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版图变化看上海人的身份焦虑
阅读提示：版图可以重建历史，但区域文化的时空边界在哪里，上海人心里很清楚。
主笔｜沈嘉禄
身份的焦虑
但凡两区合并或撤二建一的消息一出，舆情必然喧哗。民众未必有意与政府对着干，干也干不过，嚷嚷而已，图一时的口舌之快。只是，我从舆情中读到了一种焦虑，那是身份的焦虑，这与涉事机关公务员对自己岗位的焦虑有本质上的不同。上海人对自己的身份看得比较重，比如上海方言正在消失，有关方面王顾左右而言他，民众则非常着急。一瓶黄牌辣酱油在超市消失了好几天，民众也会着急，满世界找，加之网上起哄，动静着实不小。老街的石库门房子又倒了一大片，大家知道暗中推手是谁，从中渔利者是谁，一个劲地跺脚，尽管旧城改造也确实给原住民带来了居住条件等方面的改善，也尽管他早经不在这里住了。
身份给上海人带来什么？可能就是一种优越感吧。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上海迎来了历史上最大一波移民大潮，数以百万计的外来人口波浪式地导入，在生产消费各个领域水银泻地，不可阻挡地挤占了上海原住民的空间——特别是文化空间和心理空间。实事求是地说，新上海人为上海的繁荣繁华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陆家嘴摩天大夹缝中步履匆匆，操一口北方话外加英格利西的新上海人，绝对是本城小鲜肉的榜样。在黄浦江沿岸，在古北地区，在西郊别墅区，眉头都不皱一皱就为那种房价一次性买单的人，绝大多数是外省来的富豪，放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们就是上海市民艳羡的对象，教导孩子出人头地的生动教材。但是今天，在一番风雨之后，老上海的感觉是有点酸涩的。数代上海人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一点点积存起来的那种优越感日益稀薄，庶几转化为一种失落感，当然，“我们家先前也阔过”这种阿Q精神还是顽强地根植于大家心中。
也因此，这次静安与闸北的合并，舆情认为闸北的房价必定大涨，最终与静安接轨，顺带便，闸北居民的身份也由此获得“漂白”，下只角一跃而成为上只角。房价上涨，很可能是中介公司和闸北居民的预期，惊涛拍岸，水落石出，市场的事情最终还要交还市场。回头看看浦东对南汇的吞并，南汇的房价如何？至于上只角与下只角，那只是一种冷讽热嘲，老上海的脑子不会那么简单，区域的边界在哪里，他们很清楚。
我说这个话，闸北的朋友可能会不高兴：难道住在下只角，就祖祖辈辈看不到出头日脚了？我们闸北以前可是上海经济繁华、文化发达的地区噢！
好吧，接下来我们讨论下一个问题。
市民的生态
进入21世纪的上海人在精神方面的诉求越来越强烈，对“我从哪里来”这样的哲学命题也相当关切。版图可以重建历史，但区域文化的时空边界在哪里，上海人心里很清楚。再往深里观察，大家明显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在城市快速发展的那种“热水瓶换胆”、“腾笼换鸟”等一系列太极套路中，一百多年来营造起来的石库门生态遭受了大面积的风化消蚀，几乎不复存在。
上海是由大大小小弄堂编织而成的世界，弄堂好比城市的经线和纬线，城市边界划到哪里，弄堂就延展至哪里。弄堂又好比城市肌体内的血脉与经络，弄堂通，城市通，弄堂人丁兴旺，城市就活跃，就健康，就欣欣向荣，活色生香。
弄堂生活是市民社会的映射，真实而生动，荡漾着热烘烘的世俗趣味。各地方言在弄堂里通用，生活习惯在弄堂里形成，公共规则在弄堂里产生，它们是约定俗成的，就像小孩子的游戏，可以通用好几代人。弄堂生活最让人兴奋的是它的唾咳与闻，提壶相呼，少有隐私，不必设防，前门进后门出，坐下来就喝茶，大家都是一根藤上结的瓜。共呼吸，同命运，说的就是弄堂生活。弄堂让人感动的是相濡以沫，彼此关切，在艰难时世，邻里之间的一声问候，就能化作再坚持一下的动力。当然，弄堂里总会有那么几个狠脚色，他们锱铢必较、损人利己、虚张声势，是人人畏而远之的麻烦制造者，不过规则的底线也不敢随意击破，他们知道与规则对作就是与众人作对，大家知根知底，你要是乱来，以后还做不做人？所以，即使在人妖颠倒的动乱年月，弄堂规则基本没有受到大的破坏。一旦风平浪静，规则又浮出水面。现在，不用我说了吧，弄堂正在退出历史。它成了废墟，成了遗址，成了陌生而盛气凌人的高楼。
这些年来，随着城市改造和房地产开发的加快，走出弄堂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急迫。我们主动或被动地来到异样的空间，生活还在继续，弄堂规则遭遇了似是而非的国际规则，有些零乱，有些模糊，有些迷茫。
