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法国北部 最大露天难民营
阅读提示：法国加来的“丛林”难民营只是欧洲社会正在面临的汹涌而来的难民问题中的“冰山一角”。西欧社会政治力量的疲软、经济的衰退、族群文化的冲突以及民主制度的极限都在其中暴露无遗。
难民危机，暗藏玄机？
老实说，当欧洲难民危机刚刚爆发时，我也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态来看西洋镜的。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谁种下的苦果，最终当然还得由谁来收了。我甚至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因为那样才能给欧洲一个教训，给美国一个教训。
直到小艾伦死亡的照片呈现在我的眼前，我才受到触动，希望这样的悲剧不要再发生。欧洲社会同样因此而触动，巨大的压力促使欧洲应对难民的政策开始向积极的一面调整。尽管仍存巨大分歧，但欧洲在小艾伦事件发生后，基本还是呈现出了“欧洲人道主义”的光环，然而，欧洲的人道主义真的那么伟大吗？
当因为同情小艾伦而起的情绪逐渐平静下来，人们发现，难民这件事真的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我们的作者得到一次宝贵的机会进入法国北部最大的露天难民营，与生活在那里的难民零距离接触，我们发现，小艾伦这样的悲剧以前有过，现在还在发生，而且今后恐怕还会继续，难民的处境当然值得同情，但不走近他们，您还真不能了解到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群，他们的身份真的没有“亟需帮助的弱者”那么简单。
大多数人都认为难民对欧洲而言是一场危机，换一个视角，您可想过这或许是一盘大棋？欧美各国都打着怎样的算盘？
我们对欧洲难民危机充满困惑，解开这些困惑，很重要，它能帮助我们看清当今世界的本质，甚至能让我们明白今天人类的悲剧是怎么产生的、将会如何发展、最终又走向何方。
期望这组多视角俯瞰欧洲危机的文章能带您看清。（首席记者/杨 江）
探访法国北部最大露天难民营
法国加来的“丛林”难民营只是欧洲社会正在面临的汹涌而来的难民问题中的“冰山一角”。西欧社会政治力量的疲软、经济的衰退、族群文化的冲突以及民主制度的极限都在其中暴露无遗。
特约撰稿｜梅思繁 特约摄影｜Alain Deflesselles
助理｜李 然
位于法国北部的全法第四大货运港口城市加来（Calais），北部与比利时接壤，西临英吉利海峡与北海之间，距离对面的英国海岸只有38公里，自古以来就是法、英、比利时三国的重要海路以及陆路交通枢纽站。然而近15年来，令全欧洲媒体以及公众对加来市格外关注的，却并非是它重要的港口城市角色，而是位于市内的大型露天难民营“丛林”（The Calais Jungle）。
“丛林”难民营的起始可以追溯到1999年。在当时法国社会党领头人物利昂内尔·若斯潘（Lionel Jospin)担任希拉克政府的总理期间，法国红十字组织在加来港口附近的小城桑加特（Sangette)第一次搭建了难民接纳机构。但是桑加特的难民营很快就因为前来的难民人数太多，超过了红十字组织的管理能力与范围，而在2002年被当时的法国内政部长尼古拉·萨科齐下令取缔关闭。桑加特营地被取缔后，当时的几百名来自世界各地的难民就开始流散居住在加来郊区的树林空地上。从2002年至今，法国政府虽然屡次取缔露天难民帐篷营地，“丛林”的扩散范围却变得越来越广，难民人数也以惊人速度不断上升着。根据2015年7月英国《每日电讯报》的数据，加来市的难民人数至少达到了3000人，而根据加来市本地最重要的人道主义组织之一“难民之家”（L’Auberge des migrants ）的估算，实际人数在接近4000。
