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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与一个街区

日期:2015-11-12 【 来源 : 新民周刊 】 阅读数:0
阅读提示:静安区的常德公寓是张爱玲和她的姑姑住得时间最久的公寓。四明村则见证了徐志摩和陆小曼的最后时光。
记者|何映宇
 
        一座住宅、一条街区,因为一位作家的存在而充满了传奇色彩。
  大陆新村9号之于鲁迅、武康路113号之于巴金、北京西城区前海西沿18号之于郭沫若,都是如此。而在静安区,张爱玲的常德公寓与徐志摩的四明村,又在他们的匆匆一生中,留下了怎样的人生印记?
  
高处不胜寒
  
  暌违四年,许鞍华导演、焦媛主演的《金锁记》再度登临上海,火爆上演于上海大剧院,而这部张爱玲最著名的小说,正是她在上海静安区的常德公寓创作的。
  常德公寓原名爱丁顿公寓((Edingburgh House),位于常德路(原赫德路)195号,8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面积为2663平方米,建于1936年。公寓结合地形建造,平面呈“凹”形,每层三户,户型有二室户和三室户。每户客厅较大,设置壁炉,卧室均有小贮藏室和卫生间,厨房沿西外廊布置,双阳台连通客厅和卧室。西面统长挑长廊,既作为安全通道,又兼作服务阳台。
  公寓原为意大利房产,居住者多为社会中上层人士。1942年夏,张爱玲与炎樱返回上海,与姑姑居住在爱丁顿公寓6楼65室,张爱玲在这里生活了5年左右。陈丹燕在《上海的风花雪月》一书中有一篇文章这样描述:“张爱玲的家,是在一个热闹非凡的十字路口,那栋老公寓,被刷成了女人定妆粉的那种肉色,竖立在上海闹市中的不蓝的晴天下面。”
  在骨子里,张爱玲是喜欢上海的,她说:“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中国的磨炼。新旧文化种种畸形文化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
  在常德公寓,张爱玲开始在《泰晤士报》上写影评和剧评,在《紫罗兰》杂志上发表的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让她一炮而红,还有《金锁记》。
  傅雷以讯雨为笔名发表评论《论张爱玲的小说》,对张爱玲的《金锁记》大加赞扬。在常德公寓,她写下这篇小说,苍凉,是一种冷。《金锁记》读完,深入骨髓,冷彻心扉,曹七巧变态的残忍,似乎正是李鸿章家族那座阴冷古旧老宅的产物,而今,又渗透到常德公寓来了。
  张爱玲喜欢公寓,但她对公寓的热爱并不源于公寓这种现代主义风格的连排式住宅的时髦与新鲜感,而在于它的“冷”。有很多研究学者都从《公寓生活记趣》中读出张爱玲的都市情结,却完全忽略了张爱玲开门见山的几句话。她这样写道:“读到‘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的两句词,公寓房子上层的居民多半要感到毛骨悚然。屋子越高越冷。”
  要说和当下上海那些直插云霄的高楼大厦比较起来,6楼实在算不得怎么稀罕,温度也不见得真能降下几度,但在张爱玲,这“空中楼阁”却意义非凡,它不仅是一个世俗场所,更是她最合理想的“逃世”的世外桃源,一个大隐隐于市之所。公寓契合着她对这个世界(包括上海)的悲观想象。
  她说如果放冷水而开错了热水龙头,立刻便有一种“空洞而凄怆”的声音从底下生出来;她写梅雨时节地基陷落、门前积水,屋子里闹水灾时的情景——那些糊墙的花纸上斑斑点点的水痕和霉点,仿佛长在她的心坎上一样在她的脑海中挥之不去,虽然一贯的平静,却也难掩饰内心的凄凉,这何尝不是张爱玲人生与写作的一个缩影?
  常德公寓是张爱玲和她的姑姑住得时间最久的公寓。这里有两个单元,张爱玲和姑姑有各自的卧室和盥洗室,中间是厨房和阳台,阳台是意大利风格的,就是在这里,她一个人站在黄昏的阳台上,遥望远处高楼玻璃窗上的一块胭脂红,才蓦然发觉那是元宵节的月亮。晚烟里,她俯瞰着显赫的上海,“上海的边疆微微起伏,虽没有山也像是层峦叠嶂”。右前方是大名鼎鼎的哈同花园(即现在的上海展览中心),现在只剩下了一些余绪,越来越稀薄。
  还有,和胡兰成的秘密结婚以及离婚。就是在这幢普普通通的公寓里。1944年8月,胡兰成与其第二任妻子离婚,后在炎樱的媒证下与张爱玲结婚。说起来,张爱玲还是胡兰成的救命恩人呢。之前,1943年,身为汪精卫政府宣传部部政务次长的胡兰成,因得罪了汪精卫而入狱,苏青听说胡兰成入狱后,居然是她携张爱玲到周佛海处为胡兰成求情,年底在日本人干预下,胡兰成才出狱的。你说胡兰成对张爱玲会不会有好感?
  除夕那天胡兰成看到苏青寄来的杂志《天地》中张爱玲的小说《封锁》后大为赞赏,胡兰成写信给苏青询问张爱玲情况,张爱玲也从苏青那里知道胡兰成的情况。后胡兰成亲自拜访张爱玲,两人长谈5个小时,一见倾心。此时胡兰成38岁,张爱玲24岁,并且胡兰成已经结婚。但缘分就是这么奇妙,他们走到了一起,胡兰成,成为张爱玲人生中的第一个男人,虽然这段婚姻如此短暂。
  有兴致时,胡兰成也随了张爱玲去静安寺的市街上去买一些小菜,张爱玲则喜欢从房门外偷偷地端详胡兰成,她写道:“他一人坐在沙发上,房间里有金粉金沙深埋的安静,外面风雨淋琅,漫山遍野都是今天。”但对于胡兰成这位情不能已的情场浪子来说,这段爱情注定只能成为张爱玲的悲剧。
  也是在这里,在平淡而冷寂的独居中,在热恋与失恋的徘徊与挣扎中,她完成了她自己最精彩的篇章:《倾城之恋》、《沉香屑》、《金锁记》、《心经》……一篇又一篇,篇幅并不太长,却清一色的清贞冷艳,它们成就了她的经典,也成就了这个城市的经典。
  张爱玲在上海公寓里的生活是日常的。她读报纸、买豆腐浆、上下电梯、晚上听着电车“平行的、匀净的、声响的河流,汩汩地流入下意识里去”,都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居家过日子”的简单事。她爱听“市声”,不是因为它们是舞厅里的时髦音乐,而正因着它们的底层身份,从中不难体味出“小市民”的悲欢离合,人生的无奈和沧桑。如果仔细读张爱玲,你会发现,那些远东第一大都市的喧哗,到了张爱玲这里忽然全都偃旗息鼓了,从一个梦幻世界变成了切切实实的人生,虽然这个世界龟缩在以公寓为核心的狭小区域之内。
 
