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陈道明
阅读提示：有人说他说不清道不明，我不这么认为。我一向觉得，陈道明很透明，他喜欢的剧本从不会轻易放下，他喜欢的角色会废寝忘食去琢磨。
“男神”陈道明
在全世界都忙着成功的时候，他无为而治。当人人都不服老，明星纷纷打满玻尿酸重出江湖的时候，他早就怀抱着沉稳的心态，“消极被动”，逆时代而行。当整个演艺圈都在崇尚高情商，忙着“自黑”的时候，他连“自白”都不怎么情愿。
“低调不代表没调。”这是陈道明对自己的评价，他只是不善于也不愿意过多凑热闹而已，在文艺圈就显得特立独行了。孤傲也好，知识分子气也好，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就是有点儿“高冷”。
“高冷”不影响他琢磨剧本角色，甚至让他有精力花更多心思在角色上，他说：“演员不能只带脸进现场，一定要带着脑袋进现场，因为演员不是演脸的，而是演心的。”在这个靠脸吃饭的时代，一个演员能认真对待每一个角色（包括配角），入戏深，用心演，却不愿别人叫他“明星”，这就是陈道明的个性了。这才是真正的“男神”。 （主笔/钱亦蕉）
我所知道的陈道明
特约撰稿｜江 平
陈道明不是艺人。直说，我非常讨厌艺人这个称呼，我和道明交流过，他也很讨厌，因为我们觉得，艺人是六十多年前在中国大陆通行的一个对演艺工作者带有蔑视的称呼，是被人玩耍、侮辱和损害的对象。解放后，艺人这个名词一夜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人民的文艺工作者这个庄严而伟大的称号。就陈道明而言，我觉得他无愧于这个称号。我想，什么“明星”，什么“大腕”，什么“表演艺术家”，陈道明都会对这些肉麻的称谓不屑一顾，他最愿意别人给他的定位就是两个字：演员。
我想说说我所知道的这个喜欢被称作“演员”的陈道明。
第一次见到陈道明
那是1985年，我去南京演出，那时候，我是江苏省一个地级市话剧团的演员，听说南京电影制片厂正在制作表现南京大屠杀的电影《屠城血证》，便兴冲冲地赶到拍摄现场，因为戏当中演日军头目的老演员是我十分熟悉的前辈刘江老师。
到了现场，就见一帮人忙碌着架机器、布灯光，而刘江老师正穿着日本军装和一个同样穿着“黄狗皮”的“年轻鬼子”在一个角落里切磋着什么。我不敢惊动老爷子，悄悄躲在一隅，听得真切，那年轻演员的台词功底太好了！正在琢磨他是否在哪部电影中露过脸，就看到领我去剧组的制片主任阎友良匆匆走到他们身边：“刘江老师，该拍您了。道明，今天可能晚饭前都拍不到你，要不要用车先送你回招待所休息？”
那个叫道明的年轻人既和善又沉稳地欠了欠身子：“不用了，谢谢。把老爷子的戏先拍掉了，好让他早点回去躺着。我没事，就在这默默戏，背背词儿。”接着，他又坐在一旁的条凳上弓着腰翻看着剧本，念念有词，很是认真。我悄悄问阎主任：“他是谁？哪儿的演员？”
阎主任压低了声音：“北京的演员，叫陈道明，名气不大，但戏演得一级棒，好得一塌糊涂。”阎主任用了一句南京人特有的褒扬别人的言语来形容他。
我这才仔细琢磨离我大概五米远的这位叫陈道明的演员：瘦瘦的，眼睛很有神，颇有些忧郁感，如果他不穿着那套笔挺的日本呢子军装，而是换上西服或是长衫，那他可能就是上海汇丰银行的买办或者是复旦大学的教授。总之，他身上的文人气质更多一些。
刘江老师拍了几个镜头之后，趁换机位抽空休息，我看见陈道明立马把屁股下的条凳抽出来端了过去，恭恭敬敬地扶老爷子坐下，然后把一个大号雀巢咖啡瓶递给刘江老师——那时候还没有纸杯、易拉罐一类的东西，用装咖啡的瓶子当茶杯，当时是时髦事。陈道明声音不高，但特实诚：“老爷子，我刚去茶桶给您添了点热的……”
