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战时故宫”访问记
阅读提示：马衡将安谷的功绩比作了孔子的这一伟业，使用“功侔鲁壁”形容其伟大程度可与“鲁壁”相提并论，足见其赞美之情。这4个字也被刻在了山丘上的纪念碑上，成为了战时故宫的象征。
撰稿｜野岛刚
飞机降落在了中国西部的核心城市——四川省成都市的机场。
外面正下着倾盆大雨。乘车从成都机场出发，经过2个小时不间断的车程，我终于抵达了直线距离150公里之外的乐山。雨中，出租车的时速达到了120公里。
说到乐山，首先会想到建成于公元713年的巨大的弥勒佛像。作为佛教遗迹，乐山大佛与同在四川省内的峨眉山被共同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到了乐山，我首先登上了大佛。此行并不是单纯地为了观光，还有其他的目的，那就是了解乐山的水利情况。因为，这里便利的水利交通曾拯救了故宫的国宝。
拾阶而上，登山大约花了30分钟。放眼望去，从成都流向乐山的岷江尽收眼底。在这里，来自北面的大渡河、当地的青衣江、岷江3条河流汇于一处，形成了壮观的水文景观，令人心旷神怡。
与另外2条河流汇合后，岷江的水量得以补充，将从这里继续南下数百公里，和发源于喜马拉雅地区的长江干流相汇，流至重庆、武汉、南京等长江中下流地区，最终汇入太平洋。乐山地理位置良好，是水上的交通要道，同时也是自古以来的盐产地。对于海洋资源匮乏的中国来说，盐是国家级战略资源。因此，乐山受到了历代王朝的重视。为了祈求水上交通的平安，人们在这里修建了大佛。
这座雕刻在崖壁上的大佛，见证了故宫文物的到来与别离。当时，这些文物就是沿着岷江逆流而上，运到乐山的。
坐落安谷的“战时故宫”
1937年11月22日，时值抗日战争的动荡时代，距离大佛建成已过去1200多年。为了躲避战火，故宫文物从南京转移到长江，又一路向西进入岷江，通过水路到达了乐山。
看完大佛，我在乐山市内品尝了名吃“粉蒸牛肉”，出发前往安谷村。故宫文物运到乐山后，一直都被保管在这里，直至抗日战争结束。从乐山市乘上出租车，窗外的景色慢慢地由喧嚣的城市变成了安静的农村。这时，路边的一个标牌吸引了我的注意，上面写道：“距战时故宫5公里”。
我知道保管故宫文物的纪念馆建在安谷，但“战时故宫”的名字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起得真大气。
眼看“距战时故宫还有×公里”的牌子过去了好几个，我终于来到了安谷村。纪念馆建在一座颇具中国风格的四合院中，入口处挂着2块显眼的牌子，一块写着“故宫文物南迁史料陈列馆”，一块写着“战时故宫”。“故宫文物南迁史料陈列馆”应该是正式名称，但“战时故宫”则显得更加震撼。
在乐山地区，故宫文物为躲避战乱而安置于此的历史并非广为人知。
当时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在考察过各候选保管地后，认定乐山安谷是最佳选择之一。其理由如下：“此处距城市10公里，属郊外型农村，水上运输十分便利。村内设有诸多祠堂，便于保管文物。”
在1937年7月10日到9月18日之间，9361箱文物先后分27批从重庆走水路运到了这里。根据当时的记录，文物搬迁动用了数百艘船只。文物被保管在了7个地方，其中包括名为“古佛寺”的寺院和6座祠堂。这些祠堂是安谷当地的陈氏、朱氏等大户人家祭祀祖先的地方。
保存在安谷的文物所面临的最大管理问题便是气候对策。四川省整体湿度偏高，雨水较多。湿气是文物的大敌，因此晾晒干燥工作的频率要比北京、南京更高。
另外，当时的故宫职员还讲到，文物所在的寺院有很多老鼠和白蚁，令人颇为头痛。
“功侔鲁壁”的伟业
国民政府的故宫博物院乐山办公室在安谷正式成立，但在此保管文物一事被列为机密事项，对于当地村民只能透露说是保管了与博物馆相关的东西，绝对不能提到“故宫”二字。军方专门派出2支部队负责保护工作，在存放着文物的寺院外24小时轮流值守，严禁无关人员入内。
