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爱机制”为何失效？
阅读提示：在现有的条件下，还能为留守儿童们做点什么，才能防止类似悲剧的出现？胡海峰、潘峰和杨小琴都表示出了困惑：“我们也不知道了。”
留守，是怎样一种痛？
是你多么温馨的目光
教我坚毅望着前路
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
……
这是一首献给母亲的歌，上世纪90年代初，从香港传唱到中国内地直至乡村小镇的集市上。父母，是那个帮你跌倒后不放弃的人，无论城乡，对家庭温暖的渴望没有差别。
同一时期，安徽女童苏明娟的一双 “大眼睛”， 感动一代人，这双大眼睛，喊出了贫困山区孩子对读书的渴望，推动了中国的希望工程。彼时，中国的留守儿童已经出现，但问题并不显现，人们看到的只是贫穷，而没有发现农村孩子眼中的孤独和失望。
今天，留守儿童已经庞大到让我们无法忽视，6000多万，相当于欧洲第二大人口大国法国的人口总量。我们无法忽视，还因为他们总以最惨烈的方式刺痛我们，或遭遇性侵、或溺亡、或自杀、或自相残杀。每到此时，我们才发现，尽管他们不能被忽视，却一直被忽视。
2015年6月，贵州毕节，又有4个留守兄妹以喝农药、坠楼的惨烈方式离开了人世。他们没有留下一张照片，却留下了冰冷而瘦小的尸体，在控诉，在嘲笑。
我们还要继续“痛并遗忘着”吗？我们还要继续任由孩子们羸弱的身体撑起繁重的生活，任由他们夜晚继续躲在阴暗的小屋内哭泣？
他们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如同他们被指责为不负责任的双亲，都是被牺牲的一代。
失去孩子的家庭，是没有未来的，民族、国家、社会同样如此。选择继续遗忘，我们终将支付巨额的罚单。
理智告诉我们，这注定不是最后一起悲剧，但我们仍祈祷这样的悲剧更少一些，更少一些。
今天，我仿佛看到了“毕节弃儿”临死前绝望的“大眼睛”。不知道这双“大眼睛”能否启动另一个“希望工程”？（首席记者/杨江）
“关爱机制”为何失效？
记者｜王 煜
青山、峡谷、盘山公路、连绵无际的玉米地。下午4点钟左右，路旁不时有背着书包的小学生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他们三两成群，嬉笑着、打闹着。一个调皮的小男孩把长长的树枝扔到开过的面包车轮下，引得司机大声喝斥，而孩子们毫不畏惧，哈哈地一哄而散。
张家四兄妹本来也曾像他们的这些小伙伴一样，在放学路上享受他们悠然的童年时光。
然而，父母离开身边后，他们把自己关进了家里三层的楼房。今年初夏的一个夜晚，他们再也没能走出这个“城堡”。
一家四个孩子，最大的哥哥13岁，三个妹妹中最小的5岁，在贵州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集体喝农药自杀。
是什么，让他们走向绝境？
太过突然的自杀
2015年6月9日，田坎乡茨竹村，张方其家四个孩子里的三个已经连续逃学一个月了，只有最小的妹妹张启味还在坚持上幼儿园。这天下午，幼儿园的老师看到小味在操场里开心地转呼啦圈，没有任何异样。
孩子们辍学太久，而之前的数次家访，老师和乡、村里的干部都吃了闭门羹。明明可以听到四个孩子在房子里活动的声音，甚至可以望见他们走动的身影，但他们就是不应声也不开门。就算是家访组喊上孩子们的亲人、邻居或是同校的小伙伴一起，张家四兄妹的防线也没有丝毫放松。
大人们没有放弃，再一次来到了张家的小楼下。毕节的初夏之夜，到了晚上8点，天还没有全黑，楼上没有亮灯，但一行人看到了从三楼往下探头张望的孩子们。一两个小时前，一位在山上施肥的村民从远处看到四兄妹在楼顶的露台上玩耍，嬉笑声听得很清楚。
孩子们依然是沉默着不给大人开门，然而，他们忘了把虚掩着的后门关上，这让家访组终于踏进了孩子们的家门。
