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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器官捐献系统如何运转

日期:2015-04-09 【 来源 : 新民周刊 】 阅读数:0
阅读提示:但意想不到的是,在器官资源如此紧缺的情况下,美国每年有成百上千的器官还未被移植就直接遭到丢弃。
撰稿|张雯怡
 
      在美国,捐献者给予的器官和身体组织都被视为一份“礼物”,它连接起无数人曾经和未来的生命。器官获取组织(OPO)是这些礼物的运送者。
  如今,美国共有58家器官获取组织,它们分布在各个州和地区,通过器官分配联合网络(UNOS)结成一张运送的大网。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全美58家非营利非政府的器官获取组织全年无休,它们时时刻刻在发现和传递着生命的礼物。
 
获得器官也不易
 
  2012年8月27日,来自明尼苏达州的电缆工柯蒂斯·凯利突发中风被家人紧急送往费尔维尤医院抢救,但由于病情过于严重,2天后凯利便被医生宣判为脑死亡。根据医院参与标准(COP),费尔维尤医院立即向当地器官获取组织——Life Source,报告了凯利脑死亡的消息。
  凯利脑死亡6小时后,Life Source派出的捐赠协调员勒梅抵达费尔维尤医院。勒梅首先评估了凯利的身体状况,在呼吸机的支持下,凯利的多数器官都适宜捐献。但由于46岁的凯利之前并没有填过任何有关器官捐献的文件,勒梅此行最大目的就是希望能说服凯利的家人同意捐献凯利的器官。
  勒梅首先找到了凯利18岁的儿子布朗,他耐心地告诉布朗,他们希望能够获得凯利的双肾、双肺、肝脏、心脏、肠子和胰,同时还有凯利的血管、皮肤以及盆骨和腿部的骨头。听完,布朗轻声说了一句:“我只希望……他看上去是完好的。”
  勒梅向布朗保证:“他会的。器官捐献不会影响他的遗容,我们会用修复术来确保他和现在看上去和现在并无两样。”
  而事实上,要说服一个家庭捐献他们所挚爱的人的器官甚至组织极为困难。Life Source的负责人罗杰斯先生表示,在Life Source负责的明尼苏达州和达科塔州,有三分之一的家庭出于宗教或是道德的原因,拒绝为符合条件的逝者签捐献同意书。纽约器官获取组织的负责人伯格对这样的情况也深有体会,他说:“人们常常认为,不只是犹太教坚持完整入葬,所有的宗教都有类似的坚持。”
  与此同时,捐献者自身条件的合格率之低,让每一个可能的捐献机会在器官获取组织眼中更显珍贵。在Life Source所服务的地区,每年有2万多人于医院中死亡,其中只有不到10%的死者适合成为捐献人。为了把握住这些珍贵的机会,每一个器官获取组织协调员在工作中必须拼尽全力。
  勒梅告诉记者,为了让家属放松心情,更易接受捐献器官的决定,他往往会让家属们和自己说说逝者的工作、生活以及过去的故事。凯利的姐姐就在交谈中告诉勒梅,凯利是个总能够发现别人身上的优点的人,他让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独一无二的。
  最终,在勒梅的努力下,凯利的家人同意了器官捐献。凯利的器官资料将上传至器官分配联合网络,通过与等待中的受着配对后再进行分配。器官分配联合网络遵从公平分配和利益最大原则分配器官,不容许有种族、性别和经济收入方面的歧视以及政治权利的徇私。每个器官系统都有专门的科学评估方法,并随时删除不适合移植的受者。根据受者的疾病急重程度,血型,组织配型(肾/胰腺),供、受者所在的地区和年龄,等待的时间建立一套评分制度。
  器官匹配一般首先在供者所在地区进行,继而铺开向全国,年龄上从小到大排练,儿科病人优先,时间上则是先到先得。依此评分最高的受者将得到移植机会,不过移植外科医生会根据受者当时的状况以及供者的情况决定是否接受这个器官。如果拒绝,那么移植机会将顺移。
  凯利的器官在匹配中顺利找到了受者,而他的家人也不用为移植花任何费用。器官的获取、储存以及运输费用都由器官获取组织承担,之后器官获取组织再统一向移植医院收取。移植医院的花费一般由第三方保险机构或医疗保险公司报销。器官获取组织的日常经费除了依靠移植医院外,主要来自一些慈善基金和政府补贴。
  一周后,凯利的肾脏以及肝脏都被移植给了不同的患者,器官已然尘埃落定,但器官获取组织的工作还在继续。
 
帮助捐献者家庭度过悲伤
 
  在美国,得到器官捐献同意书并不是器官获取组织工作的终点,他们知道刚刚失去挚爱的捐献者家庭将经历漫长的悲伤。因此,美国所有器官获取组织组织都为这些家庭提供了温暖而贴心的治愈项目。
  获得器官后,器官获取组织的协调员将立即着手为捐献者的葬礼提供帮助,以全球最大的器官获取组织——One Legacy为例,它为所有的捐献家庭提供免费的悲伤治愈项目。这些项目既有面对面谈话的小组,也包括线上对话服务。在One Legacy的官网上有许多如何面对悲伤的指导,如有关失去和悲伤主题的书单,机构将这份书单上的60本书详细细分,它们分别被标注上所适宜的年龄段以及失去亲人的类型。另外网站上还附有一些专家对家庭在失去亲人后如何度过节日的指导文章。
  每年,One Legacy都会定期举办由众多捐献家庭共同参与的大型活动,在过去的3月,One Legacy就举行了一场对捐献者的纪念仪式,4月将有一次长跑活动,每个申请参加的捐献家庭都会从One Legacy收到印有捐献者照片的T恤,长跑活动的目的是为了鼓励更多人加入到捐献者的行列中来。
  所有的器官获取组织都鼓励捐献家庭与受捐献人进行书信联系。刚刚失去9岁女儿的gunarante在器官获取组织协调员的鼓励下,给受捐献人寄去了第一封信,她说:“未来我想见见她,看到她就好像女儿还活着。”
  为器官获取组织效力的勒梅告诉记者,作为一个协调员,他每天都生活在死亡和意外周围,这让他更加珍视家人。每天工作回家他都要紧紧地拥抱妻子和每一个孩子。“工作让我不再害怕死亡。”勒梅说,“由于这份生命的礼物传递,让我们看到死亡之后生命依然永存。”
 