生命像一袭袍子
 
  当然,张爱玲是小资的。如果你在1944年的上海常德路街头,说不定你会遇到一位打扮时髦的小姐与你擦肩而过。
  一袭桃红色的旗袍,黑缎镶边,外罩一件葱绿色的古式夹袄,脚步异常地匆快。在王惠玲的《她从海上来——张爱玲传奇》中,张爱玲俨然一位时尚教母。在裁缝边上指手画脚的张爱玲有这样一句台词:“再长一点!不!短……短一点……这边……”虽然不过是日常的对话,用来描述张爱玲的恋衣情结倒也恰到好处。张爱玲对服装的精益求精与她精巧的文字之间多少有些重叠,仿佛她在构筑一座文字之塔的同时,也在为自己编织一件衣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张爱玲发出了这样的感慨:“生命像一袭袍子”。
  这成了张爱玲小说及其身份的徽章。漫画家文亭曾经为当时上海滩的三位“文学宝贝”作过一个有趣的“女作家三画像”。辑务繁忙的苏青、舞蛇者潘柳黛和奇装炫人的张爱玲三足鼎立,可见张爱玲的“摩登着装”在读者心目中的印象之深。有相当一段时间,张爱玲的穿衣打扮和她的小说创作并驾齐驱,俨然成了文学性想象之外的另一种风情。她的时装:裘衣、锦缎、“大镶大滚”的皮袄、DIY的碎花旗袍,在让观者顿生艳异之感的同时,也让张爱玲本人获得了某种心理上的满足感。
  也许是小说给她诉说穿衣哲学的空间还不太大,她甚至还给《二十世纪》杂志写了一篇《中国人的生活与服装》的专论,其中所有女性新旧服装的插图,也都由张爱玲本人一手包办。罗玛说张爱玲的着装有着强烈的怀旧意味,证据就是许多都由族亲的旧衣改成,却没有看到,那些原材料几乎都经过了张爱玲本人的巧手编排,它们的趣味格调与所谓的怀旧迥然不同,全都染上了现代社会的胭脂。
  这个自诩为“天才”的张爱玲自视甚高,她确实喜欢都市中的汽车鸣笛、摊贩叫卖、电梯轰鸣,炉膛里冒出的青烟,各种时尚杂志和以八卦新闻为主业的小报,但更多地如王安忆《长恨歌》开场时的景物描写一样,多少带有一点俯瞰的姿势在看上海,仿佛《心经》中的许小寒一样,坐在常德公寓“不胜寒”的高处,冷眼旁观着这座都市的生生死死,这样眼光下的小说怎么能不多一些悲怆,少一些红鬃烈马一往无前似的热烈和乐观?她的小说的色调几乎清一色都是清冷,在表面上热烈推崇城市之余,也流露出张爱玲内心深处对于都市的矛盾情绪。
  张爱玲选择遁世,从一个如公寓的窗口般的地方望出去,然后可以将那些曼桢、曼璐、曹七巧、杨太太之流的人物娓娓道来。她的态度并没有浪荡子刘呐鸥般的轻浮,恰恰相反,诚如夏志清所说:“她的态度是老练的,带有悲剧感的。”新兴都市的建立必然导致古典社区和人伦规范的解体,张爱玲的出身使她比一般人更能感受到《红楼梦》中家族的凋零、贵族高雅文化的没落的时代大悲剧,从而写出《金锁记》。
  张爱玲的小说,就像是在一座老房子里置放了些新家具,意识是新的,而文字、意境却统统有着一种古典之美,而这古典的美就在喧闹的都市中沉淀下去,成了一座“冷宫”,这些生活在张爱玲小说世界中的男男女女,就像是韶华飞逝的宫女和帝妾,虽然外人看着是繁华热闹,在他们自己的眼中,又完全是另一番景象:空荡、烦恼也许还充满了死气。
 
