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一支笔，胜过百万兵
阅读提示：在物质条件极其困难的岁月，精神支柱的力量尤为巨大。“一支笔，百万兵”，“一张报纸就是一个方面军”，这样的说法绝不是虚辞。
记者｜王 煜
血与火的抗战，将士在前线以生命换取民族独立；新闻人以笔代枪，烽火铸文，剑胆血字，救亡图存，激励抗战。他们有中华儿女，也有国际友人；或直入战地，或深入后方，在新闻战线上，把民族可歌可泣的抗争传播到世界各地。
在物质条件极其困难的岁月，精神支柱的力量尤为巨大。“一支笔，百万兵”，“一张报纸就是一个方面军”，这样的说法绝不是虚辞。
进步新闻人身先士卒
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不少国统区的爱国进步人士投入新闻业，为民族利益振臂呐喊。范长江和邹韬奋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
1933年下半年起，在北大哲学系就读的范长江正式开始为北平《晨报》、《世界日报》、天津《益世报》等撰写新闻通讯，后成为《大公报》特约记者。当时，范长江以一个记者的政治敏感意识到：中日一旦开战，沿海一带必不可久守，抗战的大后方肯定在西北、西南一带，因此，对这些地方进行考察和研究，很有必要。范长江的想法得到了《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的赞同。1935年5月1日，范长江以《大公报》旅行记者的名义开始了他的西北之行。
范长江的这次西北之行，历时10个月，行程6000余里，历经甘肃、宁夏、青海、内蒙古等地。他的报道真实地记录了当时西北人民生活的困苦，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宗教、民族关系等问题做了深刻的探讨；更为可贵的是，在大多数国统区新闻人士还称红军为“匪”之时，范长江第一次以写实的笔法公开、客观地报道了红军长征的踪迹，字里行间倾注了他对红军的同情，甚至不无敬意。范长江的这些通讯陆续发表于《大公报》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报纸发行量陡增。不久，报道汇编为《中国的西北角》一书，读者争相抢购，“未及一月，初版数千部已售罄，而续购者仍极踊跃。”接着数月内，此书又连出了七版，一时风行全国。西北之行结束后，范长江被《大公报》聘为正式记者。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范长江毅然决定涉险去西安采访：“本人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到西安去，一探中国政治之究竟。”当时西北对外交通完全断绝，西安被各种武装势力重重包围，范长江利用各种私人关系，花了两个多月时间，终于在乱军丛中，顶风冒雪，抵达西安。1937年2月4日，范长江来到杨虎城的公馆，见到了周恩来。采访了周恩来后，范长江对西安事变的真相以及中共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有了深刻的了解。他把这些写进报道《动荡中之西北大局》中，不仅报道了西安事变的真相，而且清楚地传达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主张。
在西安时，范长江向周恩来提出到延安采访的请求，得到了同意。1937年2月9日，他得以成行。在那里，他先后见到了林彪、廖承志、朱德等。晚上，毛泽东在他工作的窑洞里会见了范长江，就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当时共产党的总路线、总政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问题一一作了分析，并建议范长江立即回上海，利用《大公报》的影响，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范长江是当时除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以外，第一个正式以新闻记者身份进入延安的人。
在报道过程中，范长江更多地了解了共产党。全面抗战爆发后的1937年11月8日，在周恩来的直接指导下，范长江作为主要的发起者和负责人，与夏衍、恽逸群等人创办了“中国青年记者学会”（简称“青记”）。这个组织是中国记协的前身，而这一天后来也成为中国记者节。青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界统一战线组织，除总会外，还在广州、香港、桂林、重庆、延安等地设有分会，会员最多时达到千人。青记在团结进步新闻人、争取民主和新闻自由、进行抗战宣传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1938年春的徐州会战中，范长江等人以青记徐州分会为中心，组织大批青年记者到前线采写新闻，自己也在炮火中采访。徐州突围时，范长江组织他们分批随军撤退，并在事后组织座谈，交流战地采访经验，编辑通讯合集。周恩来在给他的信中说：“听到你报道的前线上英勇的战讯，并带着光荣的伤痕归来，不仅使人兴奋，而且使人感念。”为配合新四军东进，青记组织了东进支队，报道新四军抗战和抗日根据地建设情况。
