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出狱后
阅读提示：贪官在法律上被“打倒”了，但在人情世故里，他也许还是一个“恩公”，出狱之日，可能也就是其此前腐败关系网的“回归日”。
首席记者｜杨 江
把老虎苍蝇关进笼子，往往被理解为反腐败的“最后一公里”，其实不然，这“最后的一公里”可能恰恰是在贪官出狱后，如果出狱后的贪官还能找到贪腐的“组织”，继续享用此前贪腐的“福利”，就会弱化反腐败的成效，强化腐败利益集团对反腐败的抵抗，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更会影响到人们对反腐败、对司法的信心。因此，反腐败必须延续到贪官出狱后，彻底斩断腐败的退路。
“恩公”为何受追捧
相比较贪官落马、受审时较高的曝光度而言，入狱后贪官们的服刑情况则鲜有披露，出狱后的状况则更为显得神秘，这是因为贪官出狱后大多数都比较低调，加之出狱后鲜有追踪，往往消失在公众视线中。
要说贪官出狱后的众生相，记者首先想到的就是前几年一个影响力甚广的谬传，本刊当时也曾关注过。这个传闻说的是山西省委原副书记侯伍杰，他2006年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结果服刑仅仅5年，在2011年10月就被假释出狱，出狱后当地的官员、知名人士和煤老板争相迎接，门庭若市，其礼遇犹如英雄凯旋。贪官出狱有如“王者归来”，是对反腐败莫大的讽刺。一时间社会哗然，谴声如沸。山西省迅速回应，假释出狱是真，受欢迎是假，没有山西的领导干部和煤老板去看望。
既然是谬传，公众为何笃信？实则因为“王者归来”这样极端的案例虽然闻所未闻，但出狱的贪官有如“恩公归来”，从而受到过去曾得到其帮助的老板甚至下属的礼待，这既符合逻辑也符合现实。贪官在法律上被“打倒”了，但在人情世故里，他也许还是一个“恩公”，出狱之日，可能也就是其此前腐败关系网的“回归日”。
一方面，贪官出狱后，一些利益集团会通过其向在位者秀“义气”，展示自己不是过河拆桥、忘恩负义之人。比如浙江宁波象山县就曾曝光过一个令人诧异的现象，一些贪官出狱后居然收到了原行贿人送来的巨额“坐牢补偿费”，其中一位李某在收受王某贿赂后，利用职务便利，在王某竞标承包工作中给予额外照顾，李某因受贿被判处5年，出狱后，王某提出给李某数百万元补偿。
这样的案例还不是某一个地方的个别现象。原江西省吉安县国土资源局副主任科员龚伏金，2005年10月因受贿罪被判处2年，2个月后，龚伏金获准取保候审，从看守所出来数日后，李某为了感谢龚伏金，送了1万元为其“压惊”。2008年，龚伏金出狱，李某再次以补贴购房和孩子读书为名，送给龚伏金2万元。
对所谓的“坐牢补偿金”一直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贪腐分子已经服刑，被开除公职党籍，也没有继续为行贿人利用职权便利谋取利益的可能，构不成受贿罪。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构成受贿罪，因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离职前后连续收受请托人财物的，离职前后收受部分均应计入受贿数额”。
一些出狱后的腐败官员之所以敢收受好处，是认为自己属于“无党籍、无公职”的人员，不属于受贿。龚伏金就是如此，结果被判定受贿，出狱后再次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
像龚伏金这样被再次认定受贿而服刑的情况比较少见，较多的是贪官出狱后得到商界“朋友”的“帮助”，在企业担任顾问，或者一起做生意。记者早年曾认识一个乡党委书记，因为受贿罪被判刑，后来假释出狱，其原先担任领导时照顾的一些企业家纷纷伸出“援手”。这名出狱后的官员先是在一家企业内担任顾问，后来干脆和一名企业家联手开办了一个木材厂。这样的案例还真不少。其实“仗义”的企业家门考虑更多的则是贪官以前的关系网，一些曾受贪官提拔的官员，也会把贪官视为“恩公”，遇到给企业当顾问来打招呼的前领导，会提供便利。
原珠海市工商局局长钟维顺就是这样一个典型，2000年，钟维顺因受贿罪被判刑15年，2009年提前出狱后没多久，就给“旅游黑店”当起了“顾问”，利用自己任局长时的关系，帮人“牵线”结识工商局工作人员，并将执法部门的动向第一时间通报给违法者。
因此，贪官服刑出狱并不意味着真正的垮台，腐败可能还会延续。要彻底铲断腐败利益链，把权力真正关进笼子，让官员出狱后也无法享用腐败的福利。
权力“惯性”的庇护
2012年，本刊曾曝光了一起体制内给刑满出狱的贪腐分子提供“安置待遇”的荒谬案例。江苏省盐城市阜宁县被举报2009年以政府公文《关于机关事业单位2004年11月11日前缓刑人员重新安置操作办法》的形式，对61名缓刑期满人员进行重新安置工作，当地县政府机关党委、城管局、县建设局拆迁办、阜城镇政府、水利局等多名缓刑人员获得安置，而这61人中多是担任领导职务的受贿获刑人员。经本刊当时调查，还存在一些人员安置后不到单位上班吃空饷的情况。
