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为何选择了上海
阅读提示：八一三淞沪会战，日本称为第二次上海事变，是中日双方在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后的第一场大型会战，也是整个中日战争中进行的规模最大、战斗最为惨烈的一场战役。
记者｜姜浩峰
编者按：八一三淞沪会战，日本称为第二次上海事变，是中日双方在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后的第一场大型会战，也是整个中日战争中进行的规模最大、战斗最为惨烈的一场战役。会战开始于1937年8月13日，是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为了把日军由北向南的入侵方向引导改变为由东向西，以利于长期作战，而在上海采取主动反击的战役。中日双方动员兵力超过100万人，至11月12日，中国军队全线撤离上海战场止，战役历时三个月。
在这场会战中，日军投入8个师团和2个旅团近30万人，最终宣布死伤4万余人；中国军队投入最精锐的国民革命军中央教导总队及八十七师、八十八师等148个师和62个旅共80余万人，统计死伤30万人。
对于中国而言，八一三淞沪会战标志两国之间不宣而战，但又是全面战争的真正开始，标志着卢沟桥事变后的地区性冲突升级为全面战争，并彻底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计划，将狂妄的日本拖入了战争泥潭。
骄阳似火的8月，上海西郊的虹桥机场，每天起降逾500架民航班机。紧张、忙碌，却又平和、安详。这是2015年的上海。2015年的中国，举国上下正在迎接即将到来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回顾上世纪的那场战争。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面对亡国灭种之忧，全民奋起，从容赴死，拼死抗争，终于赶走了日寇，赢得了自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抗击外辱的第一次全面胜利。八年抗战异常惨烈，中国军民伤亡逾3500万人，伤亡数为二战参战国之首！中国国土大面积沦陷，然而，我们不投降！我们不妥协！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拖住了百万日军，特别是自1937年“七七事变”至1941年底，中国人几乎单独对日作战。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牺牲，更为世界和平做出了卓越贡献！
因为正义的胜利，古老的中华民族得以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因为正义的胜利，奠定了日后联合国的基石、国际新秩序，拥有了二战后至今70年世界大战没有再次发生的局面。
和平年代的今天，让我们将目光移回到虹桥机场。78年前的8月9日，空气像凝固了一样。
17时许，一辆福特敞篷车沿虹桥路由东向西疾驰，向虹桥机场而来……
日方挑起“上海虹桥机场事件”
这是日本海军陆战队的一辆军车，车上二人戎装佩枪，满脸骄狂。他们是驻上海丰田纱厂的日本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一等水兵斋藤要藏。守卫机场的中国人出面阻止，双方争执不下。
枪声打破了表面的宁静。守卫者最初没有还击，当汽车从虹桥路转入牌坊路，日本人开枪打死了中国守卫二等兵时景哲。中国守卫终于还击。大山、斋藤被击毙于路边和车内。这就是“上海虹桥机场事件”，日本称为“大山事件”。
早在5年多以前的“一·二八”战事（又称第一次淞沪会战）后，根据《淞沪停战协定》，中国军队不被允许驻扎上海，在上海的武装人员被称为“保安团”。而日军却在上海步步为营。比如1937年初《对华作战计划》中，就针对华东地区制定出了详细的战法，最终目标直指当时中国的首都南京。其主要内容包括了3个师团占领上海，2个师团从杭州湾登陆，从太湖南岸迂回，形成包抄南京之势。
“上海虹桥机场事件”绝非偶然，历史的经验表明，日本人主动挑事必藏阴谋。在事件发生前一个月，“七七事变”，华北战事扩大，7月28日，日本政府“训令侨居扬子江沿岸二万九千二百三十名日侨撤离”，要求侨民于8月6日撤回上海租界，在日本海军陆战队掩护下，撤离工作恰恰于8月9日上海虹桥机场事件这一天才刚刚完全结束。
撤侨，意味着战争序幕已经拉开。撤侨完毕当天下午，大山勇夫、斋藤要藏驾车滋事。随后的“节目”按部就班。这次轮到冈本季正上场了。冈本季正——时任日本驻沪总领事。他宣称“身着海军制服之军官及水兵被中国人所惨杀”，系“对皇军的重大侮辱”，乃导致日本“全国激愤”。
这一桥段，与过往的一幕幕，何其相似乃尔？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安排满铁的所谓“守备队”，炸断沈阳柳条湖铁路。妄称东北军破坏日本人的铁路，欺负日本人。两万余众关东军仅仅用了一周时间，兵不血刃占领东北。因为国民政府不抵抗的命令，逾20万众中国东北军只得干瞪眼。
1932年1月18日，日本和尚天崎启升和水上秀雄在上海街头“遇袭”，日本海军陆战队妄称日本和尚被欺负，日本人被侮辱，紧接着的就是“一·二八”淞沪之战。即便以十九路军为代表的中国军人奋起反击，最终仍以堪称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了事。关于这起“日僧事件”的真相，直到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才公之于世——系间谍川岛芳子雇用杀手攻击在上海的日莲宗僧侣，煽动日本侨民情绪制造混乱，为日本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转移视线。
即使仅仅在“上海虹桥机场事件”之前一个月的卢沟桥事变。日军的借口亦是“受到中国军队的不法射击”“士兵失踪”！
