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战后国际秩序 是纪念抗战的最好方式
阅读提示：中国国内对自身历史的漠视和否定，是非常危险的信号，危险程度不亚于日本挑战国际秩序。
记者｜任蕙兰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从《开罗宣言》到《波茨坦公告》，这些重要的国际性文件，凝结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直接、最重要的胜利果实——奠定和维护了战后和平秩序。70年过去了，这些铮铮宣言依然闪烁着正义和公理的光芒。捍卫建立在公义上的战后国际秩序，是对先烈的最好缅怀，也是对人类文明发展、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守。
关于这一段重要历史，本刊专访了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景平。
开罗共识，剥离日本殖民地
《新民周刊》：从《开罗宣言》到《波茨坦公告》，二战后期一系列重要文件明确提出了对日本等战败国的处理决定，确立了战后国际秩序安排，决定了战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流。这些文件的出台过程是怎么样的？
吴景平：战后国际秩序形成，与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密切相关。到了1943年，在盟军取得对轴心国压倒性胜利，这点已经没有疑义。在此情况下，开罗会议的召开本身是一种探讨，一是如何最终战败法西斯轴心国，开罗会议尤其探讨了如何战胜日本的问题；二是在战胜轴心国的进程中，如何安排国际地缘政治版图的变化，恢复到战前或者更早时期。
那些被轴心国攫取的领土该怎么处理？处理的原则和积极方案是什么？关于这些问题，1943年最重要的进展就是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这两个会议内容有所不同，但开罗会议和开罗宣言的精神是被德黑兰会议所接受的。斯大林虽然没有参加开罗会议，但他也表示很认同会议有关中国部分的约定，以及有关日本处理的部分。
开罗会议最核心的是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的会谈。这次会谈涉及了很多重要内容，比如日本占领下领土的处理，包括台湾、澎湖、东北和琉球，都在会谈中有所提到。我们从公布的文件中可以看出，美国总统罗斯福当时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他是站在一个战略高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打败日本法西斯之后，必须要让日本承担作为战争挑起国所要承担的责任，剥离朝鲜、越南、台湾、琉球、东北、澎湖等殖民地。
罗斯福的想法是，在太平洋战争中日本之所以敢于向美国发动公开袭击，就是因为日本实际的控制力已经超越出它本土非常大的范围，朝鲜、东北、台湾、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地区都在日本控制中。如果只是取得对日本的军事胜利，对日本的主权领土不做任何的安排，不把它在战争中攫夺的领土剥离出去，恢复到战前的状态，还是会为世界安全留下隐患。罗斯福认识到，日本之所以成为战争祸害，和这些殖民地问题是有关的，所以不属于它的领土必须要剥离，包括东北、台湾、澎湖、琉球等。
美国的思路很清楚，日本的领土只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和直接相关的岛屿，这一点后来在《波茨坦公告》中做了更明确的规定，但主要精神已经在开罗会议上体现出来。美国看得很明白，如果把日本力量局限于日本本土，日本就有心无力，不可能向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这样的国家发起如此猖狂的单方面进攻。亚太地区的战后和平，是美国非常重要的利益考虑，在战争结束前已经开始筹划。
我觉得特别有必要强调的一点是，我们现在来看当时开罗会议的一些文件，无论是美方公布的，还是中国政府公布的，无论是当年公布的，还是这几年公布的，比如《蒋介石日记》、《宋子文档案》等，都可以看到，正是美国率先提出，并且着重强调战后国际秩序的建立，美国甚至不断敦促中国，在最终战胜日本以及战后解除日本武装这些事上，做出更多的贡献，或者说承担更多责任。
