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崛起之谜
阅读提示：IS的崛起，在某种程度上是西方介入伊拉克后，无意中所产生的后果。联合武装令一个残忍的独裁者倒台，但它们也破坏了伊拉克的国体。西方世界缺乏耐心、意志与智慧，无法去建立一个崭新而包容的国家。那里仍然是废墟一片。与IS的斗争将是“持续整整一代人的斗争”。
撰稿｜朱宇伦
“懦夫行径”、“史无前例的恐怖袭击”以及——“战争行为”，法国总统奥朗德用这样的口吻，描述日前发生在巴黎的大规模恐怖袭击事件。
制造这起造成上百人死亡的恐怖袭击的，正是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呼风唤雨”的IS（“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
巴黎之殇
就在今年1月份，一伙穷凶极恶的极端分子，闯入了法国著名讽刺漫画杂志——《沙尔利周刊》的办公现场，一阵肆无忌惮的扫射之后，留下了一地狼藉以及12具冰冷的尸体。
当时的几名嫌疑人中，有人宣称，自己效忠于“伊斯兰国”。事件的结局，自然是欧美各国增强了预防恐怖袭击的安保措施，同时加大了对于IS的打击力度。
如此这般，一来二去，似是相安无事。时间来到了2015年的年尾，就在巴黎几乎要淡忘《沙尔利周刊》惨剧之时，IS的信徒们“不失时机”地给这座世界时尚之都狠狠地补上了一刀。
法国当地时间2015年11月13日晚9点左右，法国巴黎市区郊区公共场所共计发生7处枪击、6次爆炸恐怖事件。在巴黎系列恐怖袭击案发生仅几小时后，IS发布视频，一个留有胡须的激进分子在视频中说，只要西方国家在联合行动中继续“轰炸”IS的据点，这些国家将“不会生活在和平中”。激进分子称，这些国家的民众“将甚至害怕去市场”。
而随后IS也在官方声明中正式宣称对事件负责，称法国是他们的首要目标，并称此前已详细研究了执行方案。一年之内的两起恐怖袭击，无疑让巴黎这座城市，陷入了深深的哀伤之中。
事出必有因，法国人究竟做了什么，才会招致IS如此的“特别照顾”？
据法新社报道，自《沙尔利周刊》遭袭以来，法国战机在伊拉克开展1285次空中行动，进行了271次空袭。今年9月，法国加入美国带头的联军空袭行动，打击“伊斯兰国”极端组织。除了参与空袭，法军还担负起了侦察与情报搜集任务，同时向库尔德武装提供武器。
袭击发生前夕，法国对“伊斯兰国”的打击力度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法国《星期天日报》于今年9月公布的一份民调结果显示，56%的受访者支持法国参与可能进行的向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发起的地面军事行动。法国总理瓦尔斯上个月在约旦表示，法国在叙利亚及伊拉克展开的打击“伊斯兰国”行动针对其所有成员，不分国籍，其中也包括法国的“圣战”分子。
或许是法国人想在与自己地缘政治联系颇为紧密的叙利亚掌握更多话语权，又或许是害怕中东的战火蔓延到自己的北非“后花园”，总而言之，法国在美国人拉起来的所谓反恐“国际联盟”中，显得格外卖力——后果就是，招致了IS的疯狂反扑与报复。
而这一切背后，其实还有一个更为严肃的话题：欧洲的“穆斯林化”与汹涌的难民潮。
早在2012年，美国学者马克·斯特恩就在其名为《American Alone》的著作中提出了欧洲的穆斯林化这一概念，而随着时间的演进，当时的诸多论调，被惨烈的事实所一一证明。