“上海虹桥机场事件”发生几小时以后，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清，就已急不可耐地下令，要求在国内待命的第八战队、第一水雷战队、第一航空战队、第一特别陆战队、第二特别陆战队，统统做好出动准备。8月11日晨，日本第三舰队19艘军舰抵达吴淞口，随舰而来的有2000名海军陆战队员。12日，第三舰队继后的5艘战舰抵达吴淞口。此时，淞沪地区的日本战舰已多达31艘，外加吴淞口外包括1艘航母在内的9艘日舰环伺。此时，在沪日本海军陆战队员近万人！
当然，这仅仅是第一拨兵马。8月10日，日本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在内阁会议上提出要求——必须动员陆军派遣部队参战上海！陆军大臣杉山元立即唱和。次日，日军参谋本部马上拿出了派兵方案——近两个师团组成上海派遣军，基干由驻青岛日军组成，随后继续增兵，动员规模达30万大军！
做好了要打的准备！做好了要大打出手的准备！做好了在远东第一大都市大打出手震慑中国人的准备！这一仗，是要让中国就此屈服的！
枪响了！中国人团结起来了！
让日本军阀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此时的中国，在卢沟桥事变后已经开始全国动员，准备拼死抵抗日本的全面侵华。从今往后的中国再无可能一味挨打，再签一纸协议，求和，赔款，割地。甲午战后的《马关条约》、庚变之后的《辛丑条约》，乃至《何梅协定》、《淞沪停战协定》，日本人尝惯了中华肥腴的膏脂，骗琉球，割台湾，占东北……这一次，日本失算了。
“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中共中央于“七七事变”次日即通电全国。通电最后如此写道：“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
7月17日，蒋介石发表了著名的庐山讲话。“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这无疑是全国总动员了！
日寇没有认清形势。即使调动数十万大军，即使准备在上海大干一场，他们还在玩“大山事件”这样的小鬼把戏。他们万万没想到，根据《淞沪停战协定》不准在上海驻军的中国，竟然想在上海“先发制敌”。
“我有一个基本观念，这一次在淞沪对日抗战，一定要争先一着。我常和人谈起，中国对付日敌，可分作三种时期：第一种他打我，我不还手；第二种他打我，我才还手；第三种我判断他要打我，我就先打他，这叫做“先发制敌”，又叫做‘先下手为强’。‘九一八’东北之役，是第一种；‘一·二八’战役、长城战役，是第二种。这次淞沪战役，应该采取第三种。”这是时任京沪警备司令官的张治中将军给蒋介石的建议。
更令日寇万万想不到的是，8月9日日寇谋求布局上海战役时，南京的最高国防会议上，多了三位中国将军——朱德、周恩来、叶剑英。
朱德、周恩来、叶剑英赴南京参加最高国防会议，是为了再次谈判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事宜。蒋介石坚持向改编后的红军派参谋长和政治部副主任，中共坚决拒绝，双方争论难以调和。国民政府代表康泽回忆：“差不多到了拍桌子的地步。”几天后，“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国难当头，国共两党谈而不决的局面随即转变。蒋介石发表讲话说：“对于国内任何党派，只要诚意救国，欲在国民革命抗敌御侮之旗帜下，共同奋斗者，政府自无不竭诚接纳。”
中共代表周恩来后来这样回忆：“我同叶剑英参谋长到南京，开始，蒋介石还没有决定给八路军以名义，但是到了上海打响了，他从庐山跑回来，觉得这是全面战争了，才发表了八路军的番号。紧跟着，又发表了第十八集团军的番号。”
“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国共两党坐到了一张圆桌上，“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中国人，团结起来了。
8月12日，中国国民党中常会秘密授权蒋介石——出师上海！
这一次，不再是偷偷摸摸以“保安队”的名义进驻。根据宋希濂将军的回忆，当头戴德国式钢盔身着草绿色军服的国军将士一夜之间突然进入上海时，上海市民惊讶不已。这是自1932年以来，在这一片中国的土地上，中国人第一次看到中国自己的正规军！
八十七师进至吴淞，挺进市区；八十八师进至北站与江湾之间；炮兵进入真如、大场；独立第二十旅进至南翔……
会战的第一枪，又是在八字桥打响的。在今天虹口区与闸北区交界之处的柳营路、同心路、水电路交叉口，仍能看到这座有点儿其貌不扬的小桥。当八十八师的官兵于1937年8月13日进驻于此时，老兵们尚能记起5年前的往事。那一次，八十八师被编入第五军，增援十九路军，打出了中国军人的骨气。那一次“一·二八”淞沪之战，正是从八字桥开打，把那木结构呈八字形的桥梁炸毁了。停战以后，1933年，八字桥改建为水泥结构，是虹口通往闸北的主要干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敌得之可楔入我阵地，阻断我南北联系，使我有骨鲠在喉之感；我得之进则可作为攻击之据点，守则构成全阵地体系之核心。”八十八师参谋长张柏亭在《淞沪会战纪要》中如此评价八字桥。
果然，这一次的战斗又从八字桥开始。
8月13日早上，日本海军陆战队第三大队从虹口租界奔突而来，天通庵车站，中国军队向天鸣枪。下午，日军再进攻八字桥，突袭国军八十八师岗哨。接着，就是两军对射的步哨战。
原本准备先下手为强的张治中，迎来了日军首先打响的“八一三”第一枪。
为什么选择了上海
“七七事变”以后，中国人确实准备全面抗战了。蒋介石第一时间复电宋哲元：“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战事扩大。此间已准备随时增援。”他在发给南京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徐永昌等人的电文中表示：“倭寇挑衅，无论其用意如何，我军应准备全部动员。”另一方面，就“七七事变”本身来说，蒋介石还曾致电当时的北平市长秦德纯，要求以不屈服、不扩大的方针，就地抵抗。