他们是否还能继续着弄堂里的话题呢？看来很难。生活掀开了新的一页，全新的剧目开始了，情节、道具和人物都变了。这是一次新的精神迁徙，一次群居结构的重新组合，一次市民生态的大裂变。新富阶层住进了高档小区，他们的优越感毫不掩饰地流露在社会场合的言行中。而大多数人不再由籍贯、职业划分，他们身不由已地聚集在一起，相互提防又希望抱团取暖，他们很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或者可以、只能到哪里去。于是一种新的人文环境、文化场域就形成了。你居住的地方，直接证明了你在社会上的能量与成就，基本如此吧。
今天，大家对弄堂生活的怀想，并非执意要回到那个空间、那个岁月，而是希望以弄堂生活的经验为底本，经过一番沉淀发酵，提炼出温馨的、有利于规范大家语言行为的那份记忆。你看看当下，表面风光，内心沧桑，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弄堂里的市民生态就这样一去不复返了？大家心有不甘。
假如我们基本认同这样的看法，那么讨论下只角与上只角的问题就可以更加冷静和从容。我这里只能谨慎地提示各位：上海典型石库门弄堂或花园洋房里酝酿而成的文化，是绝大多数市民集体智慧的结晶，而且以一种主流话语体现了上海的城市精神和文化特质，也更能智慧地与外来文化交流融合并成功转化为上海的本土文化。滚地龙、草棚棚里的居民只是少数，也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建国之前作为弱势群体的他们，也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文化体系，以纯朴、忠诚和奉献精神，不时感动着全体市民，建国后更是以崭新的群体形象和大公无私的思维方式为上海城市精神作出生动诠释。
多元的文化
这次静安与闸北的整合，在行政规划上是一个大动作，市委市府对中心城区谋求更大发展有着战略性考虑。对市民而言，对文化界人士而言，更关注的也许是文化层面的大交融、大发展。值得期待的是，苏州河两岸有着细微差别的两种区域文化，将在日后通过智慧而值得玩味的动作，达到和谐兼容。
静安与闸北的合并不是“首秀”，之前黄浦区的合并，种种焦虑与不安似乎还留在人们的回想中。以黄浦区为例，原本与南市区、杨浦区一样，在一江之隔的浦东各自拥有一片狭长地带，浦东开发开放后，一古脑儿划作浦东。这样一来管理与建设是一呼即应了，但黄浦区面积只剩下区区4平方公里，除去人民广场和外滩沿江带，作为袖珍中央商务区的黄浦区怎样也施展不开手脚，于是市委市府高瞻远瞩，将它与相对边缘化的原南市区合并。十年后，黄浦区又与同样面临发展空间不足的原卢湾区合并。这样一来，现在的黄浦区获得了发展的新空间，同时在文化层面，也就面临着三种文化元素的融合。
在历史叙事中，今天黄浦区由原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组成，三种文化的差异性是比较大的，对城市文明与市民生态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外人眼里，这是上海的城市中心，钻石地段，但是真正的上海人是有资格会心一笑的。这里的文化是庞杂的、多元的，我们所说的海纳百川，最先体现在这个区域。一百多年前，原南市区是华人集中居住、谋生的区域，城墙内外，黄浦滩头，阡陌纵横，河道网布，经济繁荣，人文荟萃。尤其是老城厢，经过700年的经营，在城隍庙、沉香阁、白云观、文庙、关帝庙、先棉祠、校场等摩肩接踵之处，弥散着浓烈的人间烟火。
这里的每条街巷都对应一种业态，代表了自然经济内循环的序列，这里是达官贵人的归隐之地，私家花园曾经多达数十个。老城厢还是清末民初上海商会会馆和同乡会所最集中的区域。
但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南市区不是封门的城郭，早在1607年，徐光启就在这里设立了上海的第一座教堂，鸦片战争后建造的董家渡天主堂是江南教区上海主教的主教府，地位在徐家汇耶稣会会院之上。这座教堂带来的影响是深刻的，南市的华人由此听到了上帝的声音，并开始学习西方文化，包括拉丁语和法语。高等华人让子女洗礼信教、读圣经、进震旦大学读书、留学巴黎、回国后在法商当买办、或到公董局任职、在东方汇理银行打理自己的财产，成为一种人生选择。董家渡与卢家湾、徐家汇一起是上海三块受法国文化影响最大的社区。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在老城厢共存，代表了上海历史上十分复杂的一面，构成了上海编年史中颇为神奇的章节。
原黄浦区是英租界，冒险家的乐园，商业文明发达，追求效率，遵守契约，讲求信用，以资本扩张为荣耀，与世界接轨最为敏感和迅速。这里曾有第一批建造落成的石库门弄堂，煤气房、自来水、救火会、发电厂、电报电话、电影电台、西式医院、西式学校、会审公廨、新闻出版、银行洋行、证券期货等等，上海近代化的许多“第一”在这里落地。这里还有外侨俱乐部、跑马场、电影院、番菜馆、四大公司、大世界、舞厅、洋泾浜英语、会乐里等，在沿黄浦江一线则有更替三四个批次而高耸至今的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以降各种风格的近现代建筑，它们构成了近代上海经济繁华、华洋杂处、辐辏南北的庞大坐标，以及今天我们认知上海城市风貌的形象生动的通衢捷径。在这里，一半是海浪滔滔，一半是火焰熊熊。
