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难民，美俄角力牺牲品？
阅读提示：美国目前在叙利亚问题上的根本立场还是没有发生改变，那就是叙利亚问题的解决必须以阿萨德下台为重要的先决条件，而这目前是俄罗斯所无法接受的。可以说，要美俄联手从根本上解决叙利亚乱局，情况并不乐观。
记者｜任蕙兰
迫于对ISIS和战争的恐惧，大量叙利亚难民涌入欧洲，牵动全世界的神经。持续了4年多的冲突使叙利亚陷入深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水电供应等公共服务难以为继，在和平环境下成长生活的人们很难体会叙利亚人所受的战祸之苦。联合国难民署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叙利亚难民总数已超过400万，对各国都是不可承受之重。
美国和俄罗斯在中东的角力令乱局一发不可收拾，两大国的冲突引发“代理人战争”，而承受苦果的是生活在叙利亚的普通人。难民期盼叙利亚冲突早日结束，但通过对话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的希冀，目前看来仍遥不可期。
美俄必争之地
构成此次难民潮的并非经济难民或政治难民，而是战争难民。为何叙利亚这个国家会饱受战火煎熬，令原本在当地生活殷实的叙利亚人遍尝颠沛流离之苦？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沈丁立教授认为，从文化上来看，中东是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三大宗教的发源地，所以不可避免会成为各种力量的争夺目标。
“中东是几大主流文明的诞生地。文明是什么？它是一种价值观和生活习惯。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插手中东事务，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希望改变当地人的生活习惯，输入西方的价值观，将他们统一到自己的文明中来。上述三种宗教都是单一神论，所以彼此都不会接受本教之外的信仰，不同宗教在同一个地方对信仰的争夺，因此必定是非此即彼，所以就容易产生冲突，尤其是在不同信仰的激进人士之间。”
中东的穆斯林国家中，既有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君主制国家，也有伊斯兰世俗政权国家，同一宗教中还有彼此对立的教派，而ISIS极端组织谋求在中东建立一个哈里发国，严格遵守传统伊斯兰教义，其极端保守性和封闭性使其坚决排斥外来文化。
而从更现实的政治背景来看，中东一直是美俄角力的竞技场，从冷战时期开始双方就在争夺对中东的控制。“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一方面在当地扶持圣战组织在军事上对抗苏联，另一方面积极与中国合作，在国际政治上孤立苏联，遏制苏联霸权。直到1989年，苏联从阿富汗撤兵。”沈丁立说。
在中东版图上，叙利亚的地位尤为重要，这个只有18万平方公里、2000多万人口的国家，一直是阿拉伯世界对抗犹太以色列的前沿。
“历史上叙利亚和埃及联手攻打过以色列三次，全部都失败了，以色列背后有美国的支持。至今叙利亚戈兰高地的大部分还在以色列手上，成为叙利亚和以色列之间的火药桶。”沈丁立说。
因此在美俄争霸的世界格局中，叙利亚一直亲俄反美。冷战时期，叙利亚奉行亲苏政策，是苏联在中东的坚定盟友，也是苏联打入中东与美国争夺对抗的重要依托。
1978年埃及与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这等于是背叛了与叙利亚的盟约，使叙利亚独自面对以色列超强军力的威胁，这也使得叙利亚在军事上深受苏联影响。如今俄罗斯在其他国家已经很少保留军事力量，但在叙利亚仍设有海军基地。而目前叙利亚乱局中，巴沙尔政府军主要靠俄罗斯提供攻击性武器。
1990年冷战结束前夕，叙利亚考虑到苏联衰落的局势，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战争中主动向美国“站队”，获得了欧盟撤销对其武器禁运的制裁以及其他经济援助。之后几十年内，美国成功地将俄罗斯挡在中东地区之外，让俄罗斯无法参与主导石油在全球经济中的走向。
现如今，对于正在中东地区加快收缩战略的美国来说，最为担心的正是其收缩后留下的权力空白被他人所填补。而随着伊核协议的诞生，如果俄罗斯的地面部队参与到叙利亚危机中，而美国却没有同样的举动，中东地区的势力会加速倾斜。
对于俄罗斯来说，美国的叙利亚政策暴露出的种种恶果，给它提供了契机，高调介入叙利亚让俄罗斯能够一改此前在乌克兰危机中的战略被动，进而打破来自西方的制裁围堵。
