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经济危机视野下的“互联网＋”
阅读提示：理性是人类灵魂里最高贵的因素。一个领袖式的创业家，真正创业成功的人，他的内心必须保持 一份强大的理性。
主笔｜张襦心
在凯泰资本，每年年会都有一个倍受期待的“彩蛋”，那就是听创始合伙人、总裁徐永红预测哪支股票会涨。
牛市自不必说，在熊市看得准才叫预测帝。而据徐永红透露，他在熊市推荐的股票，每年都能涨100%。
徐永红对股票看得准，来自他对政经大势的把握，以及敏锐的投资嗅觉。
虽然在投资界，徐永红异常低调，但懂行的人都知道，这是位眼光老到＋独到的老法师，有16年的风险投资经验，也是国内少有的敢投早期的投资人。
2000年初，他负责创建浙江省规模最大的专业风险投资机构——万向创投，万向创投此前90%的投资项目都是出自其手。2007年初加入软银赛富，成为投资合伙人。2008年与徐皓共同创建了凯泰资本。出品了电影《失恋33天》、《钢的琴》、电视剧《男人帮》的完美影视，亦得其投资。
近日记者约到了这位鲜少接受采访的投资人，请他来剖析一下在“后经济危机”时期，互联网＋究竟意味着什么？蕴藏着哪些淘金机会。
“互联网＋，是一种面向全民的语言”
《新民周刊》：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李克强总理提到要“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您觉得为什么互联网+，会被提到这么一个重要的高度？
徐永红：站在一个投资人的角度，我认为一个创新的技术、业态、商业模式的出现，应该导出这么几个结果。第一，节约资源。第二，节约能源。第三，提高整个社会的运转效率。第四，改善效果。互联网＋正是如此。
过去我们喜欢把它说成是整个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对传统行业的改造、升级。这次马化腾这么一提，总理再一升级，就把它简洁化了，变成“互联网＋”或者“＋互联网”。我觉得这是一种面向全民的语言，会让它更容易被理解和传播。
《新民周刊》：有说法称在推动“互联网＋”的全产业升级上，国有企业要发挥主导作用。您怎么看？
徐永红：我对国有企业去做竞争领域的创新，从来不看好，几乎大部分都是忽悠国家领导人、忽悠国家资源。
站在一个投资人的角度，我对一些国有垄断性的项目，习惯性是排斥的。因为我认为，垄断就没有竞争，没有竞争就没有创新，市场要素资源就不会往这个领域来倾斜。你看互联网领域里面几乎没有国有资本，人民网那种玩法是不靠谱的。因为它不是一个真正的市场主体。成功，就必须目标单纯。而国有资本它不是一个市场的主体，目标不是那么单纯明确。
放眼望过去，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有企业好像都没有特别好过。中国把制造业放开了，制造业开始有竞争力。互联网领域，国有企业一开始不知道怎么玩，一帮边缘地带的人进来玩。虽然我们没有那么多原创的创新，但至少我们模仿得还不错。
出租车行业，政府垄断了几十年，车子越开越破，服务越来越差。Uber、滴滴、快的进来多好，只有打破垄断才有创新。
“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推动顽固领域的改革”
《新民周刊》：互联网+的到来，会带来哪些影响？
徐永红：对传统行业，它会带来一些挑战，因为它对传统行业的冲击非常大，现在大家已经看到的，是对交通运输、出租车行业带来的影响，还有一些深层次的行业没有表现出来，比如医疗服务、教育、体育等等。
对传统行业而言，必须要去＋互联网，否则就会被这个时代淘汰掉。但走出这一步也是很困难的，因为商业思维、要素资源的配置都完全不同。
对互联网企业而言，这里面有两个命题。
第一，它要去分传统这块蛋糕。作为互联网企业，如果能够给用户带来更多的价值、更好的服务、更优质的体验，凭什么用户不选它们？这也是一种社会的进步。
第二，互联网＋的产生，服务成本大幅降低、服务便捷极大提高、服务质量大大改善，它会创造很多新的需求和新的机会。比如互联网＋医疗，很多小病就可以便捷地在这上面看了，不会把小病拖成大病。
再比如传统的出租车行业现在比较痛恨的，就是Uber。它确实对传统管理带来了很多挑战，也对传统的利益分配进行了颠覆和冲击。但随着Uber这种精准服务的产生、服务品质的提高，马路上就不会整天有那么多出租车空跑，很多人也可以少开私家车。这样带来了两个好处：既减轻了城市拥堵，也可以节约能源。
《新民周刊》：可否这么来看，打破垄断，是我们经济下一个阶段的主题曲？ 而互联网＋，则承担起了这样一个重任？
徐永红：每一次经济危机的最后，都是对全球的创新资本和创新人才争夺的过程。要让你的区域成为这些资源流入的目的地，得给一个理由。今天美国人的理由是美元升值，中国人的理由是我的A股还要天天涨，我们还处于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过程中，我们市场上的机会更多。但是有一个前提，只有持续的、加大力度的改革开放，才能在过程中解决我们的问题。
但我们的改革，正如总理所言，进入了深水区。为什么政府大力鼓励互联网＋，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推动顽固领域的改革。
比如医疗，现在不少地方的医院基本上是市委书记的医院，院长的医院，不是老百姓的医院。如果要改革，从主管部门到院领导、职工，没有一个人支持。这就是深水区。
但是问题来了。不改革，不形成产业化，我们的医疗服务在全球没有竞争力。我们用的是西门子、东芝、美国的医疗设备，成为全球医疗产业的倾销地。
