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垮孩子的是“困”不是“贫”
阅读提示：他们并不缺吃少穿，缺的是陪伴和亲情，这种“希望”就不是钱能解决的问题了，它关乎人心。
撰稿、摄影｜袁建胜
我2012年有机会第一次进入贵州山区，从那以后每年都会去一到两次。我去的次数最多的区域，是在贵州西部的威宁县，与毕节市相邻，向西与云南交界，是典型的贵州偏远山区。
提起贵州，很多人都会有一个贫困的印象，这没错，但也不准确，就我接触到的实际来说，如果这个词分开来看待，会更加准确一些：“贫”意味着经济收入，不管本地的贫富差距，还是跟其他省份相比，贵州的指标都是比较突出的，但是目前当地已经极其少见无法维持生计的极端贫穷，比如最近刚自杀的四个孩子家里，还有新建的三层楼房，家里还有1000多斤粮食，几十斤腊肉等等。
“困”则不同，它意味着人、文化、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这应该是贵州偏远山区面临的主要问题，“留守儿童”的问题是包含其中的。
男生小孟
我在威宁县山里听说过这样一个孩子，姓孟、男生，很调皮，三年前读四年级，已经十五六岁了，比同班同学大不少，脾气坏，爱打架，后来读到初一就主动辍学了，自己跑到南方去打工，现在在一家制鞋厂工作，与他保持联络的一位同伴说，他其实挺后悔的，外面的世界没想象中的那么好，工作很辛苦，挣不了多少钱。
但是他因为抛弃了学籍，再回去读书也不太可能，况且他也不喜欢读书，成绩也不好。当地有多少留守儿童，我没有确切数据，和当地老师聊天时，大家都描述这个比例是大约70%，包括单亲家庭。
一位当地的校长提起，每年从小学到初中之间，经常会有几个学生流失，通常是年龄偏大，已经进入青春期的孩子，就像小孟，原因不明，去向不明，可能去打工，也可能去流浪了。我在毕节市看到一个细节，公交站牌附近，有专门的地图，非常明确地指向救助站，可能是为这些流浪人员准备的。
当地很缺文化建设，村子里几乎没有文化娱乐的基础设施，有的学校连图书室都没有，出去也很麻烦，家长们没有能力给孩子们进行精神上的照顾。一方面是孩子们在幼年时缺少关爱，另一方面，当他们走进青春期，需要更多理解和心理慰藉时，又没有人有能力这么做，包括家长和老师在内，都缺少这方面的认识和知识。这让他们感到愈加孤独，无处疏通。
学校的人文素质教育的发展也遇到一些困难，特别是音乐、美术、体育这些课程，也是可以提供心灵慰藉的，特别是少数民族孩子，在音乐、舞蹈上的天赋非常明显，但是由于条件所限，开展得要比其他地区更少一些。其实话说回来，在并不那么偏远的山区，甚至就在我们身边，即使有一定的基础，恐怕也是个不小的问题。
贵州的留守儿童确实很多，情况很复杂，但是这些问题并不在我们认知范围之外，甚至有的与发达地区面临的问题相同，不同的是，这些问题放置在那个闭塞的环境里，会更加极端地表现出来。
留守儿童问题的成因有多种，包括父母都出外打工的；一方在外打工的；母亲打工不归、或在家留守受不了离家出走的；因为各种意外去世的，比如交通状况不好出车祸，前几年在小煤窑背煤出事故等等（这两年小煤窑关停，基本不存在这种情况了）。
还有一种是近距离留守儿童，这样的情况好一些，家长们如果有条件，会把孩子转学到相邻的镇上，获得更好一点的教育，或者有机会升入教学质量更好的初中，至于生活，就寄居在附近的亲戚家里。
离家出走、意外去世的占比例不大，但是相对发达地区来说还比较常见。支教队一位老师在当地短期支教，教孩子唱《爱的奉献》，一个班有二十来个孩子，有三四个唱着唱着就哭了，通过询问，发现他们都有家庭变故的经历。
钱与希望
山区的教育在发展，村里最好的建筑基本都是学校，入学率接近100%，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学校里有政府提供的免费午餐（营养午餐），这是近两年才有的。我个人认为这是民间发起和推动（邓飞联合500多名记者发起），促进政府全方位覆盖，两者之间良性互动解决实际问题，很接地气的漂亮案例。