我素来敬重老同志，见这位看来比我大几岁的陈道明对前辈如此尊敬，自己又低调严谨而矜持，不由顿生几分敬意。
不久，陈道明主演的《一个和八个》在搁置数年后终于在影院亮相，我估计陈道明他们都没有料到，中国电影的再度崛起居然与这部戏有关，中国电影的“第五代”真正被国际影坛注意，也是从这部电影开始的。
因《围城》一举成名
又是几年过去，陈道明开始有了些知名度，此时他碰上了一位好导演，碰上了一部好戏，这部电视剧叫作《围城》。
《围城》的制片人是我圈中的好大姐张雪村，她每天风风火火地穿梭在剧组现场与公司的办公地之间。那天我在斜土路碰到雪村大姐，她扯着嗓门对我说：“平弟啊，我们组的男演员灵光啊，戏演得好是好的嘞……！”当我听说这位主演正是陈道明时，不由分说跟着大姐追到现场。导演是黄蜀芹，谢晋大师的爱徒，在现场很有威严，不苟言笑，从不轻易表扬别人，可她对陈道明却夸赞有加：“道明身上有种傲骨，不是明星耍大牌的那种骄傲，是知识分子的风骨，一种孤傲，一种不羁，一种玩世不恭。他的这种气质就是活脱脱的方鸿渐！”
“方鸿渐”，钱锺书先生的同名小说《围城》中的男主角。陈道明是黄蜀芹三顾茅庐才签下合同的演员。黄导与我熟，多年后告诉我：“陈道明挑剧本挑得结棍（厉害的意思），不是他拿架子，实在是他太认真了。他怕自己演不好。他说他没有1949年之前知识分子的生活感觉。我就说，你放开手脚演，结果陈道明说，试试吧，争取演好。现在看来，没有一个演员能超过陈道明。”黄导说到这里补充道：“这不是我说的，是钱锺老夸赞陈道明时这样讲的。”
《围城》给陈道明带来了巨大荣誉，他真正成了家喻户晓的知名演员。“方鸿渐”的塑造已是有口皆碑，这里，我只想说一桩小事。
《围城》中，星光熠熠，而最有特色的是“方鸿渐”的岳父岳母的扮演者，竟是当时上海市电影局的局长吴贻弓和夫人张文蓉。吴贻弓是导演出身，虽有《城南旧事》、《巴山夜雨》等经典作品，但演戏却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别看吴导拍戏时方寸不乱，可临时被抓差当演员，而且戏份特重，那真是难为他了。
那天拍一场搓麻将的戏，吴贻弓要么牌出错了，台词说对了，要么牌出对了，台词又说错了，弄得黄蜀芹导演急不得哭不得，只好重拍几条。吴导夫人张文蓉向来心直口快，直接“开销”老公“戆是戆得嘞”，“哪能介笨，这几句台词也讲不拎清？”不想一遍遍搭词配戏的陈道明却极其谦和，不厌其烦。他还幽默地对“岳母”说：“老丈人被您骂傻了，这戏咋拍呀？”只见陈道明不慌不忙地和吴贻弓聊着天，然后开始搓麻将。
圈子里的朋友都知道，陈道明是“麻坛宿将”，而张文蓉则是上影“牌桌大咖”，棋逢对手，一边打牌，一边顺词，吴贻弓老师本来就是绝顶聪慧之人，稍一放松，更有“女婿”体贴入微的关照，顿时状态到位。于是，一场戏酣畅淋漓演完。陈道明说：“吴导演抢饭碗来了，我们当演员的甘拜下风。”
多少年后，我与陈道明熟了，他说：“我还真不是拍吴贻弓马屁，我这人从来不求当官的，但我敬佩吴导的为人、学识和谦和。在吴贻弓面前，我觉得自己是学生。”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吴贻弓这代人和我父亲一样，是有人格魅力的知识分子。”
