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个人的电影节
阅读提示：这些年来，也许你听过很多“这样才算真正爱过”的迷影故事，也许你认识那个每年开票日都在影城排第一的神秘女子，也许你本人就是那个掏出电影票来能做一把大扇子的狂人……而今天，我们这六位讲故事的主角，很可能就是你，或者未来的你。
把节日进行到底
每年6月，有短短的十天，上海格外欢乐。有一群人刚刚在5月份的戛纳见过面，又到东海之滨相聚了。在这些专业人士之外，还有更多的观众，就像球迷为世界杯而活一样，他们的生命中有很大的一部分，是电影节专有的。
他们中有的早早开始排队买票，把每天的日程排满也是一种隐秘的幸福；有的是把爱好和职业结合得很完美的娱记，为拿到心仪明星的签名而欣喜；还有的追星追成了嘉宾，写影评写成了选片人……
电影节不是一个人的节日，每一个观众好像并不仅是拿着一张票，而更是开启一场狂欢的秘密暗号。它几乎影响到了每个上海人的生活。你可能不知道哪天开始卖票，但你会在闲聊时听说一些热门参展电影的名字；你可能没有到淘宝抢票，但你会在朋友圈看到没买到票的小伙伴的吐槽；你可能不知道参与竞赛单元的是哪几部影片，但你或许会听闻日本片在上海国际电影节多年来一直是第一个被抢光……在这样一个已经无需盛装进入电影院、到处都可以在线观影的时代，电影节，却给了我们一种看电影的久违的仪式感。
节日苦短，但看电影的那些甜蜜回忆却可以伴随到老。而在上海，更多的电影盛宴正在城市的角落等着你，等你把节日进行到底。（主笔/钱亦蕉）
六个人的电影节
一年一度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又要来了！一场影迷的大爬梯即将红火登场，即便上海6月的梅雨季也浇不灭无数个小宇宙沸腾的火花。
这些年来，也许你听过很多“这样才算真正爱过”的迷影故事，也许你认识那个每年开票日都在影城排第一的神秘女子，也许你本人就是那个掏出电影票来能做一把大扇子的狂人……而今天，我们这六位讲故事的主角，很可能就是你，或者未来的你。
徐皓峰：电影节不只是朋友圈
因《一代宗师》名扬海内外之后，徐皓峰成了业界的“武侠宗师”——陈凯歌新片《道士下山》改编自他的小说，而他本人执导的武侠电影新作《师父》，如今也已进入后期制作阶段。
去年，徐皓峰应邀参加上海国际电影节，与知名影评人周黎明对谈，为电影节奉上了一场名为“现实，诗意，侠”的主题论坛。但这并不是他此行的全部。2014年6月，徐皓峰还在筹划阶段的电影《师父》，从24个国家和地区的253个项目中脱颖而出，顺利入围了电影节的“电影项目市场”。
说白了，电影项目市场就是资方寻找好导演、导演为电影寻找投资的地方。上海国际电影节的项目市场曾经成就了张猛、陈正道、韩杰、权聆、王超、刁亦男等导演的多部名作，而今年入围电影节“亚洲新人奖”单元的《少女哪吒》，也正是2013年电影节项目市场的“最具创意项目”。
“《师父》是通过网络报名加入项目市场的，并不需要提交完整的剧本，但是需要有一份完整的项目策划书，写清楚影片的题材、定位、投资大小，还有一段简短的故事梗概。”徐皓峰说，“如果有投资方对你的作品感兴趣，就会预约时间安排恳谈会，聊一聊投资意向。据我所知有些导演会亲自参加恳谈会，比如像陈可辛，他做过监制、制片人，对电影制作整个流程、资金把控都很有经验。但我对运作流程还不够熟悉，就会找团队去谈，我只负责影片的定位和故事梗概。”
在徐皓峰看来，在电影项目市场寻找投资，和以往最大的不同在于摆脱了朋友圈的限制：“从前大家可能大都是通过朋友圈的私交去找投资，有一张关系网。而项目市场的做法更加国际化，在欧洲，导演参加各大电影节，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去推广自己的影片，把自己的作品展示给世界。上海国际电影节的这种安排其实是和国际接轨的，也比较能够促成一些海外发行与合作。”
