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漫画：历史的明证
阅读提示：漫画家以不同的艺术表现手法，归结到一个共同的目的——团结各阶层民众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而创作。
记者｜王悦阳
伴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中华民族揭开了空前悲壮的一页，在国家和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国文艺界以民族救亡为己任，积极投身到全民抗战浪潮中。文艺成了整个抗日战线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文艺工作者们从各个角度，运用各种形式，创作出了大量反映时代精神与现实社会的有机结合艺术作品，深刻地记录了历史转折关头民族的情绪与时代变化。
而这其中，漫画这一其时刚在中国大地上方兴未艾的全新艺术形式，得到了空前发展的机会，因此，抗战时期是中国近代漫画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出现了自清末民初漫画作为一个画种诞生以来前所未有的创作高潮。年轻的中国漫画在这段时间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涌现了大批风格成熟、鲜明，艺术性和思想性都较高的漫画大家，承担起记录历史的责任。因此，抗战漫画也成了中国近代美术史上极为重要的篇章。
从《救亡漫画》到抗日漫画宣传队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中华民族同仇敌忾，文艺界积极投入抗日统一战线，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刊发于《文艺月刊》1937年第9期上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旨趣》中这样写道：“文艺正是激励人民、发动大众的有力武器。” 1937年，上海文化艺术界实行抗战大联合，在美术界，谁也没想到最先响应的正是一群血气方刚的漫画家，他们以中华全国漫画作家协会为母体，于 8月14日组成了“上海漫画界救亡协会”，誓言要进行一场“殊死的漫画战”。
漫画界的热烈响应绝非凭空出世，实际上，它有着很深的历史根源。据美术史论家黄可先生考证，早在1937年爆发中华全民族抗日战争之前，上海的漫画家已经以漫画为武器，揭露日本军国主义阴谋吞并中国的种种侵略罪恶。创刊于1934年1月的上海《时代漫画》月刊，就经常发表宣传抗日、揭露日寇罪行的漫画。例如《时代漫画》第十四期封面漫画《魔爪》（特伟作），就是揭露各帝国主义列强之间，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欲望最强烈，呈现青面獠牙的兽性，魔爪已伸到中国的疆土上。类似这样揭露日本侵略野心、主题鲜明的漫画，在《时代漫画》上先后刊载不少。
据黄可先生介绍，协会成立后，即树起了鲜明的抗日漫画旗帜，他们首先于同年9月20日创刊《救亡漫画》五日刊。该刊编委会由华君武、丁聪、万籁鸣、江敉、朱金楼、江栋良等21名漫画家组成，主编是王敦庆，发行人为鲁少飞。后来，“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也成为《救亡漫画》的主办单位之一，编委进行充实，增补叶浅予、张乐平、胡考、特伟、陶今也、张仃、陆志庠、廖冰兄等23人，共有编委44人，把当时上海有创作实力的漫画家几乎都囊括在内，这样可使刊物稿源不断，保持刊物抗日救亡内容充实和具战斗性。