2015年4月，随着叙利亚难民的大量拥入，法国政府在近15年来，第一次以政府资金与人员介入，将距离加来市区6公里处的一处运动场地——儒勒·费里中心（Centre Jules-Ferry）开放作为难民接待中心。围绕儒勒·费里中心呈放射状散开的，汇集着来自全世界将近4000难民的这片18公顷露天营地，即是法国最大的难民营之一“丛林”。
笔者日前获得一次难得的机会进入“丛林”，所见所闻所感或对外部深入了解难民问题有所裨益。
4000难民组成的“城中城”
“丛林”难民营在法国政府正式介入前，已经有了它非常清楚详尽的内部组织与构造。4000名难民来自世界上不同的处于战乱或者独裁统治的国家。根据各种人道组织的调查数据，难民中的大部分人来自中东的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东非洲的厄立特里亚和苏丹，以及随着叙利亚局势日益紧张大量涌入的叙利亚人。难民根据自己的国籍聚集占地群居，从而形成了清晰的阿富汗营地、苏丹营地、厄立特里亚营地等等。叙利亚人因为近期才开始大量抵达，对已经在“丛林”中势力稳固的阿富汗与非洲群体心存顾虑，于是有不少选择扎营在距离主“丛林”较远的，靠近加来市区的空地。
儒勒·费里中心外24小时有法国特警守卫。只有跟随法国以及其他各国的人道主义机构，或者正式政府机构人员才能进入。笔者此次一行三人，是在加来的“难民之家”的志愿者的陪同向导下，全程采访记录的。
儒勒·费里中心内有操场，食堂，手机充电间等硬件设施。从2015年4月起，法国政府每天下午5点，向所有难民发放一顿免费热食。热食由中心食堂就地烹饪，笔者当天所见每人能领到的食物包括：米饭、炖鸡腿、一份炖蔬菜以及少量番茄酱。难民们在食堂外排着近百米的长队，发放时间从下午5点一直进行到将近7点。领完食物后，人们拿着饭盒纷纷回到自己的帐篷就餐。除了每天一顿由法国政府提供的热食以外，各种民间人道主义机构每周会定期向难民分发食物。比如“难民之家”从2008年成立以来，每周二与周五下午定时前往“丛林”，向难民分发食品、衣物、棉被、帐篷等生活必需品。这些物资大都来自法国本地超级市场的免费赠予以及民众捐赠。与此同时，还有一定数量来自法国以及英国的私人捐赠者，自行驱车前来向难民赠送食品和生活用品。
越过由政府出资管辖的食堂以及手机充电活动区以后，则开始进入真正的“丛林”帐篷住宅区。除了少量由难民自己搭建的简易木房子以外，大部分的“住宅”都只是席地而立的帐篷。笔者在实地探访时，法国已经进入多雨阴冷的秋季。当天下午的大暴雨令营地顿时变成了四处汪洋一片，烂泥污秽的泥浆地。由于没有任何官方组织的垃圾清理，营地处处垃圾泛滥，且伴随着恶臭异味。“丛林”内驻扎着国际医疗组织“世界医疗团”（Médecins du monde)，为难民提供基本的医疗护理条件，也预防疾病的发生扩散。从法国政府正式介入营地的管辖以后，近期“丛林”中有了少量自来水水源。政府搭建了一些木头淋浴房、厕所。但是无论是淋浴处还是厕所的卫生状况都极为糟糕，且因为水源很少，更没有任何热水，洗浴依然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笔者在探访期间，也看到了一些相对完善的难民住宅。它们通常是一些到此地已经有一些时日的苏丹、厄立特里亚人搭造的。他们从“丛林”附近的树林捡来木材，用木头搭建简易住宅。有的甚至还安装了些颇为像样的烹饪炉具，可以自行在房间里烹煮食物。
“丛林”中有一间难民们自己经营的餐馆，每天轮流出售各国不同的特色食物。阿富汗人则经营着大大小小的食品杂货铺，你可以在里面买到薯片、饼干、饮料等各种物品。为了让难民在营地里能有学习法语的机会，来自各个人道主义机构的志愿者搭建了一所学校，向儿童以及成人开放。天主教徒居多的厄立特里亚人还在“丛林”深处建了一所教堂，供教徒们祈祷所用。
这座位于加来市的“城中城”之所以24小时受法国特警的严格监控，因为“丛林”内各个民族之间的暴力冲突时有发生。冲突的缘由常常都是因为偷窃或者争夺救援物资而挑起。比如2015年9月10日22点，就发生了一起因为涉嫌偷窃自行车而引发的，阿富汗人与苏丹人之间的恶性暴力群殴事件。当天200多名阿富汗人与苏丹人用铁器、榔头、铲子进行斗殴，法国警方除了出动了40多名特警以外，还启用了直升机进行照明才制止了殴斗，当天受伤人数为9人。