陈诚在回忆录中曾提到，“在事态万分紧急中，宋哲元的态度不够明朗，这是无可讳言的。直到七月二十六日，日寇进据廊坊，并致牒宋氏要求二十九军撤退，宋氏这时才知道委曲也不能求全，乃下令抗战，但为时已晚。其时，平津已完全陷入日寇包围中。二十八日北平撤守，三十一日天津撤守。此北方两大名城遂告沦陷。”
其实，在“七七事变”以后到7月17日之前，无论蒋介石，还是宋哲元都仍是抱有一丝幻想的，直至八一三淞沪会战打响，蒋介石才算彻底决心抗战。
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书》，宣告：“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八一三”淞沪会战，中国军队一直坚持到11月12日才完全撤出上海。
从8月13日到11月12日，恰恰是三个月。日寇号称三个月灭亡中国，可他们花了三个月时间，仅仅啃下了上海。在抗战初期，日寇汹涌之时，为何上海稍能坚持得久些？又为何正面战场的第一场大会战会发生在上海？
有一种说法是，当时中国的中央政府——国民政府，其税收的来源大多在江浙，蒋介石的中央军，大多也在南京周边编练。1934年，蒋介石聘请了德国人汉斯·冯·塞克特担任军事顾问，随后又聘请了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蒋介石希冀两位德国军人能帮助他建立一支训练有素，又精干成型的义务制军队。到1930年代中期，国民革命军中，已有大约8万人接受过塞克特式的训练。然而，将全国军队整编成精干又训练有素之师，接受中央的统一号令，在1930年代中期来说，确实有点儿痴人说梦。虽然改旗易帜，但东北军依然听张学良的号令；华北，是宋哲元的；山东，是韩复榘的；西北有二马；广西有李宗仁白崇禧……想裁军、编练骨干，对于各地方来说，几无可能。而让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北上抗日，在当时根本不可能。英国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拉纳·米特就持此种观点。1937年7月31日，蒋介石宣称：“和平的一切希望都已不复存在！”拉纳·米特认为：“在此之前，蒋介石一直不愿让自己的嫡系精锐之师去防守华北，因为那是一个他无法真正控制的地方。
而上海，位处南京以东300公里。当年，蒋介石正是借助沪军都督陈其美起家，上海是他政治、经济、外交等许多方面的“大本营”。调动南京到上海一线的各种力量，在蒋介石来说，还算得心应手。
另一方面，即使在“八一三”会战开打之际，蒋介石仍心存希望——如果国际上，特别是英美出面调停，是否能让事件比较和平地解决？那么，他就要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的抗战决心，打出点儿样子给欧美看看。特别是上海乃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地区，无论是工商企业，还是生产方式，还是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上海都是开风气之先的所在。虽然各国外交机构大多设在首都南京，可上海才是外国利益的核心所在。拉纳·米特甚至分析称：“对世界而言，中日两国在华北的磕磕碰碰，可以视为是在‘偏远地区’的小打小闹，因为那里距离上海的租界很远，并没有引起外国势力的重视。”
上海，乃至华东，自19世纪中期以来，就是英美在华的势力范围。如果让英美感受到日本在华东造次，是否会平衡出一丝希望？
开辟第二战场的意义
“上海虹桥机场事件”发生在8月9日，然而早在8月初，居住在上海的人们就已经闻到了硝烟味儿。8月6日，上海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就报道称：“成千上万的难民带着包裹和行李，如潮水般涌入公共租界和法租界……”
虽然日本自1931年就已经退出国联。但作为1922年《九国公约》的签署国，日本当时仍表示将参加于11月底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会议。当然，就“八一三”战局演进与之后的九国公约会议来看，蒋介石在这方面的算盘，只打对了一半——
9月13日国联大会，中国提出申诉书。9月21日，国联开会考虑中国申诉。9月28日，国联大会决议，谴责日机乱炸。10月2日，日本外务省声明拒绝国联调解中日战争。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宣言，抨击侵略国，请各国保卫和平。10月7日，国联大会决议对中国“精神援助”。美国政府正式宣言，斥责暴日破坏公约。10月12日，国联大会决定九国公约会议定于11月3日在布鲁塞尔召开。11月14日，英国派外相艾登出席九国公约会议，11月17日中国正式接受九国公约邀请。于是南京统帅部于10月22日特派顾维钧为出席九国会议代表。然而，早已退出国联的日本，这时亦决定随德国一样——不去参加九国公约会议了。
美国学者、哈佛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陶涵（Jay Taylor）认为，蒋介石在上海求战的主要目的是——“尽可能吸引众多敌军离开华北，阻断日军向武汉前进，使苏联对华供应线畅通。”陶涵还认为，蒋介石选择固守上海，并在败象已定的情况下依然坚不撤军，还有其他一些原因。比如法肯豪森的建议。当时，法肯豪森一再建议坚守上海。作为军人，蒋介石和法肯豪森都认为，华北平原更有利于日军机械化部队的运动，而上海的街道和周遭水网密织的江南地形，则更有利于中国的轻装部队。
作为蒋介石的心腹干将，陈诚当年的态度，颇能说明为何第一期抗战的主战场设在上海。1937年8月15日，陈诚从庐山奉蒋介石令到南京。陈诚告诉蒋介石，当时他的工作安排有三种选择：“华北与晋陕将领来电要求中央派我至华北指挥抗战；赴上海视察张治中部作战，并协助之；厘定战斗序列。”在这三件事中，分身乏术的陈诚选择了去上海。