为什么我们没有竞争力？因为我们的医疗机构不是一个市场的主体。我们有庞大的医疗服务，但产生不了一流的医疗产业。这是一个在美国的GDP里占到20%多的产业，却为我们带来不了多少税收和贡献，这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我最近看到国务院几个关于医改的文件，觉得非常好。无论是总理对医疗互联网＋的支持，还是总理对每个县最多保留1-2家公立医院，并且明确了它的职责、限制了它的医疗装备的采购行为、床位的发展，我认为都是为未来医疗产业化在做准备。
《新民周刊》：前段时间，微信朋友圈都被李克强总理现身3W喝咖啡刷屏了。您觉得总理此举，在向外传递什么信号？
徐永红：我认为总理想通过不同的角度、不断的刺激，来推动改革。你们不是不改吗？说这个有风险，说那个涉及到国家安全、产业安全，那我让别人来干，这是一种“倒逼”。
经济转型后，GDP的方向是什么？
《新民周刊》：深化改革，您认为会带来哪些产业机会？
徐永红：后经济危机时期，我们经济转型后，GDP的方向是什么？我想一定不是过去的重化、重工、低端制造、环境污染、资源浪费、能源消耗、劳动密集型。这次经济危机以后，中国社会的转型和我们的产业升级，要完成三个目标：创新型社会的建立、消费型社会的建立和保障型社会的建立。
创新型社会的建立，带来的最重要的产业，第一是以移动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技术产业。第二个，就是以生物医学为核心的生物产业。
消费型社会的建立，主要集中在这么几个领域：第一个是文化娱乐消费。在与我们规模差不多的欧美国家，这一块基本能占到GDP的13%-25%。第二个就是医疗服务消费，占GDP的比例一定也会到15%以上；第三个就是休闲度假旅游消费，也是未来构成内需的核心部分。所以我投了一个非常大的休闲度假旅游项目，拿下了八达岭长城、衡山、长白山等很多有名的景区的综合开发权。
在保障型社会的建设上，政府会大规模地投资水资源的保护、土地的保护，城市公共休闲场所的建设，还有一些其他相关的福利、救助。
《新民周刊》：在互联网＋这个领域，您看好什么方向，投了哪些项目？
徐永红：我们总共投了十几家“互联网＋”的公司。投资方向一定是和这届政府的产业方向结合起来的，五大方向：文化娱乐、生物医学、医疗服务、互联网信息产业、教育和体育。
电商上，我投了中国目前最好的一家做珠宝的O2O电商，叫佐卡伊，相信大家在《何以笙箫默》上已经看到了它。它原来是互联网电商第一珠宝品牌，我们后来投了5000万，让它去做O2O。
生活O2O投了“吉象吉送”，这是一家以生鲜服务为核心的生活O2O公司。
医疗信息化上，我在2011年的7月份，投了一家医疗互联网＋的公司，叫医惠科技，刚刚跟一家上市公司并购重组。
年初我还投了一家影像服务的互联网＋公司，叫云帕斯（pacs）。影像医生是非常稀缺的资源，我们通过远程医疗来解决这个问题，把区域医院的影像全部传到“云”上，在后端就可以把病看了。它现在还是非常早期的项目，我投资了1000万。
“理性是人类灵魂里最高贵的因素”
《新民周刊》：从您投的公司类型看，时下非常热的基于地理位置的生活O2O非常少。
徐永红：我投的项目，一般是基于垂直行业的。基于地理位置的生活O2O， 我认为肯定有很大的前景和规模。但是它需要一个非常有创新的商业模式、非常好的入口，还要有很强的执行团队，这三个方面一个也不能缺。碰到都符合的项目还是比较难的。
《新民周刊》：您投资一个项目，最看重哪些方面？
徐永红：我们这个基金，特别强调行业研究。所以我对一个项目的立项有三个要求。第一，行业研究：行业必须有前景。第二，产业分析：在产业链上，必须是核心要素，或者核心环节。第三，团队：团队一定要有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文化。特别强调团队两个能力，一个是创新能力。另一个是执行能力。创新里面，我特别强调要有产品经理的思维。只有产品经理，和用户的距离才是最近的。
《新民周刊》：做互联网＋的企业常见的风险是什么？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徐永红：互联网企业向下走的时候，要有非常强的理解力，去尊重你要加的传统产业。传统企业向互联网走的时候，你已经对传统行业有非常强的理解，需要去加一个对互联网有非常强的理解力和执行力的团队。如果还是沿用从前熟悉的思维去做，风险就会很大。
《新民周刊》：在全民创业的热潮下，您认为创业者应该把握哪些基本的原则？
徐永红：理性是人类灵魂里最高贵的因素。我从来认为一个领袖式的创业家，真正创业成功的人，他的内心必须保持一份强大的理性。
第二，创业选择的方向，如果是做互联网＋，最好去找一个目前市场规模已经足够大的方向。
第三，选择的细分领域，一定要是你所定位的用户的强需求，不能去做一个弱需求。
如果记住了这三句话，应该不会太错。
《新民周刊》：我们也注意到，近些年无论是创业们，还是投资人，心态都比较着急。您怎么看？
徐永红：这是有几个因素造成的。中国社会的转型，比如我们的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全部都集中在一个极短的时间，整个社会的运行节奏会变快。我从1999年做风险投资，确实能感觉到社会节奏非常快。所有的创业者、企业家，包括我们这些投资人，都是被赶着往高速公路上跑，停不下来。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当我们整个社会进入城市化后期，整个社会定型了，这个节奏会慢下来的。
我对我投的项目一般看3-5年。因为我做基金，分析过中国企业从创业到资本化的生命周期。我不太管“3+2年”（3年外可以再延长2年）这种类型的基金，我没有这么大的心脏去承受LP（有限合伙人，投资但不参与公司管理）的压力。所以我管的基金一般都是5＋2或者8+2的模式。我经常给我的创业家讲，别急，别焦虑，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有规律的。
※版权作品，未经新民周刊授权，严禁转载，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