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回宋朝
阅读提示：从《清明上河图》确实能管窥出宋人的经济生活，特别是作为当时世界上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北宋汴京，其城市生活到底是什么模样，不妨从《清明上河图》入手看个究竟。
记者/姜浩峰
喧闹的虹桥上，有一抬轿子正徐徐穿过，里面坐着的是太师蔡京。那虹桥周边，卖炊饼的，跑腿的，挑炭的，这些《清明上河图》中的小人物，在当代作家冶文彪的笔下，都系眼线、细作，按照当代话语表述，则是间谍、特工。他们或由金国而来，或由高丽而来，乃至其中亦有与大宋高官有勾结者。
这就是冶文彪构思五年写作三年终于完成的新作——《清明上河图密码》，其中有名有姓的149个人物，据称都系《清明上河图》画中人。他甚至计划完成一个6部头的系列作品，将写完所谓824位画中人。
然而，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陈江看来，类似的过度解读并不鲜见。这位宋史专家甚至认为，有些解读充斥着一些阴谋论的成分。虽则冶文彪所著是小说，但附会了《清明上河图》中人物，而画中人物毕竟只是在画中，不可能跳出来与冶文彪打一场“诽谤官司”。
言归正传。陈江告诉《新民周刊》记者：“和写实油画不同，中国画主观的成分更多，所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即便是院本画对客观事物描摹得细致又多，仍然不足以像《蒙娜丽莎》当做‘密码’之类演绎。”
然而，从《清明上河图》确实能管窥出宋人的经济生活，特别是作为当时世界上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北宋汴京，其城市生活到底是什么模样，不妨从《清明上河图》入手看个究竟。
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
在陈江看来，宋代都城和唐代都城的最大差别，在于商业区和住宅区的布局。“唐以前的中国，完全是一个传统农业国，其城市几乎完全都是行政中心。唐的长安城，商业区和住宅区严格划分，也就是所谓‘坊市界限’。到了晚上天黑以后，连通商业区和住宅区的坊门是要关上的。故而，我们在唐传奇中，经常看到晚上飞檐走壁的事情。而到了宋代，住宅区和商业区开始混在一起。首都不仅仅是一个行政中心，也是商业中心了，换言之，有了经济性城市的功能。汴梁除了皇宫以外，其他地方既可以做生意，又可以做住宅，面街开店，商业不再局限在某些特别规定的区域。”
支持陈江说法的，诸如唐传奇《聂隐娘》、《霍小玉传》中，都有在都市之夜飞檐走壁的桥段。而到了反映宋代侠客故事的《三侠五义》，却是“五鼠闹东京”这番在汴梁夜场里展开的桥段。
除了首都和区域行政中心城市兼具经济性城市的功能以外，在宋代还诞生了大量草市。所谓草市，原本指的是乡村定期的集市，各地亦有俗称，比如如今两广、福建等地称墟，川黔等地称场，北方称集。草市起源很早，东晋时建康城外就有草市。其大多位于水陆交通要道或津渡及驿站所在地。之所以称为草市，是因为其市场房舍大多用草盖成，另一种说法是——其最初是买卖草料的市集。经过长期发展，到唐代，其中一部分发展成为居民点，个别的上升为县、镇。宋代，则是草市大量诞生的时候。
前不久，在第四届上海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研讨会上，上海市民俗文化学会会长仲富兰教授透露，目前没有证据证明最初的上海是个小渔村。“‘上海’作为一个地名最早出现在《宋会要辑稿》中。随着吴淞江下游逐渐淤缩，海舶难以上溯青龙镇，便在今嘉兴路桥附近折入上海浦，停泊于今十六铺一带。上海浦西岸原有的聚落越来越兴旺。《同治上海县志》称上海，‘在唐为场，在宋为镇’，也就是从晒海盐的盐场逐步发展为城镇。”可见，最初的上海，就是一个由晒盐场而聚拢了人气诞生的规模类似草市的集市，继而这集市逐步固定化，继而成为了一个集镇，继而发展成南宋末期的上海镇。
类似上海镇这般经济型城市的不断诞生，使得宋成为了当时世界上城市化最高的国家。陈江教授告诉记者：“北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有不同的研究数据。其中有的研究结果认为，宋代城市人口比例高达全民人口数的20%，即使取略保守的研究数据，当时城市化人口的比例亦达到15%-16%。”而据经济史学家Angus Maddison透露，直到大约中国明代中晚期的160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城镇人口刚刚达到6%，到相当于清康熙三十九年的1700年，两地城镇人口达到13%。直到工业革命以后，英国城镇人口才快速上升，至1850年达到40%。
2006年初，北京私人宋史研究者东方飞龙曾在和讯网博客发表《一千年前世界与中国差距有多大》，文章风靡网络至今不绝。此文开篇如此写道：“一千多年前的夜晚，全世界的城市都是一片漆黑，只有中国的城市灯火辉煌、光明灿烂。一千多年前的夜晚，全世界的城市都是一片安静，只有中国的城市人流拥动、欢歌笑语。” 11世纪，欧洲最大的城市伦敦、巴黎、威尼斯、佛罗伦萨等，规模都不过万人。而中国的首都东京汴梁有150万人。一千年前中国城市规模超过20万人口的有6个，10万人以上的城市有46个。同时，根据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的研究，宋代中国人口曾突破1亿规模。
