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记忆还原胜利一刻
阅读提示：“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大喜讯传来的时候，我正在四川自贡市贡井那个小镇上。这一天，我的心情万分复杂，一面是难以抑制的兴高采烈，一面又是愁闷，忐忑不安。惶惑，恐惧，彷徨无主。满怀的酸甜苦辣，五味杂陈……”
记者｜姜浩峰
1945年8月15日的重庆，上午是晴天，下午天空忽然飘起了小雨。国民政府财政部关务署副署长朱偰在批阅公文以后，又写了一幅小篆。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在这一段日子里，重庆最流行的唐诗，即是这首杜少陵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它成为了几乎所有人的肺腑之声。
这一天的重庆《大公报》，头版是特大字号的标题——“日本投降矣！”副题是“答复四国接受规定条款，今晨七时四国首都同时正式宣布”。美、苏、中、英，二战盟国四强，联合国的创始国，终于等来了日本法西斯投降的消息，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以正义者的胜利终局。
延安的庆祝似乎来得更早。时为延安大学自然科学院理预科学生的欧阳代娜，早在1945年8月10日傍晚就听到了新华社广播——“日本投降了！” “不一会，延安的清凉山上已经响起了一片欢呼声，从文化沟传向延安新市场，传向杨家岭，传向枣园。延安的每座黄土高坡，每条溪水小沟都传来了人民群众的欢呼声，锣鼓声，口号声：‘我们胜利了！’”欧阳代娜回忆道。
一首诗，一张见证了国人共同记忆的报纸，乃至一句广播词，让人不禁再一次将回顾的焦点对准了抗战胜利的时刻。
抢救散落的记忆
“隔了70年，并不能保证所有人的回忆是准确无误的，尤其是当某段回忆是孤证时。”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到来之际，同济大学出版社《民间影像》编辑部即将推出两本新书。一为《我的1945——抗战胜利回忆录》，一为作为《民间影像》特辑的《抗战胜利》。《民间影像》系列丛书的责任编辑陈立群告诉《新民周刊》：“这本回忆录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本想收录70位当事者的亲历稿件。为了组稿，我找到的在世者可以写稿的，就不下80人。”
但凡发现细节上稍有瑕疵，陈立群首先做的就是压稿不发，继续求证。
陈立群在约稿过程中，遇到最大的遗憾是作者未完稿即去世。抢救抗战胜利时的历史细节，已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 陈立群去年下半年到九江，向一位名叫刘堂鑫的先生约稿。与刘堂鑫说起9月3日这个日子时，刘老先生激动得眼泪夺眶而出。1945年9月3日，当重光葵代表日本于密苏里号战列舰上签字投降之际，中国军队正开进九江城。当时，刘堂鑫的父亲开着一家鞭炮铺，不大工夫，刘家的鞭炮销售一空。与刘堂鑫所说类似，时为无锡道南中学初中毕业生的华钰麟回忆了日军占领下的无锡，“爆竹业的各家店铺积压了八年的鞭炮，在8月10日那个晚上已出清了存货，估计真正的抗战胜利日即将到来，于是各家店铺日夜赶制鞭炮，到胜利那一天尽量满足各界为庆祝胜利时燃放鞭炮的需求，做一笔前所未有的特大买卖”。
