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中美互访背后的人和事
阅读提示：为了感谢布热津斯基在促进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起的重要作用，邓小平在访美期间欣然前往布热津斯基家中做客。
记者｜任蕙兰
“小步舞曲”试探
1969年，中美双方都有融冰的意向，但信息如何传递？基辛格打趣说“与中国人跳了一场错综复杂的小步舞”。
5月，法国首任驻华大使马纳克向中国传达了尼克松的正式口信:美国想跟中国人缓和。11月，美国政府撤走了两艘在台湾海峡巡逻的驱逐舰。中方对这些信号沉吟不决之际，外交史上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
在一场时装表演上，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赛尔看见两个穿中山装的中国外交官，快步走过去，两人注意到一个西方外交官走近，本能地迅速离开，斯托赛尔拔腿急追，在大门口堵住两人，请对方向上级报告尼克松的口信:希望和中国进行重大具体的会谈。
据说斯托赛尔得到的命令是，“即使追到厕所也在所不惜”。周恩来后来和基辛格开玩笑:“你如果要让我们的外交官得心脏病，就在社交场合找他们接触。”
相比美国人直接的“示爱”方式，中国人永远是含蓄而巧妙的，当然有时太过巧妙了。
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邀请斯诺夫妇在天安门参加国庆典礼，两人合照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的显著位置。但是基辛格后来在回忆录里抱怨：“他们不幸对我们敏锐观察事物的能力估计过高，他们传过来的信息是那么拐弯抹角，以致我们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其中的真意。”
1970年12月，毛泽东同斯诺长谈了5个多小时，表达了对尼克松访华的期待，“我愿跟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他当做旅行者来也行，当做总统来也行。”可惜斯诺的这篇专访直到次年4月才在美国《生活》杂志发表，错过了它最重要的历史使命，其间中国又回了漂亮的一球——邀请美国乒乓队访华。
一番试探后，某次宴会上，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带来一个重磅炸弹。“在一个只有我们三人在场、紧闭着门的僻静的会议室里，叶海亚·汗告诉周总理，他最近访问了美国，并在美国椭圆形办公室里见过尼克松总统。总统请他向中国转达一个信息，准备派高级人员，甚至是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与中国对话。”冀朝铸在回忆录中写道，他作为周恩来的翻译亲历了这一幕。
当时中美之间的交流是通过复杂而古老的方式——毛泽东周恩来给尼克松基辛格的信，由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张彤亲自交给巴基斯坦外交国务秘书舒尔坦，再由舒尔坦通过外交邮袋交给巴基斯坦驻华盛顿大使希拉里，由希拉里亲自送给在白宫的基辛格。
几经转折，中方的答复终于送到白宫，令热锅上的尼克松和基辛格解脱——“为了讨论撤出中国领土台湾问题，尼克松总统的一位特使将会在北京受到最热忱的欢迎。”
基辛格玩“失踪”
1971年7月，在巴基斯坦访问的基辛格上演了一出经典的“金蝉脱壳”。他称病躲到叶海亚·汗总统别墅去休养，悄悄玩起了“失踪”。
7月9日清晨，在大檐帽和墨镜的乔装下，基辛格一行匆匆来到巴基斯坦机场，一架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波音飞机上，章文晋、王海容、唐闻生、唐龙彬已经等候多时。伦敦《每日电讯报》记者恰巧目睹了基辛格登机，但这条足以轰动世界的急电却被编辑签废。
“当年，我们探险似地神秘地飞过太平洋来访问北京……”基辛格的助手洛德，十几年后出任美国驻中国大使时不忘以此作为开场白。
北京时间中午12点15分，飞机在北京郊区的南苑军用机场降落，叶剑英一行前来迎接，基辛格在叶帅陪同下乘坐大红旗轿车进城。与美国助理国务卿霍尔德里奇同车的黄华晚年回忆，当时尚在“文革”高潮中的北京，从机场到钓鱼台的公路两边不时出现大幅标语:打倒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等。
“霍尔德里奇问我是什么意思，我如实翻译，他马上不自在起来。”而叶帅原本打算安排基辛格一行下榻的钓鱼台国宾馆别墅，也被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占用了，只有两幢小楼可供使用。
下午，基辛格终于与周恩来见面，他的开场白琢磨了很久，“已经有许多人访问过这个具有几千年闻名的美丽国土了，对我们来说，确是一个神秘的国土。”
周恩来笑着回答，“你会发现，它并不神秘，你熟悉它之后，它就不会像过去那样神秘了。”
从7月9日下午到11日下午1点，基辛格和周恩来举行了6次会谈。黄华记得双方第一次交锋的场景，基辛格拿出一本足有7厘米厚的文件夹，读起他和尼克松一同起草的很长的一篇讲稿，周恩来只掏出一张纸放在茶杯边，纸上写着几行字。
基辛格事后回忆，在他的谈判生涯中，从未遇到过周恩来这样的对手。一般谈判者像切香肠一样，把他们的让步切成小片，切得越薄越好，而每作一点点让步，拖的时间越长越好。而周恩来总是一步跨到一个合理立场，明确无误地摆出无可改变的态度。
“尽管开头的让步似乎大一些，但与那种色拉米香肠似的办法相比，几乎可以肯定，总的让步是比较小的，这样做更容易维护自己的立场。”后来“周式谈判法则”也变成了“基式法则”。