《救亡漫画》由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七君子”之一章乃器题写刊名。《救亡漫画》五日刊，每期四大开，编发大小漫画作品50幅左右，并有少量文章和报道。漫画家在这里集中力量发动了抗日救亡的第一个漫画战役。正如王敦庆在《救亡漫画》创刊号上发表的《漫画战——代发刊词》所说：“自卢沟桥抗战一起，中国的漫画作家就组织‘漫画界救亡协会’，以期统一战线，准备与日寇作一回殊死的漫画战……《救亡漫画》的诞生，却是我们主力的漫画战的发动，因为上海是中国漫画艺术的策源地，而这小小的五日刊又是留学上海的漫画斗士的营垒，还不说全国几百个漫画同志今后的增援，以争取抗日救亡最后胜利。”
蔡若虹所作的《救亡漫画》创刊号封面漫画《全民抗战的巨浪》，表现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形成奋起抗战无可阻挡的巨大浪潮，预示日本侵略者必将被中华民族的抗战巨浪所淹没。其作品有着强烈的激励抗日斗志、树立必胜信心的鼓动性。而叶浅予作的刊于1937年10月20日《救亡漫画》封面的讽刺漫画《日本近卫首相剖腹之期不远矣！》表现日本近卫首相深感入侵中国之后进退两难而想用刀剖腹自杀的情景，也预示日本军国主义者逃不出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张乐平也在《救亡漫画》上发表了较多的抗日救亡漫画，显示出一名抗战漫画勇将的风范。他的《不愿做奴隶的同胞都起来了！》用遒劲圆润的线条和写实又适当夸张的人物造型，凸现出抗日军民同仇敌忾，或举钢枪，或举拳头，振臂高呼，鲜明地表达了中华民族强烈的抗日斗志。
《救亡漫画》的另一特色，就是发表了许多抗日活动的报道漫画。例如陆志庠的《空袭警报时首都新街口的行人纷纷向安全的处所奔去》等漫画速写，报道了抗日战争笼罩下南京市民生活。而创刊号上刊出的一组题为《抗敌热情在陕北延安》报道漫画，动人地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军民热情投入抗日斗争的生活……漫画家在这里以不同的艺术表现手法，归结到一个共同的目的——团结各阶层民众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而创作。
随后，协会派出了以著名画家叶浅予为领队，张乐平为副领队，队员有胡考、特伟、梁白波、席与群、陶今也，共7人，组成了“救亡漫画宣传队”，先后到南京、镇江、武汉、长沙、上饶、台儿庄、桂林、重庆和东南战区广大地域。所到之处，画大牌、办展览，常常冒着敌机的疯狂轰炸，从事宣传。他们还通过国际组织，把漫画送到国外，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战壮举。
抗战漫画，从南京到武汉
然而，宣传队创立伊始，却并不十分顺利。据张乐平回忆，这群热血沸腾的年轻艺术家们并没有按照愿望，脱下西装换上戎装，相反，在南京与当局交涉时期，却遇到了百般阻拦，碰了一鼻子灰。多方奔走后，南京市党部接受了漫画宣传队“无条件工作”，没有经费，没有津贴，只提供一点绘画用品，对此，张乐平回忆道：“尽管如此，已足够燃起胸中无限热火。一星期时间内，我们画出了大小两百多幅漫画，展览会盛况空前。”
这一大型展览名为“抗敌漫画展览会”，展品都是画在布上，以便流动展览，展厅则在南京市区大华电影院。当时的《献词》写道：“抗日救亡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工作，也是每一个国民的天职。为了争取国家民族的独立和永存，为了保持东方古国数千年以来的正义和庄严，我们义无反顾地忍受着一切的艰难辛苦而工作，以唤起全国人民，激发一切救亡力量。我们是漫画笔者，所以表现的，就是色彩和线条，请诸位来看我们的画，就是我们工作的具体表现。”朴实的文辞，发自漫画家们以抗日救亡为天职的炽热的爱国之心，感动着参观抗敌漫画展的每一位观众。据统计，该展览观众每天达两万余人。尽管日本侵略军的飞机不时空袭南京市，观众依然不顾危险地前往参观，因为每一幅画都代言了观众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恨心情，也抒发了观众们抗日救亡到底的意愿。