再来看中国方面，1943年中国抗战已经进行过半，还在为最终的抗战胜利继续付出努力，但中国已经开始关注和中国相关的战后重大国际秩序构建，并且表现出应有的立场。比如朝鲜在战后应该获得独立，这就是中国明确强调的，关于越南独立的问题，也是主张以中国为主的国家逐步推动的。对于东北、澎湖、台湾的问题，经过开罗会议上的不断交涉谈判，最后在开罗宣言中的表述也是非常确定无疑的。美英中三大国，以宣言的方式表达了坚定不移的立场。
《新民周刊》：开罗会议只有中美英三国参与，苏联没有参与，达成的共识是不是具有普遍效力？
吴景平：三国其中的中美两国是长期直接和日本展开正面作战的，尤其是中国。所以最终日本投降，是和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的努力和牺牲有关联的。如果我们否定《开罗宣言》，就是否定中美两国以及其他一些盟国在战胜日本法西斯过程中做出的重大贡献，以及付出的巨大牺牲，我们是无法对历史做出交代的。
中美英三大国在开罗会议上达成的一致，在德黑兰会议上也得到了苏联的认可，罗斯福和斯大林沟通得很好。在已经公布的美国外交文件中，1944年1月12日,罗斯福在华盛顿向太平洋军事委员会的中、英、加、荷兰、澳、新等国介绍了开罗会议、德黑兰会议的成果，开罗会议达成的成果对盟国最终战胜日本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罗斯福着重强调：斯大林非常认同他和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上达成的共识；关于琉球，斯大林表示知晓琉球的历史，他完全同意琉球属于中国，应当归还中国。
没有中国首肯，日本领土诉求不作数
《新民周刊》：中国在战后处理日本殖民地的问题上，是不是也有相当的话语权？
吴景平：在开罗会议期间，对剥夺原日本统治下的那些领土该怎么处理，美国不考虑中国的意见是不可能的，因为美国本身不可能来接盘。这些地区划归美国肯定不行，美国宣扬它不是一个领土扩张主义者，长期让美国来进行战后占领同样也不行。而当时美国认为，从北往南来看各个原日本殖民地，从历史、文化、人员往来等方方面面来看，都和中国有直接关系，朝鲜、越南、琉球都曾经是中国的属国，台湾、澎湖和东北更是中国的领土。在这样的视野下，美国比较会支持中国的主张，而作为战败国的日本不可能对它在战前攫取的殖民地提出任何诉求，它是无条件投降。
《新民周刊》：在当时对原日本殖民地的处理以及对亚太秩序的安排上，美国是怎么考虑琉球的归属问题的？
吴景平：美国认为，琉球应当从日本的占领下剥夺出来。它不属于日本的领土，这一点美国是极其清楚的，在开罗会议、德黑兰会议以及1944年罗斯福向盟国主要代表宣布会议精神的历史文件中，都体现了美国的立场：琉球不属于日本。
在开罗会议之前，中美双方先就一些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在宋子文、宋美龄等与罗斯福都达成共识，即战后琉球必须脱离日本统治和归还中国，当时美国的态度是非常明晰的。确实，蒋介石对琉球直接归还中国，这个问题他的考虑是比较慎重的，但前提是琉球肯定不属于日本。在开罗会议上，蒋介石和罗斯福对琉球问题的讨论中，蒋介石的意见是，琉球问题应以中美为主对琉球进行接管。开罗会议提出琉球问题，就说明美国认为琉球不属于日本，否则是不会提出的。可以认为，当时罗斯福是坚决主张战后琉球必须脱离日本统治，最理想的结局就是琉球归还中国。
《新民周刊》：安倍在被问及《波茨坦公告》时，声称自己并未阅读《波茨坦公告》全文，无法做出评论。日本右翼一些人士认为日本没有参与开罗会议，没有签署《波茨坦公告》，所以不受其约束，这可以构成日本拒绝承认《波茨坦公告》的充分理由么？
吴景平：日本在降书中对《波茨坦公告》做了非常明确的表述，日本是接受的。也就是说，《波茨坦公告》不止是中美英以及后来加入的苏联认可的，日本本身也是认可的。
一个新的国际秩序确立中有必然性和合理性，必然性是因为日本是战败国，签订了无条件投降，认可了国际秩序。合理性是日本原先是侵略国，给被侵略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和损失，必须承担这个责任。
《新民周刊》：日本右翼有一种言论，以1951年日美签署的《旧金山和约》否定《波茨坦公告》，主张日本对钓鱼岛的主权，法理上说不说得通？
