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医学代孕的时机到了吗？
阅读提示：在“是否应该使用‘代孕’来解决女性的不孕不育”的问题上，尽管世界上有一些国家在开始松动，制定相关法律，对代孕谨慎放行，我国的学术界却并未达成共识。
记者｜应 琛
客观来说，代孕就像是一把双刃剑，一刀切地禁止或放开，都存在巨大的、不可预见的风险。如同试管婴儿技术，人们从最初的普遍反对到今天的慢慢接受一样，若能使代孕技术的正面效用得到合理利用，通过法律手段规制，明确其使用条件、范围、程序以及法律后果，使之增进人类福利，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谁是真正的母亲？
代孕改变了传统的生命孕育过程，在给众多不孕不育家庭带来福音的同时，却也强烈地冲击着人类传统的伦理关系和法律概念。
首当其冲的，就是对“母亲”的定义提出了挑战，从而也导致了有关“谁应该是真正的母亲”的争论。
传统观念认为，妇女怀胎十月生产者，母亲也。但代孕却肢解了母亲的角色，“血缘母亲”、“孕育母亲”以及“抚养母亲”可以不是同一个人。到底代孕者与委托人，谁才是母亲，抑或都是母亲。由此还衍生出监护权归属、财产继承等一系列法律问题。
也有人担心，科技和经济的介入，切割了人伦的完整性。父母对子女的感情来自血统，来自怀孕、分娩和日后的养育。忍受分娩之痛的母亲对孩子备加珍惜。然而在代孕后，这些都没有了，孩子来得太容易，就像从商店里买回来一个洋娃娃，这不可能不影响到父母对子女的亲情，父母的责任感亦会弱化。
对此，有着近30年生命伦理学研究经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卫生部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委员邱仁宗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中国重视血缘关系，这并非是一个伦理问题，而是一个文化问题，“但现在我们已经越来越能够接受了，比方说供体人工授精，用的是别人的精子，这在中国已经很普遍了”。
邱仁宗表示，伦理学讨论的是“谁应该是孩子的父母”，应该是提供子宫、精子、卵子的人，还应该是养育孩子的人。
“一种是生物学的父母，另一种则是社会学的父母。难道养父母不是父母？我认为，亲子关系主要还是要看谁养育了这个孩子，即所谓的社会学的父母。”邱仁宗表示，就拿供体人工授精来说，并不是说提供精子的人就是孩子的父亲了，“这在法律上也是不予以承认的”。
在邱仁宗看来，提供一次精子，和提供十个月胎儿成长的营养环境（代孕）是一回事。而有所不同的就是，比起一次性的捐精，由于代孕女性代替委托人完成“十月怀胎”的过程，在此期间，容易对腹中胎儿产生感情。
国内外经常出现代孕女性事后反悔。正所谓十月怀胎骨肉相连，一旦代孕者对孩子产生了感情，提出抚养主张，就将陷入复杂的局面。
事实上，早在1985年，美国的一起“M婴儿”案就已揭开了世人对于代孕问题的伦理拷问。
代孕母亲玛丽由于在怀孕期间生出感情，在生产后不愿向委托她的斯德恩夫妇交出孩子 （即“M婴儿”）。一场“孩子母亲与孩子母亲”的监护权之战就此打响，初审的新泽西法院与新泽西最高法院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在最后的裁决中，最高法院法官采取了折中的判决方式——代孕合同无效，玛丽仍是“M婴儿”生母，拥有探视权；但鉴于斯德恩夫妇条件更为优越，因此拥有孩子的监护权。
“和稀泥”式的判决，正说明了代孕问题的复杂性。
而对于父母的定义，英国人类受精与胚胎学法则坚持了“分娩者为母”的传统定义，委托夫妻只有根据收养法来收养自己的子女，才能获得父母亲身份。
“一旦代孕获得允许之后，这些问题都是需要在制定法律时考虑的。”邱仁宗说，法律除了要考虑应该怎样做之外，还要考虑社会的实际状况、情感和文化问题，“当然法律上也可以对代孕母亲的角色作出定义，是否具有孩子的监护权等等。如果从法律上就已经规定了她不是‘母亲’这样的角色，那也就不用像国外那样办理领养手续了。”
据了解，为了降低代孕女性拒绝交出孩子的可能性，有些允许代孕的国家还明确了卵子不得由该代孕女性提供的规定。