由于此类恶性暴力事件在“丛林”内频繁发生，女性难民则大部分另外聚集在主营地以外的其他地域，避免暴力以及性侵害等事件的发生。至于低年龄的儿童群体，也有专门的人道组织协管，将他们安置在营外边缘地区。这些儿童大部分是在向欧洲逃亡路上，丧失双亲的孤儿。
笔者在探访“丛林”的三天期间，多次试图靠近女性和低龄儿童群体，但是几次尝试皆遭到了人道组织的拒绝。据了解，近4000民难民中，女性的人数只有300多名，受教育的程度普遍较低。人道组织出于安全因素，不希望将这两个格外弱势的群体曝光在媒体面前。
跨过那道网，就会迈向希望与光明？
加来市的“丛林”难民营之所以倍受欧洲媒体的关注，除了它规模大且拥有一定历史以外，其最特别之处在于：这个营地的绝大多数难民们都有着同样的目的，就是偷渡前往距离加来38公里的海对岸的英国！
来自阿富汗、巴基斯坦、苏丹、叙利亚的难民历史上有向英国移民逃亡的传统。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已经会说较为流利的英语，很多人的亲人也已经抵达或者生活在英国境内。“丛林”对他们来说，是一路苦难出逃抵达英国前的最后一站。他们滞留加来市的唯一目的，是在某一天的晚上，能偷渡爬进开往英国的轮船、货车，或者能跃上途经加来驶往伦敦的“欧洲之星”的火车，驶向英国。
面对从上世纪末开始源源不断，通过加来试图非法进入英国境内的难民，英法两国虽然联手采取了一系列打击偷渡组织，加强英吉利海峡隧道边境检查的措施手段，英国政府甚至出资在法国境内建双层铁丝网，却依然无法阻断汹涌如潮的难民潮。这些来自全世界的难民不惜在加来“丛林”中过着近乎牲畜般条件的生活，冒着生命危险，向着他们心目中的希望之国——英格兰挺进。对于他们来说，这道铁丝网的这一边是苦难与黑暗，网的那一边则是希望与光明。
甲哈扎是个17岁的小孩，来自巴基斯坦与阿富汗的边境帕拉奇纳(Parachinar)。在10岁的弟弟被塔利班杀害后，作为家里唯一剩下的孩子，他决定逃亡英国。他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父亲是学校的老师，自己则上过学受过教育。他说，那些上过学受过教育的人群，常常是塔利班侵害的对象，这也就是为什么他选择留下父母，独身逃往欧洲的原因。他说，留在巴基斯坦，他的生活是没有任何希望的。为了踏上前往欧洲的路途，他的父母向蛇头支付了6000欧元的手续和旅途费用。在火车、汽车、步行辗转经过了土耳其、希腊、保加利亚等地，并且在保加利亚监狱待了20天以后，终于进入西欧法国，来到了离英国只有一步之遥的加来。他说，来之前，蛇头告诉他与父母，抵达了西欧，政府即会向他提供住宅与工作。然而在“丛林”滞留了将近三个月以后，他发现这里除了一天一顿热食以外，什么都没有！站在我面前的甲哈扎在9月底的凉风里，同营中的大部分难民一样，穿着一双拖鞋。他说，他正准备去营地接待中心问，哪里可以拿到一双暖和些的鞋。
甲哈扎告诉我，他每天中午12点左右起床，因为晚上22点到凌晨2点之间，他和“丛林”里上千难民一样，一次次地尝试着爬上开往英国的货车、轮船。他说，试图跳上“欧洲之星”火车的做法太危险，因为火车在加来穿梭而过的时间不到十秒，常有难民被电击致死的事件。但是他人瘦小轻巧，翻过双层铁丝网再进入一辆货车，对他来说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与他交谈的那天，他正同身在阿富汗的父母通过电话。他告诉笔者，父母说去英国要冒着送命的危险，他们什么都不要，只要他回家！
除了每天夜晚的逃亡企图，和白天花大量时间侦查寻找有可能跳上的车和船，甲哈扎的“业余时间”，大部分都花在了写日记上。他说他把每一天的经历都记了下来，写日记让他觉得安全有依靠。
我问甲哈扎，他有没有想过，真的逃到了英国，如果那个国家和那里的生活完全不是他想象中的那样呢？如果那里和加来一样，什么都没有呢？如果对岸的英格兰，和千里之外的巴基斯坦一样，没有他等待中的希望与明天呢？
他低头看着自己赤裸的脚，一句话都没有说。