依旧以法国为例，根据2010年10月估算的数据，法国有500万至600万的穆斯林人口(有学者认为已到达800万)，约占法国总人口的10%。数据或许没那么精确，但不可否认的是，伊斯兰教已经成为法国继天主教之后的第二大宗教。
然而和大多数欧洲国家一样,法国是政教分离的国家，坚持政治和社会的世俗化，而将宗教信仰和活动限制在私人领域。在对待外来移民时，也奉行“共和同化”的原则，积极倡导来自不同宗教、种族的民众融为一体，从而构建多元混成的“法兰西民族”，实现对国家的共同认同。
实际情况是，大部分穆斯林拒绝接受西方文化的融合，进而脱离于主流社会，穷困潦倒之下，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分子，在失业、犯罪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最终极端化，成为我们所说的“恐怖分子”。
欧洲人渴望与伊斯兰教进行融合，反过头来却发现，伊斯兰教不仅仅拒绝融合，甚至大有将欧洲同化的趋势。
众所周知，欧洲的普遍生育率很低，诸如俄罗斯等国甚至已经进入了人口负增长的阶段，而若要维持一个国家的经济持续发展，生育率必须达到2.1才算及格。显然，指望欧洲妇女1出头的那点生育率是不够的。那么，怎么办？引进移民，大量的穆斯林移民正是通过这一途径进入了欧洲。今年下半年以来，汹涌的难民潮，更是助推了欧洲穆斯林人口的急剧增长。
然而，移民并没有给欧洲带来多少活力，高生育率的背后，带来的是愈加不稳定的社会现状，欧洲相对自由的边界更是加剧了这样的现状。有人鼓吹西方文化要与伊斯兰“共存”，但现实是伊斯兰拒绝与别的文化共存。穆斯林根本想法是把欧洲包括美国变成伊斯兰国家。马克·斯特恩就直言——恐怖活动只是症状，意识形态才是疾病。
IS恰好利用了穆斯林与欧洲主流社会的矛盾，以及这一波难民大潮。先前IS的网络宣传，自然不必多说。在此次巴黎袭击事件爆发之后，15日，据俄罗斯卫星网报道，三名参与巴黎恐袭事件的恐怖主义分子的名字被公布。
据报道，其中有29岁的伊斯梅尔·奥马尔·穆斯塔费，法国籍，他的父亲和兄弟之前已被警方逮捕——法国国会议员、沙特尔市长皮埃尔·乔治在自己的社交网站上公布了该名法国籍极端人士的名字。据乔治介绍，这名恐怖分子至少在2010年以前，都住在沙特尔。
另一名恐怖分子的名字——阿卜杜拉巴克·B则是由法国《费加罗报》公布的。媒体还没有公布关于此人的详细信息。
值得一提的是，此前塞尔维亚的《Blitz》报已经公布了另一名恐怖分子的名字——通过塞尔维亚进入西欧的叙利亚公民艾哈迈德·艾尔莫哈迈德。
有土生土长的法国当地人，有流浪而来的所谓难民，IS的手段，真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
也正是因为此，欧洲对待IS的态度或许会发生更多改变，同样发生改变的还有面对难民的态度。据英国《卫报》网站消息，法国巴黎13日发生恐怖袭击后，波兰宣布将不会再实施欧盟推进的难民分配计划。持有类似想法的欧洲国家，恐怕不在少数。
崛起之谜
其实，不仅仅法国，事实上，IS的势力早已在全球范围内渗透，只要你接纳移民，就存在被渗透的危险。哪怕你严格控制入境，IS也能从其他国家内部发展自己的信徒，防不胜防。从美国到欧洲，从东南亚到澳大利亚，一股暗流正在悄然滋长，只等最终爆发，IS大有向全世界宣战的资本。
让我们颇为胆战心惊的一点是，此次巴黎的袭击，策划周密，各袭击点配合娴熟，恐怖分子不仅表现出训练有素的“独狼”作战经验、能力，更罕见地显示了团伙配合的素质和技巧，这是此前发生在世界范围内的各类恐怖袭击都无法企及的。