京剧演员厉慧森在给陈立群的文章中，特别讲述了1945年8月15日那一天演出的情况。“那天，京剧‘厉家班’正在重庆‘一川大戏院’演出《十三太保》。前面是《祥梅寺》……《祥梅寺》刚刚演完，突然，听得剧场外面鞭炮齐鸣，叫卖‘号外’的声音接连不断，‘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了！’中国和世界人民抗击法西斯的战争胜利了！‘厉家班’班主厉彦芝先生，立即放下手中的京胡，拿起号外走上舞台，向观众宣布这一特大喜讯，剧场内立即沸腾起来，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口号声。为庆祝这一伟大的节日，厉彦芝先生宣布《十三太保》演出之后，特加演《得胜回朝》。”“历家班”在场的全员出动。慧斌扮演闻太师闻仲，慧良扮演了一个特别的马夫。厉慧敏、厉慧兰、厉慧森、秦慧芬、陈慧君等“厉家班”少年演员32人扮了个八堂龙套。
欧阳代娜回忆8月10日那晚的延安大学：“全体同学走下山去站在大礼堂门前那唯一的一块约300平米大的空地上，那也是我们的露天饭堂。大家打起火把，敲起锣鼓，跳起了秧歌舞，唱起抗战歌曲和陕北小调。……有的同学甚至激动得把蒸馒头用的笼屉也当成火把点燃起来。以至于第二天，炊事员想蒸馒头来改善一下伙食都不可能了。”
时为《晋察冀画报》工作人员的顾棣回忆：“这个再没有比它好的、激动得人流泪、狂欢的消息传来之后，大家似大梦初醒一般，也不知怎样能表现自己的快活。有人停止工作，举手大叫着‘日本无条件投降了，中华民族解放万岁！’七八十岁的老头子也颠头颠脑地走在街上，抖动着灰白的胡须，嘴里吐着不大清楚的语句，脸上多时不洗的污垢被红潮淹没了，一时又停止了笑，眼里流下泪来。他心中是怎样的高兴又怎样的回看过去——日本人烧了他们的房子。一个三十来岁的妇女把她两岁的小孩掷到天空又接着，嘴里连喊着……大家不知道怎样才好。”
在仍被日本占领的上海，则是另一番景象。时为上海南洋模范高一学生的王季卿写道：“由于事情来得比较突然，当8月15日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消息的头几天，上海仍受命由日伪军维持基本秩序，当然他们的态度已大不一样，一扫凶杀之气，呆若木鸡般地站着岗。中国老百姓对此也未见过激行动，都能自觉克制情绪。”
在抗战胜利70周年来临之际，从《民间影像》找寻到的健在作者，和一些遗稿中，能管窥当年真实细节，亦更复体会胜利的来之不易……
突如其来的胜利
朱偰的《胜利 受降 还都》，是这位著名经济学家首次流传出的一部遗稿日记，陈立群从朱偰后人处得到并受权发表在《我的1945——抗战胜利回忆录》中。日记从1945年5月2日始，至当年12月25日止。5月2日的日记，即记录了朱偰清晨6时30分乘人力车到关务署办公，看到了两份文件。一为“柏林将全部占领，希特勒已于一日战死”；二为“墨索里尼在米兰为民众所枪杀，陈尸街头示众”。但他同时还看到了关于旧金山会议的文件，判断美苏之间已产生裂痕。到了5月8日，当朱偰闻知德国已无条件投降，这位柏林大学博士在欢欣盟军胜利的同时，却判断“惟反顾中国战场，去胜利尚早耳”。
直到7月27日，朱偰获悉“中、美、英三国领袖签署对日最后通牒，促令投降”，和身在重庆的中国军民一样，朱偰知道，胜利将近。
8月10日星期五，在朱偰的日记中特别标注这一天是“胜利日”。这一天，他在灯下沐浴后，于将欲入睡之际，忽闻街市爆竹声四起，各报号外纷飞。“传日本无条件投降，但求保留天皇。闻讯之下兴奋莫名，抗战八年艰苦备尝，今得最后胜利，且报甲午之战以来之深仇大恨，胸中怨气为之一吐。仰天长啸一伸积恨也……街上狂欢之状令人难于形容。”