虽然在上海电影节呆的时间并不长，但前来参加论坛的年轻影迷还是给徐皓峰留下了印象：“上海的电影文化就像上海的文学一样，有传承，有持久性的培养。来自上海的演员也都有一种和别的地方不同的系统和风格。比如说宋佳，她就是上戏的，他们受到的艺术教育是严谨的、老范儿的，在为人处世上表现出一种平衡感，个人操守也有老派文人的感觉。”
徐皓峰的新作《师父》同样改编自他的同名短篇小说，去年10月已经杀青，廖凡、宋佳主演，讲的是民国年间天津武术界的恩怨情仇，取景地却有上海的一部分。今年的柏林电影节期间，徐皓峰因此片登上了电影节英文刊物《华语电影市场》的封面。主演廖凡对导演的评价是：“在一个大家这么容易随大流的时代，他能够保持一个完整的自我体系，而且很有意思，不会觉得乏味。”
大奇特：从冒牌记者变身嘉宾
从一个偶尔途经上海的“过客”，变身电影节的“常客”，大奇特的电影节经历跟他的网名一样，有点奇特。
2010年6月，大奇特去杭州游玩，路过上海，逗留了几天，恰好赶上当年的电影节。身为影迷，他当然不会错过这样的偶遇，看看电影，串串场子，甚至背着相机冒充记者去听听新闻发布会，自得其乐。
那一年，彭浩翔的《志明与春娇》在电影节展映，大奇特坐在第四排。得知片子放完以后有导演见面会，在黑灯瞎火的电影院里，大奇特对坐在他边上的男人说：“麻烦闪一闪，我要去第一排拍照片。”挤到第一排，坐定，眼看着主持人介绍导演入场，才发现：“刚才我让他闪一闪的那位，就是彭浩翔。”
这一年，开启了大奇特一发不可收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之旅。从此，他每年必到，坐上4小时的动车，千里迢迢。留下的记忆和票根一样多，流传最广的还是他和“好莱坞劳模姐”杰西卡·查斯坦的亲密合影——2013年电影节上，《猎杀本·拉登》公映，原以为在上海影城有映后见面会，结果临时换到了大光明。大奇特在影城扑了个空，改去大光明又赶不上，灵机一动，算准了时间跑到劳模姐下榻的酒店，在大堂等了不一会儿就逮到了她。身边没有保镖只有翻译的劳模姐也是兴趣盎然地和他聊了好久。“还问我这片子是不是第一次看？感觉怎么样？听说我是第二次看，又问了很多问题。”
在电影节上，许多中外明星给大奇特最深的印象就是他们的亲近感。有一次，他在影城偶遇《午夜守门人》女主角夏洛特·兰普林：“她一个人打着伞，听说我喜欢她的电影，就和我聊了一会儿，感觉好像是没想到中国还有年轻人认识她一样。”
还有一次，他在意大利影展开幕发布会上遇到《莉莉·玛莲》男主角吉安卡罗·吉安尼尼。“主持人介绍他的时候说是007主演，其实007里面他只是配角，真正成名更早。边上还有记者问我：他演过什么片子？那次我带着问题而去，所以跟他交流了挺长时间，后来在映前见面会上再见到他，他还和我打招呼。”
去年电影节，大奇特作为“迷影网”的影评人之一，和几位同道一起被电影节组委会邀请，作为嘉宾出席电影节，并开始履行自己的嘉宾义务：为电影节官方刊物《每日新闻》撰写影评，介绍竞赛片。作为回报，他的住宿被安排在和影城近在咫尺的银星假日酒店，参展影片也能凭证入场观看，当年满上海赶场的局面终于有所缓解。
迷影网的一帮同道，来自天南海北，上海国际电影节也成了他们每年一度的定点聚会。经常，电影看到午夜，他们的聚会便从午夜开始，一直持续到三四点。定西路上的一家饭店，作为他们的接头据点，也成了圈中公开的秘密——“去那家饭店要经过一个十字路口，有一次一只玩具熊被遗弃在那里，我们每个人经过都拍了一张玩具熊照片上传，然后就被大家发现了：原来你们都在同一个地方！”这群人里几乎囊括了全国知名的民间影评人：桃桃林林、木卫二、MAGASA、KTV、水怪、LOOK、仁直……“桃桃林林比我还厉害，每年从长春过来，每天看五六部，晚上聊到三四点还能赶第二天早场的《埃及艳后》，我就不行了，闹钟根本听不见。”
如今，桃桃林林经营的公众号“桃桃淘电影”粉丝众多，新组建的“桃桃字幕组”也翻译了不少海外佳作。而大奇特也将自己的一套小房子改造成了影迷喝茶看碟会友之所，收藏的几万张DVD都保存在那里，等候知音。