我们不得不猜测的一点是，万一IS已经能将这类恐怖袭击像工业流水线那样“批量生产”，后果该是多么不堪设想？尤其是，在本身并不差钱的IS已经控制了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大片土地，征收赋税，行政管理，乃至组建正规军，俨然已经进化成了一个恐怖主义国家而非松散恐怖组织的背景下。发达国家输出资金、技术和管理方式，发展中国家输出劳力和原料，而他们就像一个工业化国家一样，输出恐怖主义。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次的恐怖袭击绝不是完结。
哈佛大学专门研究恐怖主义的学者杰西卡·斯特恩与《外交政策》杂志撰撰稿人J.M.伯格合著的《IS:恐怖之国》一书曾经将IS和基地组织做了对比。他们把基地组织比作孤立的“先驱运动”，“一个自视为精英知识分子的阴谋小集团，领导全球意识形态革命，并对之进行援助和操纵”。他们写道，整个20世纪90年代，基地组织“成了一个公司式的团体，有工资名单和福利部门，工作人员周游世界，见缝插针，介入当地冲突”。
相反，IS更像是由民粹主义者启动的行为。在网上，“它们召集起‘一群聪明的’支持者，并且给予他们力量，”他们还“对‘选民’进行投票调查，精明地判断何时应该倾听，什么样的人可以完全无视”。
基地组织将恢复伊斯兰王权视为“一项一板一眼的长期工程”——“是一个理想化的未来，基地组织的领导者们并不指望自己有生之年能够亲眼见到”。“伊斯兰国”则摈弃了这种知性的思辨，强调恐怖暴力（这是为了刺激和吸引心怀不满与愤怒的年轻男人），并且承诺建立“一个穆斯林社会，且具备其所有外部特征”。这个王国“召唤着所有非战斗人员、男人与女人，来建立一个单一民族国家，除了战士，也担负起工程师、医生、电影导演、系统管理员，甚至是交通警察的角色”。
在另外一本由记者迈克尔·韦斯与哈桑·哈桑合作的著作《IS: 恐怖武装内幕》中，他们不仅把“伊斯兰国”描述为一个恐怖主义组织，也描述为“一个精巧的宣传机器，能够有效地散布它的信息”、“一个黑帮组织，擅长利用拥有几十年历史的跨国灰色是由于武器交易市场”、“一个传统军事力量，擅长调度和组织步兵”，并且极具军事头脑，此外它还是“一群聪明老练的人集合起来组成的机构，能渗透到与之竞争的组织中去，从内部静悄悄地招募新成员，直至将其彻底接管”。
韦斯和哈桑指出，许多勉强的“伊斯兰国”支持者们都认为“过去十年里，逊尼派穆斯林处境凄凉，先是丧失了对伊拉克的控制，如今又在叙利亚忍受着全国性的暴行，很多都相当于种族灭绝，“伊斯兰国”是他们唯一的选择。他们视中东战争为逊尼派与一个伊朗领导下的联盟之间的冲突，他们将极端暴力视为一种取得平衡，或遏制什叶派霸权的必要工具。”“伊斯兰国”恶意利用这种宗派的不满情绪，煽风点火，挑动内战，刺激什叶派民兵采取暴力行动——然后就可以把这些暴力行为作为证据，让逊尼派觉得“除了伊斯兰王国之外别无希望”。
两本书都指出，努里·卡迈勒·马利基(Nuri Kamal al-Maliki)是个两极化的人物，身为伊拉克总理，他日渐剥夺逊尼派的公民权利，从政府中清理著名的逊尼派领袖，他的宗派主义只能把更多逊尼派人士推向“伊斯兰国”的怀抱。
而在美国最新出版的《黑旗：IS的崛起》一书中，作为一名一直关注中东问题，并且获得过普利策奖的美国名记，作者乔比·沃里克指出，是扎卡维凭一己之力开创了恐怖主义的新模式，才导致IS有了今天这样的规模。
在乔比看来，是小布什政府推波助澜地帮着造出了一个名叫扎卡维的恐怖分子。当时小布什政府为了能够入侵伊拉克，以虚假的材料指控扎卡维是基地组织与萨达姆之间的纽带，尽管指控是错误的，但却成功塑造了扎卡维作为国际“圣战”英雄的形象。随后美国入侵伊拉克，又让扎卡维有了战场与口实，这一系列的错误令扎卡维，将原本人数寥寥的小团伙、奥巴马口中的“低年级校队”壮大成了今日无人不知的IS。