和政府官员朱偰的心情有所不同，著名报人张林岚《我在〈新民报〉经历的抗战胜利和复员》一文如此写道：“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大喜讯传来的时候，我正在四川自贡市贡井那个小镇上。这一天，我的心情万分复杂，一面是难以抑制的兴高采烈，一面又是愁闷，忐忑不安。惶惑，恐惧，彷徨无主。满怀的酸甜苦辣，五味杂陈……”
张林岚于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时，在浙东家乡投身救亡运动，加入中共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担任县大队部宣传部长。1939年冬天，他在风雪中到达西安。不久，被特务机关抓去，投入西安南郊一所黑牢。直到1940年，经家长和同乡营救出狱，但他还是遭到监控。1944年春夏间，张林岚乘日寇发动豫东晋南战役，潼关吃紧西安震动社会混乱之际，潜离西北，来到四川自贡。1945年8月，他正担任自贡《新运日报》主笔。8月15日这一天，张林岚亦是彻夜难眠。晚饭后，他在贡井听到庆祝的鞭炮锣鼓声。随后是欢呼——“我们胜利了！”“胜利万岁！”张林岚如此写道：“一会儿，自贡街头巷尾狂欢的高潮出现，锣鼓声，鞭炮声，火铳声……一切可以敲打的响器包括面盆，统统敲响，震天的响，动地的响。成千上万男女老幼纷纷上街，游行，一直到次日黎明。”
随后，西安报界的朋友赵荫华电告张林岚，说是重庆的《新民报》正招兵买马，延揽人才，准备战后到南京、北京、上海三地发展。经赵荫华推荐，张林岚到《新民报》入职。他这样记叙这段经历：“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自此以后，我的命运发生转折。” 回忆担任《新民报》编辑期间的活动，张林岚写道：“9月3日是‘胜利日’，日本投降，中国胜利，国共和谈，凯歌声声，重庆市的庆祝活动达到最高潮，可以说是百年来从未有过的全民狂欢节。”此时，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在重庆访问故旧，拜会新交，广泛开展统战活动和社会调查工作。别的不说，单是新闻界他就约了许多人谈话。新民报受邀的是张恨水、赵超构两位”。
在大后方为胜利欢呼之际，前线的战况还相当激烈。陈立群约到时任国军排长的饶平如撰稿，他回忆了1945年8月15日那一天，自己所在的国军第一百军六十三师一八八团仍在湖南邵阳地区与日军的上万兵力对峙。尽管整个法西斯帝国已经到了穷途末路，可投降前的日军为了垂死挣扎，仍在湖南邵阳拼凑了一股强大兵力，妄图进攻湘西，穿越雪峰山，夺取国军芷江空军基地，进而奔袭重庆，以图迫使国民政府崩溃。双方炮火之激烈，即是饶平如所回忆的“好像是等着死神降临，子弹在你左边、右边、脑门边穿梭，不知道是不是下一秒、再下一秒，你就送命了。”
1937年日寇没能做到的事，经历了中国8年坚决抵抗，更是不可能在垂死挣扎阶段的1945年做到。饶平如跟随部队，经历了艰苦鏖兵的雪峰山会战。在他看来，当时“中美空军使用凝固汽油弹对敌军进行地毯式反复轰炸，这数万日军，已成瓮中之鳖，忙着夺路逃命，溃不成军，死伤惨重，毫无斗志。我军则乘胜追击，一直打到雪峰山的入口处——山门”。
然而，直到8月13日，饶平如所在的部队，仍还没有吃下这路顽寇。当天傍晚，饶平如正在和副营长下军棋玩，忽听得一阵欢叫声：“日本鬼子投降啦！……美国丢了两个原子弹……我们胜利啦！”副营长和饶平如立刻推开了军棋，跑出房间，打听详细情况……