画展中有一幅漫画作品，画着一位脸上淌着血的婴儿，斜倚着刚被日寇飞机炸死的母亲的胸脯，小嘴还含着母亲的奶头……这幅画震撼着每一位观众的心灵。这个抗敌漫画展在大华影院展出后，又移至南京夫子庙和永利宁化工厂展览，同样强烈地感染着观众们。与此同时，漫宣队积极向报刊提供抗日漫画，还为南京的一些街区绘制抗日宣传路牌，以及为对敌宣传部门绘制日文的传单画，还用漫画宣传车形式，配合抗敌演剧队在南京街头宣传……到此，这才引起当局政训处的注意，每月提供很少的经费，勉强维持。11月间南京撤退，于是宣传队也随之来到了武汉。
到武汉后，宣传队终于找到了“组织”，接受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领导，在周恩来、郭沫若指导下工作，叶浅予和张乐平正副领队可穿校级军官军装并由政治部三厅拨发活动经费和生活津贴。之前在南京，张仃、陆志庠加入了队伍，在武汉，又有廖冰兄、陶谋基、周令钊、黄茅、叶冈、麦非、宣文杰等加入了漫宣队，从而又壮大了漫宣队的力量。
抗日漫宣队在武汉期间，开展了大量的抗日漫画创作和宣传工作。对此，黄可先生做了较为全面的总结：
首先，把从南京携来的“抗敌漫画展览会”的二百余幅作品，布置在武汉中山公园展出。还配合政治部第三厅美术科工作的倪贻德、李可染、傅抱石、王式廓、丁正献、王琦等绘制了大量的抗日宣传画，同时为在武汉举行的“七七阵亡将士纪念碑”奠基典礼布置会场，绘制了不少号召抗日军民继承抗日阵亡将士遗志、把抗日战争进行到底的宣传画。还在武汉重要街区绘制了巨幅墙头抗日宣传画，尤其是组织了三十多位画家，以一个多月时间，在武昌的黄鹤楼头绘制题为《抗战到底》的巨型抗日壁画，高三丈余，宽约十丈，表现中华民族抗日总动员后，“前方作战”和“后方支援”的场景。
为配合政治部第三厅对敌宣传科，宣传队还绘制印刷了对敌宣传的大量宣传品，包括漫画与文字相结合传单、标语和特殊设计的劝敌投降的彩色“勇行证”等。1938年5月19日夜，中国空军驾驶多架飞机从武汉起飞前往日本，飞经九州岛的佐世保、佐贺、久留米、福冈、九州、熊本等地，散发了二百万份传单。传单中有郭沫若编写、日本作家鹿地亘翻译成日文的《告日本工人书》、《告日本农民大众书》、《告日本商者书》，日本反战同盟写的《反战同盟告日本士兵书》等，还有就是由抗日漫画宣传队提供的大量对日本民众宣传的漫画传单。
除此之外，最为著名的莫过于1938年1月1日创刊的抗日漫画宣传队队刊《抗战漫画》半月刊了，由汉口的上海图书杂志公司发行。从《抗战漫画》第一期发刊词《〈救亡漫画〉的第二个生命》一文标明，《抗战漫画》半月刊是原先上海漫画界救亡协会会刊《救亡漫画》五日刊的延续。这份作为“《救亡漫画》的第二个生命”的刊物，成为当时全国抗日漫画家相互联系的中心，也是他们共同作战的漫画阵地，及时担负起领导全国抗战漫画运动的历史责任。由于该刊是当时唯一的全国性美术刊物，在整个美术界也产生了积极影响。同年10月，《抗战漫画》因武汉撤退而停刊。1940年5月15日，又在重庆出版复刊号，仍然由漫画宣传队编辑，特伟主编、宣文杰督印。
《抗战漫画》自创刊起至复刊，前后共出版约有十五册。尽管在今天已经很难收齐全套，但大部分漫画都得以被有心人保存下来，为中国抗日战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佐证与最为鲜活的记录。它再现了上海爱国漫画家从大上海奔赴在抗日的大后方进行的另一场异常英勇的抗战。
漫画领袖：从叶浅予到张乐平
