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流砥柱的历史作用不容置疑
阅读提示：稍微尊重一下历史，我们就会发现所谓“游而不击”、“利用抗战坐大”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是多么的不堪一击，仅从军队牺牲人数和几场战役的规模来判断国共两党对抗战贡献的大小，无视中国抗日战争的局势规律，又是多么的肤浅和不科学。
首席记者｜杨 江 本版图片摄影/沙 飞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成果不容动摇、历史不容翻案。另一方面，在中国国内，一直有一股声音，无视历史真相，否定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作用，鼓吹共产党“游而不击”甚至是“利用抗战坐大”的历史虚无主义，这种声音应该说并不是主流，其观点也并不新鲜，但它的存在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扰乱人们对那段历史正确认知的不和谐音。
历史证明，中国人民之所以赢得这次伟大的胜利，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全中国人民的意志，领导和推动了这场伟大的抗日战争，浴血奋战，成为全民族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
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团结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贯穿了14年抗战的全程。
局部抗战期间——抗日的先锋队
中国共产党吹响了挽救民族存亡的第一声号角，举起了全民族奋起抗战的第一面旗帜，在抗战的整个14年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斗争态度最坚决的党派。
日本对华侵略的战争始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在发动九一八事变后短短4个月零18天，就击败了近20万中国东北军，占领了3倍于日本领土的东北广大地区，其重要的原因就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早在1927年11月蒋介石访日时，就曾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达成协议，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权益，坚决反共，换取日本支持和援助，九一八事变前后，国民党当局顽固坚守“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对日本的入侵行为寄望国联对日本加以遏制。
蒋介石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其主要敌人，而日本则是次要，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坐视东北沦陷，却亲自坐镇江西指挥“围剿”中央红军。
与国民党当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九一八事变后，一部分富有爱国主义传统的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影响和领导下，同日本侵略者开展了以武装抗击为主的局部抗战，站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局来看，也是打响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
中国的抗战经历了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7年七七事变期间的局部抗战与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的全面抗战。
九一八事变后， 中共中央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先后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对日战争宣言》等10多份文件，这些文件，揭露了日本以占领东北为突破口，进而侵略全中国并称霸亚洲太平洋地区的阴谋；谴责了国民党政府的错误政策，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坚决捍卫国家和民族尊严的严正立场，号召全国民众自动组织起来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尤其是宣告了中国人民与日本侵略者战斗到底的决心，开启了武装反抗侵略的伟大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东北地区就开始有义勇军活动，从1931年10月开始，中共满洲省委先后派出200多名党团员到各地，直接组织或协助义勇军，省委的一些主要负责人还分赴各地检查指导义勇军的工作，11月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支持和抗日救亡运动推动下，义勇军蓬勃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到1932年4月，东三省抗日义勇军总数已经达到30万人以上，在东三省154个县中，有义勇军活动的达93个县，四处出击，袭击日伪军据点，伏击敌人。
东北义勇军因为实力有限等原因，到1933年春在日本重兵进攻下遭受严重挫折，此后，中共直接领导的抗日游击队逐渐成为东北抗战的主体。
从1932年起，中共满洲省委和各地中共组织先后在东北地区创建了10多支抗日游击队，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一般的群众武装所不具备的战斗力和战斗精神，杨靖宇、赵尚志、李兆麟、周保中等抗日英雄就是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
从1936年2月到1937年7月，东北抗日联军已编成10个军、1个独立师，共3万余人。
东北抗日联军是中共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重要成果，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同日伪军作战数千次，歼敌1万余人，开辟了包括东南满、吉林、北满三大抗日游击区在内的广阔的东北敌后战场。
这些历史告诉我们，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了全国抗战的兴起和发展，是中华民族抗日的先锋队。
