芷江为何成为第一受降地？
阅读提示：日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虽然对中美空军闻风丧胆、谈“虎”色变，但始终不清楚遭受的猛击究竟来自何方。
记者｜王 煜
抗战期间，神秘的“前进机场”一直是日军的心腹大患。从这个机场起飞的战机，不仅能攻击日军在中国的据点，还能直接轰炸日本本土。日军占领浙赣铁路线上所有机场，其本土仍遭轰炸；日军又进攻鄂北、豫西，占据襄阳、南阳、老河口机场，东京皇宫依然吃到了中美战机的炸弹。直至1945年初，日军才终于知道，这个机场隐藏在湘西的小城芷江。
为夺取芷江机场进而进攻重庆，日军发动了“芷江攻略战”，中国军队对此进行了进攻性防御，赢得了抗战中最后一次会战的胜利，彻底粉碎了日军的意图，也吹响了中国军队由守转攻的号角。这次决战，就是“芷江保卫战”，又称“湘西会战”。决战结束后不久，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国第一个受降地，就在芷江。
2015年7月，记者踏访芷江县城，往日的硝烟早已不见踪影，小城里主要的街道门面正在改造成统一的复古装饰，以迎接即将到来的一系列抗战胜利70周年的活动。受降纪念馆、飞虎队纪念馆里游人如织，即将竣工开放的太和塔成为芷江新的地标。.jpg)
夜幕降临，舞水河畔华灯初上，三三两两的人群散步、休憩，一切都是那样安宁。纪念战争是为了永保和平。人们的心愿，随河水静静流淌，万古不息。
让日寇胆寒的神秘机场
芷江扼守湖南西大门，位于湘黔渝交界的咽喉地带，历来为军事要地，今为湖南省怀化市下属的侗族自治县。1934年，著名军事家蒋百里在国防建设中，就极力主张“中日战争爆发后，中国空军基地宜设在云南昆明，战时大本营宜设在湘西芷江、洪江一带”。同年11月，蒋介石致电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为将来绥靖川湘黔三省边境计”，令在芷江修建机场。1936年10月，建设方案确定，选址在县城东门约1公里外的楠木坪，以原来的古教场为基础，建设800米见方的机场。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更感到芷江这个“黔楚咽喉”对捍卫大西南后方的重要军事地位；同时，陈纳德向国民党中央航空委员会提出“要在中国西南各省开辟基础大型军用秘密前进机场”的建议。有鉴于此，中央航空委员会电令湖南省政府，要求芷江机场规模扩大为1200米见方。
接令后，当地政府从周边的芷江、麻阳、凤凰等11县征集民工19000余名，于1938年1月12日正式动工。这次扩修任务包括跑道、停机坪、排水道、机窝及隐蔽药库等，工程十分浩大，光是坟墓就需要搬迁24000余座。参加修建机场的民工，劳动强度极大。当时挖土、运土、滚压等繁重劳动，没有机械作业，全靠人工完成。民工在挖山头的同时，还要把剩土运去填塞沟洼，几千亩的大机坪，都是靠上百人拉着一个个三四十吨重的水泥大石磙，一步步碾压出来。
民工体力消耗大，生活极其艰苦，卫生条件极差，而工钱又被工程官员大肆贪污，民工有时几乎拿不到分毫。据统计，历次修建工程总计使用民工5万余人，而因霍乱或劳累等各种原因死亡的民工高达1.9万人。当时周边百姓流传着这样一句口头语：“人到芷江，九死一伤。”
1938年10月，机场通过验收开始使用，很快迎来的第一批飞机是苏联志愿航空队的战机。同时，陈纳德根据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的命令，来芷江筹建航空学校，不久随该校迁至昆明。1943年3月，美国“飞虎队”改编为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陈纳德晋升少将司令后，明确将将驻芷空军的作战区域划定为“华中特别是黄河以南，平汉铁路以西地区，南京、上海以东地区”，负责夺取制空权、空战歼敌，并担负着对日军粤汉、湘桂等铁路、公路运输线及长江、湘江、洞庭湖等处水路运输线的轰炸和封锁任务。陈纳德立即调遣80余架战机进入芷江机场。
4月，陈纳德致电蒋介石：“我很荣幸地通知主席先生，美国空军的超级堡垒B29型轰炸机已经进入贵国，有两处前进机场，希望得到中国盟军的保护，一处在衡阳，一处在芷江。”随后，大批中美空军部队进驻芷江，陈纳德也在昆明和芷江间来回奔波指挥战斗。芷江机场逐渐被建成二战期间盟军在远东的第二大军事机场。