美俄的战略利益都和叙利亚有关，一步步将这块土地推入了苦难深渊。
权力真空引发沦陷
叙利亚在历史上曾是一个任西方列强鱼肉的弱国，直到上世纪40年代还是法国的殖民地，但在上一代统治者老阿萨德手里，一度成为让邻居颇为忌惮的中东强国。
叙利亚现总统巴沙尔之父、前总统老阿萨德于1970年上台，曾被称为大马士革的“斯芬克斯”。他对国际和地区形势风云变化把握准确，政治手段超凡脱俗，善于在各种势力之间谋求平衡，实现叙利亚利益最大化。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东各个国家的稳定都是依靠强人政治，比如伊拉克的萨达姆、利比亚的卡扎菲、埃及的穆巴拉克以及叙利亚的阿萨德。这些统治的共性是铁腕政治加魅力型领袖，以军队为支柱，家族色彩浓厚。
这些国家依靠中东地区的资源与贸易优势，在一段时期内确保了国家经济和政体的稳定，在高油价时代，国内人民生活也有相当保障。而在强人的高压统治下，国内没有形成有挑战能力的反对派，另一方面来说，强人领导也能压制国内的部族矛盾，防止宗教极端组织渗透。但是强人统治的弱点是，腐败盛行，国内经济效率低下，贫富差距拉大，利益集团严重膨胀，下层人民生活日渐困苦。而世俗政权国家在伊斯兰教义中并不具备合法性，所以在伊斯兰世界也受到原教旨主义者的挑战。
叙利亚在老阿萨德在位期间相对富裕平和，而在巴沙尔上台后，没有如其父一般的铁腕稳定叙利亚的复杂局势，国内失业高筑，矛盾突出，统治日益分崩离析。
此外，中东外部环境也发生了很大改变，传统的集权统治已经难以为继。社交网络兴起，年轻人更容易受到西方价值观的影响。“强人政治必然是集权统治。美国一方面利用某些中东强人以维护其在这一地区的战略利益，另一方面将民主观念输入中东国家，集权统治自然面临挑战，而缺乏强人，许多这类国家的局面就更是雪上加霜。”沈丁立说。
兴起于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蔓延至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国，整个中东地区多个集权政府被快速推翻。反对派的街头抗议不断获得西方国家的支持，最终形成能和政府军抗衡的实力。
“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转变立场，支持中东地区的反对派推翻政府，根本上的原因是，在各种媒体的覆盖下，美国已经难以和中东集权政权再做朋友，它必须考虑“抛弃”其中一些，但这种选择显得仓促，是如今地区动荡的重要因素。”沈丁立说。
支持中东变革，是因为美国在冷战结束新的国际形势中，衡量现实利益和价值观，选取了后者。“从现实利益来讲，美国可以通过影响独裁者来影响中东地区。但支持独裁政权，让美国面临国内外压力，和它宣扬的民主价值观不符，被批评伪善。所以当苏联的威胁消除后，美国为了标榜民主，支持反对派推翻政府。”沈丁立认为。
而叙利亚的传统盟友俄罗斯自然选择了力挺巴沙尔政府。目前，叙利亚已经形成巴沙尔政权、反政府武装、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三足鼎立，相互混战，僵持不下的局面。其中，俄罗斯、伊朗支持叙利亚巴沙尔政权，而反对派背后则有美国撑腰。
俄罗斯总统普京就毫不避讳地表示，俄罗斯“已向叙利亚提供了相当重要的援助，比如训练士兵、提供武器装备等”，俄罗斯还在叙利亚附近海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在前年叙利亚出现化学武器事件后，俄罗斯派遣海军与美国海军在叙利亚外海对峙。美国则对俄罗斯在叙行动采取措施进行遏制，要求希腊、保加利亚等“小伙伴们”对俄关闭领空，不让俄罗斯飞机取道前往叙利亚。美俄之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加剧。
在西方干预下中东大批政权更替，但推翻集权统治并没有为民众带来安定，国家往往陷入乱局。强人倒台留下了权力真空，没有了高压统治，ISIS极端组织获得了生存发展的机遇，而原来在独裁者的手下这些组织没有崛起空间。美国驻利比亚大使被杀事件让美国意识到了事态严重性。
而当恐怖组织在中东崛起时，这次美国却投鼠忌器。“美国不敢大规模出兵了，因为上次打错了。美国2003年攻打伊拉克，最后证明伊拉克并没有核武器，也没有发动针对美国的“9·11”袭击。美国推翻了萨达姆，伊拉克局势更趋动荡。英法攻打利比亚，滥用了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建立禁飞区的授权，对此美国也一度出兵，最后利比亚也局势大乱，国家失能失序。”沈丁立表示。
美国有意无意造成了叙利亚的混乱局面，巴沙尔政府遭到挑战，“伊斯兰国”极端组织趁势崛起，将叙利亚拖入深重的人道主义灾难，数百万难民颠沛流离，但美国却对此袖手旁观。“极端组织看出美国不想打，不敢出兵，所以更为猖獗，天天炮轰大马士革。”