国难当头——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华民族始终不能集全民族之力共同御侮，摆脱不了一盘散沙屡战屡败的命运，对此毛泽东说：“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
抗日战争是一场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民族解放战争，这决定了必须进行全民族的总动员，结成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结束国民党的反共错误决策，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
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并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用毛泽东当时的评价，“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
1935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口号，强调建立包括上层在内的统一战线，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范围，呼吁停止内战，并提出建立“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等主张。同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正式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做了政治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一直在积极争取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联合抗日，并根据形势变化不断调整方针政策。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摒弃前嫌，从民族大局出发，全力促成事变的和平解决，挫败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亲日派的阴谋，对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开始转变过去十年的错误政策，也就是内战、独裁、不抵抗，开始向着抗日的方向转变，开始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七七事变发生后，国共两党迅速作出反应，7月8日，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指出只有实行全民族的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号召筑成民族统一战线。7月15日，中共代表团在庐山向蒋介石递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两天后，蒋介石发表了庐山讲话，“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
八一三淞沪抗战打响后，国民党通过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蒋介石也发表了《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应该说，这是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推动的重大成果，开创了近代以来不曾有过的全民族共同抗敌的崭新局面，结束了国民党当局“攘外必先安内”、对日本侵略者不抵抗以及寄望于国际社会调停的错误政策。
中华民族空前团结起来，各民族、各阶级、各党派、各社会团体、各界爱国人士、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同仇敌忾，共赴国难。
在此后抗战的艰难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都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定维护者，尤其是面对国民党当局妥协退让的倾向、抗战后期不断制造的反共摩擦，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竭尽所能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巩固和扩大，推动抗战坚持到底。
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会有中国抗战的胜利。
它成了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作用最有力的证明。
《论持久战》——正确的战略方针
正确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是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的作用，也体现在对整个抗战制定了正确的路线、实施了正确的战略指导。
1937年的中共洛川会议，正式确定了全面全民族抗战路线，指出：“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具体阐述了全面全民族抗战的路线。
纵观国共两党的抗战指导路线，既有相同点也有根本的区别，国共两党均实行全国抗战的一些路线方针政策，实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这是共同抗战的基础，但是，共产党坚持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实行的是立足于人民战争的持久战的战略方针，而国民党实行的是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抗战路线，不能充分发动和武装群众。国民党实行的持久消耗战略，过分强调“以空间换时间”，过分强调依赖列强干涉和外援，没有看到转变敌强我弱力量对比的战略相持阶段的极端重要性。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大片国土迅速沦丧，重重疑虑压在中国人民的心上，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毛泽东相继发表了《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一系列重要著作，及时、科学地回答了这些重大问题。
