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团结起来就不可战胜
阅读提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之所以胜利，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功不可没。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全民抗战坚强的基本的政治保障。团结起来的中国人是不可战胜的。
以笔为矛，作品就是战斗武器
烽烟起，国破山河碎。命运的转轮偏离了方向，被战争推向腥风血雨。
投笔从戎，并不容易。但“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知识分子在历史重要时刻也有自己的抉择。无论像丁玲那样“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还是像巴金、像萧红、像曹禺一样在炮火纷飞中写下反战的作品；无论像郭沫若那样走向内地，领导抗战文艺，写下《屈原》，还是像梅兰芳一样留在沦陷区不与日本人合作，蓄须明志；无论像叶浅予、张乐平那样组成“救亡漫画宣传队”一路宣传抗日，还是像蔡楚生一样在上海和香港拍摄大量抗战电影；无论像聂耳、冼星海那样谱写激励人心的战歌，还是像邹韬奋一样在上海坚守办杂志……他们都是在与命运抗争，与敌人抗争，保持了知识分子应有的高尚气节。
以笔为矛，他们的作品是最好的战斗武器。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标志着全国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凝聚民族精神、坚持全国抗战提供了重要精神食粮。文艺界以民族救亡为己任，积极投身到全民抗战浪潮中，是中国抗击外敌入侵、取得完全胜利的不可或缺的力量。（主笔/钱亦蕉）
中国人团结起来就不可战胜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之所以胜利，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功不可没。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全民抗战坚强的基本的政治保障。团结起来的中国人是不可战胜的。
记者｜姜浩峰
王树增有多么受读者欢迎，只需关注上海书展期间他忙碌的身影。从浦东到浦西，连日奔波，讲座、签售，日程安排得间不容息。8月22日下午，其新作《抗日战争》第二卷全国首发式，在书展主会场上海展览中心举办。当天上午，在他下榻酒店的咖啡厅，王树增接受了《新民周刊》的独家专访。
《长征》、《朝鲜战争》、《解放战争》，这是王树增的中国革命史系列；《1901》、《1911》等，这是他的中国近代史系列。皇皇巨著，读来酣畅淋漓。他说，这些书都是写给当代中国青年看的，他希望青年人通过自己的作品读懂历史。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王树增的《抗日战争》第一卷自7月在京首发以来，已然大卖。而在第二卷于上海首发前，他告诉记者，自己刚拿到出版社发来的第三卷样书，预计9月3日之前将开始发售。此前，王树增曾表示，任何积极的文学作品，都应充当起社会的“精神校对”的作用。《抗日战争》一书以战争的全部进程为主线，站在全民族抗战的高度，将中国的抗日战争放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格局中，最终还原出一个事实，即赢得抗战胜利的最终力量是中华民族不屈服的意志。
王树增告诉记者：“读者对《抗日战争》的青睐，不是我老王有个人魅力，而是我以非常谨慎加谨慎的心态，在完成写作。这6年的写作过程，与取得抗战胜利一样，凭的就是战战兢兢孜孜以求，180万字的作品，光笔记就不下300万字。”
作为曾获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大奖、中国图书政府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鲁迅文学奖、曹禺戏剧文学奖的作家，他在历时6年完成三卷本《抗日战争》以后，又是如何回望与深刻理解抗战历史的呢？且听他娓娓道来。