1944年，日军疯狂地推行覆灭中国空军基地、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命令”，发动豫湘桂战役。长沙、衡阳相继被日寇占领，柳州、桂林先后失守。日军不惜血本拼死搏杀，中国空军不得不放弃衡阳，退守芷江。当中美空军在华中华南的几处重要机场遭日军破坏，连最后一个基地柳州机场也被日军攻占后，芷江机场便成了中美空军唯一的前进机场。
从芷江机场频繁起飞的战机，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空中及地面单位，甚至直接飞赴富士山和东京湾轰炸，给予敌军巨大的心理威慑。据不完全统计，从1944年12月初至1945年3月底的4个月时间里，仅驻芷江基地的“飞虎队”第五大队就出动P40式和P51式战斗机88批784架次，攻击郑州、长沙、衡阳、独山、汉口、南京等地日军，共摧毁日军仓库、住房582栋，炮阵地10个，击毁日机25架，卡车320辆，运输船只410艘，火车6列、车厢208节，击毙敌步骑兵3037人，战马745匹。
如今，芷江机场已在2005年底复航，占地面积不到抗战时的一半，成为民用支线机场，开通了直飞京沪穗等地的航班。从上海到芷江的航班临近降落时，记者从舷窗里望去，满眼尽是碧绿起伏的丘陵，舞水河缠绕着县城，小城处于盆地中。芷江现在位于沪昆铁路和高铁线上；但在抗战期间，铁路未通，公路穿山凿洞而过，极为崎岖简陋，然而正是这种并不便利的交通条件，在很长时间内使芷江机场处于一种良好的隐蔽状态。而芷江机场的作用如此重要，成为军事保密的重点，凡涉及这一机场空军作战及战果的媒体报道，都是使用“红岩机场”、“湘西基地”、“湘西某地”等代号，使得日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虽然对中美空军闻风丧胆、谈“虎”色变，但始终不清楚遭受的猛击究竟来自何方。
除空军外，至1945年抗战结束，芷江有大批盟国军队及军事机构陆续迁入。据统计，从1937年7月至1945年9月，驻芷各种军队及军事机构多达220个，大到国民政府的陆军总司令部、方面军司令部及军政部、军令部所属单位，小到高炮连队、防空哨卡。从兵种看，有陆军、空军、海军陆战队及宪兵等多个兵种；既有中国军队，也有苏联、美国的空军。美军地、空勤人员最多时达6000余人，在竹坪铺、七里桥等处，田垅里鱼鳞板似的黑色营房、仓库、商店连成一片，车水马龙，人流如织，形成了“美国街”。原不足3万的县城人口，骤增至10余万。
为了空军基地的后勤保障，不仅有辎重汽车十九团的2000余名官兵驾车日夜奔驰在芷江至昆明的崎岖公路上；在最紧张时，连从贵州镇远到芷江的舞水上的水运民船，也被征用为运输弹药的“军船”。偏远的山区小城芷江，成了拱卫大西南后方的钢铁屏障和迎接全国大反攻的桥头堡，被称为“前方的后方，后方的前方”。
与日寇的最终一战
1945年春，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陷入日益孤立的境地。美军向日本本土节节逼近。4月1日，美军在琉球群岛登陆，日军内卫防线被突破；日海军遭到美海军的沉重打击，几乎全军覆没，海上交通维护困难，孤悬在中南半岛及残存于南洋群岛上的数十万日军，补给即将中断。
另一方面，中国远征军与盟军打通了滇缅公路，美援物资源源不断输入中国，国民党军队装备得以更新，战斗力增强。豫湘桂战役后，国民党军事当局为了联系盟军、遏制日军西进，接受美军建议，设陆军司令部于昆明，由何应钦任总司令，统一指挥西南各部队，并利用美援物资装备36个美械师，准备反攻。
在这种形势下，日军为了挽回颓势，一方面力图调整与苏联的关系，尽量让苏联推迟对日开战；另一方面，准备乘1944年豫湘桂战役胜利的余威，打破攻往中国战时首都重庆以及大后方的最后一道屏障：湘西地区。
1945年初，日军终于摸清中美空军的前进机场在芷江。1月29日，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紧急召开会议，决定以夺取芷江机场为作战目标，发动“芷江攻略战”。4月初，日军分北、中、南三路，从湘东、湘南及桂北共调集约12万兵力开始向湘西进军。
此时，蒋介石立即在重庆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任命何应钦为总指挥，集结20个多个师总兵力20余万人于湘西雪峰山一线迎敌，展开“芷江保卫战”，即“湘西会战”。4月9日，蒋介石密电何应钦，下令“确保芷江机场”。