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将人民军队的军事战略方针表述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毛泽东指出：“必须把过去的正规军和运动战，转变为游击军和游击战，才能同敌情和任务相符合。”“这一转变关系于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毛泽东科学地预见了在抗日战争的后期，有一个以游击战争为主向正规战争为主的军事战略转变问题。
毛泽东揭示了中日双方矛盾的4个基本特点，即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
毛泽东正确预见了中国抗日战争将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中国是获得解放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是否丧失，而取决于战略相持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中国将在此阶段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从而迎来最后的胜利。
具体到三个阶段的作战形式，毛泽东强调必须正确运用包括运动战、阵地战的正规战和游击战3种作战形式，战略防御和战略反攻阶段以运动战为主，以游击战和阵地战为辅，而战略相持阶段则以游击战为主，以运动战和阵地战为辅。游击战的战略作用，一是辅助正规战，二是自身转变为正规战，向运动战发展。
毛泽东深刻揭示了人民战争的极端重要性，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共产党的正确的战略指导，帮助全国军民统一了思想，正确把握了战争的进程，指引军事力量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与部署。
更为重要的是它指明了战争的前途，在抗战最艰难的时期坚定了国人必胜的信心。
战略防御阶段——开辟敌后战场
中国的抗日战争形成了正面与敌后两个既独立又相互配合、相互依存的战场，要认识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就必须科学分析正面与敌后两个战场的作用与表现。
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是日军战略进攻、中国军队战略防御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国民党领导了正面战场，国民党正面战场先后进行了忻口、淞沪、徐州、武汉四次大规模的战略性防御战役，对打破日本帝国主义“3个月灭亡中国”和“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消耗日军兵力和战争资财、迫使日军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从七七事变到武汉失守，国民党军毙伤俘日军25万余人，牵制日军70万人以上，付出了正规军损失104.4万余人的重大牺牲。客观上，也为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挺进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但是，也要看到，15个月内丢失华北、华中大片国土和华南要地共13个省1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几次大的战略防御最后都溃败，也暴露了蒋介石战争指导水平的低下。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认为，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单纯依靠正面防御是很难阻止日军进攻步伐的。开辟敌后战场是中国共产党基于对抗日战争的特点、规律科学分析和准确把握而做出的战略决策。
这一期间，八路军的基本任务是创建抗日根据地、钳制与消耗敌人，配合友军作战，保存和扩大自己。在平型关战役中，八路军以自身伤亡400余人的代价，歼灭了日军1000余人，取得了全国抗战以来中国军队主动寻歼日军的第一个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民抗战的信心。在忻口战役中，为了策应正面战场，八路军还创造了夜袭阳明堡机场的胜利，毁伤日军飞机24架，歼灭日军100余人，使得日军在忻口战场一度失去空中支援，减轻了国民党军正面防御的压力。
占领太原、上海后，日军为了速战速决灭亡中国，在华北、华中、华南开展大规模进攻，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抗击日军，八路军和新四军开辟敌后战场，从而形成了两个战场夹击日军的战略态势。
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中指出：“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
八路军自1937年8月誓师出征至1938年10月，共作战1500余次，歼灭日伪军5万余人，缴获各种枪械1.2万余支（挺），收复大片国土，建立了晋察冀、晋绥、晋冀豫、晋西南以及山东等抗日根据地，形成了广阔的华北敌后战场，部队发展到15万余人。
八路军成为华北抗战的中间力量，在华北敌后战场连续作战，有力钳制和消耗了大量的日军，削弱了日军对正面战场的进攻，对抗日战争加速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起到了重大作用。
在华中，1938年春，日军华中派遣军协同华北方面军夹击徐州，苏浙皖大部分地区成为敌后。新四军所属部队深入敌后开辟战场，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钳制分散敌兵，配合国民党正面作战。到1938年底，新四军开展游击战争取得230余次战斗的胜利，短短半年多就初步创建了苏南、皖南、皖中和豫东抗日根据地。
敌后战场的开辟，直接给日本侵略者有力打击，分散了日军力量，减轻了正面战场压力，迅速填补了正面作战失利留下的空白，压缩了敌占区的范围，实现了变敌后方为前方，变战略上的内线为战略上的外线，变战略上的被包围为战略上的反包围。
据统计，至1938年10月八路军、新四军共进行战役战斗1600余次，歼敌5.4万余人，八路军和新四军由改编时的5万余人发展到18万余人，敌后根据地总人口达5000万人以上。
敌后战场的开辟奠定了中国抗战两个战场的战略格局。
战略相持阶段——敌后成主战场