陈道明的父亲陈宗宽，是在旧社会就受过良好教育，同时也目睹国家腐败、期望能改朝换代振兴中华的那一代人。解放后，虽历经各种运动，但始终保持着知识分子骨子眼里的高贵和不屈，厚道与忠诚。他的言传身教，使得陈道明不同于一般的演艺人员。陈宗宽起初并不同意儿子从事文艺，但当时的大背景是知识青年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为了避免“上山下乡”，陈道明在父亲无奈的默许中选择了演戏这个职业，但他注定和别人不一样。
我是演员出身，我了解这个圈子，在摄制组，在剧团，不演戏时，大家不外乎围坐一起喝小酒，打扑克，侃大山。陈道明也是剧团出来的，但他不想混日子。他也是跑龙套出身，别人怎么演他不管，只要求自己认真对待每一句或是半句台词，哪怕没有台词的“路人甲”。
为上海国际电影节打义工
走出“围城”的陈道明火了，火得很厉害。不久，吴贻弓先生和他志同道合的战友们在中国电影的发祥地——上海，创办了中国人自己的第一个国际电影节——1993年1月11日，首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在新落成不久的上海影城大厅前举行升旗仪式，紧接着，我们一干人马紧锣密鼓开始筹备金秋即将拉开帷幕的盛大影展。
上海电影人和普通的上海人一样，要面子，要为中国电影争气，也要“做人家”。吴贻弓说：“要开源节流，电影节是电影人的节日，要请有品行、有知名度、有社会地位的艺术家为我们捧场，为我们赢得社会资金的支持。”于是，我以电影节办公室主任的身份，带着吴贻弓签名的亲笔信，和吴先生的公子吴天戈一道，直奔京城，席卷各路明星去上海造势，为电影节摇旗呐喊。在这些邀请的嘉宾中，就有陈道明。
记得我和吴天戈导演是在昆仑饭店的大堂见到陈道明的。他来的时候，下身一条牛仔裤，耐克鞋，头戴棒球帽，身着白色的夹克衫，戴着墨镜，好像刚从球场回来。一问，果然是。他热情地招呼我们，打开吴贻弓的信笺，读完后舒了一口气：“你们就知道我这人重旧情，‘老丈人’给我下帖子，岂有不去之理？”（自打拍完《围城》之后，他就一直管吴贻弓叫“老丈人”。）我有些胆怯地问他：“电影节没钱，只能给你买打折的普通舱，行不？”他笑了：“你准备让我带铺盖卷吗？到上海找个桥洞将就一宿？”
我们都乐了。不用说，见面很愉快，临别的时候，他还悄悄付了茶钱。
走出昆仑饭店，我的心情顿时阳光起来，因为见陈道明之前，有人告诉我，你的这群邀请名单中，陈道明最难弄，因为他从不轻易参加乱七八糟的活动，也不到外面走穴演出挣钱，他这人，除了上台，或者拍戏，闲暇时候就是三桩事：看书、打球、搓麻将。一般的迎来送往吃喝宴请，他绝不去的。
出行的那一天还发生了一段小插曲：同行的人里有一位活宝迟到了，而他身上还带着昨天热情地替别人代收的四张机票。那是21年前，没有纸质的机票，天王老子也办不了手续。
只见陈道明不慌不忙走上前，脱下帽子，摘掉墨镜，特绅士地跟服务员做起工作来。也许是“方鸿渐”的魅力大，柜台上那几位年轻女孩居然把领导请来了，答应让我们一行先换了登机牌上飞机。上了飞机，眼看起飞的点到了，迟到的哥们才刚把机票递到柜台，我们一帮人在机舱里急得快疯了。陈道明慢慢腾腾走到驾驶室旁边，又对乘务长开始“公关”，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明我们这伙人是去上海为电影节做公益宣传，都是不拿一分钱的，看在中国人自己办的第一个电影节分上，能不能跟塔台打个招呼，晚个20分钟起飞。没料到，机长居然同意了。5分钟后，那哥们儿像从澡堂子里捞出来一样出现在机舱门口，口里嚷着：“对不住！对不住！”陈道明瞥了他一眼，伸手把他拽到身边坐下，轻声地在那哥们儿耳边说了一句：“我最恨迟到的人！”