徐志摩、陆小曼的四明村
 
  从铜仁路地下通道出来便是四明村。小小的稀疏的铁门,低调地铸着“四明邨(村)”三字,这里,见证了那段旷世之恋、以及徐志摩和陆小曼的最后时光。
  1920年代,四明银行出资修建了这个红色的院落。可以说,四明村是上海新式石库门里弄的典型代表作。从格局来看简洁紧凑,一条南北走向的总弄堂连贯延安中路和巨鹿路,弄里的16幢楼呈鱼骨状排列,有高高的过街楼,会转弯的菱形天井。当初建房时,每个楼层就配备了卫生间,自来水,管道煤气,在当时,绝对属于新潮建筑。章太炎,红影星胡蝶,鲁迅的弟弟周建人,书画家来楚生、王福庵、吴青霞、吴待秋、高式熊等人都在这住过。
  1926年至1931年,婚后的徐志摩和陆小曼就住在四明村临街的一幢小楼里,闹中取静。陆小曼的父亲住在边厢房,她的母亲住在二楼亭子间,二楼厢房的前间是徐志摩和陆小曼的新房,挂着深红色的厚重窗帘。后面一间是陆小曼的吸烟室;二楼客堂间用来会客;三楼是徐志摩的书房。
  在这里,徐志摩曾经热烈追求过林徽因,但是无功而返,他和陆小曼喜结连理之后,陆小曼成了这里的女主人,两人起先住在上海环龙路花园别墅11号后搬至此地,每月租金银洋100元左右。
  倘若拜金女陆小曼知道日后徐志摩会飞机失事,当晚在四明村,她还会和徐志摩大吵一场吗?没人知道,我们只知道,第二天,徐志摩搭乘中航平京线免费的济南号邮机离开,打飞的去听林徽因的建筑讲座去了,徐志摩离开之前的前一晚,他和陆小曼之间发生了激烈争吵。陆小曼是个怎么样的人?在徐志摩去世改邪归正之前,陆小曼过着挥金如土、日夜颠倒的生活,她从不吃午餐,夜猫子,爱打麻将,到下午才起床,还抽鸦片烟。即使是浪漫诗人徐志摩也受不了啊,徐志摩健在时,两人的婚姻其实并不美满幸福。
  有一次,陆小曼对郁达夫的妻子王映霞诉苦:“照理讲,婚后生活应过得比过去甜蜜而幸福,实则不然,结婚成了爱情的坟墓。志摩是浪漫主义诗人,他所憧憬的爱,最好处于可望而不可及的境地,是一种虚无缥缈的爱。一旦与心爱的女友结了婚,幻想泯灭了,热情没有了,生活便变成白开水,淡而无味。”
  其实不是徐志摩变了,而是徐志摩深为这位天性好玩的妻子苦恼,他的父亲徐申如对这位摩登儿媳也甚不满意,因而加以冷淡和不理不睬,徐志摩夹在中间受夹板气,时间一长,多少有些厌倦,内心深感苦闷。他苦口婆心劝陆小曼把鸦片烟给戒了,没想到陆小曼不仅不听,反而大发脾气,竟然将烟枪朝志摩脸上掷去,徐志摩躲闪及时幸未击中,但鼻梁上的金丝边眼镜却滑落到地上,把镜片给跌碎了。
  陆小曼抽鸦片是因为沪上名医翁瑞午的建议,在当时的医生眼里,鸦片,也是一种药品,有镇痛作用,翁瑞午根据陆小曼的病情建议她适当用一点。两人后来在徐志摩去世后同居至1950年代末,之是后话。
  徐志摩和陆小曼在四明村最高兴的事恐怕要说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泰戈尔来访做客的那一天了。1929年3月29日,泰戈尔再次来到上海,事先,泰戈尔致信徐志摩,说要到家来做客。陆小曼听说泰戈尔要来非常高兴,把三楼一间相当精致的亭子间腾出来让泰戈尔住,并按照印度人的生活习惯,在房间内铺上厚厚的地毯。结果,泰戈尔看中的,却是有一张特大写字桌、堆满各种书籍的房间,说这里“饶有东方风味,古色古香,就让我睡这里吧”。
