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审判： 中国检察官舌战日本战犯
阅读提示：那些日子，倪征燠茶饭不思，进入了卷帙浩繁的档案库，一坐就是一天，大海捞针般寻找犯罪的蛛丝马迹。
撰稿｜刘建春
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整整10天，他头戴同声传译设备，用流利的英文连珠炮似的向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发出一个个有力的反诘，在确凿的证据面前，罪恶滔天的侵华元凶不得不低下头。最终，这两名甲级战犯皆被判定有罪，处以绞刑。
这个过程，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殊死战斗，他和梅汝璈法官一同立下誓言：如果不能打赢这一仗，唯有蹈海以谢祖国。
临危受命驰援东京
“淅淅零零，一片凄然心暗惊。遥听隔山隔树，战合风雨，高响低鸣……”
2001年的秋天，苏州虎丘千人石上，一位鹤发童颜、气宇轩昂的老人登台引吭高歌，一曲《长生殿·闻铃》演唱得荡气回肠。
这位老人名叫倪征燠，早年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是我国著名的国际法学家。二战胜利后，时年40岁的倪征燠曾参加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工作，对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和松井石根等侵华主要战犯提出了有力的控诉。
事情还要从1946年初冬说起。当时，受国民政府的派遣，倪征燠刚刚从非洲、美洲、欧洲考察回国，准备花一段时间伏案工作，把考察所见所闻的英美司法实况系统地介绍给国内司法界。这天，倪征燠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国民政府司法部打来的，请他立即赶到司法部，有要事相商。
在司法部，倪征燠见到了他的老朋友向哲濬。向哲濬一五一十道出了事情的原委。二战结束后，根据《波茨坦公告》精神，成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向哲濬担任中国检察官。
当时，各受降国都派出强大的司法力量参与审判，美国派出的人数最多，超过100人。苏联对日宣战仅仅一个星期，日本就宣布投降，苏联原先打算派出70人的检察力量参与审判，后经盟军总部劝说，才核减至30人。而中国，从九一八事变算起，进行了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派出的检察官力量仅仅八九人，力量实在单薄。
英美法和大陆法是当时世界上两大主要的法律体系。虽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并没有明确规定此次审判采用何种法律体系，但是参与审判的11个国家的法官中，有7位来自适用英美法制的国家，加上法庭庭长又来自适用英美法制的澳大利亚，检察长又是美国人，审判程序自然而然按照英美法制度进行。
这样，问题就来了。英美法在法庭上采用的是对质制，和大陆法的纠问制不同，纠问制的审讯提问由法官主持，对质制的审讯提问主要由双方律师担任。检察官在这里相当于原告的律师。证据是不是合法，有没有凭信力，要靠双方辩论，法官进行裁决。如果证据不合法或没有可信度，法官会当庭拒收。凡是接收的证据，基本上是可供考虑的。
因此，证据，这个关键词，在当时的东京审判中，其重要性远远超过了一般中国人的想象。如果拿不出像样的有说服力的证据，即使战犯罪恶滔天，也有可能逍遥法外。
审判刚刚开始的第一阶段，涉及的都是中国受到侵略的问题。在此关键时刻，亟需过硬的证据来揭露侵华元凶的罪行。这也是中国控诉日本战犯的最佳机会，可是，因为最初思想上没有重视，认为战胜国惩罚战败者，审判只是形式，要什么证据？所以才派出区区几个人，也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就匆匆上阵。这样的情景，让中国检察官向哲濬心急如焚。
