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运会不再是“香饽饽”
阅读提示：体育转型将成为中国跃升为真正体育大国的最关键的特征与指标。对实现体育强国梦都具有重要意义。
撰稿｜仲 睿
多年来，各省市地方政府一直将奥运会、全运会成绩当做衡量地方体育官员的政绩标准。然而，近几年随着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随着体育运动逐渐回归本源，曾经在中国体育发展史上扮演重要角色的全运会也逐渐失去其独有的魅力，它也不再是各省市地方政府看重的“香饽饽”。以往的“金牌狂热”早已大大降温，如今人们关注更多的是以人为本、享受体育的奥林匹克精神。在竞技体育的推动下，以足球为代表的三大球的崛起、全民体育的强盛、体育产业空前大发展将成为中国跃升为真正体育大国的最关键的特征与指标。
认识转变，全运会不是政绩工程
眼下，足球改革、体育产业和全民体育成为最受关注的焦点。有专家指出，运转了几十年的“奥运战略”、“全运战略”已经登峰造极，现在已经是到了变革的前夜，该用“足球战略”取而代之了。从“奥运战略”到“足球战略”，是一种自然过渡，也是时代变迁、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换言之，在后北京奥运时代，中国竞技体育应该从“总局定制”变成“百姓定制”，变“金牌体育”为“全民体育”。
应该说，正是在这样大背景之下，曾经备受关注、曾长期被视为体育政绩标杆的全运会已经越来越“失宠”了。
从近几届全运会金牌大户发展趋势来看，江苏、山东无疑是进步最快的。在十运会上，东道主江苏夺金的速度令人瞠目结舌，之前两届全运会它们加起来仅拿到47.5金，而在家门口作战摘走了56金。同样在十运会上，当时山东拿到了42金，结果十一运会轮到山东举办时，山东的金牌数增长到了63枚，涨幅高达50%。尽管在开幕前山东方面曾经信誓旦旦宣称，不以拿金牌第一为指标，可是它们最终还是以绝对的优势拿了第一。
然而，外界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尽管江苏、山东都曾在全运会上大放异彩、荣登榜首，可是地方体育局长在全运会之后都没有因为“全运会有立功表现”而得以升迁。曾担任过江苏省政府副秘书长的李一宁，在十运会期间出色完成了任务，可是几年后他再度回到自己的老本行、担任政府副秘书长，职务没有得进一步提升，如今已到退休年龄。至于山东体育局长张洪涛，他在担任体育局长期间，“政绩”更为突出，不仅在十一运会高居金牌榜首、获得三个第一，而且在北京奥运会、伦敦奥运会上同样取得不俗成绩。可是，最终张洪涛同样没有得到提拔，2013年3月从体育局长位置退了下来。在当时分管体育的山东副省长黄胜还因受贿受贿1200多万（1998年下半年至2011年8月，黄胜在担任山东省德州市人民政府市长、中共德州市委书记、山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取利益，或者利用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被判无期徒刑。
针对这一现象，有知情人士分析：其实，全运会金牌榜已经越来越不受关注了。即使东道主获得了第一，这其中必然是举全省之力的结果。体育局长虽有功，但已经远远没有以往那么重要了。与山东、江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京、上海早在八运会后都悄然转变体育战略。尤其是北京方面，多年来早已不把备战全运会当成体育工作的核心。这一点，从北京在近三届全运会上的表现足以证明——九运会时在奖牌榜上居第5位、十运会时在奖牌榜上居第4位、十一运会时在奖牌榜上居第6位，到了2013第十二届全运会，北京代表团甚至被浙江超过，屈居第7位。尤其是让北京方面难堪的是，在第十二届全运会上，时任总局副局长肖天还公开批评了北京代表团女子橄榄球队（因对裁判不满，放弃比赛，结果以0:71负于山东队），取消了北京代表团道德风尚奖的评选。按常理推断，北京那可是祖国的心脏啊，居然被浙江超过，而且还丢掉了道德风尚奖，那简直是“奇耻大辱”，一旦市领导冲冠一怒，那体育局长乌纱帽可能就要不保了！然而，当时作为北京市体育局长的李颖川不仅没有被“问责”，反而在今年5月还得到了提拔，担任了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助理（副部级）一职。
