国器官移植事业走向规范化的起点。条例颁布以后，以往600多家开展器官移植的医院，多数被取消资格，只剩下164家获准继续开展器官移植手术。
可以说，2007年是中国器官移植改革的起点，在此之前，中国器官移植的器官来源除了亲属捐献以外，都来自死囚。黄洁夫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器官移植依赖死囚捐献，是很多国家都犯过的错误，如果建立起让公众信任的器官自愿捐献体系，就可以改变这种现状。“落后的不是传统文化，而是行政体制。”
上世纪80年代，中国一批外科医生将器官移植技术从西方引入中国，包括黄洁夫在内的最早一批移植医生，在国内逐渐将这一技术发展成熟。从数量上说，2005年前后，中国的移植手术达到最高峰，全国每年完成9000例左右的移植手术。
也正是在2005年，黄洁夫第一次以中国卫生系统高级官员和移植医生的双重身份，在国际会议上承认，中国器官移植手术的器官来源，主要来自死囚器官。他的这一发言，其实是破釜沉舟的一举。
改革的阻力首先来自惯性，既然每年可以完成数千例移植手术，为何还要去改变现状？黄洁夫多次从不同的角度做出自己的解释。其中一个内在的动力，是他作为移植科医生的道德压力。黄洁夫回忆说，1994年，他第一次参加器官移植手术，跟着取器官的医生去摘取器官的地方观看摘取器官的过程。“医生这职业要尊重生命，敬畏生命，同时它是一个纯洁的事业，不能让这种灰色的地带带进去，进去以后就违背了作为医生的道德底线……以后我再也不涉足供体的事，我觉得要改变这个事情。”这里的“供体”，特指死囚捐献者。
另一个动力来自医疗系统内部。“中国医生不允许参加世界移植专业的组织；国际权威期刊不发表中国器官移植相关的临床科研论文；中国器官移植学者不能在权威会议上公开演讲。”这是中国移植事业在学术界的境地。由于器官来源不明，尽管医生们的技术与发达国家同行不相上下，但中国医生的成就却不能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可。
当然，上面的解释都只涉及到医生群体的利益，与更加广泛的民众相关的是，如果死囚器官供应存在，那么灰色的利益链条就势必存在，而在利益链条中，无权无势的普通患者，一 定无法拥有公平的获得机会。
十年一剑
2007年， 堵住死囚器官来源的法规终于由《条例》的形式出台，其中规定：“人体器官捐献应当遵循自愿、无偿的原则。”“捐献人体器官的公民应当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但改革并非因为启动就自然地顺利推进，死囚器官被禁，首先要面对的是器官来源的短缺。2008年黄洁夫出席“移植运动会”，更像是给器官移植事业改革打气，当时，器官短缺已经明显地体现出来，压力随之而来，在这次活动上，黄洁夫给出的临时解决方案是：鼓励亲属间捐献移植。
当然，这恐怕是权宜之计，因此黄洁夫也没有避讳：“我们鼓励亲属间的活体器官移植，但不宜大力提倡，因为对于捐献者来说，毕竟存在一定的风险，而且术后会影响部分劳动力。”
建立公民自愿器官捐献系统、满足器官移植需要，是器官移植行政最终的目的，要摆脱对死囚器官的依赖，首先得有公民的自愿捐献。从2005年向国际社会承认中国死囚器官供给事实到2015年彻底摆脱对死囚器官依赖的这十年中，后面的五年，黄洁夫成了鼓励公民自愿捐献器官的第一“形象大使”。
2010年，刑法修正案中增加了“器官买卖罪”，同一年，首批11个省市成为公民器官自愿捐献系统的试点单位。其中，广东省和西部一些城市较早出现捐献者，这与很多客观因素和各个城市的具体情况有关。公民自愿器官捐献，一般来自交通事故和其他意外事故中身亡的捐献者，广东省人口基数大，制造业发达，务工人员多，客观上更容易出现捐献者。
过去，中国人入土为安的传统思想被认为是阻碍器官自愿捐献的原因，但黄洁夫从来不认可这个说法，他说，中国人还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慈悲为怀”，他相信，只要建立起透明公正的捐献系统，就能激发出中国人观念中“善”的一面。
为了让更多人看到器官自愿捐献系统的规范、体现医护人员对捐献者的尊重，黄洁夫多次站上手术台，带领医护人员为捐献者举行默哀仪式。2012年11月，黄洁夫在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和众医护人员一起默哀的新闻图片，被广泛报道，捐肝者是一位17岁的护校学生。不久后，黄洁夫又来到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为一位10岁女孩默哀，这位10岁的捐献者捐献的器官被用到5名患者身上，其中3名患者重获新生，另2名患者得以复明。
宣传和教育最终取得了明显的效果。黄洁夫提供了一组数据：1977年到2009年的约30年间，中国自愿器官捐献共130人；2010年到2013年，共有1448例自愿器官捐献；而2014年至今，自愿器官捐献者已近2000人，获得5000多个器官，让2000多名患者受益。黄洁夫乐观地预测，2016年中国器官自愿捐献的数量将在2015年的基础上翻倍。也就是说，目前以公民器官自愿捐献系统获得器官开展的移植手术数量，已经与没有器官捐献系统前每年开展的器官移植手术数量相当。
上海的数据也反映了持续增加的趋势。上海市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主任汤兆祥介绍，上海市在2013年出现第一例器官自愿捐献的捐献者，当年共有5位自愿捐献者完成了器官自愿捐献，2014年，共有55例自愿器官捐献，今年截止到3月30日夜间，共完成19例，预计2015年捐献人数会比去年多。
正是因为这些数据，让黄洁夫有底气把2015年作为彻底摆脱死囚器官供给的时间节点，他透露，截至2014年年底，广东、湖北、湖南、浙江、广西、山东、陕西、云南8省已经全部停止使用死囚器官。当然，死囚器官用于移植的情况在更多的地区依然存在，“打破利益链，把这个潜规则铲除，还要时间。”
67岁新挑战