日本不愧后来居上的殖民者
《新民周刊》：在《抗日战争》第一卷中，您写到1592年的丰臣秀吉东征。其部队割下朝鲜妇孺耳鼻。这不禁令人想起1928年，北伐军进山东，作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战地政务委员兼外交处主任的蔡公时，在济南与日本人交涉时，被日寇割鼻削耳挖眼残忍杀害。这两者是否有什么内在联系？
王树增：殖民时代早期，殖民者对殖民目的地的当地居民、土著，采取过许多残忍的手段。这是殖民时代普遍现象，美洲大陆、非洲大陆上，都出现过类似惨剧。殖民统治都有其残酷性。再往早了说，割耳鼻，也不是日本人发明的。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就有。
1592年，丰臣秀吉指挥20万大军跨海冲进东亚大陆。为计算并领受战功，日军将领和士兵用盐和醋保存了无数朝鲜人的耳朵和鼻子——这些耳朵和鼻子一部分是战死的朝鲜官兵的，另一部分是朝鲜老弱妇孺的。它们被当成战利品，埋葬在日本京都方广寺的西侧，被称为“鼻冢”。
然而，蔡公时是国民党进济南后对日交涉的官员，与一般作战时遇到的官兵不同。日寇之所以对蔡公时施以割鼻削耳挖眼的酷刑，在于日本军国主义者，是从骨子里看不起中国人，认为中国人种族低劣。这种意识，起码从甲午战后就如此。故而他们不仅对中国平民施暴，对中国官员、军队方面的使节同样施暴。
在侵略中国、侵略弱小民族的列强中，日本无疑是后来者，但又不愧为后来居上的殖民者。
《新民周刊》：“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您在书中亦有提及。但在战后东京审判时，曾经做过民国外交部次长的秦德纯出庭作证，对于《田中奏折》则这么说：“该书系在中国印刷的流通极广的小册子，至于该书的真伪，系另一问题，但日本侵略东北渐次及于华北、全中国最后竟进攻珍珠港，则为不可否认之事实。”你怎么看待《田中奏折》以及当年日本的侵华战略？
王树增：《田中奏折》是否田中义一上奏天皇，在历史学界确实存在争论，有人质疑它的真实性。我从历史的开端、结局整个过程分析，这个文档是存在的。如今一些日本右翼政客否认这个文档的存在，与他们的历史观有关。日本右翼政客为了掩饰自己的历史观，心理上偏狭了、扭曲了。
其实，就既成事实的日本侵华战略之落实来看，《田中奏折》并没有新的内容。你承认它也好，不承认它也好，日本侵略者当年确实就是按照这个策略在做的。如今一些右翼政客想不承认《田中奏折》的存在，那是得不偿失的。你承认它，又能怎么着？
我认为，继续这种偏狭的心理，对日本民族来说也是不好的，日本民族会因此而很难有光明的前途。
《田中奏折》的文本，符合日本右翼政客集体性的心理状态，也可以解释近代以来日本的策略，尤其是中日关系上所发生的一切。
回看近代史，日本右翼政客内心充满着阴郁。他们不是光明磊落的。比如珍珠港事件，就是一次典型的偷袭。这样的偷袭，也许能瞬间占点小便宜，可丢失的是整个民族的信用，自那以后，全世界对日本的诚信都是质疑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在伟大
《新民周刊》：在你的《抗日战争》第一卷中，写道：“中国共产党是反抗日本侵略的过程中，抱有最不妥协态度并拥有最顽强意志的政党。”这一点，最主要体现在哪方面？是因为德、意、日轴心国签署有“反共协定”，中共不可能有妥协余地吗？
王树增：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是反抗日本侵略最不妥协并拥有最顽强意志的政党，理由非常简单——信奉的主义。无论是日本侵略者，还是国民政府，在反共这一立场上，是一致的。在中日交手的过程中，日本和国民政府无论是签署《何梅协定》，还是私下洽谈，都会出现“联合反共”这四个字。这样的措辞不变，是意识形态使然。
在意识形态上，中国共产党高举信仰之旗，当然决不妥协。
蒋介石对共产党坚决抗日的认识，也是很深的。在南京失守以后，日方采取了多种手段，比如通过德国、意大利的外交使节，向蒋介石传话。诸如“你们没有战争胜利的希望”等等，其信口开河开出的停战条件，是蒋介石无论如何绝不敢答应的，因为答应了的话，就等于去做背负千古骂名的卖国贼了。
蒋介石对于日方开出的停战条件回说，如果你们以这样的方式对国民政府施压，国民政府垮台后，你们面对的就只有一个政党了，那就是共产党。而共产党，是坚决抗战，永不妥协，不可能与侵略者谈条件求和的。