明眼人会发现，这些年当很多“苦逼”省份还在为全运会金牌不惜代价、挥金如土地投入时，北京市体育局则早已悄然完成了“战略转型”。在三大球方面，北京国安男足一直在全国联赛中名列前茅成绩，北京男篮、北京男排、北京女足、北京女篮都曾先后多次获得了联赛冠军。在职业体育方面，中网办得有声有色，中超、男篮联赛一票难求，拳击、台球、高尔夫等职业体育逐渐完善，高水平国际大赛轮番举办；在体育产业方面，当很多省份还不知什么是“体育产业发展引导资金”时，北京已经拥有数亿元的引导资金。至于全民健身，北京利用承办奥运会的机会，将全民健身的规模和影响，推向了新高潮……
眼下，推动全民健身，深化足球改革，发展体育产业才是体育部门工作的重中之重。
在竞技体育方面，中国人在个人技巧类项目中往往总有令人惊艳的表现，但在集体对抗项目、特别是“三大球”项目中，每每难有作为，这也反映出尚武精神与协作意识的缺失。而足球运动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深受广大群众喜爱。足球的长期磨砺，能让国人更勇武，更团结——足球不仅仅是体育，更是一种精神，一种修炼。发展和振兴足球，对提高国民身体素质、丰富文化生活、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培育体育文化、发展体育产业、实现体育强国梦都具有重要意义，对经济、社会、文化建设也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同时，实施“足球战略”、振兴中国足球还是阻止国民体质和学生体质的连年下滑的有效手段。对于普通公众而言，中国奥运军团的金牌项目有很多只能远观，无法参与。作为最草根的运动，足球有足够的魅力成为伴随人们一生的运动习惯。公众对足球运动的普遍参与，比以乒乓球为代表的、影响力有限的“精英体育”夺取100枚、1000枚金牌，更能体现体育强国指数。
足球不仅是世界第一运动，同样还是体育产业领域里的第一产业。“足球世界杯所拉动的消费，可以与奥运会相媲美。中央深化改革组专门为一项运动来制定改革方案，这是非常罕有的，也说明了足球在所有运动中的地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京张冬奥研究中心主任陈剑如此评价。
与足球深化改革相呼应的是，中国体育产业的大发展。去年10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大力发体育产业的46号文件，计划到2025年基本建立布局合理、功能完善、门类齐全的体育产业体系，体育产品和服务更加丰富，市场机制不断完善，消费需求愈加旺盛，对其他产业带动作用明显提升，体育产业总规模将超过5万亿元，成为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
近半年多来，举国上下高度重视，各省市体育局、发改委都忙着出策划、定政策，制定中国体育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可是真正能够明确方向、付诸实践的行动几乎没有。如今，万达祭出如此重大的体育产业大手笔，可谓是平雷一声惊雷。要知道，眼下中国体育产业非常落后，仅占GDP比重的0.6%(如果扣除体育服装、装备等制造业领域收益，纯粹的全民健身、体育赛事和体坛偶像创造的价值，更微乎其微)，远远低于发达国家2%-3%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王健林果断收购世界知名体育营销公司，既是看中其中的巨大商机，也是在响应国家号召。有分析者认为，万达收购盈方与国务院发展体育产业的精神相承接。当今世界的体育产业，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固有的体育思维范畴，不再是竞技，而是经济。就目前世界体育产业的发展趋势来看，其特点是整个的体育产权是被少数几家公司垄断掌握。所谓的知识产权、核心资源，举例来说，即奥运会、世界杯、单项组织赛事等大型赛事的电视转播权，Logo使用权益等等。现在，万达通过收购盈方，可以把对方现有的知识产权直接“拿来”，加速我国体育产业结构的调整。通过收购的方式，直接控制体育产业的上游资源，也就等于掌握了“游戏规则”。通过运营体育产业，一方面可以获得资金，反过来，可以推动体育事业的发展。从这层意义上说，收购盈方，是借助资本的力量，重新整合中国体育产业。
