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峰造“笈”：比展出的国宝更耐玩味
阅读提示：因为这一史上最强阵容国宝特展，《石渠宝笈》这个有着200余年历史、也有点拗口的古老名词，也得以第一次在人民群众间一举成名天下知。
撰稿｜千江月
因为这一史上最强阵容国宝特展，《石渠宝笈》这个有着200余年历史、也有点拗口的古老名词，也得以第一次在人民群众间一举成名天下知。
政治标准第一
为什么要编纂《石渠宝笈》，仅仅因为收藏多得数不过来？即便为了昭示清王朝作为汉文化登峰造极的集大成者，以勤政著称的爱新觉罗子弟，本人又最爱惜羽毛的乾隆，就不怕背上“玩物丧志”的嫌疑？毕竟中国历史上，身兼艺术家一职的皇帝，李后主、宋徽宗，包括后半个唐玄宗，都没有好下场。
乾隆九岁入上书房，自小受到严格的儒家经典教育，可谓熟读经史，对于六百余年前发生在大宋宫廷里的一切，包括自己的女真祖先曾经的铁血王朝崩塌，便始于那些主人曾是宋徽宗的文玩字画，一车车从汴京运到金中都之时，他无不了然于心。“乾隆的御批中，有多处‘玩物丧志’之语，声言自己‘因之有深警焉’，还感叹‘盛衰而归梦幻’。”在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祝勇看来，“艺术如后宫，让他温暖，也让他堕落。此时的乾隆想必陷入了极度的两难：他苦心孤诣地投入，又要尽心竭力地突围。”
如人所知，这场“皇帝突击”自然以大获全胜告终，至于取胜法宝，实在是个中国帝王史上屡见不鲜的俗套——占领道德制高点。
还是将目光回到本次《石渠宝笈》特展。“一牛络首四牛闲，宏景高情想象间。舐龁讵惟夸曲肖，要因问喘识民艰。”展览上知名度最高的国宝之一、唐代韩滉《五牛图》就是个极好的例子。当乾隆十七年秋天，两江总督尹继善将他收藏的《五牛图》进献给乾隆。乾隆开始还只把它当作“供几暇清赏”的文玩之物，很快就发现了对这卷古老绘画“赏玩无罪”的“现实意义”，于是，第二年他便在《五牛图》的画心写下以上四句诗。
和当代小学上语文课一样，一归纳“中心思想”，这幅古画便附加了深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祝勇表示：乾隆也凭借这些具有古朴的乡野气息的绘画，重访先周的圣王时代，顺便把自己归于圣王的行列——当然，这一站队除了他自己的表态“游艺余闲，时时不忘民本”，还有朝臣们的马屁，比如元老张廷玉对此题诗的评价：“皇上之心，其即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心也夫。”
在乾隆看来，“安放艺术的真正容器，不是宫殿，而是道德。那些稀世的字画，不仅是作为艺术的载体，也是作为道德的载体存在的，它们无时无刻不在宣扬着美和正义的力量。”这下“朕”可谓任性得理直气壮了：朕不仅不是玩物丧志，甚至也不仅是建立大清在汉文化传承中无可争议的位置，朕要在这些古代艺术珍品的映照下，去建构自己乃至王朝的道德。江山如画，都说“江山如画”，大清国一统江山的命运，通过这些图画就可照鉴。
其实，乾隆是有自知之明的：和宋代相比，自己有艺术家之心、略欠艺术家之才。但占据了制高点，艺术家的王朝反而因“层次不高”，而成了朕嘲笑的对象。“高、孝两朝，偏安江介，无恢复之志……所谓绘图书经，亦不过以翰墨娱情而已，岂真能学诗者乎！（《学诗堂记》）”
因此，在编订《石渠宝笈》时，乾隆也给出了一条基本原则：“虽评鉴之下，不能即信为某某真迹，然烟云过眼寓意而正，不必留意于款识真伪也。”道德寓意正确比真伪还重要？！是的，乾隆的艺术原则，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
入“笈”≠保真免检
那么问题来了，熟悉和关注书画拍卖市场的人都知道：凡是经过清内府庋藏的钤有“石渠宝笈”印记者——换句话说，只要是经过《石渠宝笈》著录的书画作品，在拍卖会上的价格一定是居高不下。可乾隆爷早就留下“不必留意于款识真伪也”的最高指示，这样一来，著录在《石渠宝笈》中的作品，是否都是价值连城的至宝呢？
通过故宫博物院几代专家研究，基本可以肯定，《石渠宝笈》中有历代大量的伪作和仿作，其中既有明末“苏州片”，也有清当代作伪的古代“巨迹”或当时“四王”的“名笔”。更有少数人如高士奇，他故意把自己收藏中的精品留在家中另立秘册，而将伪劣、价廉之品进呈给皇帝，其中不少都入了《石渠宝笈》著录。
而本次特展特地于武英殿东配殿安排了“考订辨伪”单元——用故宫博物院书画部主任曾君的话来说，这部分专门“给乾隆揭短儿”，往往被广大群众忽略、却被方家们追捧。比如明代书法家王宠（款）的《临帖册》，被乾隆奉若至宝，却被后世的书画鉴定大家刘九庵先生一语道破天机：“王宠的小楷署‘丁亥年’的极多，而一年之内创作力爆发至此必有猫腻。恐怕是作伪的人得到一本王宠书于丁亥年的帖子并着力临仿，导致‘同年’的伪作泛滥。”而北宋文同（款）《盘谷图并序卷》，更是古时不法雅贩废物利用的杰作——宋字真迹配以明人临画，再钤上文同的章，同样令乾隆信以为真并慷慨题诗。
当然，站在今天嘲笑古人也是不公平的。“即便（《石渠宝笈》）再权威，但那时没有图片，只是文字，这是古人没有办法解决的”，故宫专家杨丹霞表示。当时没有博物馆，无论是皇帝，还是身边的近臣，其对书画的了解和学习条件比现在要差很多，鉴定者由于自身见识有限，判断力自然就会大打折扣。
另一方面，在中国传统社会，皇帝一言九鼎，文臣的鉴定还会受到皇帝喜好的制约。这其中最极端的例子，就是被誉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的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卷，传世的明清两代名家摹本多达10余本，乾隆就曾先将摹本当作真迹，反复题咏，并著录进《石渠宝笈》初编。可后来，真迹真的出现了，怎么办？为了维护皇帝的尊严，只能命词臣梁诗正将真迹题为伪作。这恐怕只能说“朕就是这样的任性”了——值得一提的是，这位梁诗正除了大学士和礼部、兵部尚书等之外，还有个重要身份：从乾隆还是宝亲王的时代，这位文胆就是那位“著作颇丰”的爷的首席代笔了。
“收入《石渠宝笈》的著录只能保证几点：一、这件东西确实在清宫收藏过。二、即便是赝品，也至少不会晚于乾隆或嘉庆。”杨丹霞表示。“你们媒体有责任告诫我们的收藏家和爱好者，清宫收藏过也好，《石渠宝笈》著录也罢，它仅仅是著录，并不能保证作品一定是真迹，更不能代替文物的鉴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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