漫画家的艺术作品总是可以跨越时空，拥有永恒的艺术魅力。回过头来看，《抗战漫画》诞生了一大批优秀的艺术作品，例如叶浅予所创作的《换我们的新装》，一位年轻健壮的青年正脱下西装领带，目光炯炯地望着画面下方的军装、头盔与钢枪，立志报国之心溢于纸面。还有《抗战漫画》创刊号的封面之作，以图案化的特写艺术手法，塑造一位头戴钢盔、肩负钢枪，严阵以待，随时准备上前线杀敌的威武战士。实际上寓意抗日漫画家也是抗日战士，必须以坚定意志抗战到底。再如张乐平在1938年初创作的《幻想中的无敌空军》，是一幅科幻漫画作品，在原画旁，张乐平用充满想象力的文字写道：“假如我们有了这样巨大的海陆空三用的‘无敌飞机’六架，数小时内即可以消灭倭军的一切武器。因为‘无敌飞机’可以喷射消铁药水，熔化他们的大炮；巨型磁石可以抵御炮弹，并吸去倭兵的枪械；空降伞放下的狮虎可以消灭他们，这就是以暴易暴的报复。还有电网可以捕捉他们的飞机；一种先进的炸弹能非常精确地轰炸他们的兵舰和阵地……”这幅漫画充分体现了创作者的爱国主义思想及对祖国国防现代化的渴求。
事实上，恰恰是叶浅予与张乐平二位漫画宣传队的领军人物，带领着年轻的中国漫画见证、记录着整个抗战历史。
作为抗战时期漫画界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叶浅予领导的漫画宣传队始终活跃在抗日救亡第一线，在动员和宣传抗日的浪潮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纵观叶浅予的整个漫画艺术，不难发现，其漫画创作在抗战时期发生了很大变化。由早期简单运用讽刺、夸张、诙谐等漫画手法，创作反映市民的市井生活的系列滑稽漫画的艺术家，逐渐成长为紧随时代脉搏的、反映时代精神的中国漫画界的带头人。
可以说，叶浅予的漫画创作涉及抗战的各个方面，题材包括唤起民众积极抗日、歌颂抗日将士奋勇杀敌、揭露日寇侵华暴行、抨击汪伪政权、瓦解敌伪军士气、表达抗战必胜信念等。如其作品《老当益壮》生动刻画了老当益壮的王先生，一口气杀了13个日本兵，鼓舞了中国人民的士气；组画《太阳旗下的香港》则深刻揭露了日寇暴行给人民带来的苦难；《不能流芳百世，何妨遗臭万年》、《汪精卫遗像》辛辣地讽刺和揭露了汪伪汉奸政权背叛祖国和出卖灵魂、助纣为虐的丑恶嘴脸；《昭和天皇招大和之魂》、《海之荒鹫》形象地揭露和讽刺了侵略者的邪恶和必败的宿命，坚定了抗战信心，鼓舞中国军民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而努力。
叶浅予的漫画表现手法丰富，创作形式多样，既有长篇巨著，又有组画及单幅画。他的画构思巧妙、构图简洁，虽然没有绚丽的色彩，但画风犀利、饱含激情，是充满魅力的见证历史之作，富有强烈的时代特色，成为再现抗战硝烟、记录时代风云的历史画卷，具有很高的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
1938年6月中华全国漫画界抗敌协会成立，叶浅予当选为理事。同年，漫画宣传队创作的抗战漫画在苏联莫斯科展出，向世界各国人民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1939年，叶浅予受命赴港主编《今日中国》画报，先后共出版了12期，发行到了东南亚、欧洲、美洲及大后方书店，有力地宣传了中国的抗日斗争。1940年叶浅予回到重庆述职期间，创作了大量《战时重庆》组画，真实描绘出了作为抗战大后方重庆人民的生活现状。1941年，香港沦陷，翌年创作了叙事漫画《逃出香港》，对日本法西斯在香港犯下的罪恶行径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后来又受上级指派，飞至印度访问中国远征军，其间，又创作了大量反映战士受训、生活及印度风俗写生的漫画作品，可谓硕果累累。