在对日抗争问题上，国民党内部可以分为三派——投降派、悲观派和主战派。蒋介石当然是主战派。但蒋介石在八年抗战中，他承受着这个国家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难以承载的战争压力。当日本人试图跟国民政府谈判、让国民政府妥协时，他也曾派人与日本人秘密接洽。不过他是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他有自己的底线。当日本人停战的条件突破了他维护国家主权的底线时，他根本不可能答应。日本人之所以曾经试图与国民政府秘密接洽来停止战争，是因为他们深知自己不能陷入如此大规模的战争泥潭中。尤其在南京保卫战之后，日本这一岛国，自己的国土、资源、人口都无力再支撑如此大规模的持续战争。而在抗战最艰苦的1940年，中国共产党为何组织百团大战？为何拼死也要打？就是为了遏制妥协风潮！
《新民周刊》：为何“九一八”东北沦陷得那么快，而到1937年中国人却团结起来全民抗战了呢？“九一八”张学良选择了不抵抗，您的书中说到蒋介石难逃干系。从当时的情况看，国民政府很难在东北直接行使政事，很难收到田赋，很难指挥东北军队，甚至华北也很难直接管理。军阀割据的局面没有根本变化。1937年，情况发生了哪些变化？
王树增：“九一八”以后，中国最广泛的社会舆论，是民众对于侵略者的愤怒。这愤怒有个逐渐积累的过程，能量聚集后，迅速膨胀。发生了许多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学生、民族资本家等等阶层，对日本侵略者的积怨日深。这些，都是“九一八”之前并不具备的群众基础。
另一方面，“九一八”之后，北伐刚取得成果，张学良宣布改旗易帜，形式上中国完成了统一，但还没有巩固。还有“九一八”后，正逢国共之争，也就是蒋介石所谓“攘外必先安内”。除了这些政治纷争以外，国民政府也在做抗日的军事准备，这需要时间。姑且不说后来派上了多大作用，但诸如国防线、铁路等军事、交通储备，都是在“九一八”之后那几年修筑完成的。还有就是军队整编。无论如何，“九一八”时，蒋介石对日都还没有完成政治、军事方面的准备，如果那时候开打，会垮得很快。
1937年，有些准备已经成熟了，心里好歹有点儿底了。
《新民周刊》：为何1937年国共再度合作？
王树增：1935年开始，中共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认为，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什么样的溢美之词都不为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之所以胜利，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功不可没。
当时的中国，面对的是高度民族统一的日本。人家已经进入了航母时代，我们还在挥舞大刀。我们今天的国歌，诞生于1935年。国歌里不是这么唱么：“我们万众一心”。中国从来都是一个松散的社会结构，形成民族统一，简直是一个奢望。日本人根本没料到——中国人竟然团结起来了。日本有人到现在还想不通——中国人竟然不分党派，不分地域，不分阶层，不分军队归属，空前团结，民心高度凝聚。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全民抗战坚强的基本的政治保障。团结起来的中国人是不可战胜的。由此，原本想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日本侵略者，在上海这一江海交汇的滩上，就打了不下三个月。
《新民周刊》：提到国共合作，西安事变是绕不开的。
王树增：西安事变发生在1936年12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提出是在1935年。红军还在长征路上。当时蒋介石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怀有根深蒂固的看法，他认为共产党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了。他之所以到西安来，是为了剿共督战，准备给共产党军队以最后一击。
