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关系社会稳定
阅读提示：数量巨大的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等的存在，以及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犯罪等问题不断加大的社会失衡，严重影响到中国的社会秩序和稳定，不断发生的各类公共安全事件改变了人们对国家的安全预期，严重影响到人们的安全感和幸福感。
撰稿｜章友德
一组数据让人揪心，在我国，留守儿童犯罪率已经占未成年人犯罪的70%以上。调查还表明，中国的儿童自杀率也早已是世界第一。贫困和饥饿并不是他们犯罪和自杀的主要原因，那么什么才是中国儿童犯罪和自杀的主要原因？
故乡不再
留守儿童面临的最突出问题是因为缺少情感系统支持引发的一系列成长问题。缺少情感支持的孩子往往攻击性强，最容易滑向犯罪的边缘。如果我们不去关注今天的留守儿童问题，明天我们的城市与乡村就会为今天的不作为共同付出巨大的代价。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调查表明，2014年中国城镇化水平已经超过54.77%。传统中国已经真正成为一个由陌生人构成的现代城市社会。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7年中，中国的城镇化率迅速提升。在每年近1%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的人口中，产生了巨大的留守儿童群体。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有6100多万留守儿童，几乎构成世界上一个像英国、法国那样的大国人口规模。这其中3000多万寄宿生中60%是留守儿童和205万独居儿童。
以中国第一人口大省河南为例，全年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约有3500万，外出务工半年以上人员超过1557万，也使河南14岁以下的留守儿童数量达到242.75万。再以发生自杀事件的贵州为例，目前贵州有630万农民工在外面打工，留守儿童达到116万。全国妇联发布的2013年调查报告显示，贵州省有超过40%的农村儿童处于留守状态。
不仅是贵州等西南地区存在严重的留守儿童问题。在中国，几乎每个地区，留守儿童都是一个巨大的真实的存在。如何对留守儿童给以成长过程中的社会支持，直接拷问着我们所处的时代和社会。
2014年5月，共青团中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全国留守儿童调查报告”白皮书称，“千万留守儿童一年到头见不到爸妈”。白皮书指出留守儿童面临的最重要问题是社会支持较弱，心理健康问题突出，负面情绪相对明显。
为什么中国的城市化产生了非常巨大的留守儿童群体，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的城市化是一个经济吸纳农村人口，而社会却排斥农村人口的城市化模式。而现存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则是形成这一严重社会问题的主要原因。
中国的社会结构可以用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的“乡土社会”一词来概括。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部农业文明史。农业文明形塑的社会最大特征就是社会的不流动。基于社会的不流动，乡土社会几乎成为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费孝通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典型的差序格局社会。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工业文明、城市文明的传播，传统中国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多重转型叠加，更使传统中国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剧烈社会变迁。数亿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改变着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家庭结构。由于剧烈的社会变迁，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正在沦陷，已经成为一个现代的城市社会。特别是２０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转型加快。“社会转型”这一概念很好地描述了中国所发生的整体性、根本性的社会变迁。
无法忽视的危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进行的社会转型本身既是对传统制度的一次颠覆，也是一次重要的社会制度创新。1949年后我国建立的国家与社会高度合一的社会开始分化，社会对国家的依附型特征开始发生改变。但在经济、社会发生巨大转型的同时，原有的户籍制度所形成的身份制度等依然在发挥社会排斥和隔离功能，这使中国依然面临城乡二元结构和新二元结构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的挑战。在经济、社会转型的当下，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中国的社会分化加剧，有可能转化为社会的断裂。数量巨大的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等的存在，以及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犯罪等问题不断加大的社会失衡，严重影响到中国的社会秩序和稳定，不断发生的各类公共安全事件改变了人们对国家的安全预期，严重影响到人们的安全感和幸福感。
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社会矛盾呈现出总体增加和严重的趋势。区域、阶层、城乡间的不平衡发展趋势，日益成为中国社会转型所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也加剧了不同利益群体的矛盾与冲突，直接影响着社会稳定与和谐。各种社会矛盾在转型中国的凸显，反映出单一的经济增长并不能解决中国所有的发展问题。社会转型期一系列的公共安全事件的发生，反映出社会、经济转型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暴露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许多深层次矛盾。
特别是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的经济、社会结构，更是产生了留守儿童这样突出的社会问题。如何化解社会快速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制度性和体制性社会矛盾，需要我们创新社会治理理念和方法，只有这样，才能满足人民对过上更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待建设的基层社会
转型中国的各种社会矛盾，突出表现在中国的基层农村社区，特别是像贵州等中西部农村地区。现代社区治理的基本经验表明,社区治理已成为当前社会建设的基础和突破口。如何通过制度创新，打破城乡二元和新二元结构的制度藩篱，需要执政党全面深化改革来强力推进。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亟需通过改革各种体制改革重构国家与社会关系；亟需通过培育社会组织促进多元主体的社会参与；亟需政府转变职能提供更加均等化的公共服务，来满足全社会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增长。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根本上回应和解决留守儿童等一系列突出的社会问题。
国内外社区治理的丰富实践，可以给中国解决发展中的社会问题提供许多启示,如多元主体共治模式、民主治理理念、参与合作机制、政府职能转变逻辑、公民社会成长路径等。这些启示对于我国今后的加强社会建设，不断改善民生、创新社会治理、制定更加公平的社会政策提供可供参考和选择的途径和建议。当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时期,通过社会建设来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已经是转型中国面临的重大现实挑战。如何对庞大的留守儿童群体给以制度性的社会支持，亟需我国的社会治理的创新。 其实早在1990年，在联合国召开的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上，就明确提出为了儿童的福祉和社会的幸福，必须采取“儿童优先”的发展战略。无论是政府，还是家庭、学校、社会都应对儿童的生存、生活和发展给予优先保护。落实“儿童优先”战略，首先必须强化政府的责任，进一步建立适度普惠型的儿童福利体系和面向儿童的公共服务体系，以及儿童监护的行政监督和司法干预相衔接的机制。
就在4名毕节留守儿童自杀一周后，即2015年6月16日至18日，习近平主席在贵州开展调研。习近平指出，要抓住群众最关心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食品安全等问题，实打实地做，循序渐进地推。要通过推进就业创业，发展社会事业，打好扶贫开发攻坚战，不断打通民生保障和经济发展相得益彰的路子。
要从根本上解决类似于毕节留守儿童自杀的各种社会问题，需要中国不断完善各类社会保障制度，需要我们以问题为导向，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法治建设、全面从严治党，只有这样，执政党才能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两个百年的发展目标。 （作者系上海政法学院城市公共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链接：全国农村留守儿童概况
全国妇联于2014发布《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研究报告》，该报告根据中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样本数据，推算出全国有农村留守儿童6102.55万，占农村儿童37.7%，占全国儿童21.88%。其中，小学(6-11岁)学龄阶段儿童的数量为1953万，占农村留守儿童的32.01%；初中(12-14岁)学龄阶段儿童的数量为995万，占农村留守儿童的16.30%。从地区分布来看，农村留守儿童不仅广泛分布于中西部经济不发达的省份，而且也分布于江苏、广东、山东等东部经济发达的省份。调查表明，农村留守学龄儿童义务教育总体状况良好，绝大部分在学校接受义务教育，但部分中西部地区的农村留守儿童受教育状况相对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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