阜宁县后来回复，称该县是按照江苏省人事厅苏人通【2004】237号文件规定执行的。然而，苏人通【2004】237号文件规定的却是：“凡国家公务员（含参照国家公务员制度管理的事业单位人员）被判处拘役、有期徒刑宣告缓刑的，其职务应自然撤销，并予以辞退；凡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被判处拘役、有期徒刑宣告缓刑的，应予以解聘或辞退。”
这份文件规定，在2004年11月11日下发之前宣告缓刑的“可按上述规定执行”。这个“可”原本指的是可“辞退”、“解聘”，但是到了阜宁县，却被理解为“没有不予以重新安置的硬性规定”，“可辞退”最终被执行成了“可安置”。
阜宁县这样的做法与反腐败的精神背道而驰，失了民心，也把自己推到了被动的境地。国内一些地区也零星出现过出狱后的贪腐分子或换个“马甲”或换个岗位继续回到体制内的事件，但像阜宁县这样以政府名义大张旗鼓的实属罕见。
贪官出狱后继续享有权力的惯性，彰显出权力的蛮横，原镇江市京口区区长沈柯章是一个典型。2001年沈柯章因向时任京口区委书记秦光华夫妇行贿，并挪用公款50万元给秦光华妻子承包的公司从事经营活动而被一审判刑9年，后经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诉，改判为两年，出狱后，沈柯章开办了一家公司，风生水起。2009年，沈柯章的公司被曝光在京口区一座水库上挖低水库堤坝，违规修建了一座别墅。水利部门多次前往现场责令停工，甚至派出的人员与施工人员还发生了冲突。但是最终违建还是建成。
直到一年后，被媒体批评曝光，违章建筑在当地政府多个部门的联合执法下才被拆除。然而，一个刑满释放的贪官何以有这么大的能耐令人遐想。
“告老还乡”归于安宁
出狱后回归平民生活的官员也是一类，比如曾经闻名全国的“五毒书记”张二江。2002年，张二江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二审改判为15年，由于在狱中表现良好，张二江多次获得减刑，2010年提前走出了监狱。出狱后的张二江淡出了公众视野，2012年，他曾接受过一次媒体采访，反思说：“《增广贤文》说官场人情薄如纸，一张更比一张薄。信哉！我入狱10余年，少有曾经与我过往甚密的下属或者同僚来看我。”张二江还回应了媒体报道中所谓自己共有107个情妇的问题，说自己家庭婚姻不顺，夫妻关系名存实亡，有一个女朋友，任期内也和其他女性发生过关系，但只有12个。
出狱后，张二江住在了偏离中心城区的一套别墅，这套别墅是一位大学同学借给他住的，感情生活方面也是零。媒体当时报道，张二江每天主要的时间花在读书和写作上，偶尔参加一些朋友的饭局，至于生活来源，来自在一个民办大学兼职当老师，拿点基本生活费，身体治病需要钱，很多时候靠朋友救济。
相比在位时的权集一身、众星捧月，落马、出狱后的这些官员显得比较落寞。记者认识的原江苏省委某官员，因为犯错误落马后回到了家乡，那情形简直就是从天上掉到了地下。在位时，这名官员因为是在省里当官，被家乡的父母官视为红人，记者曾目睹其父母家门庭若市，胞姐胞妹、姐夫妹夫等一律仕途发达。因为他的如日中天，父母姐妹对乡邻较为跋扈，村民们是敢怒不敢言，都在心里咒骂，父母家中的鸡鸭不知道被毒死多少次。落马后不到一年，这些亲戚全部从领导岗位调整下来，离婚后结识的女友也分手了，村民大快，甚至有人放了鞭炮。
今年春节期间，记者再次见到这名落马官员，他已蓄起了满腮的胡须，脸上再无往日的风光，家人也收敛了，轻易不出门，后来听说他已搬到市区一处没有熟人的地方，开了一个小百货店赚钱维持生计。
落马官员中，也有迅速调整好心态，重新找到人生定位的，比如记者曾采访过的原湖南临湘市副市长余斌。2005年，余斌因为受贿9.5万元，另有10万元违法所得，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和其他受贿案不同，余斌承认自己收过他人钱财，证明其中10余万元已用于扶贫帮困、社会赞助和公务活动。因为用受贿所得来做慈善公益，余斌案当时颇受关注。记者与其经商的弟弟一直保持联络，听闻余斌获刑后迅速调整好了心态，远离了原先的圈子，重觅生活，甚至还办过一段时间的养猪场，有得意亦有失败，但总算找回了自己。
当然，更多的官员因为心理落差、人生角色的重大转变，加之年纪大了的缘故，彻底退出了名利场，退出了公众视野，比如浙江省政府原秘书长冯顺桥。
2008年，冯顺桥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后减刑假释。2011年5月18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8名原处级以上干部减刑假释案件，冯顺桥当庭念道：“两年多来，我负责图书管理工作，积极写稿，对编辑工作认真负责……”法院当庭对其作出了减刑1年11个月的裁定。
在冯顺桥的老家，绍兴市上虞区盛茂村，冯顺桥从小生活的老宅子为了迎接他，正在修葺，冯顺桥当年从这个偏远的小山村走出来后，第一件事就是帮村里修建了水泥路、通了自来水、开辟了一条通往市区的公交线。
尽管他也曾是村民们心里反感的贪官，但质朴的村民们现在念念不忘的主要还是当年他的这一点“好”。
这种宽容的心态让冯顺桥可以从容地“告老还乡”安享晚年。
冯顺桥的境遇能否给秦城内外的官员们一点启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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