陈诚的考虑是，如果日寇在华北迅速得手，必将利用快速部队，沿平汉铁路南下武汉，如果其迅速攻占武汉，就会把中国战场纵断为二。陈诚分析道：“于我大为不利。”在陈诚看来，武汉若迅速失守，将不仅仅是苏联援华供应线无法畅通的问题，而将使得整个抗战局势无法逆转。“日寇于据有冀察后，如抄袭元清故事，挥兵南下，以偏师出洛阳，塞潼关之口，以主力趋武汉，关长江之门，则中国东西纵剖为二，西北方面进不能出，东南方面退而不能入，此时我们的持久抗战，恐怕就要更困难多了。”陈诚如此回忆。
自古以来，统一中国的战争中，颇多南进之战争“名局”。刘邦势力虽弱于项羽，然而他据关中，最后一举南进统一中国，项羽只能选择乌江自刎。魏晋时期，三国终局，亦是由北至南进兵。唐统一中国、元统一中国、清统一中国，无不是选择了由北至南进兵。少数几次例外，诸如朱元璋北伐，虽获成功，却难绝后患，终究是在北平的王爷朱棣起兵谋反，再次来了个由北至南的军事统一。即便是在并不久远的过去，面对太平天国的进袭，曾国藩在危难中，仍分兵守卫武汉。可见，就军事取得全中国来说，武汉的战略地位之高，其实远在上海之上。
中国国民党想要统一中国，最初想借助苏联，甚至一度想在外蒙古建立军校，从北向南打倒军阀统一中国。后来苏联人不同意，才不得不于广州建立黄埔军校。乃至蒋介石亲自参与的北伐，何其艰难，蒋介石本人亦是甘苦自知的——比如北伐军进济南，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战地政务委员兼外交处主任蔡公时与日本人交涉，日寇竟然对之割鼻削耳挖眼再残杀。而这一次，遇到日寇狂妄的所谓“三个月灭亡中国”之说，中国人主动在上海应战，开辟了抗日的第二战场，让日寇从华北一路南进的可能性，化归为零。从这一点来看，上海这第二战场的开辟，从军事战略上看，恰如同日后欧洲战场的诺曼底登陆。
陈诚在8月16日给蒋介石的建议中，提到“不如扩大战事，诱敌至淞沪作战，以达成二十五年所预定之战略。”民国二十五年，亦即1936年，甚至更早时期，中国就在宁沪杭等地区构筑国防工事，准备未来与日寇决战。
蒋介石听了陈诚的汇报，回说：“打！打！一定打！”
陈诚趁机建议：“若打，须向上海增兵。”
随后，陈诚就被任命为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增调部队，赴沪作战。
日本全面侵华的图谋
其实，早在8月13日晚，蒋介石即已电令调防西安的宋希濂第三十六师“火速开赴上海参战”，当时乘火车赶往上海的宋希濂部，感受到的是沿途所有客货运列车一律避让。蒋还令正由武汉增赴华北的罗卓英第十八军所属第十一、第十四、第六十七师“转向苏州输送”，广东、广西、湖南、四川各地方军抽调部队迅即增援上海。当夜，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京沪警备部队改编为第九集团军，张治中任总司令，下辖刘和鼎第三十九军、第三十六师、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杨步飞第六十一师、夏楚中第九十八师、彭善第十一师、罗启疆第三四五旅和淞沪警备司令部，负责攻击虹口及杨树浦之敌；苏浙边区部队改编为第八集团军，张发奎任总司令，辖李崧山第五十五师、阮肇昌第五十七师、钟松独立第二十旅、张銮基独立第四十五旅、蔡忠笏炮兵第二旅，负责守备杭州湾北岸并扫荡浦东之敌；炮兵攻击汇山码头、公大纱厂，支援浦西第九集团军作战。攻击时间定于8月14日拂晓，空军出动飞机，协同地面部队进攻。
反观日本方面，“九一八”事变，由关东军少壮派主导，轻而易举地拿下了中国东北。“七七事变”，由自《辛丑条约》后一直驻扎在华北的日本驻屯军主导，关东军随后加入，初始阶段对华作战，颇有风卷残云之势。这一形势，令驻扎在上海的日本海军着急起来。他们生怕日本太强而中国太弱，还没轮到自己出手，也许北边的日军就已经下武汉、破南京，完成了所谓“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豪言。由此，日本海军希望在上海发动战役，北上分羹。
“八一三”淞沪会战，中日战争第二战场，看似日本方面侵占了中国更多领土，乃至不出四个月就兵进南京，杀戮屠城，然而貌似以效忠天皇为己任的日寇将佐，实际上已经分心醉心于追求一己之利了。大至海军趁陆军尚未完胜之际分羹，小至杀人比赛以展示个人“武功”。而“八一三”战事的扩大，也就直接导致了日军增兵上海。
二战结束以后，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辑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辑录了时任日军参谋本部派往上海视察的西村敏雄少佐向东京的汇报。其中提到：“由于调军舰运送紧急动员的部队，派遣军后方接济不上，导致两个师团限于严重的苦战中。”增兵一时接济不上，在于战事扩大超出预期。
战前，日军在上海的武备，绝非一时兴起。采访淞沪会战的著名记者曹聚仁，曾在战后所撰《中国抗战画史》中，讲述了日军自1932年到1937年在上海的战争准备。比如其在虹口构筑的现代化堡垒阵线；比如在北四川路天通庵车站附近建筑的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曹聚仁观测到，该司令部是水泥钢骨筑成，下层系仓库，屋顶筑有高炮阵地、窥测所，中央系战队营房，可以俯瞰从天通庵到八字桥，战时就是一处要塞。司令部东北的六三花园、日本坟山，西南的日本小学、福民医院，乃至沿着苏州河向西的内外纱厂、梵皇渡的丰田纱厂、沪西的徐家汇同文书院、祁齐路的自然科学研究所，当这些日本据点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已经包围环绕了当时的上海租界。
以“一·二八”战役为蓝本，日军在上海的这5年来，巷战演习无数次。据曹聚仁观察，演习甚至远及水电路沿线。而中国军队，由于《淞沪停战协定》规定不得在上海驻扎，“淞沪近郊，除了警察，只有保安队负责防守任务。”在曹聚仁看来，中国当时以太湖为依托，从苏州到福山构筑国防工事，是为了拱卫南京不得已而为之。