凌乱，这是屋子里的环境给大人们的第一感觉。电视机、沙发、农用机械、几袋玉米、手工做的简易秋千、衣物、地铺……这些东西铺满了灰尘、毫无秩序地堆放在三层楼房的各个房间里。
孩子们都躲了起来。张启刚和他的三妹、四妹躲进装玉米的柜子里，很快被找了出来；而二妹则躲在旧沙发背后的窟窿里，一行人花了半小时才找到她。陪同家访的村民张宗义说，孩子们被找出来时，脸上全是“害怕”。兄妹们都没穿鞋，衣服又脏又破。尽管二楼有床，但孩子们在三楼的一间房里打地铺，把另一间当厕所随地大小便，大人们闻到了粪尿的臭味。
终于见到了孩子，田坎乡教管中心主任潘峰立即给胡海峰打了电话。教管中心是七星关区教育局驻各乡镇学校的管理机构，而胡海峰是田坎乡党委政法委书记、同时分管教育。4月17日、5月13日，胡曾两次到孩子们家里探访，都没能让孩子们开门。在潘峰的电话中，他得知兄妹里的老二和老三脸皮浮肿，便叫上乡卫生院的医生白梅和村干部张胜骑摩托车一起到孩子家里。
与此同时，老师们给孩子们做工作，劝他们回学校读书。老四说，书包和书本被哥哥烧了。老师回答说：没关系，学校会给你们再买的。胡海峰告诉《新民周刊》记者，他以为两个孩子的浮肿是营养不良，但他们抵达孩子家里，医生现场给孩子检查完后，否认了这个观点，但也不能确定具体原因；而孩子们自称是互相打架造成的。胡海峰交代在场的人，第二天带两个孩子到乡卫生院再做细致的检查。
看到孩子们的衣着打扮和居住环境，作为在场行政级别最高的干部，胡海峰交代在场的大人，要给孩子们送几袋米，每人买几套衣服、买双新鞋。看到老大头发长了，他还嘱咐次日要带孩子去理发。
离开前，胡海峰特别安慰老大张启刚：“爸妈好久不在家，你一个人照顾三个妹妹很辛苦，不过再过几年你们长大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还问：“明天会和妹妹们一起去上学的吗？”张启刚点头答应，说会的。
张启刚向胡海峰点头的一幕，被从路边经过的村民张启付看到。他今年4月回村，在距离孩子们家只有三四十米远的地方修房，听说了这家孩子的事情，也被叫着参加了胡海峰对孩子们的第二次家访。他当时心想：“太好了，终于说通了。”
晚上9点左右，家访组一行人离开孩子们家。胡海峰不放心，又专门到附近的孩子们二爷爷张仕贵家，把睡梦中的后者叫醒，叮嘱他第二天早点起来，叫孩子们去上学。
当天晚上，张启付来到修建中的房屋，是想查看房梁安装得是否牢固。从孩子们家门口经过后，他喝了点酒，就躺在自己的摩托车上睡着了。大概一个半小时后，正睡得迷迷糊糊，突然一声闷响把他惊醒。他心里嘀咕：大晚上是谁在扔东西？刚想接着睡，紧接着他又听到了连续的哼哼声，听上去像是野猪的动静。这下他完全清醒了，因为若真是野猪，他一个人是对付不了的。
张启付点亮手电筒，循声来到孩子们家，看到老大张启刚趴在房前的水泥空地上，正在抽搐，声音就是他发出的。他抬头望去，一个小女孩在三楼举着手电筒往下看。“是你把哥哥推下来的？”他问。“不是。”小女孩回答后，后来就进了屋。张启付以为孩子是羊癫疯发作，不敢轻举妄动，马上拨打了120和110。
医护人员和警方抵达后，进屋看到姐妹三人躺得横七竖八，地上有几大滩呕吐物、四个放在一起的碗和一个打翻的农药瓶。几个小时后，四个孩子均抢救无效身亡。截至截稿，毕节警方公布对此事件的定性是，孩子们疑似集体喝农药自杀。
悲剧因何而起？
据警方透露，现场发现了张启刚的一封遗书，大致意思是：“谢谢你们的好意，我们知道你们对我们好，可我们该走了。我曾经发过誓，我活不过15岁，可中间的意外让我活了这么多年，我现在14岁多，死亡是我多次的梦想，可是我从没有实现过，今天，终于实现了。”
遗书原件并没有公布，毕节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周家庆对媒体解释说，这是因为牵扯到未成年人的保护和事件后续的调查。而央视在报道该内容时自行制作的“印刷体”遗书示意图，一度让部分网友对此的疑惑愈加发酵。不过，即使抛开遗书，张启刚自杀的举动也并非毫无征兆。2014年，张启刚曾经离家出走，试图跳河自杀，被邻近的金沙县民警救下送回。