接下来还有一个机会，就是在被告人进行辩护的时候，检察官进行反诘和提出相关新的证据，来证明被告的罪行。
在这个紧要关头，向哲濬检察官火速回国请求支援。
艰难的取证
倪征燠1906年出生在苏州吴江黎里镇一个书香之家，少年时到上海求学，1928年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次年获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是当时国内顶尖的英美法学家。
向哲濬曾经与倪征燠两度同事，深知倪征燠的爱国情怀和学术声望，在此危急关头，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倪征燠。几天后，以倪征燠为首席顾问、由4名国内资深检察官组成的顾问团队成立了，中国检察官力量得到了有力加强。
倪征燠原本打算一接到任务就立即赶赴东京，投入战斗。可是，此刻东京审判，关于中国部分检察方面的陈述已经告一段落，进入太平洋战争部分。于是，倪征燠利用这段时间开始取证。
倪征燠经过了解和分析，发现东条英机、松井石根等人，其犯罪事实比较清楚，包括外籍人士在内提供的证言，证据确凿，得到了法庭的认可。问题的难点在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身上。这两个人一直躲在背后，精心策划了一个又一个分裂、蚕食中国的阴谋。
他首先找到了秦德纯，秦德纯原是第29军宋哲元的部下，担任过北平市市长，与土肥原贤二曾经有过接触，被迫签订过《秦土协定》，使宋哲元部从长城以北撤出，中国丧失了在察哈尔省的大部分主权，这一协定与《何梅协定》一起为日本吞并中国华北大开了方便之门。
秦德纯对土肥原贤二的毒辣与狡猾深有体会，可是，要找到符合当时东京法庭证据法则的证据，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好像处处都是证据，仔细推敲起来，又似乎都没有铁证的把握。
实在没有办法，秦德纯想到有几个已经被判处死刑的大汉奸还关押在北平陶然亭的第一监狱，就建议倪征燠先去北平搜集证据。到了监狱，才知道铁杆汉奸有多么“铁”，几个人莫名其妙就“昏迷”了，伪“满洲国”立法院长赵欣伯起初答应写一些揭发日本人罪行的材料，后来出尔反尔，将所写材料投入火炉付之一炬。幸好倪征燠一行后来拜访了吴佩孚的遗孀，挖掘到了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阴谋建立傀儡组织的证据，总算没有空手而归。
取证尚未结束，东京审判进程即将进入被告辩护阶段，时不我待，倪征燠立即启程飞赴东京。
陆军省档案库寻找罪证
倪征燠一行到达东京时，正处于被告方面就中国、苏联、日德意轴心国缔约、太平洋战争等问题逐一进行综合辩护。此前，由于中国检察力量单薄，法庭已将对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的控诉分配给了菲律宾检察官。
向哲濬立即向检察长季南提出，中国检察方面力量较前充实，对土肥原、板垣两人的控诉工作，应由中国检察人员负责。翌日，季南回答说，菲律宾检察官认为土肥原、板垣两人在太平洋战事后期曾先后在东南亚地区任日本侵略军指挥官，犯有残害当地军民的严重罪行，而且他已准备了这方面的材料。
倪征燠直接去同菲律宾检察官罗贝茨商量，建议由他负责关于东南亚地区对该两被告的反诘，而由中国检察官负责对该两被告为其个人辩护时的反诘。罗贝茨欣然同意了中方的建议。
为了获取有力的证据，中国检察组经过交涉，进入已被封闭的日本前陆军省档案库寻找罪证。
当时还有一个困难在于，按照英美法程序，在被告辩护阶段，检察官本没有再次提出证据的机会，只能在被告所提证据或证人进行反驳、反诘时才能提出。要在这个时候补提证据，就必须有力，而且有明确的针对性，不是什么证据都可以在被告辩护阶段都可以提出的。