无论怎样，全面抗战第一次大会战的主战场，就在上海了。诚如胡愈之在《保卫大上海》一文中所写到的：“在这次全国抗战中，上海显然居领导的地位。虽然在‘八一三’以前，华北已有局部的抗战，可是真正的全国性的抗战，却是从‘八一三’开始。敌人用陆海空全部武装进攻的，是上海。我国用最大的人力物力以防卫的也是上海。虽然我们的军队，在华北各处前线也显示了无比的英勇与壮烈的牺牲，但是为全世界目光所集中，而且具有左右整个战局的影响的，却无疑地是我们保卫大上海的战争。”
武备充足的日本人，竟没想到这一次中国人的抗击是这么决绝。
实力悬殊的对决
今年96岁的罗正达老人，当年是国军第四十五师的一个新兵。1937年10月20日，淞沪会战激战正酣。年方18岁，小学二年级文化的罗正达，于这一天的深夜悄悄出了慈溪家门。他这是瞒着父母去浒山报名参军。
两天以后，刚刚入伍的罗正达跟着部队就开赴上海。由于刚刚参军，连枪都没摸过，更没有受过系统训练，作为新兵的罗正达，并没有和敌军直接交锋，他的工作就是搬子弹和运送伤员。“战友们在第一线和日本人打，我们在后面一箱一箱地运送武器弹药，战事惨烈，这些弹药消耗得也特别快。”罗正达回忆，白天，日本的飞机不停地在空中转，有时五六架，有时七八架，上海的火车站上空，每天都有飞机来轰炸。
罗正达说，虽然中国军人打得很勇敢，但是，双方实力的差距非常大，“日本人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坦克、大炮，而我方，重机枪就算是好的武器了。想要对付日本的坦克，我们几乎没有什么好办法，而且，由于日本兵平时的训练很好，战斗力非常强。”
诚然，蒋介石在“八一三”之战中，拿出了其嫡系八十八师、八十九师。类似这样戴着德国钢盔、装备了德国枪械的所谓精锐，其实与日军主力师团在火力配备上的差距，仍然明显，更遑论非蒋介石嫡系部队了。
1938年，何应钦在《对临时代表大会军事报告》中透露，抗战前，国民政府着手整编20个师时，缺步枪1.2万支、轻机枪108挺、重机枪612挺、迫击炮120门。即使是装备最好的三个师，也各自仅有一个炮兵营——虽然号称德械，可中国武装最完整的师，其火力装备根本无法望德军项背，每师炮兵配备比例，仅达德国国防军一个师的五分之一而已。而日军的山炮、野炮等数量充足，其一个师团的火力约是一个国军德械师的4倍。
火力因素，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整个“八一三”会战，中国军队伤亡30多万，而日军宣布的伤亡数是4万人左右，仅为中国伤亡数的八分之一。
火力因素是国力的一种体现。在《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中，曾对当时日中两国国力进行过专门比较。“日本当开战之初，其陆、海、空军无论在质量上与数量上均占绝对优势。他们的现役员兵虽仅三十八万人，但合预备役及后备役则为二百万人；第一、二补充兵约为二百四十万人，合计四百四十万人。海军舰船排水量总计达一百九十余万吨。空军飞机二千七百余架。”而当时中国的兵役制度尚在初创阶段，“陆军只有现役兵一百七十余万人，补充兵约五十万人。海军十一万吨，尚不及日本十分之一。空军仅有战斗机三百零五架，合各式飞机一共仅有六百架。我陆军虽有一百八十二个师之番号，但作战初期预计可使用于第一线之兵力，仅为步兵八十个师、九个独立旅、九个骑兵师、二个炮兵旅，又十六个独立团而已。”
不仅如此，日本自1873年发布征兵令，是亚洲第一个实行近代化兵役制度的国家。当时，凡年满17岁至40岁的日本男子，均有服兵役之义务。由此，“其人口总数为一亿零五百余万人，可动员之人数为二千七百八十余万人。”
而当时拥有四万万人民的中国，于1933年才公布兵役法。即便这部兵役法公布了，但是由于上千年来施行的募兵制一时无法在全国范围废除，不得不结合“国情”采取征募并行办法。这就导致了兵员不足、训练不足。陈诚总结说：“八年间，我动员兵员一千二百二十余万人，已感难乎为继。我国人口有四亿五千万之众，以视日本一亿多人口，而能动员人力二千七百余万者，相形见绌多矣。”
人力资源的开发，不仅在于数量，更在于质量。当时国军战士中，类似罗正达这样识文断字拥有小学二年级文化者，已算“高学历”士兵。而当时的日军士兵普遍已具有高小学历。除了学历教育方面的差距，在军事素质的全民教育中，中国当时更是无法与日本类比。乃至在“八一三”会战以后，白崇禧如此感慨：“我军训练远不如敌，使用同一武器之命中率远逊于敌人，并对轻重武器因训练不精，不能使用自如，未发挥较大之威力。”
陈诚回忆录中则这样写道：“日本除实施征兵制力行正规训练外，并注意于全体国民之组织与训练。例如十五岁至二十五岁的青年团、中层社会的各种爱国团体，以及全国各地工会、农会的组织与指导等等，都是以国防为目的的变相军事团体。”
国家的国防动员体制、兵役制度的完善等方面，中日两国在1937年有着较大差距，而由此带来的，则是中国的平战转化能力、军事指挥能力等，与日本相比都有差距。中日两军接战后，双方都有不少减员。由于中国没有稳定的后续兵员，其后续的战力大幅减低，但是日军却得以在迅速整补之后，仍可以于第二回合中保持相当的水准。
在“八一三”会战的第二年，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著名的《论持久战》。其中，他分析道：“日本军队的长处，不但在其武器，还在其官兵的教养——其组织性，其因过去没有打过败仗而形成的自信心，其对天皇和对鬼神的迷信，其骄慢自尊，其对中国人的轻视等等特点；这是日本军阀多年的武断教育和日本的民族习惯造成的。”
海陆空全面激战
装备不如敌人，军事动员能力不如敌人，可恰恰在“八一三”会战中，中国人打出一个民族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中国军人，首先展现出的是作为中国人的光荣与气概！
8 月14日15时许，第九集团军第八十八师第二六四旅旅长黄梅兴少将亲临前线指挥，在连续攻破十余个日军坚固堡垒后，不幸在爱国女校附近被日军迫击炮弹击中，壮烈殉国，时年41岁。一同殉国的还有旅部参谋主任邓洸中校及通讯排官兵30余人。黄梅兴将军是淞沪抗战国军牺牲的第一位高级将领，后追授陆军中将。整个“八一三”会战，类似黄梅兴这样战死沙场，被追授中将的高级将领，不下5人！