苏大排：百发百中的签名本
网名很威武，本人特娇小，这就是苏大排。苏大排是媒体人，网站文体版编辑。但这只是她身份的一半，她的另一半是影迷，电影狂热分子，早早地就啃完了4000多张DVD，别说时间，光是金钱投入就不少。
作为媒体，苏大排每年电影节都会接到单位指派的采访任务。但除了采访和专题，她在不到十天时间里至少要看二十多部展映片，每天至少撰写一篇影评，兴趣大于职务。
平常来讲，在电影节上讨要大牌明星的签名，未必百发百中，但是苏大排递上的签名本，却没有一个人会拒绝——只因她递过来的根本不是一个本子，而是一张她亲自手绘的肖像画。
去年电影节，好莱坞巨星妮可·基德曼压轴走过开幕红毯，她主演的《摩纳哥王妃》也作为展映片公映。苏大排早早就画好了两幅妮可的肖像，一幅装裱在相框里，送给她作为礼物，另一幅用来签名留念。妮可接过礼物非常高兴，还俯身亲吻了她的脸颊。“没想到见惯了大场面的好莱坞明星，看到我的礼物还会这么感动。这对他们来说不是司空见惯的事吗？”
但被她感动的不止妮可一个。2013年，曾执导过《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的捷克导演伊利·曼佐来电影节当金爵奖评委，苏大排带着绘图本顺利合影签名；2012年的评委会主席让·雅克·阿诺签在了他当年执导的电影《情人》画像上，而这张画，苏大排已经早早让《情人》女主角珍·玛奇签过名，“等于让导演和演员又重逢了一次”。也是在那年的电影节上，让·雅克·阿诺第一次透露了筹拍《狼图腾》的近况。
多年来，只要金爵奖评委会名单一公布，苏大排就会赶早画好主席和部分评委的肖像。“唯一漏网的是《国王的演讲》导演汤姆·霍伯，怎么堵都没堵到。”
让她高兴的是，自己的诚意也换来了对方的诚心感激。“每个大明星看到我的画都有一种‘怎么这里也有人知道我’的感觉，很开心，也很亲近，还会主动跟你说话。反而国内某位导演就有点盛气凌人、爱搭不理的样子。”
除了自己送礼物、要签名，特吕弗纪念影展的时候，苏大排还画了《四百击》的剧照，自己印成明信片，送给影迷。明信片印了十张，排队来领的人却有三四十个，后来又加印了不少。
今年准备送什么？“可能会画戈达尔的电影。”苏大排说。比起小鲜肉，她更喜欢可以仰视的大神们。
黑五类：电影节综合征每年发一次
“我有电影节综合征的。”黑五类笑着说，“家里人也都习惯的，每到6月中旬就要发一发。”
综合征的具体表现是：
首先，强迫症。官方排片表一出来，黑五类就迅速做好自己的电影节排片表，从早到晚排得满满当当，要是排完了发现哪个时间段还有缺口，立刻补上，直到一天5场填满，才踏实。“有几次排完之后看到晚上11点还有加场，就再补上，变成一天6场大满贯。”
然后，宅家症。电影节开幕前，蹲守在电脑前面，一呆就是一整天，除了上厕所，哪里都不去，连中饭晚饭都由家里人端到面前，就为了刷票抢票，“一天下来，胡子拉碴”。
最后，赶场症。一天6场，基本不会在同一家影院，舟车劳顿在所难免。有时候连午饭晚饭都来不及解决，就带上面包果腹。“现在可以叫专车，赶场总算方便多了。”
一天看6场电影是什么感觉？黑五类说：“就像熬过了疲劳期，人感觉很亢奋。”在当年的观影手记里，黑五类记下了初次大满贯的感受：
“6月22日，我‘丧心病狂’地排满了6场，其实也是想看看我和露宝一天内到底能看几场。
“10点半第一场以影城的日本电影《刀鞘武士》开始，上座率六成。结尾出人意料的反转加上那首令人动容的遗书之歌将整部作品变得意义深刻，身旁的露宝也早已哭得用完了纸巾……
“这场结束我们乘10号线转2号线直奔大光明。匆忙在麦当劳解决午饭后，便开始了今日第二场：《城南旧事》，上座率九成。这场有不少老年观众，可能是来怀旧的吧。
“完场后我们笃笃定定地乘坐2号线前往环艺，看本日第三场西班牙电影《生命的火花》，上座率七成。虽然我买过碟，但是仍想在影院中看一遍。