城市化水平如此之高，带来城市人口大大增加，这是一个在工业革命之前逼近到近代化的一个社会结构。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在《东洋近代史》中感叹：“中国宋代实现了社会经济的跃进，都市的发达，知识的普及，与欧洲文艺复兴现象比较，应该理解为并行和等值的发展，因而宋代是十足的‘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
《清明上河图》是否反映清明时节的北宋东京都市风貌，在学界颇有争议。有人认为“清明”反映的是清明时节，有人认为是“政治清明”的意思。至于“政治清明”，倒是美国学者罗兹·墨菲在《亚洲史》中这样写道：“在许多方面，宋在中国都是个最令人激动的时代，它统辖着一个前所未见的发展、创新和文化繁盛期……从很多方面来看，宋朝算得上一个政治清明、繁荣和创新的黄金时代。”
税收反映经济结构变化
宋代城市化水平提高的另一大标识是，大城市诸如汴梁以及之后的临安等，出现了施药局、慈幼局、养济院、漏泽园等福利设施，这又是城市接近现代化的表现。
随着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愈发接近近代化。与此同时，许多迁入城市定居的人口，与传统的农业人口必须区分开来。陈江教授告诉记者：“由于税收制度与经济发展不匹配，到了唐代中期已经开始施行《两税法》。”所谓《两税法》，主要指由征收谷物、布匹等实物为主的租庸调法，改为征收金钱为主，一年两次征税。而到了宋代，城市工商业兴盛，工商业的税收大大增加。据《文献通考》记载，宋真宗天禧末年亦即公元1021年，赋税总收入为5723万贯，其中两税为2762万贯，占税收总收入的48%，其他税入为2936万贯，占52%。可见，当时其他税收开始超过两税。宋仁宗庆历时期，亦即公元1041年以后，商税年收入已可达1975万贯，酒税年收入可达1710万贯，盐税年收入则达715万贯。这三项合计4400万贯，已超过农业两税收入。
至于宋朝时的酒税，甚至某种程度上带来了“上海”这一地名的确定。在第四届上海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研讨会上，与会人士专题研讨了《“上海务”与上海名称的历史追溯》议题。仲富兰告诉记者：“公元1008年，亦即北宋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在今天的十六铺一带设置了专门管理酒税的机关——酒务。因地近上海浦，就称为上海务。《宋会要辑稿·食货十九·酒曲杂录》记录，在宋仁宗天圣元年以前，也就是公元1023年以前，上海务税收收入额已名列秀州17处酒务之前十名。其时，北宋酒务的设置一般都在重镇商业发达地区。”按照仲富兰的理解，因为酒，催生了一个新兴的上海镇；因为酒，由镇设县，再发展成市；又在千年之后成为闻名遐迩、令世界瞩目的国际大都市——上海。
陈江告诉记者：“因为税收变化，使得宋代的人口管理也采取了新政。比如传统农业人口分为九等，按照‘三百亩以上’‘三百亩以下’等等逐个划分，及至仅有薄田的自耕农，按照贫富差别来征税。特别值得注意的则是对城市人口，在宋代有了特别的称谓——坊郭户。这是城里人的专门名词。坊郭户可以没有田产，但政府可以按照户产，也就是城里的不动产多寡，以及商业规模来划分一定等级，进行征税。比如对坊主就要多征税，对做小生意的就少征一点儿。”陈江还透露，因为宋代刚出现“坊郭户”这一概念，此类人口大多在几个大城市，至于边远地区的人口统计中，则还没出现坊郭户，对人民仍统一按照农业税来征收税额。
海外贸易带来的繁荣
《清明上河图》既然是一幅颇具写实色彩的院本画，画中每一个人物的打扮，如果加以仔细审视，会发现无论衣冠服饰，还是神情姿态，都各不相同。街面上的店招、幌子等，也能够反映当年风貌——茶楼酒肆，一应俱全。除此之外，还能从图中了解到宋代的一些科技成果。
比如途中虹桥，采用的是木制叠梁拱。众所周知，中国有著名的石拱桥，比如隋朝时建造至今仍在的赵州桥。然而，《清明上河图》中的虹桥，证明了中国宋代已经有了木制叠梁拱桥工艺。在西方，1502年才由达·芬奇解决了木头造拱桥的原理。如果以西方人的眼光来看，该座虹桥恰恰是超越了时代的科技。很遗憾西方没有在陆路与海路都比较通畅的年代，去学习到木制叠梁拱为何物，只能等待达·芬奇的天才发明。
在陈江看来，中国的海外贸易兴盛之日，从北宋后期发展到南宋，达到历史上一个高潮。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新民周刊》记者曾经目睹了宋代造船技术是如何发达。比如海船上的隔离舱设计，比如指南针在航海上的应用。在《清明上河图》上，可以看到许多河船使用了平衡舵、人字桅。这些都是当年的航海科技成果。在招徕外国商人的同时，允许宋的百姓投身海外贸易，一时间，内河、海上到处是熙熙攘攘的商船。而这些科技成果，也为之后明代郑和出海打下了基础。
在《清明上河图》绘制的年代，中国的东南亦即如今江浙沪闽等的财富收入，已经高出北方。即便北宋的都城不在东南沿海，由于航运业的发达，可以把物资通过海运、长江以及运河等内河航运，送到都城。及至到了元代，涵盖日本朝鲜的东亚贸易圈大致形成，中国的海外贸易且到达如今的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地。
据宋代文献《梦粱录》记载，宋代海上贸易船只大的载重约300吨，中等的约200吨，亦有政府组织建造的使节座船“神舟”，载重达到600吨。一艘中等的海船的载重就相当于几百峰骆驼的载重，在成本和安全性上有着陆上贸易不能比拟的优势。所以即使是进入元朝，陆路商道完全畅通以后，陆路贸易量与海路贸易量相比依然微不足道。只可惜，到了明代，实行“片帆不得出海”的海禁政策，断送了中国海外贸易的持续发展，也让宋代的商业繁荣成为了史上一度的绝响，起码在明清两代不复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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