与王健林一样敏锐的还有另一位企业大老板许家印，他很好地把握住了中国体育的时代脉搏，7月1日强力推出恒大足球股票。作为中国足球第一股，恒大这一破冰壮举于恒大、于其他俱乐部乃至整个中国职业足球都意义非凡。联姻资本后，早已成为中超旗舰的恒大俱乐部更加令人高山仰止，无论是现实竞争力还是可持续发展空间都非其他俱乐部可比，国安、上港和鲁能们欲与争锋，必须同步实施俱乐部资本属性和体量机制等层面上的战略升级。自此，中国职业足球对接了驰骋资本市场的路径，也打开了资本创新和制度创新的通路，甚至是天路。
全运变味，体育早该回归本源
前不久，全国很多省市体育部门都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纪念毛泽东同志“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题词63周年活动。其实，翻开全运会历史，最开始被赋予的使命恰恰是“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从第一届全运会至今，56年过去了，全运会早已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为此，早在12年前，在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体育界知名人士张燮林、楼大鹏等人提出了要求取消全运会的提案，提案中说，“全运会是前苏联体育体制的产物，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依靠国家的大量拨款，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造成了极大的浪费。”现在真的到了该考虑取消全运会的时候了。
客观地讲，尽管直到现在全运会依然在国家奥运战略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可是，现在看来奥运战略是否同样应该调整依然值得商榷。自北京奥运会以来，国家和人民早已不像建国之初那么在乎“体育政治”了。以往的“金牌狂热”早已大大降温，如今人们关注金牌榜上的名次，更关注的是以人为本、享受体育的奥林匹克精神。在竞技体育的推动下，全民体育的强盛将成为中国跃升为真正体育大国的最关键的特征与指标。
与时代发展潮流相匹配的，恰恰需要来自体育体制的一场革命。事实上，北京奥运会后，国家领导人已经给中国体育指出了正确的发展方向：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我们应该立刻转型和转轨，把重视竞技体育转变成重视全民健身，淡化金牌，强化国人体质和健康，提倡大体育和大健康的概念，让体育理念真正回归本源。几年前，有一组官方数据引人深思：中国有1.6亿人患高血压、1.6亿人患高血脂，有2亿人超重或肥胖；城市里，每5个孩子就有1个小胖墩儿，高中生里85%以上的学生是小四眼儿；和日本孩子比，我们的中学生在身体素质多项数据上差很多；我们参加运动的体育人口只有28%，人均体育设施在世界上排百名开外……在亚洲，我们的体育人口和体育设施人均比绝对排不进前10名，就在中国竞技体育取得辉煌成就的这20年中，中国人的体质正在明显滑坡！
而全运会上，金牌则早已演变成了各省市体育局官员的政绩。新华社体育记者杨明曾采访过多次全运会，很多地方体育局官员对他说：我们不要奥运会金牌，就要全运会金牌。什么项目冷门，便花重金，下大气力去搞。当时甚至有人在算刘翔还有几年退役，“在这几年内绝对不碰110米栏，碰了也没戏，何苦来的”。
全运会的功利性还体现在每届全运会奖牌设置上。著名体育专家、国家体育总局竞体司原司长吴寿章为这些“隐形金牌”起了个名字，叫“政策性金牌”，“从当时来讲，这么搞是有必要的。”“政策性金牌”始于上世纪90年代，其用意在于确保奥运战略的实施、整合全国体育资源。但发展到今天，“规程越加越多，老百姓越来越看不懂，这应当纳入改革的视野之内”。吴寿章说，“八运会就有人问我，全运会金牌到底有多少枚。我当时开玩笑说，我也不知道。不过我相信，也没人算得清。”从奥运的角度调整全运，始于1987年六运会之后，当时，全运会在奥运会前一年举行，各省为了全运会倾尽全力，运动员的状态被提前释放。1988年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战绩不佳，引起人们对全运会的反思，这使得七运会时隔6年之后才举行，放在了1992年奥运后一年。全运会4年一届的节奏由此延续至今。有人将全运会称为“各省的奥运会”。从这种说法就不难看出，国家层面的奥运战略和各省层面的全运战略要想协调一致，存在难以避免的结构和利益冲突。因此，全运会如何为奥运会服务，始终是规程改革的重点。