2014年9月，田坎乡中心小学教师杨小琴在接任六年级一班班主任时，就知道了班上有这么个曾经自杀未遂的“问题孩子”。刚开学不久，张启刚旷课一周，杨小琴电话联系孩子父亲张方其，才知道他离家出走。当时这位父亲对儿子的去向和离家出走的原因一无所知，在老师的反复询问和督促下才报警。三天后，张方其带着孩子回到学校，老师问孩子去了哪，他不回答，孩子父亲也保持沉默。
但在那之后，在杨小琴眼里，张启刚和班上其他留守儿童并没有太大区别。“学习成绩中上，平时跟我说话的时候比较内向，回答我都是很简短的几个字，但是他和同学在一起玩儿的时候话就比较多了。”杨小琴向《新民周刊》记者讲述。在这位班主任眼里，张启刚并不属于调皮捣蛋的类型；相反，班上在做大扫除时，其他学生总是时不时会有提前溜号的，而张启刚总是把任务彻底完成了再走，从来没有偷过懒。偶尔不来上课，张启刚也总是托妹妹或者同学递来请假条，不会无故缺席。
但情况在今年5月8日改变。这一天，张家四个孩子一起旷课。当天，老师就对孩子们进行了家访。田坎乡中心小学的家访记录如此记载：“去到他家，门紧锁；喊他们，不开门。接着找了他二爷爷、组长谈话，他们表示，会动员学生来读书的，叫我们回学校吧。然后我们就走了。”之后的一个月里，无论前去的成员如何，总计五六次的家访，过程和结果大致和这一次类似；即使是孩子们的亲戚独自前去敲门询问，也是一样。直到6月9日，悲剧发生。
在旁人的描述中，张家四个孩子的性格平时就有些孤僻内向。村里有谁家办酒席，其他孩子都是撒欢儿地跑过去吃东西、玩耍，而这四个孩子从来不去。碰见村里人，不管熟不熟悉，不管是自家的长辈还是一般的邻居，孩子们几乎从不说话。在自家范围内活动时，一有旁人靠近，他们就迅速躲进屋里，关上大门。在孩子们正常上学时，学校里的老师同学还可以接触到他们；而在他们生命的最后一个月里，他们似乎彻底“与世隔绝”，没有人能接近他们。
他们的父母都不在身边，而且近一两个月，电话也几乎一直无法接通。今年春节过后的3月，父亲张方其外出打工；而母亲早在一年多前就已经离开了家。关于张方其，村民和老师都说，他的寡言少语和内向孤僻遗传给了孩子。在村里，他几乎不与其他人来往，对自家亲人也是如此。张方其的父亲在他只有十几岁时去世，母亲在几年后也撒手人寰，当时她的长孙张启刚出生未满半岁。
张方其父亲的堂弟张仕凯住在离张方其家约三四百米开外的地方。他和妻子告诉记者，尽管孩子的父母从来没有把孩子们委托给他们照顾，但作为四个孩子的亲戚，他们一直在想办法给予帮助，想去送点吃穿用品和找孩子们谈谈话，但多次去敲门，孩子们都不理他们。张仕凯的妻子说，她见最小的小女孩张启味跳舞跳得好，心里很喜欢，想带回家里抚养，但老大张启刚都不让妹妹跟自己说话。其他亲人和邻居的好心，也是同样的遭遇。
张方其夫妻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张仕凯的妻子说，当年张方其和同村的任希芬结婚后，小两口的生活比较和睦，没有出现什么大的矛盾。生下大儿子张启刚后，夫妻俩同去海南打工了七八年，2011年回到村里，带回了另外三个女儿。他们主动交了将近万元的超生罚款，又花了大约十五六万元修起了现在孩子们住的三层小楼房。据说，回村修好房子后，不知何故，夫妻间的关系开始恶化。
任希芬在事发后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自己2014年3月离开家的最主要原因是被丈夫张方其殴打，而那次离开后，就再也没见过孩子们。“被打后，在医院住院3天，因为害怕再被张方其打，就悄悄从医院走了。孩子们的“姨婆”（外婆的姐妹）潘玲向媒体表示，张方其有一次殴打张启刚，把左手臂打到骨折，右耳朵撕裂。