“‘原子弹’究竟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也没有人去问。但心中的高兴是不言而喻的。”饶平如回忆。
多年以后，曾经有人问过饶平如：“在这个时候，你们放鞭炮了没有？喝过酒了没有？加过什么好吃的菜没有？……”
“鞭炮、酒肴？哪里去弄？我们是在第一线啊，老百姓都跑光了，哪里有什么店铺？……我们仍然吃着平时一样简陋的饭菜，心中虽高兴，但思想上并没有放松，因为对面的鬼子仍然盘踞在高山上，邵阳城里仍然驻有大量的日军。我军仍然需要严加戒备。”
无论如何，中国人取得了胜利。可这胜利来得太突然。即使在胜利到来以后，似乎，许多人的心理准备还没有完成。
投降后的鬼子
2008年去世的龚克智先生，1945年8月担任国军第三军参谋处中校科长。在他生前口述的有关抗战胜利的亲历中提到——“1945年8月上旬，国军第三军军长罗历戎奉命率第七师驻扎陕西韩城担任河防，并将驻陕的第三十二师划归第三军，在行军途中，传来日本投降消息，胡宗南令罗历戎率部开赴石门受降。”
日本宣布投降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急令侯如墉率领新编第五军第十二旅，以第一战区先遣军的名义，从河南的汲县出发，火速占领石门。接到命令后，侯如墉率领部队星夜兼程，于1945年8月28日进入石门，等待第三军的到来。
第三军到达石门后，立即开始了对驻石日军的接收。当时，作为司令部参谋处中校科长的龚克智，亦是“石门接收委员会”6人成员之一，负责接收驻石门的日军炮兵部队及驻矿区日军的军械。根据龚克智回忆，“当时日军驻扎在石家庄的有一个山炮部队，驻扎在西兵营，有山炮十几门，马匹600多匹，官兵有100多人，所用的装备是山炮，这种炮主要用于山地作战，行军时可以把炮拆成8个部分，用马驮着，作战时能够很快地组装起来，非常方便，威力也很大。”为了顺利接收，龚克智由日军后旅团的一位中佐参谋长陪同，到西兵营办理交接手续。具体办理手续的是驻扎西兵营日军的炮兵小队长，他早已把大炮、马匹、人员、零件、其他装备按顺序造册，龚克智到了西兵营之后，就和这个小队长在一起商量，定好了交接的时间，顺序和程序，然后按照名册，来一样一样地清点，一点也不马虎。
龚克智回忆：为了在接收过程中让我对他们宽大一些，日本人曾经两次托别人出面送给他礼物，其中一处位于中山路体育场后的由日本人修建的房产，那是一座日式平房，里面有全套很新的家具、摆设，是一处没人住的空房，被龚克智拒绝了。“日本人见我不要，又提出要送给我一辆汽车，这是一辆很新的小轿车，我开着车在院子里转了两圈，出于国格人格的考虑，我同样拒收了这辆汽车。我对他们讲：‘我到这里来是执行任务，这个我不能要。’”
当时已进入初冬，放下武器的日本兵并没有马上回国，仍然住在西兵营里，等候接他们的船来到天津，然后他们乘火车到天津，然后再乘船回国。当时除了接收装备外，中国方面还要负责他们的吃、穿、住。此时日本官兵还穿着单衣，在刺骨的寒风下不断地颤抖。“当时我们炮兵营的地点也在西营，和他们住在一起，我看他们这个样子，也可怜他们。我经常和部下讲：‘他们来中国打仗，也是受政府欺骗，放下武器，也是老百姓，他们也是人。’”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龚克智向军里请示，为他们也发了棉衣。