亚伯拉罕与桑莱特——亡命途中相濡以沫
我第一次见到亚伯拉罕与桑莱特的时候，他们正拿着食堂分发的纸饭盒向自己的帐篷处走。这两个来自厄立特里亚的天主教徒像法国人一样，同我行吻脸的礼节。亚伯拉罕28岁，逃到欧洲前在厄立特里亚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电力技术人员，会说流利的英语。他的女友桑莱特高中毕业，今年26岁。亚伯拉罕为了支付和桑莱特一起偷渡前往欧洲的旅行费用，花费了他三年的工作积蓄。为了赚到更多的钱，他还到埃塞俄比亚的某家中国企业工作了将近一年半。这对情侣坐船穿过地中海，由意大利进入欧洲大陆，在9月中与我交谈时，才刚刚抵达“丛林”三个星期。
与难民营中的大部分难民截然不同的是，亚伯拉罕与桑莱特身上干干净净，没有任何异味，穿着得体大方。桑莱特更是保持着女性的文雅与优美，矜持秀丽。在同我们进行了初次交谈后，亚伯拉罕即非常坦率地向我们提出，能否请我们开车将他们从“丛林”难民营带到隔壁的敦克尔顿港口(Dunkerque)，因为他希望带桑莱特从敦克尔顿偷渡上开往英国的船或者货车。亚伯拉罕说，加来的警力太严密，桑莱特身体文弱，无论是爬货车还是翻双层铁丝网，她都是没有任何可能成功的。营中的其他厄立特里亚人建议，或许他们可以尝试从警力稍弱的敦克尔顿入口。
帮助非法难民在法国境内流通是涉嫌违反法国法律的民事准犯罪行为，但是我与同行的摄影师与助理，还是决定冒这个险。9月20上午10点30分，我们一行三人驱车载着亚伯拉罕与桑莱特，由加来前往敦克尔顿。
与深陷战乱的阿富汗、叙利亚、伊拉克这些国家的难民不同的是，厄立特里亚人并不是因为战争选择逃亡的，而是因为国内的腐败专制集权、强行沉重的兵役制、严重的经济贫困以及恶劣的人权状态。鉴于其国内黑暗的生存条件，根据联合国难民组织数据显示，在过去10年中，有将近30万厄立特里亚人逃亡到其他非洲邻国以及欧洲大陆。
亚伯拉罕在前往敦克尔顿的路途上告诉我，他与女友前往英国的目的并不是要在欧洲定居，而是希望到英国去学习难民法，回国帮助更多的同胞与国家。他说，他的梦想是将民主与革新带到厄立特里亚。为了这个梦想，他要从改变自己开始，学习新的专业。为了这个梦想，他也愿意和桑莱特冒重重危险，最终抵达希望之地——英格兰。他要把希望带到厄立特里亚去，让年轻人不再受遥遥无期的强制兵役的苦，让财富不被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让言论和媒体自由也变成国家生活的一部分。
亚伯拉罕一边说着这些未来的蓝图，我们的摄影师一边向他解释着如何辨识英国货车的车牌，哪些是英国轮船公司的货船。因为他连这些最基本的常识都不太了解……
我们把车开到了远方船只林立，四周杂草丛生的港口边。亚伯拉罕和桑莱特从车上走下来。我们对他们说，如果在这里上不了船也爬不进货车，可以打电话给我们，我们再载他们回加来的“丛林”营地。亚伯拉罕同我们握了握手，桑莱特拿着我们送给她的一束野花，两人肩并肩地朝着远处的白色轮船走去。
三天以后，当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依然没有他们的任何消息。我不知道这个有着和林肯一样名字的理想主义男孩与他瘦弱美丽的女朋友，是重新回到了肮脏杂乱的营地，还是消失在了敦克尔顿荒野孤独的草丛中，或者是登上了驶向“希望”与“光明”的轮船。
拉玛耶德——将过去隐藏在深处
瘦小精干的拉玛耶德是“难民之家”的志愿者，也是陪同笔者这次行走“丛林”的向导。拉玛耶德是个格外麻利能干的人。为志愿者准备午餐食物，为难民分发必需品，调解族群内部矛盾，营里没有一个难民不认识他。难民们缺衣少被子、想找一双暖和的鞋子多要一条毛毯时，第一个联络的人必定是拉玛耶德。而他呢，更是对营里各民族之间的微妙关系，哪些是笔者不宜涉及的敏感地带等各种机关了如指掌。然而这个让所有难民都对他言听计从的志愿者，自己在四年前却也是一个来自“丛林”的阿富汗难民。