8月14日主动出师的中国空军，对日寇海空军展开搏杀。空军五大队第二十四中队上尉队长刘粹刚率领9架寇蒂斯“Hawk-III”驱逐机，从扬州起飞，由吴淞口南下，经过川沙上空时，刘率先发现一艘日本军舰，立即往下俯冲，投弹击中日舰尾部；二十四中队梁鸿云副队长根据刘粹刚投弹的弹着点修正，炸中日舰，这是中国空军抗战中击沉的第一艘日本军舰。
14日早饭后，四大队少校大队长高志航飞南京开会，行前指示空军第二十一中队队长李桂丹率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各中队按命令提前行动。14时50分，日本海军木更津联队、鹿屋联队18架九六式陆上攻击机由日占台北松山机场起飞后兵分两路，打算9架轰炸杭州笕桥国军空军基地，9架轰炸广德机场。中国方面，温州监视台长——阮鹿年中尉，于第一时间监视发现敌机，急电杭州友台。18时10分，在冒雨、穿云，克服恶劣气象条件的长途飞行后，中国空军四大队二十一中队9架飞机先抵笕桥机场，高志航大队长也从南京直接飞抵笕桥，这样27架“Hawk-III”驱逐机陆续飞抵笕桥。那时飞机起飞都要靠无线电临时联络，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防空总台陈一白少将总台长当即无线电急告刚刚降落的高志航大队长迎头痛击。
高志航立刻前往起飞线前，以喊话命令的方式指挥。正在降落的二十一中队队员赶快重新拉升。高志航接着以手势命令即还未降落的第二十二、二十三中队留在空中，自己随即驾机起飞，利用最后一点余油拦截日机。高志航机傍晚18时30分先爬高至4000米云上，连续两次射击，击落日机，这是中国空军空战中首次击落日机。
不久，二十三中队队员梁添成不甘落后，击落第二架日机。高志航随后又发现3架敌机，立即迅速占位瞄准，此时谭文跟上，两机合力，击落1架日机。同时中队长李桂丹、飞行员柳哲生、王文骅等也发现2架敌机，又合力射击，击落、击伤各1架日机。高志航随即又击伤另1架日机，该机逃窜时又遭遇二十二中队长郑少愚，郑少愚击中了它并追至钱塘江上空。该机逃返松山机场降落后因迫降而报废。
前往广德机场轰炸的日机群遭遇暂编三十四中队长周庭芳以单架“Hawk-III”攻击，日机其中1架油箱中弹漏油，在飞回台湾时油尽迫降于基隆以北和平岛附近海域沉没。19时30分日机向海宁、永嘉和金华方向逃窜。在不到30分钟的空战中，高志航击落日机2架，全大队击落日机6架，而中国空军在空战中无一伤亡——6：0，中国完胜。
但我空军有两机在起飞时油罄熄火，即刘树藩的2105号机和金安一的2106号机。刘树藩在野外迫降时飞机触及树端，头部受伤，在送到杭州广济医院15分钟后，因流血过多而牺牲，成为空军抗战牺牲第一人；金安一比较幸运，飞机轻微受损，本人则受轻伤，并无大碍。当晚日本广播称“18架飞机中，有13架失联”。
中国空军不仅在空战中取得战果，在对日本舰只的袭扰上，也取得某种成功。8月14日8时40分，空军第二大队副大队长孙桐岗率领诺斯罗普式轰炸机21架，从安徽广德空军基地起飞，直线飞行220公里抵达上海，随后立即分成两个编队，一队轰炸日军司令部、码头、仓库等军事设施，一队轰炸“出云”号巡洋舰等舰艇。14日上午10时30分，中国空军轰炸机6架袭击“出云”舰，投弹3枚，两弹落于舰左近处。11时22分，3架轰炸机炸弹命中“出云”号。15日15时30分，中国空军1架战机冒着暴风雨轰炸“出云”号，遭舰上高炮反击，反复交战20分钟。16日上午11时半，中国轰炸机7架飞临“出云”号上空，重磅炸弹落于日邮船码头，距“出云”号仅几米远，“出云”号受重伤。当时报载——“为中日甲午海战以来日本海军舰队首次遭到中国的攻击”。
8月22日，报载“出云”号被日军及时修复，于21日16时起炮击浦东民房达半小时。自它挨炸后，周围停泊鱼雷艇等5艘，加强保护。
中国海军战力虽弱，并且根本没有可堪应战“出云”的舰只，却亦将“出云”号作为目标。“八一三”会战期间，8月16日，“史可法102”号鱼雷艇连续发射2枚鱼雷，击中“出云”号巡洋舰舰尾。“史可法102”号在遭日寇炮击搁浅后，官兵将艇内武器卸弃到江中，泅渡返回。
在江南造船所担任监造官的曾国晟于9月29日凌晨，派遣特务兵王宜升、陈兰藩等人，穿上潜水服，携带水雷3枚，泅水到黄浦江中，穿过层层封锁，亦准备奇袭“出云”号。
当潜水兵泅渡到“出云”舰附近时，被舰上的探照灯照见，哨兵拔枪就射。于是，王宜升等人只得将水雷推往“出云”号方向。在距离这艘日本第三舰队旗舰还有90米远的地方，水雷被防雷网拦截。王宜生不得已，只能接通电线，随着一声轰天巨响，日本海军铁驳船4艘、小火轮10艘遭到重创，防御物均被炸毁。“出云”号这一曾经的天皇座舰，又一次受到来自中国军人的打击。此时，日军松井石根、长谷川清等陆、海军高级将领和外交首脑正在舰上。他们刚开完会，各自往舱房而去时忽然震惊。本次袭击的后果是——次日，“出云”号急忙驶出外滩水域。
战时和战后中日双方资料均显示，“出云”号曾被中国飞机袭击炸伤，但未击沉。比较可靠的说法是，“出云”舰经中国海空军的几番攻击，遭受重创。后被拖回日本，因损伤过重，修整工程过大，只得派为日本海军学校的练习舰。
1945年7月24日，半残废的“出云”号在日本吴港遭到美机轰炸，此天皇座舰，最终没有逃脱翻覆沉没的命运。
日军金山卫登陆改变战局
回到1937年的晚秋。经过了激烈的街市争夺战、江岸之战，中日双方在罗店开始了又一轮争夺。经过十多天苦苦鏖兵，其时，罗卓英第十八军第十一、十四、六十七、九十八师到达增援时，罗店已被敌占，十一师奋力夺回，交六十七师防守。敌以第三、第十一师团及其舰队、飞机逐次增援，演成激烈的争夺战。
“八一三”会战时，作为武汉行营高级参谋调往前敌总部参赞戎机的宋瑞珂回忆：“当时上海整个战局中，以罗店争夺战最为激烈。”
在罗店争夺战中，十一师代团长韩应斌阵亡，副团长薛先维、曹金轮负伤，步兵营长伤亡18人；六十七师前任师长李树森被敌机炸伤右臂，二〇一旅旅长蔡炳炎、四〇二团团长李维藩、四〇一团副团长汪化霖阵亡，三九八团团长傅锡章负伤；九十八师路景荣、李远新团长阵亡，侯思明团长负伤，连排长和士兵伤亡之惨重可以想见。