1945年10月，时年27岁的姜启贤，作为军政部京沪区特派员公署派往南京先行还都的工作人员，前往太平门日军仓库监收。在姜启贤的遗稿中，一律将当时的日军称为“日俘”。由于只身前往日军仓库，当时年轻的姜启贤不免有些担心，因为这些“日俘”并没放下武器，而自己仅仅是个连单枪匹马都没有的文职人员。他如此记录当年的感受：“驻守在太平门仓库的仍然是原有日军，有个日俘大尉负责，大约有日军士兵三四十人。虽然日本宣布投降已久，但该库日军尚未缴械，主要是接收方的接收人员配备不够所致。”不仅只身面对已经宣布投降却尚未缴械的一个排日军，姜启贤还曾在太平门仓库处理了一桩案件。一天下午，他听到仓库外的吵闹声。原来，是一个尚未缴械的日军在仓库外调戏中国妇女，老百姓要进来讨说法，日本卫兵不让进来，于是吵闹起来。
姜启贤请老百姓推选两人进来。当即跟着翻译进来一个50余岁的老农民，并带着一个年轻妇女。老人述及当天中午一个日俘乘年轻妇女在河边汲水，用日本下流语言调戏，并举止不雅等情况。“该妇只是低头哭泣。我当即要翻译向日俘大尉讲，不容许日本俘虏再行欺辱中国老百姓，要他马上查出肇事的日俘，作出处分。日俘大尉听了后，指示值日军曹吹哨集合所有日俘，由老农民带着年轻妇女，指认了该肇事日俘，由日俘大尉责令军曹以红漆的军棍体罚了该肇事日俘，并向全体日俘说明，今后均不允许随便离开营房，若再次发生类似事件，必将加倍严惩。同时还向该妇女及老人口头道歉赔礼，又向我们表示保证不再有类似事件发生。”姜启贤如此写道。
日军之骄狂，即使在战争后期守备仓库的二线部队身上，仍有体现。这也是准备南京受降的国民政府所忌惮者。时为国军宪兵第十团二营四连中尉排长的于文瑞，经历了芷江日寇洽降和1945年9月9日于南京进行的受降仪式。而他以中尉身份前往南京，在受降典礼上，竟然以上士装扮出现在现场。
“8月21日至23日，在中日交战地的芷江空军司令部举行洽谈受降仪式。斯日，天空湛蓝，万里无云。大约10时许，我方起飞五架战斗机，前后左右监视着一架尾巴上拖着一条长长的白色缎带的降机，像一条丧家狗摇尾乞怜般低低徐徐地盘旋着。芷江城的百姓，扶老携幼，奔走相告。霎时，万人空巷，齐集街头巷尾，多少双眼睛怒视着，多少双手指点着：‘你这个砍脑壳的东西，奸淫掳掠，杀人放火，横行霸道了8年，也有今天！’”于文瑞回忆道。
受降洽谈后，驻守芷江的国军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和有关人员协商筹设先遣指挥所，慎重选拔随行人员。入选者一律“降级”，并具有精明强悍，机智勇敢的本能。这是因为当时在国军看来，日本投降还不十分明朗，不得不防有反悔捣鬼的可能，不得不时刻警惕，并做好应变牺牲的准备！也正因此，入选参加南京受降仪式的宪兵中尉于文瑞乔扮成上士，随陆军总司令部先遣指挥所主任冷欣前往南京。前往南京的这位着少将军服的冷欣，真实的军衔是中将。冷欣携新六军官兵50名，宪兵30名，以及通信人员，外加吉普车两辆，由芷江乘美军用运输机五架飞往南京。这是抗战胜利后，首次飞南京的中国军队。
经4小时，中国军人飞抵南京上空，盘桓一匝，徐徐下降。“我们刀出鞘，弹上膛，全神贯注，以防万一。着陆，按预定布置各就各位，监视迎迓日方官兵的一举一动。见他们毕恭毕敬、谦和有礼的形态，紧绷的心弦略有放松。寒暄数语，随即乘日方备妥的汽车，依次就座，唯独冷欣中将坐自备的吉普车。日方摩托车队为前导，我方宪兵列第二，新六军殿后，直驰目的地——前孙科院长宾馆。直至受降签字，不敢稍有懈怠。”于文瑞回忆。
9月9日，日本正式投降，受降仪式在南京黄埔军校礼堂举行。于文瑞当时带两名宪兵，全副武装，担任签字台出入口警卫。他回忆：“冈村宁次、井今武夫一行五人，由指导官引领，个个躬身、垂首，双肩贴膝，拘谨而惭恧地鱼贯而入，肃立于签字台后，向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海军司令陈绍宽、空军司令王叔敏等深深一鞠躬，坐下，聆听《受降宣言》。少许，指导官令其签字。我目睹了井今武夫磨墨，冈村宁次签字。不可一世的侵略者、法西斯，鲸吞世界的梦，终于画上了休止符。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被押上世界人民的审判断头台！”