孩子的权益如何维护？
一般来说，代孕可以分为四种情况：第一，精子、卵子来自夫妻双方，借用代理孕母的子宫；第二，精子来自丈夫，卵子由第三方捐卵志愿者提供，用试管婴儿的方式，由代理孕母怀孕生育；第三，精子、卵子均由第三方志愿者提供，用体外受精的方式，由代理孕母怀孕生育；第四，精子由第三方志愿者提供，卵子由妻子提供，用试管婴儿的方式，由代理孕母怀孕生育。
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代孕都是由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来完成。它可以算作是临床上解决不孕症的一种方法，与传统的自然生殖的“借腹生子”不同。
邱仁宗告诉记者，最近有一些报告正在研究辅助生殖技术对孩子的健康是否存在影响，“其结果可能还是有影响的，但由于数据还在整理中，因此暂时不能下定论。所以，在国外，对于这种方式出生的孩子是要求终生随访的，但在国内并不要求”。
邱仁宗提倡的是，所有通过代孕出生的孩子都应该要建立终生随访制，而这是属于程序伦理范畴的。
此外，现实中，由于代孕生育的孩子存在先天生理缺陷或出生后患有重大疾病，代孕者以及委托人，双方都不想要孩子的混战也不断上演着。
“若出现残疾或疾病，两方都不想要的情况下，孩子该怎么办?这也是若允许代孕需要事先考虑到的问题，也属于程序伦理的范畴。”邱仁宗的建议是，将来可以成立一个专家委员会来做鉴定，孩子的损伤是一次性的还是永久性的，及其严重程度，“也可以制定一些允许放弃的规定，或者可以送到福利机构。是代孕妇女怀孕期间导致的残疾，还是由于产科医生引起的医疗事故……这些情况都要有相关规定。当然法律也可以规定，此类小孩跟普通孩子是一样的，如果委托人拒绝抚养就是犯罪。”
邱仁宗还提出，在这个问题上可以事先设置一项保险费，“比方说你要代孕前，就得给这个孩子交一笔保险费。一旦出现问题，就可以由保险公司来负责孩子的后续治疗费用。”
就在近日，上海闵行法院对一起代孕双胞胎的抚养权纠纷案作出一审判决，判令双胞胎由祖父母监护，同时被告人李女士需在判决生效之日将孩子交由对方抚养。
被告人李女士和林先生是一对再婚夫妻，李女士患有不孕不育症，为了拥有自己的孩子，两人通过非法购买卵子、体外受精、再委托他人非法代孕的办法，获得了一对跟丈夫有血缘关系、跟自己却没有血缘关系的双胞胎孩子。
去年2月，李女士的丈夫突发重病身亡。而她的公公婆婆又在偶然间发现了这个购卵代孕的惊天秘密。两人便将李女士告上法庭，要求认定李女士与两个孩子无血缘关系，并成为双胞胎的监护人。
“由于是非法代孕生子，法律也没办法来支持女方。但更多还是应该从孩子的利益来考虑。”邱仁宗说，“也许老人争夺监护权更多的是出于情感考虑，但也不排除掺杂了未来养老以及财产继承方面的考量，当然，这也是正当的。”
被告律师在对本案陈述时就表达出了这样的担心：“主要就是为孩子的将来。离开了自幼生长的环境，去和两个陌生的老人共同生活，我想孩子应该是很难以适应的。另外，对于本案来说，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例，因此不可避免在法律的条文中会遭遇到申对的一些缺失部分。”
代孕合法有可能吗？
由于代孕引发的社会问题实在太多，而我国相关的法律并不配套，因而禁令出台了。
2001年8月1日起施行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2006年2月7日实施的《卫生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校验实施细则》第五条第三款则规定：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人类精子库的机构，如果实施代孕技术等情形将导致该机构校验不合格。
但事实上，代孕行为并没有因为法律禁止就不复存在，反而在近年来出现了日益增多的现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代孕给了一部分不孕夫妻生育的希望。
