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炸能使一个民族屈服吗？
金曜日
今天一路上添了多少弹坑，不便记；但应记的是，想毁的桥梁或电力厂似全未命中，然而左近的民房可遭了殃。如某某站的铁轨上，仍往返跑着列车，白烟由桥洞腾起，而火车两旁的房子却成了瓦砾，这笔账是无法算的。我住的离这个地方不上半里。这还不说，早晨到大学图书馆工作，刚拐过巷口，听到一声“快躲”，我赶紧煞住脚步，随之巴克莱银行三楼的玻璃如水银般泻下，落地溅起如飞泉。好险哪！
该轮到我收纪念品了。回到家里一看，我通常坐的椅子上是几片碎玻璃，窗户在夜间也震破了。这时一个落魄的提琴师正在两座巨厦夹起的窄巷间拉着《蓝色的多瑙河》。同公寓的一个维也纳来的女生跑过来说：“萧先生，我实在受不了。你替我给他点钱，打发他走掉好吗？”于是，我就从震碎了玻璃的窗口递出一枚六便士硬币，说：“琴师，琴师，这儿有位小姐求你收了这个，换个地方。”他踮起脚尖，伸长胳膊接过去，散乱的头发遮在他疲惫的脸上。他低低地道声谢，就消失在巨厦的墙角了。
今天有人找我拟了一张治喉痛药糖的方单。在国内，自己就是这些红药丸白药丸的信徒，如今也拟起这“健胃沁脾”的说明书来了，真好笑！但拟完了，还是去药房买了一盒。一个迷信广告的人，连自己拟的也一样中计。我这无可救药的蠢夫！
净顾得贪看街景了，结果碰上伦敦散工的时候，辆辆车都挤满了人。车还未停住，人们早像花果山的伙伴般攀上了车门。我不甘心去挤，又不耐烦等下去，就进了一家专演短片的电影院。前面多是些无聊趣片，但压轴的是英国新闻部最新的杰作：《伦敦经受得住》。解说员是一家美国杂志的记者，照的是伦敦防空部队救火、救护的壮烈事迹以及民众的镇定英勇。片子由伦敦黄昏开始，议会的大钟敲了八下，警报长鸣，敌军在黑空出现，高射炮齐发，以至次晨，伦敦市民愉快的微笑。滑稽的是此片演到中间，真的警报来了，影院老板照例在台上宣布：愿入防空室的请便。
这是我两个月来头一次夜间在伦敦街上走，而且是月夜！清冷凄凉，使人回想中古时代，只是思路不断受到交织在天空的探照灯的干扰。我跳上一辆公共汽车，第一次明白在战争中卖票的那份面包可不容易挣！天上一阵咚咚，地上一个闪亮，震动不已。车轮照样在月色中滚动，怪英勇的。我是偶然乘一次，他们得不分昼夜冒这份险！但二十四路那个卖票的每天早晨还是那么笑嘻嘻地走过来说：“票啊！”
他总在六十五岁左右了，瘦小，近视，在危急中忠于他那份职守，一位无名英雄。到家，锡兰小姐正在布置她生日的晚餐时，突然一声震响，这老房子打了个冷战。电灯哆嗦了一下，就由银白而橘黄，而——漆黑了。房东太太说：“你好造化。在英国还有几个人能在烛光下吃生日饭！”
土曜日
睡在地板上的同伴们相互约定，夜间谁听到了声音，譬如燃烧弹什么的，就先把大家叫醒再逃命。天未明，我头一个给一声巨响吵醒了。我本能地把脑袋钻到钢琴下，琴腿撞了我的后脑勺。再响一声我就准备叫大伙儿了——特别是那个打鼾的；但接着传来的却是发自地面的高射炮。
我蜷缩在琴腿下，再也睡不着了。（莫非是不敢睡？）每逢高射炮稍住，那狡猾的家伙就又飞回，由远而近，如黏人的苍蝇，如无赖的求婚者。
早上走过火车站旁某街，只见民房倒塌成片，但一列列火车仍冒着白烟在奔驰。瓦砾堆旁，菜市场仍然熙熙攘攘。
艺术剧院是俱乐部性质，平时本不公开。自从伦敦各剧场无形中全部停顿后，为了供给市民高尚娱乐，他们举办一种“午餐舞蹈”，犹如国家绘画馆那种室内音乐，边吃边花一个先令看舞蹈。虽然正放警报，观众们还是排了长长的队伍。我挤在队伍中腰。舞蹈节目全是些精选的古典名作，每场一个小时。
三点赴皇家亚洲学会的茶会，听田伯烈先生讲《由历史比较中日两个民族》。他说，地大物博的中国，如一忠厚的巨汉，相信自家的力量；而岛国的日本，一面时刻怕人侵略，另一面又急于侵略他人，以狡计与野蛮补充其先天的贫窳。中国政治哲学里，充满了反战思想，如孟轲、墨翟的学说。自秦始皇一统天下后，爱好和平就成为中国全部文化之基础，由诗赋以至“好汉不当兵，好铁不打钉”这样的民间俚语，都表现了这一点。当中国召集全国会议制订宪法时，日本却恢复了古老的排外运动。（讲至此，外面高射炮大作。）最后，田先生引用“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一语，以说明中国的国际互助主义。
坐在北行的公共汽车里，前前后后固执的车辆，有如阻不住的溪流般蜿蜒绕道向前开着。在莫宁吞新月站上来一簇乘客，一阵怪香，一片刺目的颜色。几个由眉毛染到指甲的女人坐下了，有一个挤到我身边，是女店员？女侍者？深闺小姐？但说话咭咭咋咋。坐在我旁边的那个先对着小镜子加了点脂粉，然后似乎手闲不住，又由提袋里掏出一双银色舞鞋，翻上覆下地摆弄着。在死亡的边缘上，人们依然不忘打扮和寻求刺激。
为了躲开她，我提前在坎姆顿镇下了车，沿着白垩农场大街走去。这是伦敦西北部一个工业区，也就是说，贫民窟。一片轰炸“遗迹”前面，四五个盲者在奏乐歌唱，以娱路人。那个托着帽子要钱的，嗓门还真洪亮，唱的兴许是什么大歌剧，衬了黄昏街景，益发悲凉。
轰炸能使一个民族屈服吗？东方西方的答案都是一个响亮的“不”。许多被炸而未倒的店铺依然开着门，用白粉画着个滑稽的胖哈代，口中骄傲地吐出一句“照常营业”，破玻璃窗上端还飘着残旧的英国旗子。一家炸得半个门面全透了天的酒店，幽默地写着“比平时开得更欢”。当铺门上写着：“本店虽炸，押品无恙，当者速来。”旧货铺门前写着：“大小物件，依然收购。”
在这破烂污秽有点像上海闸北的地方，我看见一位诗人，一个留髯的中年人，独自伫立在一道灰木小桥上。他一手插进兜里，一手托了烟斗，对着死水坑上的落日出神。我好奇地在桥的另一端站住了，原来死水上印着的是一幅真实的人生：这条穿过贫民窟的河上荡着一条无桅的船。岸上，一座烟囱高高耸立，环绕着它的是窄矮的住宅。什么公司的牌子醒目地钉在灰墙上。太阳就由烟囱与小楼之间伸进金黄的手。于是，破船也被祝福了。两三个无家可归的穷孩子正在水边屈腰捞着什么。一个老工人提了只包包，低头往家走着，他的影子在死水上掠过。 (原文名《伦敦一周间》，原载1940 年12 月4 日至7 日香港《大公报》。摘自《一个中国记者看二战》，萧乾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7月出版)
※版权作品，未经新民周刊授权，严禁转载，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