“接着我们乘2号线换1号线去往徐家汇的永华电影城，在永华楼下的KFC继续以汉堡解决晚餐。本日第四场永华的阿根廷电影《最后一个猫王》，上座率六成。这场只有90分钟，所以我们有充分的时间坐1号线去国泰。
“本日第五场是国泰的墨西哥电影《老爸不正经》，上座率六成。完场后我找女导演要了签名，她还在我的票根上写了希望我会喜欢此片的话。因为见面会我们错过10号线陕西南路站的末班地铁，于是只好差头前往上海影城。
“始于影城，终于影城。本日的第六场，也是今日马拉松观影的结束场：日本电影《苦役列车》，上座率五成。本片十足就是一部《屌丝传》！马拉松观影终于在微凉的晚风中结束了，虽然我已很疲倦，但此时脑海中仍不断浮现出今日观影的点滴，人在家中，心却留在了影院。幸好电影节并未结束，剩下的两天我依旧排了不少，将电影的盛宴进行到底吧！”
看看他的行动轨迹：影城——大光明——环艺——永华——国泰——影城，1号线2号线10号线再加上差头，这简直不是马拉松，是电影节的铁人赛！
其实，这一切综合征，都是从2001年开始的。那一年，黑五类第一次参加上海电影节。“看的一部西班牙电影叫《自杀日记》，当时就觉得和平时的公映片很不相同，欧洲片和美国片差别也很大，作为平时看片的补充特别好。”
除了以上症状，黑五类还有一个“零容忍症”：对电影院的屏摄等不文明行为零容忍。“但是不会和观众去吵架，因为不文明行为不能用另外一种不文明去对抗。如果他坐在我前排，我就拍拍他提醒一下，有时候隔得太远拍不到，就等散场了再过去提醒。有些人是真的不知道在电影院不能掏出手机拍屏幕，但这种行为对其他观众肯定是有影响的。”
除了屏摄，电影院里的“评论音轨”也让人受不了。“有时候解释剧情，有时候说的是跟电影完全无关的事情，也不知道为什么……”电影院里的黑五类不但是影迷，还像观影秩序纠察队一样，操碎了心。
算一算，“节龄”也有15年了。电影节让他感到最遭罪的，还是抢票。“今年打算和老婆兵分两路，我去影城排队，她在家刷淘宝。”虽然明知排队也不一定买得到热门场次的票，黑五类还是打算第一时间去排长队，“有种尽快入手，入袋为安的感觉”。
去年，电影节闭幕短片遍访上海老中青三代影迷，黑五类代表青年一代出了镜，连带他女儿也露了脸，宣布要看《喜羊羊》。在影迷老爸的常年熏陶下，一个新生代小影迷又诞生了。
赵琦：首位市民选片人
今年，报名参加电影节的展映片来自108个国家和地区，有2096部之多。如何从海量的影片里选出最终公映的几百部？少不了选片人的层层把关。从前，担任电影节选片人的都是业内人士：专家、学者、制片人、影评人……但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多了一位“市民选片人”，有且仅有一位，她就是赵琦。
赵琦很早就开始参加电影节，只因在6月的短短一周里，能看到许多平时看不到的电影。如今，她是一位独立书店的店主，在虹口区哈尔滨路上经营一家“半层书店”，书店不仅卖书，也会举办一些文化活动，电影放映就是其一。
但这并不是赵琦被组委会选为市民选片人的原因——如果你还记得去年电影节首创的“电影中的真善美”市民影评大赛，那么赵琦其实就是大赛的获奖者——她为金爵奖参赛片《重新开始》撰写的影评获得了市民影评人奖。于是今年，电影节唯一一个市民选片人的名额落到了她头上。
相比二审、三审，市民选片人介入电影节的时间最早：今年3月，赵琦就开始了审片工作。“电影节从今年开始建立了一个审片系统，不用再去电影节办公室看片，他们会给我一个账号，登陆后就能在网上看到组委会分给我的几部影片，来自各个国家，有剧情片，也有纪录片，有些有英文字幕，有些只有半部有字幕，遇到这种就得多看几遍，理解剧情。”
赵琦的职责，就像是海选。“一些常规要求必须符合，比如影片长度不得低于70分钟，影片格式要适合放映。此外就是关注影片是否有一些违反公序良俗的影像。”
审片完成之后，赵琦会给出自己对电影的看法——200字的简介，100字的亮点介绍，是放行进入下一步选片流程，还是直接否决。
今年，赵琦一共审了8部影片，来自德国的《蛛网屋》，韩国的《死亡阈值》，意大利的纪录片《停泊处》……她为韩国影片《死亡阈值》写下了这样的评价：