1938年9月，青记的骨干在长沙创办了国际新闻社，团结了一批进步新闻人，向国内外发稿，影响很大，特别受到海外数十家华侨中文报纸的欢迎。
1939年5月，由周恩来做介绍人，范长江在重庆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范长江的记者生涯源自北京，而邹韬奋投身新闻之处在上海。从1926年接编《生活》周刊开始，他正式从事新闻出版工作。“九一八”后，《生活》周刊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成为宣传团结抗战、谴责投降卖国的舆论阵地。邹韬奋还以实际行动为十九路军等爱国志士筹集资金，奔走呼喊。
邹韬奋的爱国民主言行，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仇视，1933年6月，他被列入国民党特务的暗杀黑名单，不得不于次月流亡出国。是年底，《生活》周刊被国民党政府查封。《生活》的热心读者、实业家杜重远认为数十万读者的精神食粮不可中断，四处筹措，使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都继承《生活》的《新生》周刊于1934年2月出版。1935年5月，《新生》刊登了《闲话皇帝》，其中有揭露军部是日本真正统治者的内容，被日本人伺机寻衅。国民党政府应日本驻沪总领事抗议，封闭了《新生》杂志，并将杜重远逮捕判刑，此即“新生事件”。邹韬奋对此深感愤慨，毅然决定回国。
1935年8月，邹韬奋抵达国内。11月16日，他在上海创办了《大众生活》周刊，之后对“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和援助。《大众生活》因此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销售量达到20万份，超过原来的《生活》周刊，创造当时我国杂志发行的最高纪录。
面对国民政府的威胁，他明确表示：“不参加救亡运动则已，既参加救亡运动，必尽力站在最前线，个人生死早置度外。”1936年2月29日，《大众生活》出至第16期，被国民党政府查封。邹韬奋于1936年2月出走上海，前往香港。在此期间他还筹措了《永生》周刊，交由友人主编。
之后，他又在香港、上海两地创办了《生活日报》、《生活星期刊》；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先后创办了《抗战》三日刊（后改为《全民抗战》三日刊）、《全民抗战》战地版五日刊和《全民抗战》通俗版周刊、《抗战画报》六日刊等。这些刊物均以宣传抗战救国、争取民主权利为中心内容，波及范围之广，影响力之大，在当时均属罕见。其中《全民抗战》销售量突破30万份，创全国刊物发行量纪录。
1941年5月17日，邹韬奋在香港重办《大众生活》。在复刊词中，他大声疾呼：“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紧急问题，就是如何使分裂的危机根本消灭，巩固团结统一，建立民主政治，由而使抗战坚持到底，以达到最后的胜利。”
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邹韬奋只得再度流亡。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邹韬奋前往东江、苏北抗日根据地，悉心考察了抗日根据地的状况。后来罹患耳癌，被秘密护送到上海治病。弥留之际，邹韬奋口授遗嘱，郑重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1944年7月24日邹韬奋在上海病逝，终年48岁。9月28日，中共中央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邹韬奋一生从事民主爱国、抗日救亡的新闻出版事业，他共创办六刊一报以及生活书店（今天三联书店的前身），遭受了无数次的挫折，反动派将他办的刊物一个个封闭，他一个个重新建立起来。他永远战斗不息，直到停止呼吸。
各阵营新闻战线的斗争
1937年1月，为团结抗日，中共中央将原来的机关报《红色中华》改名为《新中华报》，1941年5月和其他报刊合并为《解放日报》；同时，原来的红色中华通讯社也相应改名为新华通讯社，1939年新华社与《新中华报》分离，成为独立的机构；1940年底，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建成开播。中共新闻系统在抗战时期努力宣传民族统一战线和民主进步，逐步走向成熟。