原卢湾区是法租界，法国人注重文化先导，追求浪漫情调，虽然也参照了西方的种种制度，但与英租界资本为王的强横做法大有不同，这里弹性更大，缝隙更宽，强调人居环境的优雅、文化艺术及宗教的渗透影响。这里有顾家花园、有轨电车、法文书馆、中法学堂、国际社区、白俄以及罗宋大餐、江南制造局、“中国最大最好的医院”广慈医院、帮会、上海美专、国立音专……还有《新青年》编辑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中央机关和中共“一大会址”。区域性的文化差异，导致城市规划、社会发展、经济建设以及居民的集体性格与行为方式等方面，都有了明显的不同，这也是历史学家值得深入研究的题目。
历史的资源
作为最早接纳外来移民的城区，黄浦区一方面虔诚地传承着有数千年渊源的中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又在被动的情势中向西方开放，但很快能以积极乐观的姿态接纳并消化了强势的西方文化，在兼容与通达、消解与创新的有趣过程中，产生了被人津津乐道的海派文化，与北方的京派文化遥相呼应，对近现代中国的市民社会与文化征候作出生动注解。可以这么说，黄浦区的文化状态，像滴水反射阳光那样，见证了上海文化在碰撞、冲突中的曲折发展以及流光溢彩的繁华。
我们更应记住的是，黄浦区荣幸地见证了许多改变中国进程的历史事件，辛亥革命中革命党组织并号令全市起义军行动的钟声在中华路小南门救火会瞭望塔上敲响；毛泽东在半淞园为新民学会成员负笈欧洲壮行；作为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的马林受列宁委派，冲破密探的严密监视来潜入南京路；中国共产党在这里横空出世；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因为血染南京路而达到唤起民众的高潮；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指挥部就设在三山会馆内；邓小平从欧洲蹈海归国在十六铺码头登岸……在浩如烟海的档案文献中，在民间话语和专家著述中，今天的黄浦区就是英雄豪杰大显身手的舞台。
当然，黄浦区在文化资源的整合利用上还有许多空间，有关方面还应该对文化资源进行认真的审视与精准的评估。举个例子吧，我从多条途径获悉，民众对田子坊日益“城隍庙化”的趋势很是担忧，事实上它已经远离规划之初关于创意产业的种种构想。再举个例子，我曾向黄浦区有关方面提议：在半淞园和露香园原址上建亭立碑，让后人知道这两处有着百年以上历史的私家园林在上海城市史的特殊地位，但至今这个建议仅仅得到学术界的点赞，而有关方面还没有认识其重要性和必要性。再举个例子，市领导非常关心的思南公馆，为何修复后一直没有预期中的人气聚集，最后不得不依靠上海作家协会的文学会馆召集一点读者来“捧场”？最后，我不得不再举个例子，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上海闸北产生了数十万难民，来自法国洛林地区的饶家驹神父在南市区设立难民区，挽救了无数中国人的生命。他首创的保护平民安全区模式，直接促成了战后《日内瓦条约》的修订。在今年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学界提出在城隍庙可考的难民区遗址上树一块纪念碑，但至今还没有得到有关方面的切实响应……
文化不仅仅是莺歌燕舞，文化也不仅仅是高楼大厦玻璃幕墙霓虹灯闪耀，文化是对人的行为的规范和引导，是对城市精神的长期打造，文化的影响力是巨大的，文化对经济的推动力也是强大而持久的，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文化的影响力不是仅仅靠钱砸出来的。
今天，新的静安区又诞生了，老百姓在城市大变局的时间节点上尚存一些担忧是应该理解的，他们最为关切的就是历史风貌的消逝，弄堂生态的瓦解，区域文化特性的湮没或被所谓“国际化”的表象所覆盖。那么作为政府有关方面，应该将文化资源进行有效交流与整合，打造属于新时代的新文化，为海派文化注入新的，可以让全体市民分享的丰富内涵。
上海素来有着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传统，再过一些时日，静安区与闸北区的边界，在2016年新版城区地图上不复存在了。时间会治疗一切，时间也会告诉我们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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