吴景平：在美英中敦促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中，肯定了开罗宣言的共识，《波茨坦公告》第八条规定，开罗宣言的条件必须实施，规定日本的主权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以及战胜国美中英决定的其他小岛之内。这里的“我们”显然就是发布《波茨坦公告》的三大国——美国、中国和英国。
这段文字我认为含有非常丰富的内容，后来一些关于日本领土主权问题的解释，都没有经过美中英三国的共同首肯。从《波茨坦公告》原文来看，日本领土除了四岛之外，没有说不能扩大到其他小岛，但是哪些小岛？扩大到什么范围？《波茨坦公告》没有说，而是留有一个限制条件，就是要经过战胜国美中英三国共同决定的。
在考察战后日本的领土问题时，《波茨坦公告》的有关内容不应被忽视。
美国对日本态度，从严惩到力挺
《新民周刊》：美国曾经希望由中国主导对日本的最后占领，为什么最后没有达成？
吴景平：1943年开罗会议召开时，盟军对日本作战已经从珍珠港事件发生时的守势转为攻势，促使日本投降的目标是不会有任何改变的。当时讨论的是，谁应该在攻占日本本土中发挥主要作用？罗斯福的意见是，中国应该在这方面发挥主要作用。但蒋介石担心的是，当时抗日战争的局势还很严峻，中国主要城市都在日本占据下，而且中国也缺乏一支现代化海军，既有的舰队力量在战争初期就受到了重大打击。
攻占日本最佳方案是海上作战，通过海上作战进入日本本土，拥有这个实力的只有美军，在开罗会议前，美军就已经在中途岛海战和瓜达尔卡纳尔岛海战中大败日本。在太平洋海战方面，我们应当承认美国的力量是主体。苏联主要贡献是陆战，在欧洲战场打败德国，1945年8月对日宣战，歼灭了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在战争的终结上，美国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
但我们今天讲战争贡献，不能仅仅局限在对日本登陆作战是谁起的作用，或者在中国战场、在南洋某个具体战场，是谁主导的胜利，这只是战役层面的问题。从整个二战全局来看，从反法西斯战争对日部分作战的角度，所有的参战国、参战人员以各种方式对胜利做出贡献。无论是直接的抵抗牺牲，给予日本军事打击，还是经济、社会、外交、文化等其他领域的贡献，包括弘扬反法西斯的理念主张，组织生产战争物资，后方动员等等，都是战胜日本不可缺少的条件。甚至可以说日本国内人民内部的反战力量，也对促使日本投降，结束战争起到积极作用。
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促使日本投降，不能简单地说哪一个国家最重要。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日本逐渐成为战争策源地，在这个过程中，是谁最先和日本发生正面抵抗？从局部到全局与日本开战？是中国。当然，日本占领下的朝鲜人民、台湾人民，以及越南、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人民，都有过不屈从殖民统治，英勇抵抗的斗争历史。
《新民周刊》：美国在战后对日本实施占领和改造的过程中，是不是贯彻了《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的精神？
吴景平：美国对日本的改造，既有政治架构改造，比如天皇制的保留以及法制上的改造，包括和平宪法的拟定实施。这些都是接管日本、改造日本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些改造今天来看，不能简单地肯定或否定，它就是一个客观历史，而且这个客观历史的形成原因是很复杂的。既有直接的双方之间的原因，就是美日之间的关系变化，还涉及到其他方面，包括欧洲的状况、冷战的启动、战后中美的关系、战后中国政局的演变，以及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在美国亚太战略地位上的微妙变化，都影响了美国在战后对日本的改造。美国在对相关利益的不断考量中，对日本的改造会发生变化，这都是不可避免的。
问题在于，后来的这些变化是否动摇了战争期间达成的《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中美高层之间的约定。我们反过来考虑，如果开罗会议期间，中国说要放弃，这场仗我不打了，你们自己去打吧。美国能胜利么？不可能胜利的。要知道，美国在投放原子弹之前，对日本主要城市的轰炸，飞机都是从中国起飞的。中国当时是美国战略的延伸，一个没有沦陷的中国给美国提供了对日军事力量的基地。那个时候中美关系是生死相交的，不分你我，各自把自己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拿出来。中国坚持抵抗，不惧牺牲，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为美军提供了很多战略物资，以及基本的供应保障。