两国僵持还将继续？
美国动摇了中东的强权统治，但没有建立有效的制度替代，造成恐怖组织和各派势力混战，而它和俄罗斯在中东的对峙进一步加剧了局势恶化，难民潮的发生始料未及。讽刺的是，卡扎菲曾经预言，如果他的政权被推翻，地中海将被难民填满，竟然一语成谶。各方角力令难民们变成磨心，然而解开这个铃铛并不容易。
以德国为首的欧盟国家因为难民问题焦头烂额，不得不报出各自的“认领”数额或被强加“认领”，而美国只承诺一年接受1万名难民。“欧洲国家发现了，它们在中东的政策紧跟美国步伐，但当难民潮发生，欧洲国家引火上身，殃及到自身的利益时，美国却隔岸观火。”
叙利亚人指望大国之间的政治对话能挽救危局，虽说实现并不容易。“俄罗斯和美国在叙利亚问题上展开合作是有空间的，因为美俄在乌克兰问题上闹得非常僵，在那里难以合作，但在叙利亚问题上有着合作空间。”沈丁立分析。
俄罗斯公开承认向叙利亚提供军事装备，甚至于向叙利亚派出军事人员，有分析人士认为，既是为和美国争夺叙利亚，同时稳定叙利亚也符合俄罗斯利益，因此需要寻求与美欧的共同点，问题是如何实现合作。
美俄会否在叙利亚问题上走在一起？共同打击“伊斯兰国”是美俄合作的一个可能的落脚点。9月18日，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和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电话讨论叙利亚局势，双方确认了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行动中加强双边与多边合作的必要性。美国防部发言人库克证实，卡特与绍伊古的通话是一次富有建设性的对话，二人同意就缓和叙利亚当前局势以及打击“伊斯兰国”保持沟通。
也有分析人士认为，尽管这次电话通话持续了50多分钟，但是并不能改变美俄在叙利亚问题上的深刻分歧，美国之所以同意和俄罗斯的国防部长绍伊古通话，一个重要目的是探究俄罗斯突然加强在叙利亚军事介入的真实底线和真实目的。
“美国目前在叙利亚问题上的根本立场还是没有发生改变，那就是叙利亚问题的解决必须以阿萨德下台为重要的先决条件，而这目前是俄罗斯所无法接受的。可以说，要美俄联手从根本上解决叙利亚乱局，情况并不乐观。”沈丁立认为。
流离失所的难民如果不能令两大国动容并且有所妥协，艾兰的悲剧就不会是一个句号。
二战难民如何安置
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夺去全世界数千万人的生命，而且还造成了数百万无家可归的难民。战争结束时，在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有800多万战争难民。
这些难民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战争时期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为解决劳动力不足而从欧洲各国掳来的苦力劳工，其中多数来自罗马尼亚、波兰和巴尔干诸国；第二类是苏联全线发起反攻之后，逃离波兰、匈牙利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纳粹势力、反共分子和躲避战火的平民百姓；第三类是备受法西斯迫害的犹太人幸存者，这类难民主要来自德国、奥地利、波兰、罗马尼亚和捷克等国，大部分是无依无靠的孤儿寡母和老弱病残。
在联合国难民组织的安排下，约有700万人被遣回家园。有100万人无法安置，加上战后初期东欧和波罗地海沿岸加入社会主义阵营之后又有一些政治“难民”流入西方盟国在德国的管辖区，到1948年，等待安置的各种难民有160多万。
使难民问题复杂化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盟国首脑在波茨坦会议上曾决定，在战后将捷克、波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等国的1200多万名德国族裔遣回德国，避免他们遭到所在国民众的报复。
然而，饱受战火浩劫的德国根本无力安置这么多的人口，安置战争难民和德国族裔，成为美国及西方盟国必须正视的问题。
美国国内，杜鲁门总统呼吁国会制定难民法，允许难民以非限额移民身份入境，支持派和反对派发生了激烈的争辩。1948年，美国历史上第一部难民法诞生，后来的修正案进一步放宽了移民条件。
这些条款不仅使东欧国家的犹太人和被这些国家逐出的德国族裔可以移居美国，而且也为那些从东欧国家和苏联出走的政治难民迁入美国创造了机会和条件。（根据《现代欧美移民与民族多元化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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