11日上午公告出炉:“获悉，尼克松总统曾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获悉”两字是周恩来的杰作，避开了谁主动提出访华的问题，使美国的面子更好看，基辛格因而在尼克松总统“接受了这一邀请之前”加上了“愉快地”，投桃报李。
美国，7月15日，19点，电视摄像机的镜头对准尼克松，“我要求占用晚上这段时间，是为了宣布我们为了建立世界持久和平而做的努力中的一件大事……”
“七一五”公告发布，尼克松即将访华，全世界几乎所有电波都在传递这个消息。
绕开国会的沟通
1973年，中美两国在北京和华盛顿建立了联络处。在兴奋了一阵子之后，朝着正式建立关系的进展遇到了阻力。1974年8月，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台，福特继任总统，1975年福特访华，表示由于美国国内形势，中美关系正常化要推迟到1976年美国大选以后，结果福特在大选中败北，1977年卡特入主白宫。
1949年，年轻的卡特曾作为美国海军军官来到中国，新中国诞生的那一天，他正好在青岛附近海域执行任务，并且度过了25岁生日。
当然，卡特要让中美关系正常化，并不仅是因为他和中国之间颇具渊源。随着美苏争霸的态势愈演愈烈，美国需要借助中国的力量牵制苏联。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向卡特建议，要打“中国牌”。况且，美国国内商业界对中国市场兴趣浓厚，大财团发起与中国建交的签名运动，给政府施压。
1977年，卡特先给中国传递了一个信号，派儿子随国会代表团访华，受到李先念副总理的接见。在正式接触之前，卡特先要掌握尼克松和基辛格和中国谈判的细节，他派白宫国家安全中国事务专家奥森伯格查阅当时与中国谈判的记录，确认尼克松和福特任内有没有对中国做出什么秘密承诺，或者中国方面有没有对美国做出秘密承诺。
奥森伯格查阅了1971年到1976年之间尼克松、福特、基辛格、黑格等人与中国领导人谈判的备忘录、会议记录等，最后向卡特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包括一是提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几个方案，二是提出向中国转让非军事技术的方案，三是裁撤在台湾的美军的步骤和几种方案。
“台湾在美国，特别是美国国会里的势力很大。由于缺乏始终如一的总统领导，台湾帮似乎左右了美国在远东这个根本问题上的政策的形成。”卡特总统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的亲戚和普兰斯一带的邻居源源不断接到去台北游览的邀请，全部费用有人代付。”卡特在几次预选中获胜后，就感受到了台湾的能量。“接受这种盛情的人在台湾领导人的招待下有吃有喝，还有人向他们赠送精美的礼物，但要求他们来影响我，想使我忘记履行美国对中国许下的诺言。”
但是美国人清楚地看到“同中国交朋友有一些有意思的潜在的益处”。其中之一是中国能悄悄地左右一些第三世界国家，而美国同这些国家交往时很困难的。
随着苏美谈判受阻，卡特急着兑现前任的诺言，先后派国务卿万斯，国家安全事物特别助理布热津斯基和驻华联络处主任和中方接触。
“中国虽然一心搞内部政治上的整顿，但还是希望谨慎行事，并注视着美国将如何对待自己。”万斯回忆。他的夫人在日记中记录1977年随丈夫访华的经历，“我们被引到又宽又高的阶梯下，墙上挂着毛的画像，两边的红色铅板上写着毛的语录。”这位伟人的影响力并没有随着他的去世画上休止符。接见万斯的是副总理邓小平，他幽默地说:“你知道我是唯一一个两上两下的人。”
中方拿出了建交三原则:断交，撤军，废约，在万斯看来中国人是“有耐心而顽固的”，“耐心地等待你接受他们的‘原则’”。根据黄华的回忆，1978年12月和伍德科克的谈判中，美方基本亮出了底牌，要求与中方在当年12月15日前达成协议，1979年1月1日正式建交。
邓小平对一个外国记者说，中国同日本“一秒钟”就达成了和平友好条约，同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只要两秒钟”就行了。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美国方面的谈判居然是绕开国会进行的，所有信息都是从白宫直接发往中国，甚至没有让国务院插手，免得国会和公众知道后会提出强烈反对。卡特在日记中写道，“大部分给邓小平的建议和答复，都是我和布热津斯基亲自起草，从白宫发给他的。”
“我半夜给蒋经国打了电话，告诉了他美方的决定，又分别给福特、尼克松通话，和尼克松聊了很久……”卡特在日记中写道，“12月27日，我收到了勃列日涅夫的来信，苏联对中国非常不满，几近抓狂。”
1979年1月28日清晨，一行车队悄悄驶出中南海，直奔首都机场。这天是中国人的传统节日——春节。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习惯，农历的大年初一一般是不出远门的，一家老少团聚，要热热闹闹过年。但邓小平却选择在这个时候进行一次跨越太平洋的远行，在中美正式建交27天后出访美国。
邓小平的出访，是应此前中美建交谈判中美国总统卡特发出的邀请。选择在这一天出行，是邓小平的主意，因为大年初一意头好，表明邓小平十分看重这次出访，他这是在为国家图个吉利。
为了感谢布热津斯基在促进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起的重要作用，邓小平在访美期间欣然前往布热津斯基家中做客。
※版权作品，未经新民周刊授权，严禁转载，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