《新民周刊》：后来美日之间签订了《旧金山和约》，美国在一定程度上背弃了《波茨坦公告》？
吴景平：《旧金山和约》不仅没有中国的代表参加，甚至没有包括苏联。美国对钓鱼岛划入托管区域，做了单方面的解释。
美国有义务把当时的决策文件公之于众，表明美国当时是怎么考虑的。如果美国认为《波茨坦公告》已经失效了，为什么会这样认为？有什么根据？虽然中国当时政局发生变化，但作为战胜日本、做出重大牺牲的这样一个国家主体，这是任何后来变化不能抹杀的。因此《波茨坦公告》赋予中国的权利应当得到尊重，除非中国自身声明放弃，否则不应该由被其他方面否定。
《新民周刊》：二战结束70年以来，美国从战争后期以及胜利初期力主严惩日本的态度，到后来逐渐转变成为日本站台，立场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吴景平：美国在战胜日本法西斯、争取盟国胜利、重建国际秩序等方面做出很多贡献以及牺牲。而战后国际秩序演变过程中发生了扭曲，原有合理的部分被解构，美国也应负上很大的责任。美国对亚洲问题的关心有其合理性，但是亚洲问题绝不仅仅是美国的专利，不是任何国家想如何改变就如何改变，更不应该无视这样的变化会不会对相关国家的利益造成损害，包括领土主权等核心利益的损害，甚至导致亚洲地区发生冲突。美国应当有理性反思。
我在研究宋子文档案时，找到非常清楚的证据，表明美国在二战后期以及战争刚结束时的立场。中方对日索赔的很多文件，是美方为我们准备的。美国告诉中方，日本哪里有军工厂、化工厂、重工业原料设备。这些文件非常明确，美国认为战后日本不应该具备重工业能力，因为重工业离军事工业只有一步之遥，按照美国当初的想法，日本工业仅仅维持日本人民最基本的物质需要即可，当初不可超出，甚至要求中国把日本工业设备和原料直接运回去，作为索赔的要求来提出。当然，后来我们对日索赔遇到很大障碍，拖延时间很长，当有利的国际形势出现时，中国陷入内争和内战无暇去伸张和落实主张应有的权利。能够以比较好的条件索赔是历史机遇，我们很遗憾没有抓住。
不能把日本武力从笼子里放出来
《新民周刊》：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以来，从战后主动构建和平宪法，放弃发动战争的权利，到近些年政府力图修改宪法，想要解禁集体自卫权，恢复军事力量，是如何一步步偏离国际公义，走向挑战和平国际秩序的道路？
吴景平：从完整的历史来看，日本对战后应当承担的责任是有过反省的，无论是社会舆论还是知识界的进步力量都是如此，所以日本70年来没有重新走上战前侵略他国的道路。1972年中日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日本政府结束了1952年与台湾签订的《中日和约》，承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遵循《波茨坦公告》立场，这是反省的例证。
但我们不得不指出，一些否定二战历史的危险信号已经出现，否定反法西斯国家在战胜日本进程中曾经遭受的苦难与牺牲，否定战胜国为构建战后和平秩序所作出的努力以及应有的权利。 日本在盟军占领时期撰写了和平宪法，放弃发动战争的权利，这说明日本曾经做出的选择是非常理智的，是从它伤害他国并且自身受到惩罚的历史中凝练出来的教训。但这些年来，日本右翼认为战后秩序是时候可以改变了，日本和平宪法是时候可以修改了，日本对外用兵的权利作为国民意志的体现可以恢复了，我认为危险的信号在强化。更加严重的是，在这样的声音强化时，日本本国理性的声音在弱化，不断被边缘化。政府压制不同声音，企图强行通过修改宪法，这不仅仅是日本内政，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70年前的历史记忆是非常鲜活的，朝鲜、越南、菲律宾、中国等战争的受难国，需要冷静客观地对这个问题加以认识评估。
《新民周刊》：曾经受到日本侵略的国家应该怎么去制衡？
吴景平：不忘历史。不是简单地重读历史，而是接受、理解、传承这段历史。这段历史，作为一种更大范围内的共同记忆，不容忘却、扭曲和篡改，整个人类都不应忘却，而在战争中遭受伤害的国家更应当看到。