这场“机场惊魂”悲喜剧，让我看到了一个一般人看不到的陈道明，一个善良、能忍耐而又顾全大局的陈道明。
君子之交淡如水
这次活动后，我们便熟了。逢年过节，就有了礼节性的问候，有时贺卡，有时通个电话，后来有手机了，就发短信相互拜个年什么的。说心里话，我觉得那阵的陈道明骨子眼里还是有一种傲气的，我又是个特随意的人，我是无名小导演，他是艺术家，咱俩是背心到袜子——中间差着一大截呢！
没想到的是，几年后，我居然两次成为陈道明作品的监制，而从那时候起，我就叫他“老道”了——这是他圈里哥们儿对他的昵称。他也从来不叫我“某总”、“某局”的，从来都是直呼其名，我听来特别亲切。那一年，他到上海，拍我们公司的《上海人在东京》，他演一个在日本打工的上海人。那时候，他已经是大牌明星了，到哪儿都有一堆人追着，他依然很低调，当然也很孤傲，不像葛优，永远笑嘻嘻。
有一天，在上海的棚里拍内景，我去探班，见剧组伙食一般，遂邀请他晚上到朋友开的碧海渔港小酌，他问还有谁？不投缘的我不愿意一桌吃饭。我告诉他，还有你“老丈人”一家，还有你弟妹，他笑了。
道明跟熟人在一起的时候，很可爱，一点大牌的架子都没有，饭桌上有说有笑，很有点冷幽默，有时候还引经据典的。不知谁又提起了《围城》，他特真诚地说：“这几年，我觉得自己有些轻飘了，浮夸了，也许有点小名气了，别人也觉得我好像爱摆谱了……没想到，去了钱锺老家里几趟，我忽然明白了——那么大一位学者、作家，家里连台电视机都没有，也没啥现代化玩意儿，除了那满屋子的书，家里最让我难忘的就是咕嘟咕嘟冒着热气的煨中药的瓦罐……”
那天，我们没喝酒，可我觉得，老道那天像喝醉了一样，反反复复说了好几遍：“在钱老先生面前，听他说上一席话，我真的觉得自己太无知太渺小……”
我很少近距离接触他，但那天我分明感到，老道说的，句句都是发自肺腑。他不是一个谄媚的人，更不是一个会说假话的人。老道的可爱，正因为他的真实，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他从不奉承，也不阿谀。有一回，吴贻弓要拍一部电影，赶到无锡外景基地去见陈道明，老道非常热情，丈人长丈人短的，但看完剧本，婉言拒绝了，他说：“我演不了这个角色，演不好，演了，观众会骂。”他说，有些朋友拍了烂片，或者戏演砸了，总推说是编剧不好，导演不好，我从来都认为，如果某一部戏不成功，我会先找自己的毛病，因为我是主演，我一定有责任。
有人说他说不清道不明，我不这么认为。我一向觉得，陈道明很透明，他喜欢的剧本从不会轻易放下，他喜欢的角色会废寝忘食去琢磨。陈道明在《康熙王朝》里演玄烨。那部戏，跨度几十年，他从年轻演到垂暮，丝丝入扣，张弛有度，顾盼生辉，把康熙演活了！我多次去探班，从不敢惊扰他，甚至到了片场，都不去和他寒暄，因为导演说，陈道明是用心在演戏，康熙已经融化在他躯体里了。多少年过去了，《康熙王朝》只要重播，我还会看。（江平：曾任上海国际电影节法人代表、办公室主任，上海永乐电影电视集团副总经理、上影集团副总裁、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副局长、中影集团副总经理、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厂长。现为中国广播艺术团和中国电影乐团党委书记，国家一级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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