笔者一路试图了解拉玛耶德的过去，他来自阿富汗何处？出于什么原因逃亡到欧洲？他一定也像无数难民一样，目的地是前往英国吧？怎么又选择留在法国了呢？他向法国政府申请避难的过程是否漫长艰难？以法国政府2014年只有17％的准予给予难民身份的比例，拉玛耶德是否成功获得了合法避难的身份？还是他依然只是一个同4000个“丛林”中的难民们一样的，没有任何官方承认的非法难民？
面对笔者所有的这些问题，拉玛耶德都只是一笑了之，不愿意给予我们任何的回答。据“难民之家”的其他法国志愿者透露，拉玛耶德是“难民之家”的正式雇员。但是他有没有获得法国政府的合法难民身份，并没有人提及。也许也正因为复杂的行政程序和政治压力，让他对自己的过去只字不提。
这个讲着一口流利法语的阿富汗人，在笔者问他来自何处时，开朗地笑着回答道：我来自加来，我来自“丛林”！
叙利亚难民营——当地人眼里的巨大麻烦
近三个月开始大量涌入加来的叙利亚难民，有不少选择了远离“丛林”营地，而是在更靠近加来港口的市中心安营扎寨。他们的落脚点是市区教堂前的一片空地和边上的停车场。聚集在市区的叙利亚难民人数在200人左右，他们同所有“丛林”的难民一样，目标是前往英国。就在笔者到达加来市的前一天晚上，一个40岁左右的叙利亚男人因为试图跳上“欧洲之星”的火车，而当场触电死亡。据“难民之家”组织的志愿者们所说，此类因为偷渡而发生在深夜的死亡事件时有发生。现场的叙利亚难民则称，在每天成千试图逃亡英国的人群中，每周只有3—4人能成功地抵达英国。而成功与否，运气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
从15年前的300个难民，到如今“丛林”中将近4000的人数，再到进驻市中心的教堂，加来以及北部——加来海峡地区（Nord-Pas-de Calais)的普通法国民众多有一种混合着愤怒无奈与对现状极其不满的情绪。
市区教堂对面的一家餐厅有着将近30年的历史。餐厅的经理安娜女士告诉我，她亲眼见证了加来市近5年来的巨大变化。因为加来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难民城市”，作为北部重要的交通枢纽，货车司机们纷纷选择不在加来停靠休息。她的餐厅从5年前的生意兴隆，到现在门庭冷落。（笔者当天到访时，餐厅里一个客人都没有。）安娜说，不仅外地司机不再来她的餐厅，连本地人也不愿意踏入门来。因为餐厅正对叙利亚难民聚集地，垃圾成堆臭气难闻，安娜说，有哪个客人愿意花钱坐在露天座上欣赏这样的“风景”呢？安娜对难民们的境况也没有更多的同情。她说，每天各种人道主义组织给难民送大量食物，很多食品根本吃不掉，就这样被扔在街上。而难民们似乎也并不是那么不幸，因为他们常常在晚上大声喧哗放音乐唱歌喝啤酒，开露天“派对”。安娜说，在法国，像她们这样工作一辈子的法国人，要得到国家的补助越来越困难，但是外国难民只要一踏上国土，无论是否申请避难，都能得到这样那样的援助，这公平吗？安娜与另一位餐厅管理女士义愤填膺地说，按照这样的趋势，不出几年，加来市就会变成一个垃圾城市。
像安娜这样对于大量难民涌入持极力反对意见的本地人绝非少数。笔者在“难民之家”与其中的一位志愿者丹尼尔先生交谈中获悉，丹尼尔虽然自愿参与帮助救济难民的活动，但是从政治立场上，他坚决反对法国政府敞开边境允许难民涌入。丹尼尔说，从人道上来说，他同情那些身处战乱或者集权国家的流亡者。但是从现实角度来说，今日的法国与欧洲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可能接纳那么多的难民。作为生活在加来附近的人，他和很多老百姓一样，已经无法忍受因为难民潮而引起的社会、经济以及公众秩序问题。丹尼尔说，欧洲政府与其无条件地接纳成千上万的世界各国难民，为什么不联手美国，试图从问题的本源，也就是这些国家的战争以及贫困问题下手，来让问题的本质得到根本的改变呢？
法国政府在所谓的人道主义精神的意识形态指引下，容许大量难民任意在加来安营扎寨。而在实际操作中，既没有合适的硬件条件设置，更没有严格的管理协调，导致一方面难民的日常生活卫生条件处在极端恶劣不堪中，另一方面由此引起的各种社会问题，又令普通法国民众怨声四起负担沉重。北部-加来海峡地区人们对政府在处理难民问题上的极端不满，在近期的大区选举民调中再次凸显了出来。极力反对移民的极右民族主义政党FN(Front National)的主席玛丽·勒庞在9月14日的民调中显示，她将以遥遥领先第二位候选人7个百分点的选票，在12月的大区选举中胜出。