作为漫画队副领队的张乐平，在《抗战漫画》上发表了数十幅漫画作品，又连续为《抗战漫画》作了四期封面画。《唯有军民合作，才能消灭敌人》一画，首先号召抗日军民团结合作，以有力消灭敌人。他所创造的“三毛”艺术形象也赋予了抗日主题。在《抗战漫画》刊出的《三毛的大刀》，描绘三毛报名参军时因年岁小、个子矮而被拒绝，于是他挥起大刀，砍倒两棵大树，喊道：“我不信东洋鬼子的颈子比树干还硬。”表现了三毛决心参军要去前线杀敌的英勇气概，十分感人。据叶冈先生在《散点碎墨》一书中回忆：“张乐平是漫画宣传队的副领队，是队中造型第一高手。他画的人物经得起解剖，所以队中有大画制作，第一起稿人总是他。”而据漫画队其他队员回忆，从南京到武汉，一些街区的大型抗日宣传画，特别是武昌黄鹤楼的巨型抗日壁画，其中的人物塑造和构图起稿，张乐平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辗转内地，倍加艰辛的跋涉
随着武汉失守，漫画队退守桂林，当时，叶浅予受命赴香港主编《今日中国》，于是张乐平就开始担任起漫画队队长的职务来。据张乐平之子张慰军介绍，那时宣传队已分为两队，张乐平是总领队兼第一队的队长，第二队的队长则是特伟。特伟带着第二队从桂林到了贵阳，贵阳到重庆。而张乐平则带领第一队往回走，成员有廖冰兄、陆志庠、麦非、叶冈，于1938年6月由武汉出发，坐船到九江，再转乘火车到南昌，然后搭汽车到安徽休宁三战区政治部所在地开展工作。此时，武汉的《抗战漫画》半月刊，因缺少人手编辑而休刊。漫宣队在休宁以布匹缝制成大幕布，绘制多幅大型抗日宣传画，在各个街区张挂宣传，鼓动效果甚佳。他们还绘制了一系列抗日宣传画（都绘在小幅白布上），在休宁、万安、屯溪、祁门、渔亭、岩寺等地巡回展览，对坚定抗日军民必胜信念甚有影响。1938年9月，张乐平率漫宣分队返回武汉。同年10月，武汉沦入日军之手。漫宣队随政治部三厅撤至长沙。此时，漫宣队减少了两位队员：胡考到《新华日报》去工作，张仃到延安去了。
漫画宣传队抵长沙后，立即投入绘制抗日壁画等开展抗日宣传工作。此时，身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也在长沙。他在长沙的风水操场上，召集抗日漫画宣传队和抗日演剧队等抗日团体的成员讲话。周恩来表示，不管发生什么变化，真正的爱国者必须坚持抗战到底。国民党军队准备弃守长沙时，还受命执行所谓的“焦土抗战”而在长沙纵火将长沙城付之一炬，无数人民财产化为灰烬。与人民共命运的周恩来、郭沫若以及抗日漫画队、演剧队等抗日团体，则坚持在长沙帮助人民群众从大火中抢救财物，直至大多数人撤离长沙之后，他们才撤出。此后，漫画队前往广西桂林，继续开展抗日救亡漫画宣传工作。
据张乐平先生回忆，由于长沙撤退时，政府全然不顾宣传队死活存亡，宣传队只得抛下了私人物件，背负画稿，由田汉先生率领步行撤退，经湘潭到衡山，悲惨情形，莫可言状。但宣传队一旦抵达目的地，就立刻投入工作，连夜赶稿，随即就在在桂林中学等场所举办大型的抗日漫画展览会；又在桂林的广西学生军团里开办漫画研究班，同时也常对桂林的西南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漫画小组进行辅导，以此培育和扩大抗日漫画宣传力量。此时，在广东编《国家总动员画报》的特伟已转移到桂林。根据工作需要，抗日漫画宣传队又分成两个分队；由张乐平率领麦非、叶冈等为一队，去浙、赣地区开展工作；由特伟率领黄茅、陆志庠、廖冰兄、宣文杰等为一队，留在桂林开展工作。
张乐平率领的漫画队，首先前往江西上饶一带战区活动。除了举办街头流动抗日漫画展览，还经常挑灯夜战，刻写编辑出版油印的《漫画旬刊》；同时与驻在上饶国民党官方的《前线日报》合作，在该报编辑《星期漫画》副刊。这些漫画流动展览和漫画刊物及时反映了战区抗日军民的斗争事迹，揭露了日寇侵略暴行。当时，创作环境可谓倍加艰辛，随时有生命危险，黄永玉曾经回忆起在江西赣州时，他与张乐平一起躲飞机警报的趣事：一听警报，张乐平拔腿就跑，上坡下坡，穿林渡水，总算钻入一个没有棺材的坟洞里。当黄永玉听着外面似乎并无响动时，刚迈出洞口透透气，背后的张乐平憋声骂道：“侬阿是想死？侬想死是侬自家的事情，侬连累我格浪讲？快点进来！”事后才知道，张乐平的胆小并非没有道理，当年在桂林，张乐平与音乐家张曙、画家周令钊和家人在屋里吃饭，眼看突然炸死了身边的张曙，怎不害怕？毕竟是枪林弹雨中闯过来的，手中的那支画笔，倍加令人觉得珍惜而敬佩。