淞沪会战，壮烈事迹不胜枚举。比如八百壮士孤守四行仓库，再如坚守宝山县城的十八军九十八师五八三团第三营，在受日寇舰艇三十余艘炮击，飞机轮番轰炸，坦克四面冲击之下，全城已成一片火海，营长姚子清和全营官兵坚守阵地七个昼夜，最后全营官兵全部壮烈殉国。当时上海《大美晚报》载文赞扬道：“……此不仅为中国人民的光荣，亦为世界人类的光荣，其感人史迹，将永垂史册而不朽。”
然而，在付出了惨重伤亡代价后，9月10日开始，本想一口将日本海军陆战队吞下的中国军队发现，无法将日寇挤压锁死在虹口与黄浦江一线。当时，敌军已增兵至10万人，炮300余门，战车200余辆。宝山、吴淞、杨行、张华浜等处，都被日军占领，且对江湾的中国军队形成包围之势。日军甚至在鸭窝沙高尔夫球场附近构筑着陆场，以便飞机助战。此时，根据曹聚仁回忆：“敌我罕有面对厮杀的机会。我军晚间构筑战壕，白昼挨敌机敌炮轰炸，日复一日，困顿已极；亦有全壕被炸，全队埋深泥中，作最惨烈牺牲者；我方人力消耗，当十倍于敌方，这种情况，颇似第一次世界大战之西线。”然而，当时中国军队火力实在还难以和一战时挖筑战壕搏杀的英法军队相比，在曹聚仁的观察来说：“这一个半月的坚守，已经超过限度了。”到9月30日，中国守军万桥严宅阵地被日寇突破，国军只得向宝山蕰藻浜南岸转移阵地了。
到了10月初，淞沪战线国军全方位受到日寇重压。与最初日军准备以5个师团战上海、破南京相比，此时在上海作战的日军，已经有6个师团的兵力。而中国方面，曹聚仁回忆称：“一时名将如云，战士如雨，士气之升，亦前所未有。各部队之中，有系中央军队，有系地方军队；有自四川来，有自两广来，有自湖南、福建来，有自东北来，共赴国难，表现民国以来所未有之军事统一气象。”
正当双方相持不下之际，1937年11月5日，改变淞沪战局的一次登陆，在上海西南的金山卫开始了。
金山卫这一卫所建制，本就是在明代为了防范倭寇之患，而特为设立的。500年来，此地经历过无数次对倭之战，亦许多次把倭寇打退到海里喂鱼。然而，1937年11月，当侵华日军第十军3个师团共11万人趁涨潮之际，凭借着大雾的掩护，驾船而来之际，中国军队仍然疏于防范，或者说无力在此布置兵力了。
11月11日晨7时许，日寇登陆部队在东起戚家墩西至白沙湾一带的滩头阵地展开大规模登陆时，舰炮、飞机呼啸而至以为掩护，而此际原本驻守金山卫的国军第六十二师，已赴川沙增援，沿海仅仅留守了300名战士。300人面对11万众敌寇，守军殊死抵抗，仅40余人突围，其余全部壮烈殉国。
日军登陆后，一路烧杀北侵，犯下种种罪行，仅3天内就在金山卫镇屠杀居民1015人，焚烧房屋3059间。后人将这些暴行分别命名为金山卫城南门惨案、金山卫西门镇血案、查山乡仓头村杀人塘惨案等，不一而足。
11月11日，日寇突破至南市枫林桥附近，中国军队且战且退，并与当晚放弃南市。
11月12日，“八一三”会战方告一段落。
全面抗战从此开始了！
纵观“八一三”会战之际，中国国力和军力虽不如日本，但军民拼死杀敌，终以30万人伤亡的代价，毙伤日军4万余，狠狠地打击了侵略者的气焰，粉碎了日本3个月之内灭亡中国的迷梦，并为上海和长江下游工厂与物资内迁赢得了时间。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淞沪会战具有重要影响和地位。当时英国特派驻上海军事观察家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如此写道：“淞沪会战足以证明两点：一、中国已下决心为她的独立而战，而且中国军队确有作战的能力；二、日本军队自日俄战争后被世人认为是可怕的军队，这次经中国一打，降到了第三等国的地位。中国军队此次抗战英勇坚毅，使世人刮目相看，恢复了自己的荣誉。”
无论是给孤守四行仓库谢晋元部送上国旗的杨惠敏，还是站在租界楼顶为国军欢呼的民众，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中华民族正在迅速觉醒。
回看并不久远的过去，甲午之战中，许多普通民众认为——这是朝廷的战争，与我何干？日俄战争中，麻木的国人眼看着他国在自己的土地上攻防，围观国人被日俄军人杀戮，旁观者当作笑话在看。即便是在“八一三”会战期间，日军登陆金山卫之际，亦有拿着手电筒作为交换，就能引来不知情民众带路的荒唐事。然而，毕竟大多数情况下，中国人中的大多数，无论士农工商，都心怀抗日之心了。恰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指出：“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所以，“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八一三”，仅仅是个开始。
在“八一三”会战开战之初的8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在海外，以陈嘉庚为首的“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成立。
在“八一三”会战期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朱德、彭德怀为八路军正副总指挥。8月25日，朱德、彭德怀在就职通电中写道：“日寇进攻，民族危急，敝军请缨杀敌，义无反顾，坚决抗战众志成城。”
北方战场上，其时激战方酣。1937年9月19日，彭德怀和彭雪枫面见阎锡山。阎锡山要求八路军和晋绥军高桂滋部共同防守平型关。彭德怀说八路军将运用运动战和游击战的结合，配合友军围歼日军。之后的平型关伏击战，林彪率八路军一一五师共歼灭日军1300余人，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当然，以1937年中日两国实力对比，国人口中的“小日本”，其实不小，光看它侵占的土地和海域，从琉球、台湾，到朝鲜半岛、东北三省，都已经成了日寇的战略后方。工业原料源源不断地运往其本土，甚至在这些地区就地生产。而其还能从欧美买到不少战略物资。而中国的海岸线已经开始被日寇封锁。
“七七”事变以后，特别是“八一三”会战以后，中国进入了主动抗击日寇侵略的全面抗战阶段，亦逐渐发展到全民抗战。