亚太地区今时今日的发展，和二战结束后这里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全面的战争是密不可分的，和平局面应该被珍惜和共同维护。对亚洲来说，当年法西斯军国主义在哪个国家萌发，哪个国家对他国动兵动武，必须非常清楚。
日本修正历史、否定历史、篡改历史，甚至要对和平宪法做出修改，在日本国内也有很多质疑。前些年，和平宪法的底线不动，右翼说一些右倾的话，参拜靖国神社，对战争责任问题表达不同看法，进步人士是比较宽松看待的。但现在和平宪法这条底线要突破，重新武装，问题性质就不同了。日本人民不应该也不会坐视不管。
安倍试图采取切香肠的渐进做法，逐渐让和平宪法名存实亡，对其中关键核心部分，用其他方式作出所谓解释。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海外派兵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修宪成功，一旦日本的盟国美国和其他方面发生冲突，日本军事力量会否自动介入，甚至如果仅凭自我判断即可以主动出击他国，这其实是为侵略他国铺平法律道路。日本以这样一个方式挑战和平宪法，我认为不是日本一方面的意愿。
《新民周刊》：日本修改宪法也是美国的意愿？
吴景平：这个问题比较复杂。美国想要借助日本的军事力量，实现自身的战略目标。但如果日本军事力量重新崛起，美国也不可能独善其身。一战后，德国军事力量很快再起，这和英法对德国的绥靖政策有关，否则德国的复苏是很困难的，因为最初英法对德国的制裁非常严格，武器禁运，德国不可能获得军事物资，除非经过伦敦批准。但随着苏联崛起，共产主义在欧洲兴起，英国要借助德国再起以制衡苏联，想把祸水东引，但最后结果我们也看到了，英法自食苦果。所以如果美国继续纵容日本军国主义复苏，很有可能重蹈历史覆辙。
如果日本军事力量复苏，美国在亚洲的利益和地位就无从谈起。打个比方，美国把这条狗关在笼子里，爪牙废了，它比较听话，现在让它重新长出爪牙，不仅有防御能力，还有强大的攻击能力，美国不可能继续掌控它。
《新民周刊》：如果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会有什么结果？
吴景平：从历史、文化以及社会角度来看，美国占领日本本土，其实给日方留下的战争记忆也是最深刻的。日本对二战后期的大轰炸、原子弹爆炸记忆犹存。战后麦克阿瑟接管日本、改造日本过程中，日本作为非正常国家接受他国驻兵，日本那代人对美军占领下的屈辱感受十分强烈，对美国的记忆是非常负面的。所以一旦日本军事力量崛起，美国也会处在危险之中。
美日关系是很复杂的，美国对日本也有历史心结。珍珠港事件是美国独立后第一次受到外国的军事袭击。美国在二战中的牺牲、美国战俘受到的非人道待遇，这些美国人也没有忘记。菲律宾战役有十多万美军战俘，遭到日本方面的极其残酷的对待。美国国内也不乏梳理、研究历史的学界力量，提醒大众铭记历史的教训。
《新民周刊》：所以如果美国政府一心扶植日本，军事上再起甚至走出国门，在国内也会有反对声音？
吴景平：对中国来说这是不应该被遗忘的战争，对美国来说也是。美国国内也有这样的呼声，冷静客观地研究历史，作为现实判断决策的依据。美国政府如果要大幅度、全面地推翻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国内这关也会很难过，美国自身有制衡力量。
忘记历史，比国际秩序受损更可怕
《新民周刊》：中国作为二战时受到日本侵略、付出重大的抵抗牺牲，并为最终战胜日本做出巨大贡献的国家，应该为捍卫得来不易的国际和平秩序做些什么？
吴景平：中国不是要谋求什么特殊的权益，而是应当自觉承担起这段历史最后的守护者、最终的解释者、最高的阐释者的职责。历史要靠主观认识来接受，外来因素起不了决定性作用。如何看待这段历史，更大范围内的炎黄子孙要对这段历史求得一个共识。美国、欧洲、日本对这段历史传承乏人，其实中国也是这个问题。我们的历史教育、历史记忆存在很多不足，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科学的、一以贯之的研究远远不足，原则不那么坚定。文化界和知识界应该承担晓谕大众的责任，责无旁贷。
现在人们受到的影响太多了，影视、广告、网络对下一代的影响很大。假历史、伪历史、抛弃历史，比比皆是，涉及到民族尊严和对先辈应有的尊重，也都受到怀疑、挑战和冲击。。
中国国内对自身历史的漠视和否定，是非常危险的信号，危险程度不亚于日本挑战国际秩序。如果你认为自己的被侵略历史，怎么写怎么改都无所谓，别人便不会尊重你。如今商品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就是历史文化“虚无化”，这些只是作为推销商品的辅助手段和外在包装。在商品化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人们需要拷问自己对待历史的态度。