难民，真的只是人道主义问题？
在全世界的情感都被大量叙利亚难民的悲惨境遇牵动的同时，当人们纷纷为无辜丧命在土耳其海滩上的小男孩落泪时，我们或许也应该问一问，难民潮，它真的只牵涉到一个人道主义问题那么简单？法国与欧洲在对全世界难民打开边境的同时，将会在未来一些年，有哪些社会、经济、文化上的影响？欧盟各国成员，在面对难民潮问题上的分歧，难道真的只是一个所谓的“人道主义”价值观的分歧？
从经济上来看，难民潮对欧洲各国是一个巨大的财政负担。以法国为例，法国预计在今年接纳10万名难民，而在未来两年内，还将在此基础上再多收纳2.4万来自叙利亚、伊拉克的难民，加上每年将近6.9万名来自世界各地的非法难民。按照法国政府一个难民营床位1000欧元的预算，那么光是衣食住行的费用就要达到1亿欧元 。接下来，当难民一旦进入正式申请避难程序，他们将收到来自欧洲国家政府的经济补助。同样以法国为例，一个难民每个月将收到340.50欧元的补助（如果他不住在政府管理的营地），如果他住在政府管辖的难民营，那么补助的金额将根据营地提供的物资、难民收入以及家庭人数来裁决，有91至718欧元不等。难民们还将享受到免费的医疗保险、小孩免费接受教育的权利。根据法国全国审计法院数据显示，2013年6.6万名申请避难的难民，花去了法国政府2 0亿欧元的费用。
难民潮除了是对政府财政的一个巨大压力，还会对欧洲各国本地劳动力提出持久的挑战。2014年9月，法国国际信息与远见研究机构(CEPI )发表的一篇由经济学家Anthony Edo 和Farid Toubal撰写的题为“移民对薪水和工作岗位的影响”一文指出，大量移民的到来给市场带来了新的劳动力。而来自欧盟以外的劳动力，因为其对工作条件和薪水的期待要求远远低于欧洲国家本国员工，导致企业在雇佣时更倾向选择外国移民劳动力代替本地员工。
至于欧洲各国劳动市场，由于其人口面貌，经济现状的差异，其融入外来移民的能力也是完全不同的。比如，德国面临着人口全面老龄化的问题，国内经济增长又远超法国、意大利等国，所以急需新鲜劳动力融入其相对有活力的经济市场。大量外来难民进入德国，对德国的经济将会是一剂有力的强心针。反观法国，其国内本身不存在人口老龄化问题，本国失业率又高达10％，再涌入大量外来劳动力，对法国劳动市场和本地员工将会是压力极大的挑战。
欧盟各国成员，虽然有着相对一致的文化背景根基，但是各国的经济人口状况各有面貌特点。这也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在面对布鲁塞尔提议的，按百分比平分接待难民的要求时，各个国家各有各的立场与观点。
从社会文化角度来看，欧洲各国近年来除了要面临国内经济普遍衰退不景气，希腊引起的欧元危机等问题以外，社会内部的种族文化冲突也是越演越烈。
传统欧洲社会天主教价值观的衰退失势，与穆斯林文化在公众视线中所占位置比重越来越大，引起了不同社会阶层与族群之间一系列看似隐秘但一触即发的危机与冲突。主张民族民粹的极右党派势力在西欧各国的抬头，深获选民人心也正是这个原因。在这种情况下，欧洲社会内部，民众是否真的做好了再次接纳大量难民的准备？
法国加来的“丛林”难民营只是欧洲社会正在面临的汹涌而来的难民问题中的“冰山一角”。西欧社会政治力量的疲软、经济的衰退、族群文化的冲突以及民主制度的极限都在其中暴露无疑。当我们在为甲哈扎和亚伯拉罕这些个体命运悲叹的时候，当我们在为欧洲各国政客的不同政治立场与姿态或者欣赏或者愤怒的时候，或许像丹尼尔说的那样，让国际社会与政治力量更多地关注帮助这些深陷战乱与贫困的国家，根本解决国家内部的各种问题矛盾，才是更持久长远的一个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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