但张方其的家人并不支持其存在家暴的说法。除了对孩子父亲抛开孩子的痛心，他们更多指责孩子的母亲有外遇。他们说，在与张方其产生矛盾后，任希芬并未与之办理法定离婚手续，就与同村的另外一个男人生活在了一起。这件事在当地似乎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以致在田坎乡小学的相关档案里，张启刚家庭的情况已被直接记录成了“父母离异”、“母亲改嫁”。而同时，潘玲对媒体称，任希芬也对孩子有过体罚：2012年8月，老大张启刚离家出走十几天，被找回家后，母亲脱掉了他所有衣服，罚他裸体在天台的大太阳下晒了2个多小时。
目前，任希芬和张方其已先后从外省打工地回到毕节。毕节市七星关区宣传部副部长戴德润透露，孩子父母正在接受相关工作人员的心理抚慰，目前不便接受任何采访。戴德润同时表示，警方的调查工作正在进行中，有新的情况会适时召开新闻发布会。
任希芬之前对媒体表示，自己离家后并不放心孩子，走了以后通过丈夫张方其和孩子们联系，“今年4月左右，张方其的电话打不通了，起初是关机，后来就暂停服务了。到了5、6月我都还在打，但是打不通，始终没联系上。”而张方其至今并未有机会向公众做出说明。
6月12日晚，在征得任希芬同意后，四个孩子的遗体被火化。父亲张方其没有机会见上孩子们最后一面。5月8日前后，孩子们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老大张启刚的遗书具体写的是什么；老四张启味被鉴定为自杀前两三天的臀部刀伤是怎么回事……这一切疑问的揭晓，恐怕只有等待父亲的出面，以及警方的调查结果。
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四个孩子们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没有父母的陪伴，甚至，连声音也听不到。
“关爱机制”启动后
孩子自杀后，毕节市宣布了对多人的处理结果，包括七星关区副区长、教育局局长和田坎乡党委书记、乡长在内的相关干部分别被停职、免职，还有部分人员待调查后视情节给予处分。那么，相关工作人员是否有失职？
2012年年末，同样是在毕节市七星关区，5个流浪儿童在垃圾桶里烧火取暖，窒息死亡。事发后，毕节市启动了一系列针对留守儿童的关爱保护机制。田坎乡教管中心主任潘峰告诉《新民周刊》记者，每学期开学初，田坎乡小学都要对留守儿童情况进行排查摸底，为每个留守儿童建立“一人一表一卡一册”的档案。只要父母同时离开16岁以下孩子的时间持续达到一个星期，那么孩子就被定义为“留守儿童”，根据父母情况的变化，这样的数据是动态的。
田坎乡分管教育的政法委书记胡海峰称，根据2015年春节后的统计，全乡共有709名留守儿童，其中在校就读的有381名。对每一个在校留守儿童而言，至少有三人，即老师（通常是班主任）、包村乡干部和村干部负责对他们进行帮扶。四个孩子的状况清楚地记录在案，而且制定了责任人员。
记者看到，在四兄妹生前就读的田坎乡小学，建立了“留守儿童之家”；同时，毗邻的乡政府也建立了为留守儿童设立的“爱心聊天室”。在学校的这间活动室里，配备了三台可以进行网络视频语音聊天的电脑，以及几台电话。潘峰告诉记者，只要留守儿童的父母可以联系上，并且有通电话或者网络沟通的条件，孩子们就可以在这里和亲人交流。同时，活动室里还有图书、象棋、跳棋、绘画工具等物品，让孩子们可以愉悦身心。潘峰说，购买电脑等设备的资金来源是毕节市政府划拨的关爱留守儿童专项基金。
据公开资料，该基金是在2012年5名流浪儿童窒息死亡之后，毕节市政府设立的，每年额度为6000万元。知名爆料人周筱赟近期向毕节市政府提交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后者公布该项资金三年来的详细使用情况。目前，毕节市政府工作人员已收到该申请，并联系周筱赟称会认真回复。
潘峰说，田坎乡小学一共有29名教职人员、13个教学班，一般每个班主任是班级留守儿童的直接帮扶负责人，任务最重的班主任一人要负责30多名留守儿童的工作；胡海峰表示，对于包村乡干部或者村干部而言，单人直接负责留守儿童的最多数目也差不多是这样。同时，老师们还有教学任务；乡、村一级基层干部的工作也是非常繁杂。胡海峰坦言，4月17日他第一次去四个孩子家里时，也是调解其他村民纠纷时恰巧听说的他们家的情况。