《陈诚回忆录》中曾经提到：“‘七七’以前，日寇侵华的方略是‘不战而亡中国’，其心计虽毒辣，却是战争的上策……‘七七’事变以后，中国奋起抗战，‘不战而亡中国’的毒计已不得售，乃一变其侵华方略为速战速决。……不过，天佑中国，既使我们有广大的国土，又使我们有众多的人民，这两个条件偏偏适宜于作持久战的打算。”从“八一三”开打，直至太平洋战争发动前，仅在中国战场，日寇已无制胜的可能。
当时光回溯至抗战胜利之际，曹聚仁认为“八一三”会战是中国抗战的一个转折点，“从种种征象看来，朝野上下，都在抗战第一的目标下团结起来了。”
“这狂热的爱国情绪的表现，比之民国十五年的北伐军时代还要热烈，我们嗅到了中国新生的气息！” 曹聚仁说。
参考书目
1.《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 陈诚 著 东方出版社2009年10月第一版
2.《论持久战》 毛泽东 著 新华网新华资料栏存
3.《白崇禧回忆录》 南昌陆军学院整理 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第一版
4.《蒋介石与现代中国》 陶涵 著 中信出版社2012年8月第一版
5.《中国，被遗忘的盟友》 拉纳·米特 著 新世界出版社2014年7月第一版
6.《一个战地记者的抗战史》 曹聚仁 著 东方出版社 2015年1月第一版
7.《国殇 国民党正面战场海军抗战纪实》 王晓华 著 团结出版社 2013年1月第一版
8.《八一三淞沪抗战纪实》 宋瑞珂 著 政协上海文史资料委员会1985年编
9.《民间影像 第一辑》 民间影像编辑部编 同济大学出版社2012年5月第一版
10.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 著 田琪之 译 中华书局1983年3月第二版
链接： 中共在八一三会战中的重要作用
“八一三”事变爆发。中日战争呈全面爆发之势，国共谈而不决的状况随即转变。蒋介石同意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设立总指挥部，下辖三个师，国民党方面只向八路军总部和各师派遣联络员。一个月后，正式公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命令时，依照中国抗日武装力量的整体序列，改称八路军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23位高层领导聚集在渭北洛川一个只有四五十户人家的小村庄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以及抗日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
《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三）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四）改革政治机构；（五）抗日的外交政策；（六）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七）改良人民生活；（八）抗日的教育政策；（九）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十）抗日的民族团结。
洛川会议确定了“全面的全民族抗战”政策以及持久战的基本战略方针。毛泽东在他起草的宣传鼓动提纲中说，“卢沟桥中国军队的抗战，是中国全国性抗战的开始”。“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全国人民必须“坚固地团结起来，为保卫祖国而作战到底”。
洛川会议结束的这天，《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正式发布。
在八一三抗战的3个月中，各界救亡协会成为上海共产党组织领导各界民众抗日的组织形式。各协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以“扩大群众救亡运动，争取抗战胜利”为中心任务。在群委、工委和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和推动下，依靠基层党员和积极分子，建立起数以百计的募捐队、慰问队、救护队、运输队、战地服务队，在开展救亡宣传，发动和组织社会各界群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积极投入救国捐金、捐献慰劳品、救护伤员、安置难民等各种抗日支前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
淞沪会战
淞沪会战开始于1937年8月13日，中日双方共有约100万军队投入战斗，至11月12日，中国军队全线撤离上海战场止，历时3个月。
会战中，日本最后投入总兵力达到10个师团近30万人，动用军舰30艘，战机500余架，坦克300余辆。
中国军队先后调集全国各地部队汇集上海战场，投入总兵力达70多个师70余万人，舰艇40多艘，战机250架。
日军宣布死伤4万余人；中国军队统计死伤近30万人。我军阵亡中将军长1人， 阵亡师长、副师长4人， 阵亡团长28人， 阵亡营长44人。
淞沪会战中日军因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而损失惨重，为后来日军复仇制造南京大屠杀埋下了伏笔。
淞沪会战的得失
作为淞沪抗战中方高级将领，陈诚在其回忆录的抗日战争部分，用了大量篇幅总结“八一三”会战的得失。他虽然认为淞沪会战所得大于所失，却首先总结了所失——主要有四点。
其一，日军装备精良，造成中国军队人员财物战损巨大。陈诚说：“敌军外线作战，而使用兵力尚不及我军之半数，终能获致胜利者，唯一原因就是他们的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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