战役开始前，在芷江的陆军总司令部，何应钦主持会议，分析了会战形势、地利、通讯条件，要求“把湘西建成我国一座反攻的堡垒”、“空军方面，请陈纳德将军统一筹划”。陆军参谋长萧毅肃概述了会战部署和“逐次抗击，诱敌深入，分割包围，聚而歼灭”的战术。陈纳德重复了他的“空军制胜论”，他的依据是“可以在中国打败日本，可迫使日本空军按照我选择的形式跟我作战”。
陈纳德还提出，将新六军从昆明空运到芷江，侦察湘桂、粤汉沿线敌军动态，轰炸邵阳、洞口、武冈，组织百余架飞机投入战斗，夺取制空权，保证地面部队作战。他的提议受到欢迎，随后，C46运输机队从昆明巫家坝机场起飞，把新六军士兵和轻型坦克、无后坐力炮运到芷江。这种大规模的立体军力补充方式，是首次运用于中国战场。抗战胜利后，新六军又乘着C46，从芷江飞往南京。
此时在重庆的蒋介石每天清晨即起，散步后便伏案批阅文件。4月底的一天，他破例没有看堆积在案头的电文，而是认真地听着收音机里播放宋子文、胡适、董必武等人代表中国在旧金山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的消息。
“国际地位的提高，取决于国家的实力和战力。”前些日子，在送宋子文等人登上赴美的飞机时，蒋还这样对宋说：“我们一定争取把湘西会战打好，给你们撑撑台面。”这是他的真心话。前几天，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返回重庆时，通报了欧洲战场盟军连连获胜的消息，还特意告诉他：美空军“超级堡垒”最近又多次轰炸东京、名古屋和九州等地，这些城市的某些街区已被夷成平地；这正是应该打几个像样的仗，挽回去年豫湘桂会战失败的影响，树立中国国际形象的时候。
这一仗只能打胜，不能打败。国军集结优势兵力和装备，采取“攻势防御”的战略，即先守后攻：第一期“守势”作战，第一线兵团各军密切配合空军轰炸，充分利用既有阵地和有利地形，发扬国军优势装备与火力，必要时使用第二梯队兵力对敌进行猛烈反冲击，相互配合作战，节节消耗和杀伤敌人有生力量。第二期“攻势”作战，预期敌军已受到最大伤亡和进攻受挫时，国军第二线兵团及时进出有利地区，断然采取攻势，配合第一期作战，将进入雪峰山深谷之敌军包围歼灭。
在战术上，中国军队采取了“诱敌深入”的方针，即集中步兵炮和火箭在公路两侧，多准备数道阵地，每一阵地达到预定目的就择机转移，不硬拼消耗。
空军方面，1945年4月初至5月底，驻芷中美空军掌握了湖南全境的制空权。后来增援的两架“黑寡妇”侦察机，使得敌机不敢再夜袭芷江。4月10日，会战的第二天，大批战机从芷江机场出动，彻底破坏日军后援地衡阳、邵阳、湘潭三角地带的大小桥梁。5月1日，中美空军对来犯的两个联队日军实施一星期连续轰炸。5月15日，又用高爆弹、散弹、液体燃烧弹，对洞口、雪峰山地带进行地毯式轰炸，重创日军。
两个月里，战机不停从芷江机场起飞，投弹返航后，立即挂上下一批炸弹再赴前线。最激烈的龙潭之战中，参战的中国步兵回忆：“汽油弹、炸弹等像雨点一样洒在鹰形山上，岩石崩裂、树木燃烧，阵地上硝烟弥漫、一片火海”，“硫黄和硝烟将山石烤成了白色，找不到一根绿色的青草”；而日本《中国派遣军》一书，形容这场轰炸是“山岳震撼，其势恰如南洋急风骤雨”。会战中，中美空军共出动战机2500架次，投弹100多万磅，发射机枪弹80多万发。如今，登上紧邻芷江机场的飞虎队纪念馆内的机场指挥塔，俯瞰机场全貌，当年的战机轰鸣声仿佛在脑海中回响。
中国军队凭借正确的战略战术与军力装备的优势，奋勇杀敌，击退日军。至6月中旬，参加战役的日军各部队基本上退回到原先的出发地域。湘西会战历时两月，终以日军全面溃退而告终。据中国军队公布的数据，会战共击毙日军12498人，伤23307人；中国军队阵亡7737人，伤12483人。
一纸降书落芷江
湘西会战中，日军被俘官佐17名、士兵430人。国军前线指挥官第四方面军司令王耀武听说一次战役抓了这么多俘虏，十分诧异，不敢相信。他之前与日军作战多次，每次不过抓上几个、几十个俘虏，大部分日军在战败时会选择自杀。带着疑惑，他来到战俘关押地，看见那些日本战俘大部分都还是少年，一个个蓬头垢面，心中不忍，令看守人员押他们去水塘洗澡。这些年轻的日本士兵，一见到清澈的池水，顿时嬉闹着扑向水塘。王耀武见状冷冷一笑：“日本帝国死期已近。让这些连胡子都没长出来的少年娃娃出来打仗，能不完蛋吗？”
他一语中的。湘西会战是抗战中最后一次大会战，也是1944年以来，中国军队唯一取得的全面大胜利。它彻底粉碎了日军主力，致使日军放弃广西全境，回缩到湖南衡阳、长沙、岳阳等城市，退守京汉线以东一带，从此再无反攻能力。