至今，大家仍尊称黄洁夫为“部长”，但实际上，从67岁退休后，黄洁夫主要的身份只剩下两个：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和中央保健委员会副主任，前者正是他从卫生部副部长任上延续的事业。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移植委员会就像是黄洁夫亲自孕育和抚养的孩子，委员会2014年3月1日成立，黄洁夫担任主任委员，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马晓伟、中国红十字会前党组书记赵白鸽、总后卫生部副部长李清杰等担任副主任委员，秘书处设在国家卫生计生委医政医管局。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由国家卫生计生委主导，在国家卫生计生委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领导下，对全国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的管理工作进行顶层设计并拟定有关政策措施。从委员会的设置看，这个机构巧借了官方与民间两股力量，试图建立一套有中国特色的器官捐献与移植体系。
退休后，黄洁夫把主要的精力用在了这个委员会的工作上。人体器官自愿捐献改革，就像重车爬坡，尽管已经起步，如果没有持续的推动，后退也十分容易。67岁的黄洁夫，眼前还有更多挑战。
器官捐献系统的公开和透明，是器官自愿捐献系统得以运转的基础，而另一面，器官永远是珍惜的“资源”，如何保证珍贵的器官以公正的条件分配给等待移植的病人，考验着委员会的工作能力，也考验着黄洁夫的智慧。
2014年3月20日，OPO联盟（中国医院协会人体器官获取组织联盟）成立，OPO联盟正是为解决器官获取与分配的公开透明而生。OPO联盟是各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在国家卫生计生委的统一指导下成立的一个机构，机构参与者有人体器官移植外科医师、神经内外科医师、重症医学科医师及护士等。OPO联盟负责对潜在捐献人进行相关的医学评估，与捐献人或其敬请家属签订人体器官捐献知情同意书等人体器官捐献合法性文件。捐献人及其捐献器官相关信息，由OPO录入中国人体器官分配系统的分配结果，与获得该器官的器官移植等待者所在医院进行捐献器官的交接确认。
退休后，黄洁夫的另一个工作是重新启动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1995年，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在湖北武汉成立，是一个民间机构，一度停办。2015年初，黄洁夫把一次电视采访的地点，安排在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新迁入的办公地点内，基金会的主要功能将是募集资金为器官捐献者提供人道主义救助，这是一个需要社会力量鼎力支持的事业，这一次，黄洁夫又借由接受采访的机会为基金会做了“广告”。
都说做外科医生需要勇气和魄力，在黄洁夫身上，只要是可以推动器官自愿捐献事业发展的方法，他就有足够的勇气打破常规，探索适合中国社会情况的新方式。按照国际惯例，器官捐献者家属与受捐者是不可以见面的，这个规定考虑到了双方因为器官捐献这一特殊的关联而产生复杂的心理压力。但黄洁夫认为，在中国，受捐者和捐献者家属如果都有强烈的愿望见面，就可以允许见面。
黄洁夫的这个想法来自一次亲身经历。一位台湾企业家突然死亡，留下了捐献器官的遗愿，他的器官最终移植给了3名患者。这位台湾捐献者的父母非常想见器官的受者，黄洁夫安排了一次对这位捐献者的追思会，邀请了三位受捐者。其中一位肾脏受捐者，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在追思会上，孩子叫捐献者的父亲“爷爷”。看到这一幕，黄洁夫连连感叹“特别感动人，特别感动人”。黄洁夫希望把这种善意传达给更多人：“在中国如果还是我负责的话，我将会允许一个政策，在一定的时候允许受体跟供体的家人见面。”
如果没有黄洁夫，中国的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会是怎样一番景象？这个假设其实毫无意义，我们能够看到的是结果和一个人在推动行政中所做的努力。
链接：中国死囚器官捐献背景
死囚器官捐献，指的是根据1984年10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民政部等联合颁布实施的《关于利用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的暂行规定》：中国对无人收殓或家属拒绝收殓的死刑罪犯自愿将尸体交医疗卫生单位利用；经家属同意捐献的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可供给医疗卫生单位使用。
2010年以前，中国没有公民自愿捐献器官的系统，死囚器官成了器官移植的主要来源。因死囚器官真菌感染率和细菌感染率高，同时国际社会担忧，死囚犯在被囚禁的环境下很难保证选择自愿捐献器官。
2007年3月，中国国务院通过《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对不规范的移植行为加强监管，为中国开展器官移植提供了法律依据。
2012年，在全国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总结会上，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黄洁夫称，一个全国层面的公民逝世后人体器官捐献体系正在建立之中，试点工作已在16个省市展开。取消死囚器官捐献这一承诺，代表了“政府层面的决心”。
2012年，国务院的立法计划中，“鼓励公民实施后捐献器官”等已被列入《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的修订内容。随后几年，伴随着一个科学、透明的国家层面的人体器官捐献体系的建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将逐步成为中国器官移植的主要来源。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洁夫在2015年年初宣布，从2015年1月1日起，中国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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