记者翻阅学校里的留守儿童档案看到，大多留守儿童都有指定的监护人，多是爷爷奶奶一辈，老师可以和监护人联系，家访后也有监护人的反馈意见。潘峰称，像张启刚兄妹这样父母联系不上，又没有指定监护人的情况，在学校里几乎是孤例。
潘峰向记者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近年来，向田坎乡小学捐献钱款和物品的个人和组织并不少；但是，针对留守儿童的专业心理辅导人员却非常缺乏，这样的“心理援助”，可能是目前更加急需的。张启刚的班主任杨小琴说，现在老师们对孩子的心理疏导只能采取一般的聊天方式，并没掌握专业的技能，效果是很有限的。她非常希望能得到专业人士持续援助，或者有机会可以参加这方面的进修。
胡海峰表示，四个孩子家的经济状况在当地处于中等，并非是缺衣少食。 村民也反映，父亲会给孩子们打零花钱，“有时会看到他们在小卖部买东西”。而父亲张方其和孩子中的老大张启刚已在2012年被当地纳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事发后据警方勘查发现，孩子的低保存折里还有3000多元余额。孩子们的一名亲人告诉记者：“我们给孩子们衣服，不是新的他们还不穿。”他们最缺乏的，并不是物质援助。
在田坎乡小学的留守儿童档案里，张启刚的“需要关爱内容”一栏明明白白地写着“情感关爱”。
可是，在现有的条件下，还能为留守儿童们做点什么，才能防止类似悲剧的出现？胡海峰、潘峰和杨小琴都表示出了困惑：“我们也不知道了。”
让父母回家
上述疑问未必没有解答。
毕节的此次事件之所以举国关注，并得到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等人的重要批示；不仅因为当地同类事件的接连发生，同时和毕节在全国扶贫领域的象征意义不无关系：1988年，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提议在毕节建立“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获得国务院批准。与当时全国启动的改革试验特区、开发区不同，毕节试验区是全国唯一以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为主题的试验区。
而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在贵州考察时也提出：要关心留守儿童、留守老年人，完善工作机制和措施，加强管理和服务。
田坎乡是七星关区最偏远的一个乡，位于和四川接壤的山区，距离市区100多公里，乘坐公交车往来需要4个多小时。全乡贫困人口比重高，外出打工的人数众多，留守儿童现象普遍。
扶贫往往最先解决的是交通问题。记者看到，当地虽然山路颠簸，但乡镇间、村组间的道路基本已全部硬化，部分道路两旁还装上了太阳能路灯。路修好了，要是人全跑了，依然不能解决留守儿童的问题。根本的解决方案，在于让让青壮劳力在当地就业，让父母回家。
田坎乡其实正在做这样的事。七星关区宣传部副部长戴德润称，当地已经在规划发展林下养鸡的生态农业，以每人每年养300只散养鸡，每只鸡能带来70元纯收入计算，一年至少能为当地村民带来21000元的收入，这已经与外出打工的纯收入基本持平。“在这样的情况下，父母是愿意背井离乡抛家弃子去打工，还是愿意留在家乡享受天伦之乐，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巧合的是，田坎乡的上述规划已经找好销路，本来计划就在6月15日的一周开始落实，而主持此事的前任党委书记和乡长都由于留守儿童自杀事件被免职，计划也随之搁置。