之后，张乐平率漫宣队赴浙江金华，又有章西厓入队。张乐平在从江西上饶到浙江金华途中，画了许多战地速写，因此抵金华后除举办抗日漫画展览外，还举办了“战地速写画展览”，其中《浙西战地》速写组画由十五幅作品组成，生动地描绘了浙西地区抗日军民的生活；而另一组由十二幅作品组成的《抗日英雄故事》速写画，则真实地表现了浙西地区十二位抗日英雄人物全身肖像。抗战胜利后，浙西地区举行抗战胜利纪念活动时，曾将这套组画从《前线日报》上复制下来放大，张挂于纪念活动的会场里，使纪念活动更具历史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张乐平所率漫宣队在金华期间，还与在金华的文学界、学术界一些爱国的作家、学者合作，创刊了以抗日斗争为中心内容、图文并茂的综合性杂志《刀与笔》月刊，编委有邵荃麟、聂绀弩、张乐平、万湜思等，共出四期。创刊号由章西厓设计富有装饰性的封面。张乐平在《刀与笔》上发表了不少战斗锋芒毕露的抗日漫画。例如《敌寇脸谱》组画，以及连载的《王八别传》等。随后，张乐平率漫宣队又从金华转至淳安、遂安、开化、华埠、常山、兰溪、龙泉和江西的玉山等地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1941年1月4日，“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政府对抗日漫画宣传队的限制也明显加强，甚至停发经费，使漫宣队开展活动非常困难。至1942年春，经费断绝，张乐平所率漫画宣传分队被迫解散，只留下张乐平一人，所幸得到版画家郑野夫、杨可扬、邵克萍等开办的“中国木刻用品合作工厂”的支持，张乐平主编的抗战画刊《大同漫画》和抗战生活画集《万象集》，作为“新艺丛书”得以出版。
漫画宣传队虽然解散了，但漫画家们的热情始终不减。在抗日战争中，上海的漫画家除一部分参加抗日漫画宣传队之外，有多名漫画家如丁聪、张文元、余所亚、沈同衡等，则在大后方的“陪都”重庆，同样活跃地开展抗日漫画创作。他们除经常在报刊发表抗日漫画外，后来在1945年3月，会同特伟、叶浅予、廖冰兄、张光宇于重庆举办的“漫画联展”中，展出了不少抗日主题的漫画。其中，1940年张文元在重庆参照民间木版年画“门神”形式，创作的以《恭贺新禧》为题的一对“抗战门画”，成为当时的名画，广为张贴。作品左图为表现国军抗战士兵在战斗胜利时活捉日军，右图为表现美国空军“飞虎队”队员在援华抗战胜利时也活擒日军。
1945年8月，打了八年的抗战胜利了，张乐平携妻扶幼，从西南一路辗转回到上海，没过几天，他就举行画展，主题正是八年抗战。1945年12月21日至23日，张乐平的“八年战地展”在上海西侨青年会举行，展品共计六百余幅，有素描、水彩、漫画等等。当时有一家报纸派出记者对张乐平的“八年战地展”进行采访，著文《欢迎一个漫画战士的归来》，介绍张乐平抗战期间的主要活动，同时热情倡议上海各界人士，尤其是八年来未跨出上海一步的人们去看一看画展，体验一下当年战区残酷的生活。张乐平之子张慰军说：“漫画宣传抗战这几年是对我父亲的洗礼，不仅为之后《三毛从军记》的创作积累了素材,坚定了他站在平民百姓的角度来看待社会的想法，而且对他后来一生爱帮助人的品质都有影响。”
总而言之，抗日战争烽火中的漫画家们活跃于全国的抗日战线上，是影响巨大的漫画史上的一个辉煌时期。抗日漫画宣传队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而创作，充分发挥漫画武器的战斗作用，令人可敬。（本文写作参考黄可先生《漫话海派漫画》以及叶浅予《我的漫画生活》、张乐平《我的漫画生活》、黄永玉《比我老的老头》等著作，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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