如何面对不合格器官
 
  作为世界上最早也是最多进行器官移植的国家,如今美国每天有超过12万人在等待着接受移植。但据器官分配联合网络的数据,2014年,美国全国所进行的移植手术仅为29532例。去年一年有6777人在等待捐献的过程中死亡。
  但意想不到的是,在器官资源如此紧缺的情况下,美国每年有成百上千的器官还未被移植就直接遭到丢弃。根据美国政府的数据,2011年美国共有2600颗捐献肾脏被丢弃。原因是,这些肾脏未能在规定的时间范围内找到合适的接受者,肾脏不再符合移植条件。
  据了解,肾脏一旦被器官获取组织取出,必须在24至36小时内移植。根据器官分配联合网络的规定,将首先在器官获取组织所在地区,搜寻合适的患者接受移植。每次器官获取组织只能给当地的3到5家医院发出信息,而医院往往需要1个小时的时间来回应是否接受肾脏。如果该地区的没有医院愿意接受这颗肾脏,那么搜寻范围此时将被扩大到全国,长时间的搜寻和运输就会导致肾脏坏死,失去移植条件。
  但肾脏为何如此难以找到接受者,原因是目前美国的许多肾源来自60岁以上的死者,他们的肾的功能相对衰老,因此移植医生多不大愿意接受这些肾脏。64岁的萨莉死后捐出了自己的心脏、肝脏和肾脏,她的肝脏在被摘出一小时后就找到了接受者,心脏进入了实验室,而她的肾脏则遭到5家医院的拒绝。
  自2007年联邦政府与美国医疗保险联手对移植医院的移植后存活率作出要求后,移植医生对器官源的选择就愈发严苛。因为一旦存活率达不到标准,那么医院就将失去移植资格。无疑,“年迈”的肾脏绝对是医院存活率指标的一大威胁。
  肾源被丢弃还暴露出美国器官移植的另一大问题——捐献者筛选标准的降低。美国贝勒大学医学中心的移植医生klintmalm告诉记者,上世纪80年代,年龄超过50岁的死者基本不会被视为潜在的捐献者。随着近年来等待移植的患者猛增,器官获取组织对捐献者的选择标准也有所下降,肥胖、高血压、60岁甚至70岁以上的死者都可能成为捐献人。
  因此,目前在渴望获得这份珍贵礼物的同时,是否接受这份礼物成为了另一难题。一位移植医生在接受采访时说:“现在,在器官移植上你要权衡的利弊风险实在太多了。首先你要考虑所接受的患者是不是真的适合接受移植?同时出于医患的共同利益,我们对能不能去接受这样一个‘合适’的器官纠结万分。”
  
  链接:器官黑市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法律禁止器官买卖,1984年,美国器官移植法就规定买卖器官属于违法行为。
  但是,器官黑市在各国十分活跃。世界卫生组织(WHO)统计,全球每年实施肾脏移植手术7万例,其中就有五分之一来自黑市交易。在器官贩卖过程中,往往存在经济盘剥与身体残害问题。WHO估计,2007年,来自发达国家的病人转移到贫困国家购买器官(并就地实施移植手术)的案例占器官移植手术总量的10%。很多捐献器官的人,不是得不到足够的偿付金,就是捐献后遗留的身体问题得不到应有的关怀。美国医学会杂志最近刊载了针对305名卖过一只肾的印第安人的研究报告,其中有96%的人说,卖肾是为了还债,可结果仍有3/4的人依然欠债,而报告手术后身体状况严重恶化者则高达86%。 
  在西方,一直也有人在讨论从囚犯身上摘取器官的做法(南加州一些立法人士打算实行通过获取囚犯肾脏和骨髓以获得轻判的做法),但这似乎解决不了问题。一方面,美国和中国不同,每年要判处死刑的罪犯也就几十个人,再者,正如盖普兰所说,“囚犯满身传染病,如HIV阳性及艾滋病等”,这样一来,器官移植就极不安全了。 
  伊朗是目前唯一允许肾脏买卖的国家,如果资料属实的话,该国也是唯一不存在肾脏来源短缺的国家。但是,在大多数国家里,买卖肾脏的行为仍属违法。 
  也有人提倡将器官贸易合法化,认为器官买卖和毒品、娼妓十分相似,追究刑事责任只会让器官贸易转入地下,从而迫使那些最有需要者接受不公平同时也不安全的交易。 但这种说法被大多数政府和宗教排斥。
      器官买卖不被允许,但对捐献者提供补贴是同行的做法。朱丽娅·伊丽亚斯与经济学家、诺贝尔奖提名人盖瑞·贝克尔在2007年的《经济学透视》杂志上的论文中提出一项估算,认为对在世的器官捐赠者,只要补贴标准达到1万5千美元,就能够缓解美国肾脏短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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