《新民周刊》：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带给我们哪些思考？
吴景平：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侵略方必然受到惩罚、不承认侵略的合法性，是永恒的部分。不管有什么阻力，都是被广泛接受的。一旦发动侵略，侵略方自身也会受到最严厉的损害。日本在战败的历史进程中，它受到的惩罚是给它的历史教训。日本无辜民众的灾难，是挑起战争必然会导致的后果。
当然，如今时代不一样了，日本国内也有进步力量，他们对和平的热爱，对战争的抗拒是真挚的，不会轻易容忍开启战端。追求军事实力高于一切，赤裸裸的军国主义、扩张主义、武力至上主义，我称之为“拜武教”，不会像过去一样有市场。国际外交潮流是非武力的和平交往，这是一个境界。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下，跨国界的和平力量发出声音，超越内政、没有国际法依据的对外动武甚至军事扩张，必然受到批评和制约。这也是历史一再提醒世人的箴言。
链接：与二战相关的一系列国际条约
《开罗宣言》
中美双方领导人就八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并达成若干共识。其中，关于中国的领土主权问题，中美双方同意：日本用武力从中国夺去的东北各省、台湾和澎湖列岛，战后必须归还中国。这也就为《开罗宣言》关于台湾回归中国的内容打下了基础。
《波茨坦公告》
波茨坦公告共13条，主要内容有：盟国将予日本以最后打击，直至停止抵抗；日本政府应立即宣布所有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重申《开罗宣言》的条件必须实施，日本投降后，其主权只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由盟国指定的岛屿；军队完全解除武装；战犯交付审判；日本政府必须尊重人权，保障宗教、言论和思想自由；不得保有可供重新武装作战的工业，但容许保持其经济所需和能偿付货物赔款之工业，准其获得原料和资源，参加国际贸易；在上述目的达到、成立和平责任政府后，盟国占领军立即撤退。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向盟军投降。
《旧金山和约》
该和约主要是为了解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败国日本的领土及国际地位问题。条约声明：日本承认朝鲜半岛之独立，放弃台湾、澎湖、千岛群岛、库页岛、南沙群岛、西沙群岛等岛屿的主权。于第三条中，日本同意美国对于琉球群岛等诸岛实施联合国信托管理。1972年5月15日，美国将冲绳的行政权交还给日本。
《旧金山和约》是身为战败国的日本确立战后再次崛起和确立国家走向的决定性条约。因《旧金山和约》签订时，身为主要战胜国之一的中国被美国、英国、法国等国排除在外，故中国政府自和约签订至今均未承认过《旧金山和约》。
《中日联合声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简称中日联合声明（日：日中共同声明），又称中日建交公报，是1972年9月29日中日邦交正常化时，两国政府签署的一份联合声明。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和平宪法
《日本国宪法》（又被称为“和平宪法”）是自1947年来日本创建立法的文件。根据宪法，天皇是国家名义上的主人，但只能扮演“纯粹仪式上的角色”（也就是国家的精神领袖）。这部宪法较为著名的地方是第二章第9条“放弃发动战争的权利”，“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这部宪法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盟军占领时期撰写的，打算以自由民主的模式取代大日本帝国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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