大山外的公益组织也在关注“产业扶贫”。以“中国乡村儿童联合公益”中“e农计划”为代表的“造血派”，正越来越多地取代传统的“输血扶贫”。而他们的口号就是“帮农产出村，让爸爸回家”。
同时，乡村的传统观念也亟待改变。
心理咨询师武志红对此事发表评论：“无回应之处，就是绝境。”他认为，杀死毕节那一家四个孩子的，就是这种绝境。虽然老师和社会对他们有回应，但那是无法替代父母的。母亲消失了，父亲电话也打不通，而很可能的是，他们心中从婴儿期就一直活在这种绝境中，他们受够了。
“为什么要让孩子处于这种绝境中？为什么必须去打工？我想，比贫穷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们这个国家，可能每个地方都有这样一种主流思维——挣钱胜于带孩子，面子胜于家庭温暖。”
毕节当地一名媒体同行也表示了同样的忧虑。他说，当地农民外出辛苦打工赚到钱之后，很多都是热衷于造房子，而没有对家庭投入关爱。这真的需要改变。
西班牙古诗说：“死亡，即是无回应之地。”
但愿这种绝境，再也不要发生。
链接：盘点 留守儿童之殇
湖南：12岁留守女童毒杀两同学
2015年6月10日，湖南衡阳县界牌镇，12岁的留守女童小雯(化名)在放学路上，将放了毒药的可乐递给了同学小霞、小林(均系化名)，二人喝下后中毒身亡。小雯和小霞是界牌镇某小学六年级同班同学，都来自贫困的低保家庭。小雯的父亲在外打工，母亲5年前离家出走。除了上学，小雯还要承担做饭、洗衣、照顾妹妹等家务。小霞和小林是一对亲姐妹，小霞13岁，小林7岁。母亲是个智障患者。三个孩子，不同的家庭境况，同样的惨淡光景。小雯和小霞成绩一直是倒数一二名，都穿得脏兮兮的，与其他孩子交流很少。小雯尤其沉默自闭。吵闹打架了，小霞和小林会回家告诉母亲。小雯供述。“心里觉得不舒服，就想买老鼠药给她们吃。”
毕节：5名流浪儿垃圾箱取暖身亡
2012年11月16日清晨，一名拾垃圾的老太太发现，5名流浪儿童在毕节市七星关区一处拆迁工地旁边的垃圾箱内死亡。毕节官方披露，死于垃圾箱中的5名男童身份确认，为当地三名同胞兄弟之子，5个男孩系躲在垃圾箱里生火取暖，一氧化碳中毒死亡。
毕节：小学教师强奸学生
2014年4月21日，毕节七星关区小吉场镇南丰村发生一起强奸案，受害女学生家长统计，至少涉及12名女生，最小者仅8岁。受害女生大部分是留守儿童。嫌疑人是30岁的黎某，毕节某小学四年级班主任，语文老师，已婚。
2015年5月11日，毕节大方县瓢井镇中寨村小学学前班负责人50多岁的韦会平因涉嫌猥亵幼童被刑拘。据家长统计，目前至少确定有7名女童被韦会平猥亵并报案，这些孩子年龄基本都在6到7岁，多为留守儿童。
江西：留守三兄妹溺亡
调查显示，留守儿童遭遇意外伤害近年来凸显，几乎每年都会有留守儿童溺亡的案例发生，其中江西省的一起尤其令人唏嘘。
2013年6月26日，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生米镇文青村发生一起悲剧。3个同胞兄妹在村口池塘旁边玩耍时溺水身亡。由于当时没有人路过，直到一位5岁的小男孩浮出水面才被发现。三个小孩都是留守儿童，其中最大的男孩今年10岁，其次是9岁的妹妹，以及5岁的弟弟。
三兄妹的父母以前在家打工，平时还能照看到孩子，从2012年开始，夫妻俩去广东珠海的酒店打工，平时小孩由爷爷奶奶看管。但爷爷患病在床，奶奶年事已高根本无力监护。
和中国大部分乡村一样，云南文山州马关县么龙村多数青壮年都外出打工，留下老人和孩子在家，村里13岁以下的孩子大约有700多人，60%以上的是留守儿童。
村里么龙小学的校长熊朝贵，因为身高只有1.38米，被人们称为袖珍老师。1985年，熊朝贵开始办乡村小学。30年的坚守，实现了他帮助大山里留守儿童的愿望。
晚自习后，少数离学校近的同学们打着手电回家，大多路程在10分钟以内。而在过去，上学如同一种修炼，摸黑走山路、自己带饭上学、校舍简陋不堪。
※版权作品，未经新民周刊授权，严禁转载，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