中国战区的荣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盟国迅速联合起来对抗日寇。1941年末，盟国中国战区组织成立。蒋介石任中国战区总司令，史迪威为参谋长。1945年8月25日，国军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发布了中国战区各受降区的主官和具体安排。其中，第一方面军司令官卢汉，负责在越南河内接受日军第三十八军司令官土桥勇逸所部投降；9月4日，又命令台湾警备总司令兼行政长官陈仪，在台北接受日军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兼台湾总督安藤利吉所部投降。本属中国战区管辖的香港，则经过多方讨论后仍由英国方面受降，中国政府派代表参加。盘踞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的日本关东军，则向苏联军队投降。
1945年9月3日，重庆胜利大游行，包括荣誉军人代表队、出征军人家属代表队、盟军盟友队和飞机队等参加，此时，准备返回南京的朱偰，本已卖出重庆家中一些电灯电表，却接到通知，要他去参加越南顾问团。
朱偰的日记，记录了1945年9月28日于河内举行的受降典礼细节。“拂晓即起，凭窗而望，即有中国军队千余人，结队而过，青天白日国徽，迎旭光而招展。本日环绕河内各进出街道，以及城内各重要交通孔道，皆已由我军布置岗位，气象颇为森严。”值得玩味的是，在越南殖民多年的法国人，在这次受降典礼上，受到了冷遇。朱偰如此写道：“是日到者五六百人，英美高级将领，皆有人参加(美方代表有第一集团军司令官加里格少将等)。法方代表亚历山大，因身份不明，仅许其以个人资格参加观礼，复以要求悬挂法旗，为卢司令官所拒绝。”越南华侨众多，朱偰记录道：“有已年逾古稀由孙辈扶持而来者，盖此辈久经法人欺压，今日得睹汉官威仪，宜乎其兴奋异常也……”
作为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的代表，9月29日，朱偰率税务局监督官李乾元、东方汇理银行副监督官沈亮及法国人葛培尔(Capelle De Faveaux)，查封了在河内的横滨正金银行。在他向横滨正金银行驻河内的支配人小野英辅发出的公函上，如此写道：“查横滨正金银行应予封闭，在中央银行人员尚未到达以前，准暂作为财政金融总监督办事处，除分令横滨正金银行及警备司令部遵照外，相应函达，即希查照为盼。”同时派卫兵接收日军岗位，一面勒令自即刻起停止营业，并封存一切现金账册，俟第二天再行分别点收造册移交。“共计封存现金一百六十余万越币。此举出其不意，措手不及，日人俯首听命，大快人心。盖此处横滨正金银行本系中国银行旧址，日人掠夺而强占者也。” 朱偰写道。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前夕，国军第六十二军在广西田东县举办一个军官重兵器射击训练班，为大反攻做准备。时任六十二军炮兵营第二连中尉观测员的何季元正在参训，8月15日竟然提前结业，受命返回原部队。“我回到天保炮兵营即听到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六十二军进军越南接收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日军投降事宜。”