会战不仅挫败了日军占领芷江机场的阴谋，还提高了国军“反攻之士气”，是中国正面战场从防御转入进攻的重大转折点。此次决战之后，日军在中国战场已彻底失败。
两个月之后的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天，蒋介石以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名义，电令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至江西玉山机场投降。由于后来玉山机场遭暴雨冲坏跑道，18日，蒋介石接受何应钦等人的建议，改令冈村宁次至芷江投降。
据国民党在重庆出版的月刊《时代精神》1945年四、五、六期合刊中的《芷江受降记》一文记载：芷江定为受降地点，具有双层意义：“一、芷江为敌丧师折众进攻未逞之重镇，今春湘西会战，为我转胜起点，中国八载抗战卒告胜利；二、芷江为新生武力核心之一，广大机场银鹰相接，极为壮观。城郊新车奔驰，新装备之战士荷枪站立，一片朝气，人见此，必凛于中国势力，有所戒惧。”
何应钦主张在芷江受降，就有这一层考虑。他后来还发电报给蒋介石，希望把受降签字仪式也定在芷江，其中主要理由就是南京在日本势力范围，诸事进行必感困难；而芷江兵势兴盛，可以挫敌骄气。
8月20日，何应钦率参谋长萧毅肃等随员，由重庆飞抵芷江。8月21日上午，冈村宁次派遣副参谋长今井武夫一行8人，乘日本飞机自汉口起飞，在盟军飞机监护下飞抵芷江。考虑军衔对等原则，何应钦派萧毅肃主持受降仪式，陈应壮少将改佩少校军衔负责接待日本降使。
今井武夫第一次见到了传说中的芷江机场。在回忆录中，他写道：“从飞机上方俯视芷江飞机场，只有一条单方向的跑道，并未很好地加以铺装，但是分散隐蔽在各处的飞机却有数百架之多。我在逗留期间看到它们每天冒着季节性的浓雾，日夜不停地起飞降落，与日本空军简陋的现状相比较，不得不惊叹敌方空军实力之雄厚。”
下午，受降仪式开始。日方代表今井武夫向中方代表萧毅肃交出中国战区所有日军之战斗序列、兵力位置等表册，接受了令其陆、海、空三军缴械投降的《中字第一号备忘录》。至23日，中方将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部第一至第五号备忘录交今井武夫转冈村宁次，详细规定了中国受降的事项。23日下午，受降会议结束后，何应钦召见了今井武夫，并告之日本投降书签字地点定为南京。
八年烽火起卢沟，一纸降书落芷江。芷江受降，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第一次扬眉吐气，以胜利者姿态面对敌方的全权代表。有了芷江受降，才有9月9日南京的中国战区受降典礼。
受降已成，芷江沸腾。东城门贴上了一副对联：“庆五千年未有之胜利，开亿万世永久之和平”。为纪念这次受降，国民政府曾计划在芷江修建受降城，并以芷江为省会，以周边地区设立“芷江省”或“和平省”，以作永久纪念。1947年，在芷江机场附近的七里桥，建成一座“血”字形的受降纪念坊，蒋介石、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于右任、孙科等国民党军政要员都为纪念坊题词。纪念坊被称为“东方凯旋门”，是当时中国建造的唯一一座抗战胜利标志性建筑物。
后来，国民党在内战中失败，修建受降城的计划未能实现。新中国成立后，受降坊等建筑在“文革”中被毁。1985年，湖南省人民政府在原址重建、复原了受降坊和受降堂。199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落成。2005年，芷江机场旁的飞虎队纪念馆开馆。2015年，受降纪念馆提质改造，并与飞虎队纪念馆、新建的太和塔（湖南抗日战争纪念馆）一起，真正建成了受降城、和平城，成为追忆抗战胜利历史的必到之地。
而这些历史的载体，最开始只有一块残碑。尤其是70年前的受降视频，现任纪念馆馆长吴建宏寻遍世界，穷尽20年才终于在去年得到，并公布于世。在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吴建宏表示：他将致力于将纪念馆和芷江受降视频申请世界文化遗产，让芷江代表的中华民族和平文化永远载入人类文明史册。（参考资料：芷江县志办公室、抗战文化研究所编，《抗战胜利受降芷江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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