  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时,几乎所有人都反对,而远在印度的泰戈尔居然支持他们的婚姻自主,陆小曼一直对他心存感激,自然相处融洽。陆小曼爱画画,是丹青高手,恰好泰戈尔也会画画,徐志摩就提议,让泰戈尔在一本纪念册上画上一幅。泰戈尔欣然答应,在一张洒金的大红笺纸上作了一幅水墨自画像,还用钢笔在右上角写下一句秀丽而富哲理的小诗:小山盼望变成一只小鸟,摆脱它那沉默的重担。并在另一纸上用孟加拉文题诗一道:“路上耽搁樱花谢了,好景白白过去了,但你不要感到不快,(樱花)在这里出现”。临别时,还从手提箱里取出一袭极珍贵的紫红色丝织印度长袍相赠,惺惺相惜,可见三人之间真挚的友谊。
  可惜,这竟是两人与泰戈尔最后一次见面。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一语成谶,年仅36岁的诗人飞至距济南五十里的党家村附近,忽遇漫天大雾,触山顶倾覆,机身着火,机油四溢。机上除徐志摩,还有飞机师王贯一、梁壁堂,竟然同为36岁!也是奇了。
  到此时,惊闻噩耗的陆小曼有如当头一棒,痛哭失声,悔之晚矣!在四明村的家里,守着空房,睹物思人,一身愁病,渺渺离魂,万千别恨又向谁言?只能感叹造化弄人,空留余恨而已。
  东吴大学的教授张慰慈有一次来拜访陆小曼,闲聊了几句,对徐志摩的死表示悲伤后,对她说:“你一个人过生活也很困难,像你这样身份的女士,其实可以出去走走,为社会做点工作,那么,在生活上也可以有所改善,你有兴趣吗?”
  陆小曼问:“你想让我去做什么呢?”
  张慰慈说:“当然是为政府做点事了。”
  陆小曼当场拒绝了他的提议,说:“志摩过世后,我只想一个人清静些,不想再出去了,何况为政府做事,我是更担当不起了。”
  过了几天,张慰慈又打电话来,说:“宋子安想请你去吃饭,你肯赏光吗?”宋子安是宋子文、宋美龄的弟弟,陆小曼依旧拒绝。在徐志摩去世之后,在四明村,陆小曼过着与徐志摩生前截然不同的生活——画画,翁瑞午几乎是全盘照料起陆小曼的生活。翁瑞午家有贤妻陈明榴和五个子女,在养家活口的同时,如此不间断地供养开销甚大的陆小曼,并花钱让她向贺天健学山水画。1953年,翁瑞午的发妻逝世,陆小曼遂正式成为他的续弦。
  翁瑞午和陆小曼的关系,她的学生王敬之曾引用篆刻家陈巨来的话来评论:“翁瑞午跟陆小曼的关系,却不能简单地责之以‘朋友妻不可欺’。陆小曼从来不事生产,全赖翁一直是黑(烟)白(饭)供应无缺,在陆年老色衰之后翁仍侍奉不改,也不能不算是情义很重的了。”
  只是,1960年前后,有一天,陆小曼邀请王映霞再次到她四明村的家里做客。她却对王映霞说:“过去的一切好像做了一场噩梦,甜酸苦辣,样样味道都尝遍了。如今我已经戒掉了鸦片,不过母亲谢世了,翁瑞午另有新欢了,我又没有生儿育女,孤苦伶仃,形单影只,出门一个人,进门一个人,真是海一般深的凑凉和孤独,像你这样有儿有女有丈夫,多么幸福!如果志摩活到现在,该有多么美啊!”
  在王映霞的印象中,陆小曼比以前胖了些,但“徐娘半老,风韵犹存”。5年后的1965年4月3日,陆小曼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她没有留下什么遗嘱,她最后一个心愿就是希望与志摩合葬。而这一心愿她也未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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