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搜索证据，是一件被动的事，要被告正好说到某一件事，你才可以针对此事提出反诘。而被告会说到哪些事情，不会事先给你时间去找反驳的对策。只有在短短几个月内把自己从门外汉变成抗战史专家，对被告可能的辩护作出准确预估，并且找到有力证据反驳，才能在符合法庭规则的情况下，将战犯绳之以法。
那些日子，倪征燠茶饭不思，进入了卷帙浩繁的档案库，一坐就是一天，大海捞针般寻找犯罪的蛛丝马迹。
扳倒板垣和土肥原
板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这两个恶贯满盈的罪犯，是倪征燠决心要在被告个人辩护阶段将其驳倒的两个目标。
这两个人具有完全不同的个性，板垣征四郎张扬骄横，用倪征燠的话形容就是“戆噱噱”，这个好办；土肥原贤二狡猾老辣，龟缩着头，妄图逃避惩罚。可是，再狡猾的猎物也难不倒高明的猎手。针对不同的战犯，倪征燠已经想好了不同的对策。
被告个人辩护阶段是东京审判中的最后一个阶段，有25名被告。根据姓名的英文拼法，土肥原贤二被列在25名被告的第二名，其个人辩护从9月16日起进行。
先是辩护律师简述案情，接着被告提请证人受讯。土肥原提出的第一个证人是他任关东军特务机关长时的新闻课长爱泽诚，其供词大意是说：沈阳特务机关仅司采集新闻情报，并无其他秘密行动，并称土肥原为人忠厚坦白等等。
倪征燠立刻发问：“你是否知道土肥原曾于1935年阴谋发动华北五省自治？当时外国报纸均有报道，你作为关东军特务机关新闻课长，难道对此一无所知?”
爱泽诚一时惊呆，未及回答，倪征燠随即进一步提出爱泽诚当时作为特务机关新闻课长，自己曾签署向上级的报告，称外国报纸刊登有关于此事的报道。
铁证如山，爱泽诚无法否认，只得垂头丧气地认输。倪征燠当即乘胜追击，出示了一份《奉天特务机关报》，该报告首页盖有土肥原的名章，其中一页载有“华南人士闻土肥原和板垣之名，有谈虎色变之慨”等语。
土肥原、板垣两人本来都在中国作恶多端，中国人民恨之入骨，现在这两人的名字竟同时出现在一个文件之内，为倪征燠提供了一箭双雕的机会。
爱泽诚见铁证如山，如坐针毡，只得俯首无语，默认一切。此时，土肥原的美籍辩护律师华伦见势不妙，立即站起来向庭上说：“这个文件讲的是一只老虎，与案情无关，请庭上拒绝接纳作为证据。”
倪征燠随即回到讲台，解释道：“‘谈虎色变’是一句中国成语，意思是中国人一谈起土肥原、板垣两人，有如提到猛虎，足见这两人的凶恶。”当时会场肃静，听倪征燠燠一解释，恍然大悟，不禁哄堂大笑。华伦则在笑声中露出了尴尬的表情。
接着，倪征燠又进一步从提供证据的程序规则方面解释，证人爱泽诚一开始就说土肥原为人忠厚坦白等等，证据法内称“品格证据”，针对这一陈述，倪征燠提出土肥原贤二为人如同猛虎，完全符合证据法则内的“反诘”时提出的证据必须有针对性的要求。倪征燠用自己渊博的学识降服了恶魔，征服了法官。华伦闭口无语，悻悻然回到律师席。
在被告辩护阶段，狡猾的土肥原放弃陈述。依法庭程序，不能勉强其当庭发言。土肥原的如意算盘是：我本人既然不上证人台，你检察方面就无由当庭对我盘问。但是，倪征燠早就想好了对策，运用一种“指东联西”的办法，在揭露板垣征四郎罪行的时候，将土肥原一起带出来，这样，妄想逃脱的土肥原就无处遁形了。
迎头痛击板垣是从1947年10月6日开始的。板垣曾入阁担任过陆军大臣职务。他早年曾任日本驻中国使馆武官，被认为是个“中国通”。
“九一八”事变时，板垣是关东军高级参谋。他不仅精心策划和执行那次事变，立意制造傀儡组织“满洲国”，而且还成为伪满“执政”溥仪的高级顾问。他与土肥原狼狈为奸，而且还是土肥原的幕后指示者。
此次板垣亲自出马，登上证人台为自己辩护，并指出证人15个为他遮掩解脱，而他自己则为殿军压阵。
板垣通过他的辩护律师所提出的文件，差不多是在为东北事变时的日本军阀共同辩护，有的空言无据，有的不着边际，没有凭信力可言。板垣所列举其他证人所述，也都空洞无据，提不出任何有力反证。
最后，板垣走上证人台，为自己辩护。他的辩护词达48页，内容不仅累赘空泛，而且有些内容简直颠倒是非、荒诞不经。