营养午餐是专项资金，饭菜质量有基础保证，有肉有菜有饭，通常比家里还好，家长和孩子们都有很高的主动性，因为贫穷导致辍学的情况也因此越来越少。学校里的老师也在充实，“特岗教师”计划会源源不断地派年轻教师加入，但是师资仍然不足，特别是美术、音乐、体育老师缺得厉害。
我们一直认为经济发展，大家有了钱，就有了希望，现在大家的想法已经变了，贵州山区可能稍晚些，刚要开始这个转折，村民们源源不断地出去打工，回来盖房子，他们想要更好的生活，这是基础层次的希望。
目前留守儿童因此变得越来越多，他们并不缺吃少穿，缺的是陪伴和亲情，这种“希望”就不是钱能解决的问题了，它关乎人心，现在更需要的是精神和心灵的慰藉，这和当地社会、文化发展的进一步需求有密切的联系。
现在有很多针对贵州的公益活动，比如举行捐赠仪式，老师学生都参加，送一堆书包、校服，这固然是好心好事，当地也需要，但是孩子们以后也会问：为什么这个学期不发书包了呢？老师们只好给他解释，到学校里是来学习的，不是来领东西的。
从这个角度，我很认同自己所参与的，北京市戈友公益援助基金会志愿支教队的做法——不轻易给孩子们物质上的资助，集中精力做与孩子们精神需求相关的事情，向当地派驻长期支教老师，请专业的音乐、美术、体育老师进行短期补充，协助当地老师修操场，竖国旗，种植花木，建设校园文化等等。
讲一个边沿小学的故事，今年4月，北京戈友公益援助基金会组织一些志愿者，帮当地修一个操场，这个小学只有一排教室，教室前的操场原来是土的，很小，学校里有根长长的旗杆，一直没用上，就放在教室里。
学校负责人王永强校长家乡在云南，作为“特岗教师”在当地服务不到3年，20多岁，修好操场后，他一定要把旗杆竖起来。我们都建议他别这样做，因为操场面积有限，占用太多，孩子们的活动区域就少了，以后有机会再买个小旗杆，安置在教室房顶上。
但是王校长很坚持，他说，如果没有国旗，这个学校就不像个样子。我们这才明白，对于学校和孩子们来说，国旗的颜色和意义，远远大于一个普通的物品和装置，这是一种精神上的需求，甚至是渴求。后来操场专门建了一个旗杆的底座，因为行程很紧张，我们先离开了，王校长随后两天把旗杆竖起来，特别高兴地拍照片给我们看。
尊严与逃离
今年春天我去贵州西部山区，经过的很多镇上、村里，都有不少修建房子的人家，每修建一栋，政府都会有比例不小的补贴，村民改善住房条件的积极性很高。
政府近些年修路的进程在加快，基本实现村村通公路了，但是贵州的村子很大，一座大山里散落着很多村民组，还无法做到每个村民组都有公路，以木槽村为例，今年我们从木槽小学徒步12公里，用4个多小时翻过一道山梁，到达另一个教学点边沿小学，发现还没有走出木槽村。
最近一次我们从山里出来，从县城租的车来山下接我们，司机说，这个地方，他们没来过，找了很久。交通不方便，导致的不仅是贫穷，也是闭塞。
现在山里不少地方有网络，移动信号也有，电视就不用说了，除非少数特别偏远的地方。但通信只是一种单向传递，当地人如果不走出大山，很难与外界进行双向的互动、交流，更谈不上亲身体验，对他们来说，电视里是另一个世界，出去打工也只是挣钱，并不会在城市里真正生活，其实跟外界没有实质上的关联。
我跟一所山里小学的保安，一个看上去五六十岁的男人聊天时，听到这样一个细节，他家常年在家有3个人，每年猪肉要吃600斤左右，这个消费量，在当地是平均水平。那里的口粮通常是大米，也掺杂着一些玉米，蔬菜基本是土豆、白菜、苦菜（当地一种绿叶菜，看上去很有点像芥蓝，味苦），辣椒当然是最常见的调料。
那里很多地方缺水，一层层的梯田里是没有水的，只能种玉米和土豆，饮用水大部分地区也是缺的，比如木槽小学所在的村民组，山水富含重金属，不能直接饮用，村民修建水窖，在雨季里收集雨水过滤，来解决人畜饮水问题，也有个别地方饮水方便，可以喝的泉水能直接引到村民家中。