“这是一部立意深刻、质量上乘、各方面都很平衡的电影。影片以一个非法移民调查局主管在办案过程中的经历作为主线，刻画了非法移民、运输者、雇主、调查者、警察等众生相，揭露并抨击了当时韩国非法移民政策所包含的漠视人权的一面。影片的最大亮点在于男主角十分精彩的表演，他成功塑造了一个非法移民调查局主管的形象，把人物表面的麻木、内心的柔软、默默的担当、绝对的勇气都表现得十分到位。演员有很多很细腻的内心戏，表演很有层次感。审片人认为，该片的男主角可以成为最佳男主角的入围者之一。”
在她审查的8部影片里，赵琦给了其中1部否决票：“也是韩国电影，题材很好，讲的是变性人的诉讼，但导演显然没有拍好，艺术价值不高。再加上有许多血腥、暴露、令人不舒服的镜头，我就给了否决票。”
按照规定，每部报名影片在一审阶段都会经过两位选片人之手，如果两人都否定，则不再进入二审，而如果其中一人肯定一人否定，还要交给第三人再审。“选片和审查都是在网上通过系统操作的。”赵琦说，“选片人互相之间并不认识，而且也不允许沟通，都属于盲审。”
一个多月后，赵琦的一审工作圆满结束，而她的电影节之旅，还刚刚开始。
方木伟：第一次给电影节“打工”
深夜，方木伟完成了他今年电影节的全部翻译工作，走出康定路上的艺海大厦。在一个没有网络的办公室里，他每天戴着耳机看片子，前前后后，花了一个月，终于完成了7部参展影片的字幕翻译。
在这座大厦里，上海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就占了两个楼层，为即将到来的电影节日夜忙碌。虽然已经和他们共处了一个月，但方木伟几乎没有机会和同事们交谈：“很多人连走动的时间都没有。”
在真正为电影节“打工”之前，方木伟并不知道，电影节是如此系统的一个大工程，过程如此复杂。
在中科大，方木伟读的是地球物理专业，是个理科生，却选修了4年的现代艺术史，授课老师是著名当代艺术家杨重光，通过他，方木伟看了不少小众电影。再加上英语不错，平时也会给“TED视频”和译言网做一些志愿翻译，今年，他萌生了为上海国际电影节做字幕翻译的想法。
虽说是为电影节“打工”，但方木伟其实并不领取报酬，每天下了班，就赶到艺海大厦看片子、做翻译。这种无私的志愿者情结，很大程度上来自他的英语老师——曾获上海市十大杰出志愿者的周大绪先生。周老原本是全美顶级的休斯敦安德森肿瘤医院的肿瘤专家，归国后义务为张江社区患者看病，今年已经80高龄，还主动提出为社区白领教授英语。方木伟很喜欢去听周老的课，学英语，也学做人。不但学，还身体力行。
今年，方木伟一共翻译了7部参展片，有经典的卓别林，也有去年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的《冬眠》，还有德语剧情片《卡夫卡的陋居》和长达5个小时的法语纪录片《电影史》。“《卡夫卡的陋居》是根据卡夫卡小说《地洞》改编的，电影里有许多人物内心独白，后来我发现这些都是小说里的原文，只是被导演打乱了顺序。”于是，他找来卡夫卡原著的两个通行中译本，寻找到片中的独白原句，再逐一进行对照翻译。
电影节的翻译，除了信达雅，还有一些特殊的要求，比如每一句字幕的长度不能超过14个字，以便字幕机操作；涉及人名地名时，需要查对规范化的表格，统一用词；还需标注出敏感词和无法翻译的地方，待方木伟的工作完成后，还要经过翻译公司的一轮校对。
虽然今年的翻译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但下周，方木伟将会参加一个电影节组织的字幕操作培训——等电影节正式开幕后，他将坐到影厅幽暗的一角，为字幕站好最后一班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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