1938年10月，武汉会战结束后，中国抗战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这一阶段一直持续到1943年，在这一阶段，国民党抗日的一面趋于消极、保守，而防共、限共和反共的一面加强。在战略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地位与作用显著上升，逐渐成为全国抗战的主战场，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还妥善处理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各种反共摩擦，克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投降、分裂的危险，特别是妥善处置了1941年国民党围歼新四军的皖南事变、粉碎了1943年国民党准备闪击延安的反共阴谋，维护了国共共同抗战的局面。可以说没有敌后战场的坚持斗争，中国的抗日战争就坚持不下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将面临更严重的被动局面。
武汉会战后，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在敌后普遍展开，根据地不断扩大，迫使日军基本停止了在正面战场的大规模战略进攻。1938年12月，日本天皇发布《大陆命令第241号》，指令侵华日军以主要兵力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日本开始放弃速战速决战略，转而采取适应持久战争的战略，一方面诱使国民政府对日妥协，一方面积极建立傀儡政权，企图“以华制华”。
这一期间，国际上各主要国家为了保全自己，对日本继续实行绥靖政策，苏联还以承认日本对伪“满洲国”的控制换取日本停止“北进”攻击苏联，中国继续处于独立抗战境地。
中国共产党在1938年就准确判断出了战略相持阶段西方国家的对日妥协与中国内部可能的动摇，并指出敌后游击战争在全国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将更加突出，势必会遭到日军残酷的进攻。
不过，在1938年11月至1940年，中国抗战由战略防御向战略相持阶段的过渡期间，日本的战略虽然发生了较大变化，但由于国民党仍在坚持抗战，因而侵华日军进攻重点仍然在正面战场，还没有转移主要兵力到敌后战场。1939年至1940年，两年间，国民党正面战场先后进行了南昌、随枣、长沙、桂南等7次大型战役，这两年间，国民党共毙俘日军26.3万余人，付出了101.9万余人的伤亡代价，与1937年至1938年战略防御阶段的伤亡大体相等。
从1941年开始，中国抗战进入完全战略相持阶段，敌后战场开始独立承担抗击日军的重任，成为中国抗日的主战场，而正面战场的地位逐渐下降到次要位置。蒋介石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采取了“保存实力，等待胜利”的方针，把希望寄托在英美盟军身上，这一阶段正面战场国民党很少主动出击。
华北日军在1939年“扫荡”接连失败后认为，华北局势“无论是从数量还是质量上看，中共军均已成为抗日游击战争的主力”，“如此下去，华北将成为中共军的天下”。从1940年开始日军对中共共产党领导的华北、华中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扫荡”、“蚕食”，实行“三光”政策。
面对严峻的局势，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对敌斗争，采取一些列有效的措施顶住了日伪军的进攻。特别是八路军的百团大战，沉重打击了日军在华北的“囚笼”政策，巩固了华北抗日根据地，在政治上也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对八路军“游而不击”的污蔑，抑制了国民党内对日妥协的倾向。
到1940年，除东北抗联遭受挫折外，八路军、新四军已经发展到50余万人，在华北、华中、华南和东北地区创建了有1亿多人口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
在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的两年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抗击了超过半数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的伪军，粉碎了日军千人以上至5万人的“扫荡”近百次，作战1万余次。据日军华北方面的战报统计，1943年，日军华北方面军与中国军队交战1.5万次，其中与中共军队交战次数75%，然而，日军非但没能消灭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反倒陷入敌后战场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敌后战场成为全国抗战的主战场，为最后的战略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战略反攻阶段——领导了全面反攻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根本性转折，同盟国军队在各个战场陆续转入战略反攻和战略进攻，从秋季起，日军在华北敌后战场逐渐失去主动权，八路军首先发起攻势作战，率先揭开了中国战场战略反攻的序幕，敌后战场成为中国人民对日反攻的战略基地。
处于太平洋战场和中国战场的日军在1944年陷入了更被动的境地，而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到1943年底已经度过最困难时期，从1944年开始，华北、华中、华南敌后抗日军民对日伪军普遍展开局部反攻，这种反攻此起彼伏，持续不断。
然而就在此时，国民党虽在缅北、滇西取得胜利，却出现了豫湘桂作战的大溃败，损失近60万人，丢失大小城市146座，飞机场36个，丧失国土20多万平方公里，这引发了国人的普遍不满，越来越多的人把争取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当时美国驻华使馆人员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指出，“国民党与蒋委员长的地位是到了过去十年来最微弱无力的地步”，“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是中国近代史中第一次受有积极的广大人民支持的政府和军队”，“共产党将在中国存在下去。中国的命运不是蒋的命运，而是他们的命运”。
在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失利的情况下，八路军、新四军向河南、湘粤赣边、苏浙皖边敌后进军，开辟战略新区，建立和扩大战略反攻基地。
在1944年的局部反攻中，敌后抗日军民共歼灭日伪军31万人，收复县城16座，国土8万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200万。
1945年6月，美军攻占冲绳岛，打开了日本本土南部的门户，而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军民经过此前一年的局部反攻，迫使日军放弃了一些次要据点，逐渐向大中城市、交通要道和沿海一带集中，处境日益被动。