西安事变对蒋介石来说，其最大的危机是政治危机，是如何看待全国军民一致对外的呼声。这种呼声已经到了不可遏制的程度。蒋介石一直心知肚明国内存在这种呼声，但他没想到这呼声竟然这么强烈。
西安事变，是一个大变。就中国共产党来说，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分作三个阶段。一开始是“反蒋抗日”；随后到了西安事变，则是“逼蒋抗日”；后来，则是“联蒋抗日”，甚至可以说是“拥蒋抗日”。这也是根据全国的舆情，以及日本的政策，不断调整的过程。乃至到了“联蒋抗日”阶段，中共可以放下主义纷争，调整军队，甚至拥护蒋介石的领导，拥护国民政府。
西安事变的成果是——进一步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事实上，西安事变距离即将发生的“七七”事变，仅仅半年多时光。
抗战英雄是民族的骄傲
《新民周刊》：“一·二八”淞沪抗战，国民政府生怕战火蔓延到江南，签署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八一三”淞沪会战，我们看到陈诚、张治中等给蒋介石的建议是求战。这是何原因？是“七七”事变后全民抗战局面已形成的结果吗？
王树增：“八一三”淞沪会战，不仅仅是中国人要在上海开辟第二战场，不仅仅是国民政府一厢情愿。我们可以看一下更久远的历史，从明代到清代，日本人对华军事方案中，都少不了上海。比如《清国征讨方略》，就写到如何从吴淞口进军中国。事实上，从海上侵略中国，自吴淞入上海，逆长江而上，是一个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战法。
登陆上海开战，是日军大本营蓄谋已久的。长江，是中国的第一大河，长江口，是中国经济最柔软的腹部。
外加上海是国际城市，在上海开战，国际影响巨大。无论中日，都有在上海开辟新战场的意愿。
国民政府在上海开辟第二战场，有好处。那就是吸引日军主力，利用足够大的国土面积来进行抵抗，在战略总体格局上，这是合理的。当然，蒋介石谋求上海之战引起国联干涉，乃至在“八一三”会战时屡次打着打着就停止进攻，希望国际舆论调停。这一点，是他一直抱持的幻想。列强当时采取绥靖主义，你无论抱有多大和平的希望，战争都无法避免。
《新民周刊》：在全民抗战以前，中日之间的战事时有发生。在你的书中，对傅作义将军取得的百灵庙大捷有所记叙。百灵庙大捷，中国军队共击毙日军50余人，毙伤伪军1400余人，俘伪军600余人。您对发生在1936年冬日的这场大捷，如何看待？
王树增：百灵庙大捷发生在“七七”事变以前的绥远抗战中。百灵庙之战的政治意义胜过军事胜利。当时，日寇在侵占东三省的同时，又开始经营蒙疆。他们采取的策略是在蒙古族地区实施渗透，企图未来用作从北到南入侵中国腹地的基地。当时，日寇不同程度的蚕食归绥，也就是今日的呼和浩特。
傅作义对此看得很清楚。傅的兵力不强，但却勇于抵抗。百灵庙之战，遏制了日军骄狂之心。这一点，对当时的中国军队来说，不是轻易能做到的。故而，百灵庙大捷之后，全国舆论一片欢呼。至少在全面抗战爆发前，百灵庙大捷是鼓舞人心的。就凭这一点，就该为傅作义树碑！无论何党何派，抗战英雄都是民族的骄傲。
《新民周刊》：“七七”事变以后，“八一三”淞沪会战期间，北方战场上，中共军队取得了平型关大捷。这是全面抗战后，中国军队取得的首场胜利。你怎么看平型关大捷的意义？
王树增：平型关之战，当然要高度评价，我觉得怎么评价其胜利的意义，都不为过！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以后，三个师加上直属与后方部队，总计不到5万人。其实，作战部队也就3万多人。应该特别强调的是，这是经过长征以后，共产党千辛万苦保存下来的精血。
改编以后，八路军编入第二战区。第一仗，就是平型关，对手是日军第五师团的辎重部队。第五师团，是日俄战争时期的皇家师团，是日军最精锐的机械化部队，有“钢军”之称，师团长是名将板垣征四郎。