为了纪念这段历史，乐山民众自费建起了纪念馆，目的是将故宫文物保存在此的历史传给后人。他们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在我访问乐山安谷时，“故宫文物南迁史料陈列馆”的馆长王春联带我进行了参观。馆内展品详细地介绍了故宫文物的迁移历史。中庭里安放着在故宫文物保护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原故宫院长马衡，以及被称为“老故宫”的故宫职员那志良、庄严等10人的铜像。
在距离纪念馆不远处的一座小山丘上，矗立着一座纪念碑，赞颂着安谷在故宫文物保护工作中的功绩。 提议建立资料馆的王春联原本是一名当地中小企业的经营者，他拿出自己的积蓄建起了大部分建筑。我和他在附近的一家饭馆边吃边聊，略带番茄风味的东坡肉让我回味良久。话说让东坡肉传遍全国的苏轼也是四川人，故乡在眉山，与乐山相邻。这次我也算是吃到了“正宗”的东坡肉了。
王春联并不是一位文化学者，学历只是中学毕业。当他得知安谷作为故宫文物避难所的历史并没有被人记录下来时，决心自己出钱建一座资料馆。
故宫文物数量庞大，避难所分布在全国各地。部分文物曾在四川峨眉山避难，但当地并没有建起像安谷这样气派的纪念馆。
春联对我说：“这片土地守护故宫文物长达8年。这段历史是安谷的骄傲，应该把它记录下来，传给后人。在我决定建立纪念馆的时候，地方上并没有关于故宫的详细资料。我一边从北京故宫博物院获得帮助，一边在村子里四处搜集当时的资料与遗物。同时，为了赞美那些不畏辛劳、坚持守护故宫文物这一中华民族瑰宝的人们，我建造了他们的铜像。”
1946年，文物从安谷运出时，当时的故宫院长马衡为了感谢当地人，向6座祠堂分别赠送了一块大气的牌匾，上书：“功侔鲁壁”。
相传中国圣人孔子在鲁国的家中有一道夹壁，里面保藏了许多书籍，得以流传千年。马衡将安谷的功绩比作了孔子的这一伟业，使用“功侔鲁壁”形容其伟大程度可与“鲁壁”相提并论，足见其赞美之情。这4个字也被刻在了山丘上的纪念碑上，成为了战时故宫的象征。
这6块写有“功侔鲁壁”的牌匾后来不知去向。当纪念馆落成时，一块破旧的牌匾在村民家中的储藏室被偶然发现，挂在了纪念馆大门上。
故宫文物迁徙与保全
乐山有一位民间历史研究者，名叫魏弈雄。他给我讲述了很多有关故宫职员欧阳道达的故事。他是将文物转移至乐山的负责人，在1925年故宫成立时，就加入了“清室善后委员会”，是一名“老故宫”。资料馆的铜像之中也有他。
在故宫文物运抵之后，乐山成立了“故宫博物院乐山办事处”。欧阳道达担任主任，掌管事务。他和妻子从农民那里租了一间仓库，在里边生活，一共养了3个孩子。
魏弈雄告诉我，欧阳道达制订了严格的仓库管理规定，整理出清单，标明哪件文物被保管在了哪处仓库。没有自己的许可，任何人都不得取出文物。同时，还严厉禁止无关人员进入仓库。欧阳非常注意漏雨和白蚁问题，因为文物中有大量纸质与木制品。
完成了长达8年的文物保管任务后，欧阳道达并没有前往台湾，而是留在大陆继续担任故宫职员。1950年，他写了本名为《故宫文物避寇记》的书。解放后，欧阳就任北京故宫档案馆的主任，于1976年以84岁的高龄去世。
《故宫文物避寇记》的内容由4部分组成，分别是“南迁（由北京至南京）”、“西迁（由南京至四川）”、“东归（由四川至南京）”、“收复京库（收回南京仓库）”。该书记录了故宫文物搬运和管理的过程，其简洁明了不愧出自优秀的官员之手。特别是关于乐山的记录，由于他本人曾在那里生活，所以记述颇为详细。
据说这本书是根据原院长马衡的指示而创作的，问世之后并没有被出版，而是复印了几份，作为内部参考资料。在“文革”时代，该书去向不明。但到了2009年，它得以在中国全文出版。
魏弈雄说：“欧阳道达先生留下了详细的记录，告诉我们在抗日战争这场民族斗争中，文物是如何被保存下来的，乐山人付出了怎样的努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乐山今天能建起战时故宫纪念馆，也要归功于欧阳道达先生，如何感谢他都不为过。”
故宫文物的转移是战乱导致的悲剧，但在众人的不畏牺牲、艰苦努力下，它们实现了长达1万公里的“文物长征”，其间几乎没有发生丢失或损毁。这体现出了中华民族对于文物的热爱与执念。而在乐山，这份对于故宫文物的特殊感情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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