同样，国民党新闻系统在抗战时期也得到扩张发展，并出现集团化倾向，抗战结束时，《中央日报》报团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报业集团。国民党军队报刊也在战时得到大力发展，形成了《扫荡报》、《阵中日报》和《扫荡简报》三大军报系统。
中共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著名的新闻堡垒，当数《新华日报》。这份报纸1938年1月在武汉创刊，后来随国民政府迁至重庆，是中共在国统区公开发行的唯一一份大型机关报。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下，始终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发展进步势力，团结中间势力，孤立分裂倒退的顽固势力。面对国民党的新闻检查，《新华日报》想出种种对策“抗检”，有时把要发的敏感稿件拆成几部分，和其他稿件一起送检，瞒过检查人员；有时稿件被禁后，《新华日报》就在版面上“开天窗”，直接写上某某报道“免登”、“遵检”、“以下奉令删登”等。
1941年皖南事变后，《新华日报》排印两种版面，用没有题词的版面蒙过当晚在报社的新闻检查人员，第二天真正的版面上街，刊出了周恩来的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毛泽东称《新华日报》为“新华军”，如八路军、新四军一样，是中共的又一个方面军。
从1937年11月国民党军队从淞沪撤退、上海沦陷开始，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的这4年，是上海租界的“孤岛”时期。淞沪抗战结束后，日军即宣布对租界内的中文报纸实行新闻检查。为继续在“孤岛”内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各界力量或聘请外国人做发行人、或在外国注册，打起“英商”、“美商”的招牌在租界里复刊或创刊，以规避日方的检查。这种做法，时称“挂洋旗”，到1938年底时已有十六七家。
其中，《译报》创刊于1937年12月9日，主持人是中共党人夏衍，报纸的全部稿件都是从外文新闻翻译过来的，这使租界当局找不到干涉的借口。当年底在日寇威胁下停刊后，1938年1月，打起英商名义，改名《每日译报》继续出版。之后，《每日译报》不仅翻译外电，还自己编发报道，介绍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相关情况，这在当时的上海极其难得。1939年5月，《每日译报》的英国发行人被敌人重金收买，报纸被租界当局关停。
1938年1月25日，《文汇报》在租界创刊，创办人严宝礼等不惜高薪聘请英国人担任发行人。《文汇报》积极宣传抗战、严辞鞭挞汪伪政府的丑行，深受读者欢迎。1939年5月，发行人亦被敌伪收买，报纸亦停刊。沪上《申报》、《新闻报》等也都曾经历“挂洋旗”的艰苦斗争时期。
“洋旗报”被日伪视为眼中钉，多次暴力恐吓。《文汇报》创刊仅两周，就屡次收到日伪的死亡恐吓信，之后又收到剧毒水果和纸盒装的手臂等。《文汇报》和《申报》等报社多次遭到日伪手榴弹、炸弹袭击和暴徒的围攻，工作人员遭到绑架暗杀。面对如此高压，这些报刊屹立不屈，一方面坚持宣传抗战救亡；另一方面在报社装上铁门、铁丝网，布满沙袋，雇佣保镖，以防不测。“孤岛”的进步报刊，让民族坚强的声音在离敌人最近的地方回响。
抗战新闻界的国际交流
抗战期间，外国新闻人士非常关注中国情况，他们深入前线和敌后，把中国的战况传播到国际社会。其中最著名的有斯诺和史沫特莱。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于1928年9月来到中国，原计划采访6个星期，最后在中国工作了13年。“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中，斯诺都做了战地采访，集成《远东前线》一书于1933年在美国出版。1936年6月，经宋庆龄介绍，斯诺成为第一个进入陕甘宁解放区的外国记者，在陕北3个多月，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高级领导人和工农群众，了解了解放区的全面情况。后来，斯诺把这次采访所得写成《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首次向国际社会传播了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该书出版后几星期内就销售10万册，后来陆续被译成十余种文字，流传全球。