何季元回忆，“当月20日，我炮营随原驻靖西县边陲的一五一师四五二团强行开进越境，令原与我四五二团对峙的日军缴械投降，敌军毫不理会，我四五二团即开始强攻，我炮二连亦做好炮击敌人的准备，战斗打响不久，敌军即放弃阵地向后撤，我军向南追击，在占领高平城时，对日军撤退不及的后卫部队逼令他们投降和交出武器。之后，我军在继续进占谅山、北宁路上时，日军已不再抵抗，听命前去指定的地点集中待命缴交武器、物资，并听命遣返。”
在越南北部，何季元见到的一些越南民众，大多看到中国军队就主动走避，不愿接触，但到了河内、海防时，情况大不相同，何季元和他的战友们，受到了越南各界特别是华侨、华人的欢迎，不少华侨青年自动出来协助部队的运输、采购等工作，何季元还坐过由越南华侨青年驾驶帮助部队运输的汽车。何季元同时看到，越南群众拥护以胡志明为主席的越南独立同盟，对胡志明很敬爱，普遍称“胡伯伯”。越盟不止一次在海防市召开群众大会，“越南独立”等口号声不断呼叫，越南人民争取独立的意愿很坚决。于是，何季元感到中国军队附带有帮助越南人民独立建国的任务，对越盟的活动不加干预，有时还给以方便。
与越南不同，台湾是华夏故土，甲午战争以后，于1895年《马关条约》中割给日本。
时为《中央日报(福建)》总务主任的卓克淦在抗战胜利之际，被调往台湾，分配在民政部门，参与接管台湾地方政权。“当时台湾与国内各地还未通邮通电，我们被告知接管人员不带眷属，到台湾后可能与家属隔绝，要做好思想准备。后来到台逾三个月，才与家属接上关系。” 卓克淦回忆。
1945年10月25日，于台北举行的受降典礼在台北公会堂也即今中山堂隆重举行。卓克淦写道：“这是备受异族欺凌蹂躏的台湾人民庆幸重回祖国怀抱的难忘日子，也是我在台湾工作中最大的纪事。当时陈仪代表中国政府接受日本驻台湾总督无条件投降。会场庄严肃穆，大厅上方高悬‘和平永奠’四大字，孙中山像和象征胜利的‘V’字也十分醒目。上午十时，受降仪式开始，日本任命的原台湾总督、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大将率领其他日本高级将领低头慢步进入大厅，解下了军刀呈上，即以立正姿势挺胸垂手，站立在受降长桌之前。这时，陈仪以庄严洪亮的声音，宣读了受降书。礼成之后，全场欢声雷动，庆祝这一历史时刻。”
卓克淦回忆，受降仪式结束后，陈仪即席发表广播演说：“从今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国主权之下……”当天下午，台湾各界在公会堂举行庆祝光复大会；第二天台湾学生又举行环城大游行。
1945年10月份，结束了越南日军受降的何季元，随六十二军奉调赴台湾接受日军投降。此行由盟军派出美国登陆舰以便乘载，外加驱逐舰护送。何季元回忆：“全军分三个梯队运输，每隔一天启航一个梯队，我炮营随军部及一五七师是第二梯队，于10月17日由海防港出发，分乘几艘登陆舰，另有几艘驱逐舰护送。舰队经琼州海峡和广东沿海驶入台湾海峡后，风浪大，不少官兵晕船吐呕。此时据说接到比我军先到达台湾台北市的前进指挥所电报，说台湾有一些日军旅级军官不服投降，可能武力抗拒我军登陆，要做好战斗登陆准备。闻讯后我军在舰上积极做好了战斗登陆准备。”
10月21日，六十二军军部包括直属队及一五七师所乘坐的舰队在高雄港登陆时，受到高雄各界人士和群众千余人的热烈欢迎，他们敲锣打鼓、燃放炮竹、挥动旗帜、高呼欢迎口号。迎接来自祖国的军队。台湾同胞的热情，使何季元十分感动。“在欢迎队伍中发现有十名左右的日本降军将领夹杂在队伍里，强作迎接状。”