从1945年开始，解放区军民向日伪发起了更为猛烈的攻势。1945年的春夏攻势，仅八路军、新四军歼灭日伪军16万余人，收复县城60余座，扩大解放区24万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近1000万。
中国敌后战场牵制了将近50万日军，有力支持了正面战场，同时也配合了盟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反攻。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还加速了实行以游击战为主向运动战为主的军事战略转变，为全面反攻作准备。
至1945年4月，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已经在华北、华中、华南创建了19个解放区，拥有人口近1亿，正规军发展到91万人，民兵220万人以上。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编的《太平洋战争史》描述，“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占领区八年的统治，在8月15日以前已经濒于崩溃了。”
1945年8月6日与9日，日本拒绝《波茨坦公告》后，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了原子弹。毛泽东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号召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
中国战场的全面反攻主要是中共领导的解放区战场的全面反攻，因为当时的国民党正规部队大多偏处西南各省，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抗日武装有深处前线的优势，在苏联红军开始远东作战的同时，开始了全面反攻，并派兵东北，配合苏联红军解放东北全境。
日本签字投降后，由于美国指定国民党政府才享有受降权，日本也只向国民党军队投降，为了抢占抗战胜利的果实，国民党军急忙空运大批部队前往华北、华中、华南和东北各大城市受降，同时向解放区紧逼。
中国共产党的军队继续攻歼拒降的敌人。全面围攻实际到1945年年底结束，共歼敌近40万人，收复县以上城市250多座。
国民党政府虽然在1945年春制定了反攻计划，但还未实施，日本就宣布投降。
因此，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主要是共产党领导完成的。
70年后——回顾历史的现实意义
全面抗战8年，国民党正面战场先后进行大规模战役22次，重要战斗3117次，小战斗3.8931万次，毙伤日军85.9万余人，付出322万余人的重大伤亡。涌现出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郝梦龄等为国捐躯的高级将领。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共作战12.5万余次，歼灭日伪军171.4万余人，其中歼灭日军52.7万余人，收复国土面积约100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约1亿。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中，中国共产党涌现出了杨靖宇、左权、狼牙山五壮士、赵一曼等英雄事迹。
国民党政府及其领导的军队在抗战中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但毫无疑问，正是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的作用，中国人民才最终取得了抗战的胜利，并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中的领导核心地位。
日本史学家菊池一隆说，中共军队的抵抗“是中国能够贯彻持久战，并将拥有近代武器、具备压倒性军事优势的日本一步步逼向战败的综合性要素之一，因此不考察中共军队的战场，就不可能弄清强国日本何以最终败于弱国中国”。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事实再次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领导者。
对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苏联元帅崔可夫说过：“在我们最艰苦的战争年代里日本也没有进攻苏联，却把中国淹没在血泊中，稍微尊重客观事实的人都不能不考虑到这一明显而无可争辩的事实。”美国总统罗斯福也曾说过：“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坍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史为鉴方能开创未来。对日本自1931年逐渐开始的那段侵华历史、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对国共两党在抗战各个阶段所起的所用，时至今日一些人的认识仍然不清晰，甚至存在谬论，稍微尊重一下历史，我们就会发现所谓“游而不击”、“利用抗战坐大”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是多么的不堪一击，仅从军队牺牲人数和几场战役的规模来判断国共两党对抗战贡献的大小，无视中国抗日战争的局势规律，又是多么的肤浅和不科学。
对历史认识不清，对重要党派、人物的历史地位不能正确评价，便不能认识到今日和平的来之不易，也不能认识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使命，更不能看清日本右倾化道路的危险以及维护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性。
在日本国内，始终有一种观点认为他们败给的只是美国，由于二战后的国际审判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清算不够彻底，以至于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没有彻底得到反省，日本右翼势力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不断否认侵略历史、美化侵略战争，到安倍政府，开始了打破二战后国际秩序所谓的积极和平主义。
在中国国内同样也有一小股声音，认为二次大战的胜利主要归功于美国的两颗原子弹，这是对历史的无视、无知，就好像把吃饱肚子的功劳全部归功于最后一个馒头。
回顾70年前的那场战争，我们应该得到启示。
对日本的右倾化保持警惕，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向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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