至于战法，早在八路军出征之前，毛泽东公开对高级干部讲话时曾说：“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不能低估它、看轻它。同日本侵略军作战，不能局限于过去同国民党军队作战的那一套老办法，硬打硬拼是不行的。我们的子弹和武器供应都很困难，打了这一仗，打不了下一仗。因此，红军的战略方针应当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但是，平型关这一仗，林彪集中兵力打击日寇，是有违游击战、山地战的原则的。9月2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表示同意林彪将一个旅暂时集中打仗。这是何故呢？
平型关之战，是山西战场上忻口战役的组成部分。在指挥上，属于二战区。忻口战役分为左、中、右三路。右翼是由朱德指挥。当时朱德不仅指挥八路军，也指挥国民党部队。忻口战役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早期，双方合作的一个黄金时期。之所以不惜血本要打这一仗，在于不打不足以提振军心民心，不打不足以坚定阎长官——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抗战意志，不打不足以对得起山西父老。
但是平型关之战，也让八路军充分认识到了抗战的残酷性。比如战前，八路军专门学习日语“缴枪不杀”，可到了战场上根本没用，因为日本兵根本没听说过这个词儿！同时，无论是八路军还是一些国民党兵，在接战以前，还从来没见过日本兵，更没有投入过具有现代理念的战斗。可以说，两国军人在战斗观念上，差了一个时代。平型关大捷，八路军同样伤亡很大。但这一仗，遏制了日寇的迅速推进，缓解了忻口、太原方面的作战压力，取得了战果。
就战果来说，起码认识到——即使是皇家师团、甲种师团的板垣师团，也是可以碰一碰的——打死了他1300人。这是什么概念？既往之战，能一次打死100个日寇就是很不错的战果了，那么，打死1300人，岂非大捷？
在外人眼里，土八路啥也没有，除了手榴弹就是刺刀。特别是国民政府一向的舆论宣传，让中外人士、老百姓认为共产党的军队是乌合之众，特别是经过了长征以后，就是一支叫花子军队。然而，正是共产党的武装，取得了震惊中外的平型关大捷。就凭这一点，就能让人体会到——中国共产党无论过去、现在、将来，都不是乌合之众。这个政党不得了，是拥有高度信仰和高度组织才能的政党。
《新民周刊》：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是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唯一战场，从1937年全面抗战算起，苦苦支撑四年有余。但有一种说法是，没有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胜利，中国就很难获得对日抗战的胜利。您对中国是二战东方主战场之说，怎么看？
王树增：中国无疑是二战东方主战场！太平洋战争，主要是尼米兹的美国海军、麦克阿瑟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与日本海军、日本陆军的战争。那些岛屿，小得不得了。特别是美军的主力在欧洲战场。罗斯福早就说了：“先欧后亚。”
中国的战场那么大，甚至到了宜昌。中国战场拖住了日军百万兵力。假设百万日军扑到与美军作战上去，会是什么情况？日本在太平洋上的守卫部队，守护的那些小岛，所谓绝对国防圈，一些岛上的机场，那些部队数量不多，可美军打得很艰苦，所以千万别神化美军。
我认为，东方主战场不在太平洋，而在大陆上。主流的世界大战史，大都这么写。
汉奸将永远钉在耻辱柱上
《新民周刊》：庞炳勋、吴化文，这些人曾经投靠日本人。你怎么看伪军？伪军和皇协军的区别在哪里？
王树增：伪军最多时，有200万人！我们叫他伪军，比如汪伪部队，当时日本人称之为“南京政府军”。名义上作为汪精卫南京“国民政府”的军队，伪军也自认为是中国军队。他们都是有南京伪政府任命的。至于皇协军，那是日军从地方民团等处雇佣的武装。
伪军的主体，是国民党正规部队成建制投降者。在抗战最艰难的岁月，也就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的一段时间，国民党内爆发了一股妥协潮。
诸如吴化文、庞炳勋等，他们本不是中央军嫡系，都是地方小军阀武装。他们对蒋介石的心理是纠结的。在抗战前，他们的生存环境就比较恶劣。蒋介石本就想灭了他们，不发军饷。他们呢，也是封建割据。就比如大军阀来说，阎锡山在山西修铁路，用的是窄轨，就是主动与蒋介石“隔离”。军阀部队是中国社会当时的一个怪胎，说白了和土匪一样，占山为王，自己筹饷。小军阀更是“有奶便是娘”，“谁让自己手下的兄弟活，我就跟着谁”。还自我安慰是“曲线救国”。