在整整3天的反诘中，倪征燠对板垣征四郎48页的答辩词中所提到的事情，几乎都仔细盘问到。与此同时，倪征燠燠也想方设法抓住一切机会揪出板垣的同伙土肥原。因为土肥原自己龟缩起来，不敢出庭受讯，他只有在板垣辩护阶段，把他们共同策划和实行侵华时的罪恶活动联系起来。
在板垣辩护阶段作最后总结发言时，倪征燠再次提到土肥原，并指着被告席右端(土肥原的座位)问板垣：“你在陆相任内后期派往中国去拉拢吴唐合作的土肥原，是不是就是当年僭充沈阳市长、扶植傀儡溥仪称帝、勾结关东日军、阴谋华北自治、煽动内蒙古独立、到处唆使汉奸成立伪政权和维和会、煊赫一时、无恶不作，而今危坐在被告席右端的土肥原？”
倪征燠的话铿锵有力，响彻整个大厅。这样说着的时候，倪征燠燠怒目而视土肥原。这时候，他觉得好像有亿万中国同胞站在一起支持他的指控，慷慨激昂的发言几乎让倪征燠热泪盈眶。
此时，法庭上鸦雀无声。板垣知道这一连串罪状，虽然直指土肥原，但也莫不和他有直接联系，当时如坐针毡。
1948年11月12日法庭宣读判决，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和另外5名被告被判处绞刑。1948年12月23日凌晨，在东京郊外执行绞刑，尸体随后被烧成骨灰，抛于荒野。
链接：东京审判的缺陷与不足
从总体上来说，东京审判还是比较公正的，体现了反法西斯同盟国和世界人民的共同意志，体现了国际法的正义原则，但东京审判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与不足。
第一，没有追究日本天皇裕仁的战争责任。裕仁天皇对日本侵略战争以及日军暴行负有最高领导责任。他在策划日本对外侵略战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无论是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还是1937年日本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抑或对日军在中国犯下的暴行——南京大屠杀、三光政策、虐待俘虏、屠杀平民、开发使用化学武器等，裕仁不仅未采取任何阻止行动，反而嘉奖了犯罪者”。
第二，没有把“反人道罪”作为独立的起诉原因。“反人道罪”包括日本对朝鲜、中国台湾等殖民统治地，特别是在中国的占领区进行的残酷统治罪行。如在中国实施最野蛮的 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制造数以千计的重大惨案和对无设防城市居民的无差别大轰炸，以及强掳劳工、强征妇女充当日军性奴隶，等等。
第三，没有严惩实施细菌战和化学战的战犯。战争期间，有5000多名日本军人公然违背国际公约，在中国进行细菌战和化学战，参与抑菌武器、化学武器的研制、生产和使用，包括惨无人道地用活人进行实验，理应受到严惩，但他们受到美军占领当局的保护，并成为向美国提供细菌战研究资料的“有价值的合作者”。
总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保留日本的天皇制，成为战后日本重建右倾保守政治体制的政治基础和精神支柱；对日本实行单独占领并包庇、赦免一大批犯有侵略战争罪行的日本战犯，且予以庇护，使日本在战后一直没有认真反省和清理对外侵略历史，为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思潮提供了温床。这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少数右翼势力否认、歪曲和美化其侵略历史的谬论肆意泛滥，为军国主义战犯招魂的闹剧连年迭演，整治右倾化趋势日益严重的主要历史渊源。 （摘自《中国抗日战争史简明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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