资料显示，20年前,我国育龄人群不孕不育率仅为3%,在世界上处于较低水平。如今,全国平均每8对育龄夫妇中就有1对面临生育困难,不孕不育率攀升到12.5%-15%,接近或达到发达国家15%-20%的比率。《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还显示,我国不孕不育者以25岁至30岁人数最多,呈年轻化趋势。
“允许开展代孕来解决不孕不育问题，现在是时候。但我并不是说，要全面开展代孕技术，而是仅限于医学目的。”邱仁宗强调道。
但在“是否应该使用‘代孕’来解决女性的不孕不育”的问题上，尽管世界上有一些国家在开始松动，制定相关法律，对代孕谨慎放行，我国的学术界却并未达成共识。
反对者认为“代孕”冲击了人们的生育观念，与现行的伦理道德秩序存在很大的差异，而围绕出卖卵子或“出租”子宫展开“生意”，是将生育器官商品化，贬低了人的尊严，“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生育动机，怀孕不再是为家庭延绵后代，而成了明码标价的交易，在伦理上是不为大众所接受的。”
而赞成者则认为，对于那些不孕妇女，通过代孕获得一个后代，是人道主义的行为，而且是一种“美好社会目的”的道德行为，给一些不孕妇女带来福音。
“我国《宪法》规定，要尊重保护人权。人权之一就是妇女的生育权。但生育权不是绝对的，比如说人口过剩的时候，可以限制你。但现在不允许开展代孕技术，有需要的妇女就享受不到合理正当的生育权。这便难以得到伦理学辩护。”邱仁宗解释道，“我们伦理学首先要考虑的是患者的风险受益比。在评价这个技术要不要做的时候，病人有没有受益，风险有多大。当受益大大超过风险时，那就应该做。”
在邱仁宗看来，目前代孕从技术上来说并不存在困难。“所以有子宫问题的妇女肯定能够受益，这一点毫无疑问。”邱仁宗进一步补充道，“另一方，同样是不孕，为什么就允许有输卵管疾病的患者接受辅助生殖技术，子宫有病的就不能了呢？这显然是不公正的。如果说开展代孕技术负面后果大就不允许解决不孕问题，这个没有说服力。”
邱仁宗表示，如果完全禁止代孕，除了对病人不利，对生殖科学的研究发展也不利，最好的办法是找到存在的问题，用法律来规范，而不是禁止，“法律必须先行，不是说放开就放开。同时，法律要禁止的是非医学目的的代孕，以及禁止不能怀孕的妇女与代孕女性进行金钱交易，即禁止商业化。代理母亲，我建议是患病妇女的亲戚或朋友来担当。”
此外，邱仁宗也认为，代孕技术也应该向单身母亲和同性恋母亲开放，但这或许是下下一步要考虑的事了。
记者查阅资料发现，早在2013年，当时的卫生部曾召集专家就“代孕”问题征集意见。专家预计，一旦代孕的相关法律法规通过并公布，我国实现合法代孕将变成现实。这个过程如果顺利，最快5年到10年，代孕就能够合法开展。
但就在今年4月，国家卫计委等12个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印发开展打击代孕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自2015年4月起至12月底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打击代孕专项行动。
4月10日召开的国家卫计委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生计生委新闻发言人宋树立表示，虽然此次专项行动会在年底告一段落，但未来要探索建立打击代孕的长效机制。
卫计委公共政策咨询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协和医学院人文和社会科学学院院长翟晓梅则表示，代孕行为有违法律和伦理，在生殖辅助技术遭到滥用的当下，严打代孕是形势所需，我国尚不具备代孕合法化土壤。
对于部分希望为医学原因放开代孕的声音，翟晓梅从学术角度提出看法：“一项公共政策的制定、出台，事先需要经过严谨的调研和充分的论证。对于代孕问题所涉及到伦理学和法理学研究、政策监管和法制支持等方面，这些讨论工作目前开展得并不充分，谈分类管理的可能性为时尚早。”
如此看来，现阶段女方子宫有问题的夫妇只能通过领养，拥有自己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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