蒋介石也有纠结之处——国民政府名义上是中央政府，然而却行使不了中央政府的权力。比如任命龙云为云南省主席。问题是你任命也好，不任命也罢，龙云都是云南的老大。
蒋介石对于那些接近日寇，日子过得不如意的小军阀，给予的态度是——如果你坚决反共，能够不断和共产党制造摩擦，我就给点儿饷。但问题是小军阀的部队接近日占地区，有时候饷银还接济不上。小军阀不得不主动和日本人搞好关系。日本人的态度是——你只要不积极抗日，咱就相安无事。如果你和共产党发生摩擦，我还暗中支持。这一点，就像京剧《沙家浜》里的桥段一样。也比如阎锡山自称在日、蒋、共“三只鸡蛋上跳舞”。他们表面上和日本人不共戴天，私下里眉来眼去。今天是伪军，明天反正过来又成了国军。反正只要能在地方上收到一些税，吃香的喝辣的，外加黄金万两，这小日子就过起来了。他们自以为——假如日本打败了，他们就是“抗日英雄”；假如中国打败了，日本人也不能拿他们怎么着。
至于国民党的敌后生存之道，显然不如共产党。抗战初期，国民党也学共产党的游击战，甚至办了游击训练班。叶剑英还为他们讲课。可逐渐地，国民党的游击队都打光了。因为他们无法在敌后生存。共产党的游击队，进了村子脱了军装，就混入老百姓中了。可国民党的游击队，老百姓不接纳，就无处藏身。
《新民周刊》：比之小军阀来，汪精卫从重庆出走，到上海和日本人签约，乃至到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他也自称“曲线救国”。
王树增：汪伪，怎么说，说破天，都是头号大汉奸！他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他投靠日本人的所谓理由，包括曲线救国云云，都不是理由。汪精卫最最耻辱的地方，还不是他的政治观点、军事观点，乃至其他不入主流的观点。汪精卫之耻辱，在于他的骨头是软的。这一点，我要引用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的话：“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
当侵略者还在蹂躏这片土地，汪精卫却投敌叛国，其影响之恶劣之大，将永远钉在民族的耻辱柱上。如今似乎有一股潮流，为汪逆说话，我百思不得其解。这怎么对得起抗战殉国的几百万将士？更又怎么对得起在抗战期间伤亡的3500万军民？我觉得，歌颂汉奸者，就是汉奸！是突破了道德底线的无耻小人。
深刻铭记抗战文化巨大价值
《新民周刊》：您是作家，对于抗战时期的文化宣传工作怎么评价？似乎流传下来的那些抗战歌曲，大多是中共人士，或者有中共背景的人士创作。
王树增：回顾抗日战争，不要永远去纠缠国共。中国人就是中国人，中国军队就是中国军队，历史就是历史，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过我们说抗战政府，也就是国民政府的抗战文化，特别是动员民众的能力，那确实有共产党很大功劳。文化宣传领域，本就是共产党人的拿手好戏。
回顾抗战文化，有三个城市值得特别回顾。那就是重庆、武汉和桂林。重庆自不必说。沦陷前的武汉，郭沫若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那时候的抗战歌曲、戏剧，宣传演剧所营造的抗战文化，共产党人起到了很大作用。还有我觉得桂林的抗战文化也该引起重视，当时桂林的报纸、出版等，都很出色。
抗战文化之繁盛，与共产党人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这一点，在北伐时期国民党就很佩服，佩服共产党宣传鼓动的本事。共产党有时候哪怕只派一个人，就能鼓动一个地区。这样的优良传统，到了抗战时期，更凸显出巨大作用。
我觉得，除了延安、重庆、武汉、桂林等地以外，值得深刻铭记其抗战文化巨大价值的地方，还有上海。包括孤岛时期的上海，此地的爱国文人——作家、艺术家，深陷沦陷区周边，却依然不忘为抗战而创作。我觉得，中国抗战，除了军事上的不屈，还有文化上的不屈。上海媒体更应该大力挖掘上海抗战文化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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