何季元写道，“日本帝国占领台湾长达50年，在殖民统治下，台湾同胞被迫成为二等皇民，这是台胞的灾难、国家的耻辱！抗战8年，终于打败了日本强盗，亲历了台湾光复回归祖国，官兵们都感到无比高兴和自豪。”
何季元所在的军炮兵营在台南市临时住在已停课的“明治小学”，教师办公室、图书室等给予保留不住人，因此该校一些教师不时回校看看，使何季元有机会和一些青年教师交上了朋友。“他们爱听抗战故事，喜欢听雄壮的抗战歌曲，他们唱的则多是日本歌‘中国之夜支那之夜’云云。教师们对摆脱日本的殖民统治回归祖国都表示高兴，并希望从此不再有战争，大家一起努力建设富强的中国。我感到这些青年教师很重友情，当我们炮营迁住郊区以方便小学复课后，有两位教师朋友还借假日到军营探望我，使我很受感动。”何季元说。
由于何季元的连长参加接收日军物资外调，在部队到达台湾时升任上尉副连长的何季元，开始代理连长职务，负责炮连在台南市郊的训练。他也听到了一些关于接收的情况。何季元回忆道：“据说日军很狡诈，武器物资列册点交表面工作做得很正规，点交的武器摆列整齐，擦拭干净，但枪炮及军用仪器、器材，要害部分不少已被破坏，不能使用；不少物资藏于山洞，将山洞口封蔽并加以伪装，不列册缴交，后经知情的台胞揭发，才发现山洞内藏着许多武器、装备、粮食、罐头、食品等，是日军准备长期抵抗所屯积的，拒不缴交，就是希望有朝一日再侵台时取用。不少台胞都听到日军官兵叫嚣：“20年后我们再回来！” 六十二军负责遣返的日俘日侨据何季元透露有30多万，其中日军战俘有15万多，这些日军原来是准备死守台湾的。
1946年秋，六十二军奉命乘美军运输舰由台湾基隆港和高雄港等港口，开往华北打内战，至此，六十二军去台湾接收日军投降的任务宣告结束。而何季元这位黄埔军校毕业的“小广东”，也在1949年初随傅作义于北平起义。
曾东升1938年5月日寇攻占厦门时遭遇家毁父亡。生于1929年的他，嗣后逃难至龙岩参加台湾少年团，投入抗战行列。1945年11月，曾东升穿着带有“复疆”字样的制服，前往台湾。当时，台湾少年团由陈唯奋支队长率领队员120人于11月7日先行上木船离厦，无奈在海中遇狂风巨浪，船舱进水，引擎故障，11月8日船漂至闽南漳浦六鳌澳海岸沉没，15位队员被海浪吞噬。曾东升则于12月7日搭乘铁制百吨汽船离厦，于12月8日傍晚安抵高雄港，终于登上丧失了50年的国土——台湾。
曾东升回忆：“我们受到台湾同胞的热烈欢迎，当晚改乘火车，9日晨至台北。夜宿博爱路150号菊元百货大楼六楼地板上铺草席就寝，并在顶楼做早操，闲时也逛市区，见到尚保留东、南、西、北城门与寺庙，台湾同胞仍保持原有生活习惯与语言，具亲切感，惟也有日式建筑及神社等，或言谈间掺杂日语。”
日本投降后，中国方面是否有遗憾呢？说来遗憾不少。“1945年1月28日与滇西远征军于中缅边界的芒友会师后，中印公路，油管亦告打通，3月30日与英国军队在曼德勒之东的乔梅会师，自此缅北战役全部结束。部队休整，于5月起开始空运回国。”时为新一军军部翻译室翻译的王伯惠即透露，“当时新一军原计划作为盟国占领军开赴日本，年底计划变正，开赴东北接收伪‘满洲国’，由香港九龙码头乘美国登陆艇北去秦皇岛，转乘火车至沈阳。”随后，当时号称“天下第一军”的新一军被投入内战，经过四平之战、鏖兵黑土最终魂断黑山土崩瓦解，部分部队向解放军投诚。而中国军队最终没能作为战胜国武装占领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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