凡是有水的地方，村民的精神面貌就好一些，孩子身上也干净，不少新修的房子院落会铺上草坪，砌出甬道，种植景观树，或者从山上移栽杜鹃花到家里来。水是生命之源，它不仅意味着更丰富的食物，也意味着尊严和体面。一有条件，人们都是向往美好生活的，贵州山区同样如此。
从外乡人的角度看来，如果我把自己已经习以为常的，对身边这个世界的理解和与之相关的行为方式，不假思索地应用到贵州的一个相似的场景里去，就会产生自己意想不到的结果，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
有次和一家医疗机构下去，到学校里做健康筛查，发现学生大多有寄生虫，而且通常是少数民族，汉族就好很多，他们就很奇怪，后来知道了，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就是喝生水，汉族则习惯喝开水。
大夫提了建议，首先就是预防接种疫苗，医院里是免费接种的，但是这个信息村里人不知道，知道了恐怕也不会来回坐两三个小时车，就为了打一次针，他们或许觉得这都不是太大的问题，长大就自然好了。改变生活方式，提高卫生水平，也是需要时间和精力培养和教育的。
交通意味着贵州山区和外界沟通的问题，水意味着生活习惯的差异，可能会导致的一系列误会。比起贫穷，“困境”更是一个主要问题，这里与外界的双向沟通很少，又存在交通方面的限制，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和建设，已经落后于目前仍然不丰富的财产积累。
最后讲一个小故事。我们有一次修操场时，因为需要水搅拌水泥，想联络附近一个小水塘的主人，买他的水用，但听说这家主人和学校老师关系不好，可能难以如愿。这家人姓刘，刘大哥进门就给我们开啤酒，特别热情，说一直等我们来。我们以为这是要我们出高价买水，但他却说不收钱，只要对孩子们好，他愿意免费提供水。后来我们才知道，刘大哥与老师交恶，仅仅是因为他在修建水塘时，老师们在旁边抽烟看着不帮忙。
操场开工，我们买了很多啤酒，塞到工人和看热闹的乡亲手上，大家都很高兴，也很积极地帮忙。这件事让我明白了一个小小的道理，在我眼里可能是微不足道的细节，在另一个环境里就关乎尊严，越是闭塞，尊严越是必需品，特别是孩子们，自尊心都是很强的。
贵州虽然遥远，仍然在我们身边，只要更多的人愿意多去了解、沟通和寻找，采取更多的行动，它就不会只是被谈论、被怜悯的另一个世界，更不是让人绝望的绝境。（作者简介：袁建胜，北京市戈友公益援助基金会志愿支教队队员，曾为《中国科学报》、《中国企业家》杂志记者。）
链接：外地来沪未成年人犯罪比重上升
上海市犯罪未成年人中外地来沪未成年人的比重已经上升至八成左右，且多数为“三无”未成年人，即在沪无监护人、无经济来源、无固定住所，从2003年开始，上海检察机关办理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数量急剧攀升并保持高位运行，占全部犯罪人数的10%左右。其中外地来沪未成年人所占的比重从不到50%上升到了80%，闵行、松江等郊区甚至达到了95%以上，成为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主要群体。
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出手法逐渐多样化、团体化趋势明显、重新犯罪率上升、利用网络实施共同犯罪等新特点。尤其是外地来沪未成年人，以地缘或亲缘为纽带，从众心理严重，在找不到工作、生活困难的情况下，极易受到社会不良人员的教唆和引诱实施犯罪。
针对外来涉案未成年人这一特殊群体，上海市检察机关将之作为观护工作的重点，以“三无”来沪未成年人作为重中之重。检察机关探索建立专门针对“三无”未成年人的特殊观护机制。
※版权作品，未经新民周刊授权，严禁转载，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