与斯诺同样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的女记者艾格妮丝· 史沫特莱，也于1928年抵华。她不仅进入战地采访，还护理伤员，组织医疗活动，为抗战募捐。她访遍了中国华北、华中的大部分地区，热情召唤更多的国际友人，一同为中国抗战出力。
西安事变发生后，史沫特莱在与周恩来进行了简短的交谈之后，开始每晚在张学良的司令部进行40分钟的英语广播，概述当天西安事态的发展，并报道与这场事变有关的内容。她的报道引起了不小的骚动，并使史沫特莱成为国际知名人物。
1937年1月初，史沫特莱正式接到共产党的邀请访问延安。她去延安的最初目的是采访，写一部像《西行漫记》那样的作品。但史沫特莱并不把自己看成职业记者，而是一个政治活动家。她积极地利用自己的国际关系为延安争取援助，后来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印度医生柯棣华等来中国的部分原因就是源自她的推荐。她邀请自己的许多记者朋友来延安，参与并主持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外语部的工作，甚至还发起了节制生育、灭鼠运动。
七七事变后，史沫特莱强烈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告诉她，她应该留在党外，这样所做的工作和发挥的作用更大。她听后感到极为痛苦伤心，放声大哭。之后，她成为八路军中第一个随军外国记者，随八路军总部转战各地，不到半年时间里，她深深爱上了这支部队。她曾对八路军将士说：“离开你们，就是要我去死，或者等于去死。”
1938年10月中旬，她随中国红十字会医疗救护队退至长沙。1941年，她将皖南事变的消息发表在《纽约时报》上。1941年5月，史沫特莱回国后，为中国募集救济战争灾难的捐款，并写成朱德传记《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这本著作和斯诺的《西行漫记》并列为西方记者记录中共革命的经典著作。
不仅有外国记者来华报道抗战，同时也有中国记者远赴欧洲报道反法西斯战争：他就是萧乾，而这位二战时期整个欧洲战场唯一的中国战地记者，在燕京大学学习新闻专业时，正是斯诺的学生。
1935年萧乾毕业后，开始了自己的报人生涯。他先后在天津、上海、香港三地的《大公报》主编《文艺》副刊。香港《大公报》自1938年8月15日创刊后，坚持抗战言论。萧乾编辑的副刊《文艺》推出了几个日本问题专刊，包括：“日本这一年”、“侵略者的老家”、“穷兵！黩武！……”等几个专题，对1938年日本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社会等方面全方位、多角度、大范围地分析和评价，文章作者都是对日本问题素有研究的学者，文中举用大量的数据和详尽的事例剖析了日本本土的种种黑暗现实和外强中干的衰败迹象。萧乾于1939年3月把这些文章收集在一起，加上新闻版的有关篇章和几篇反战文学作品，结集成《清算日本》一书，揭露出了日本虚弱的一面。
1939年，萧乾面临一生中的重要的转折。这年夏天，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来信，邀请他到该院中文系任讲师。当时的欧洲已为二战的阴影笼罩，去还是不去？经过再三考虑，萧乾还是去了英国，这一去就是七年。
在英国，他先是做教师，后来进入剑桥大学攻读硕士学位。1943年，他放弃剑桥的学位，领取了随军记者证，正式成为了《大公报》的驻外记者。在战火中，他随英军几次横渡德国潜艇出没的英吉利海峡，到达过美、法两个占领区的战场，也曾随美军第七军挺进莱茵进入刚刚解放的柏林。他先后用日记、通讯以及散文等形式，写出了《伦敦一周间》、《血红的九月》、《矛盾交响曲》等优秀特写，向国内读者报道了西方民族在大难面前的精神面貌。
萧乾的新闻特写最重要的特点是：文学性和新闻性的高度统一。同时，萧乾在新闻写作贯穿着他的爱国爱民之心。他在《人生采访》一书的序中说：“这些文字涉及的地方虽然不同，写作时期也不一样，但我有的只是一个企图，那就是褒善贬恶，为受蹂躏者呼喊，向黑暗进攻。这企图可毕直地与我另外一个野心相冲突，那就是怎样把新闻文章写得稍有点永久性，待事过境迁后，还值得一读。”
显然，他做到了。他不仅报道了二战的欧洲战况，此外，从波茨坦会议到审判纳粹战犯的纽伦堡，再到联合国成立大会的现场，这些重大的历史性场面都留下了他的采访足迹。萧乾的努力，使当时处于抗战阶段的中国，及时了解到了世界上发生的大事。1995年，萧乾被中国作家协会授予“抗战胜利者作家纪念牌”。参考资料：丁淦林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黄瑚《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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