从1997年八运会开始，按照“缩短战线，突出重点”的原则，全运会的项目设置进行调整，取消了七运会的9个非奥大项，到十运会实现与奥运会设项的全面接轨（包括冬季项目）。从七运会开始，在奥运会上获得的奖牌按照1:1的方式计入全运会参赛代表团；十运会上，又加大了奥运会奖牌带入的力度，1枚奥运会奖牌按2枚计入到全运会参赛代表团。
由于三大球发展乏力，第十一届全运会起又实施了三大球一金算三金，增设青少年组等规程，希望调动起各省对三大球的投入力度。此外，从七运会开始的运动员交流政策，从八运会开始的解放军运动员与原输送单位的两次计分政策，都是为了解决全运会发展中出现的争议问题。
然而，由于全运会功利性太强，而且比赛幕后还存在诸多利益关注，为此近些年国家体育总局对全运会政策经常是“朝令夕改”，公信力越来越低，争议越来赵多，曾引发各地方体育局极大不满。为此，关于取消全运会的呼声也是越来越高。
近些年，每逢谈及“取消全运会”的话题时，肖天总是第一个站出来反对。在两年前的十二运会上，肖天就曾明确表示：“大家对全运会的批评或质疑，体现了社会的进步，不过我认为有些观点过于偏激。比如质疑整个体制，呼吁取消全运会。”他认为，全运会是中国竞技体育存在的基础，“取消全运会，我认为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同时，肖天还强调，全运会既要坚持，也要完善。全运会下一步的改革，主要体现在项目设置上。他同时指出，不能把高水平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混为一谈，高水平竞技体育就是要为国争光，展示中国的综合实力，群众体育就是要让更广大的人民群众参与到体育运动中来，“两者相得益彰，但不能用简单的逻辑对比。”
由此可见，中国体育体制改革、全运革命最大的阻碍恰恰是来自国家体育总局内部高官。其背后根深蒂固的利益链，使得许多人不希望运转了半个多世纪的全运会就此消亡，追溯中国体育腐败根源，恰恰是出在“全运会金牌政绩观”上。总局正是很好利用“地方省市高度重视”这一点，将奥运会成绩计算到全运会各代表团奖牌榜上。于是，外界发现，每逢奥运会年，各地方体育局想尽一切办法做工作、拉关系、走后门帮助本省运动员获取奥运参赛资格。如果淡化甚至是取消了全运会奖牌排名，无异于切断了全运会利益链，这将是建国以来中国竞技体育从未有过的重大改革！
数十年前，苏联和东欧那些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推崇举国体制，每年花费巨额国民财富用于培养精英运动员，其结果是国民大众的体育与趣爱好和强身健体的需求因此被置之不理——体育经费就那么多，都用于争金牌去了，一般国民的体育锻炼自然受到削弱。我们看到，当年在实行举国体制金牌战略的国家，虽然在运动会上金牌多多，但其国身体素质和国内大众体育运动，都远不及发达国家。与此同时，选拔有运动天分的青少年进行封闭式集训，其目的仅限于去争夺奖牌，结果牺牲了数以万计运动员的青春，甚至给许多运动员造成终身伤害，毁了他们的一生。当年，在苏联和东欧80％的运动员退休后因为没有文化，没有一技之长，谋生艰难，其中很多人还因运动过量而落得一身疾病，甚至成为残疾。因为举国体制形成了一个明星运动员、教练和体育官僚三位一体的庞大利益集团。金牌给运动员和教练带来巨大名利，给体育官僚带来官运亨通的政绩，由此使举国体制成为体坛腐败的催化剂。
如今，俄罗斯和东欧很多国家早已抛弃了举国体制，将体育推向市场，结果国民体制得到了极大提升，竞技体育水平依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整个体育事业发展也步入更为阳光、健康的轨道。眼下，随着“实力派”肖天落马，外界也看到了看中国体育进一步深化全运体制改革、打破举国体制束缚的希望。知名体育专家罗京生曾一针见血地说：“全运会就该取消！美国没有类似全运会这种赛事，更没有我们体育总局这种机构。它们已经协会化，职业化。”如今，中国已经到了体育大变革的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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