乔比指出，在一封写给奥萨马·本·拉登的信里，扎卡维说他的目标在于“令人憎恶”，为此要采取使人震惊与冒犯的战术。他娴熟地利用网络，做到了引诱和挑衅。甚至连基地组织都认为扎卡维的战术太过分了。但伴随着每一次血淋淋的处刑（视频），扎卡维都能受益良多：数以千计的年轻拥趸，他们都坚信西方正在千方百计地想要摧毁伊斯兰。
其实不难看出，以上三本书的作者都认为是美国灾难性的决策促使“伊斯兰国”、乃至其前身和旁系的崛起。斯特恩与伯格写道，2003年入侵伊拉克“加强了伊斯兰圣战的呼声，要求推翻美国在中东的霸权，为恐怖主义者提供了丰富的信任资源，这正是他们最需要的”。他们还说，“有些政客在盟军入侵期间将伊拉克视为廉价旅馆，我们却将其视为一个马蜂窝——盟军的炮弹与子弹只是让马蜂飞得更远，遍及这一地区，乃至更多地方。”
盟军的占领与战后计划同样是灾难性的。2003年，美国驻伊拉克最高民事长官L.保罗·布雷默三世(L. Paul Bremer III)所做的一系列决定——解散伊拉克军队，禁止阿拉伯社会复兴党进入政府——导致愤怒、失业的伊拉克人迅速增长，他们特别容易被吸纳到新兴的叛乱组织中去，人心惶惶，缺乏安全感。事实上，韦斯和哈桑主张，大多数“伊斯兰国”的“顶尖决策者都曾在萨达姆·侯赛因的军队或保安系统中服役”，因此，“‘现世的’阿拉伯社会复兴主义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伪装下再度回到了伊拉克。”
伯格与斯特恩总结道，“IS的崛起，在某种程度上是西方介入伊拉克后，无意中所产生的后果。联合武装令一个残忍的独裁者倒台，但他们也破坏了伊拉克的国体。西方世界缺乏耐心、意志与智慧，无法去建立一个崭新而包容的国家。那里仍然是废墟一片。”他们援引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的话——与IS的斗争将是“持续整整一代人的斗争”。
然而韦斯与哈桑的论调甚至更加悲观。“恐怖的军队，”他们在书的末尾写道，“将永远与我们同在。”
谁能对抗IS？
回到此次恐怖袭击的源头——IS的大本营叙利亚。在巴黎的袭击发生之后，叙利亚无疑再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然而，或许正如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所说，“法国今天遭受的野蛮恐怖袭击，是叙利亚人民在过去5年中一直都在经历的。”
只有当人们对于日复一日的惨烈感到麻木之后，才会对巴黎的袭击感到如此震惊。何止是叙利亚，阿富汗、伊拉克、也门……上述哪一个国家不是深受恐怖主义和战争之苦。在世界各国和IS的拉锯战之中，伤亡最多的，不是恐怖分子，不是军队，是平民。
而最为讽刺的是，关于叙利亚和谈，更多的是讨论阿萨德是否下台，而不是切实讨论叙利亚问题的解决。当政治斗争左右了一切，叙利亚的曙光，难道真的要等到披着所谓逊尼教圣衣、鼓吹千年以前思维的IS统一了整个中东？
正如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巴黎被袭之后所说，“无论你是赞成还是反对阿萨德都没有关系，IS才是你们的敌人，而不是阿萨德。”
纽约时报专栏作者弗里德曼在最近一篇文章中写道，世界越来越多地分割成有秩序和无秩序的区域，在失序的地方，比如在利比亚、伊拉克、叙利亚、马里、乍得、索马里，要与当地、地区以及国际社会所有维持秩序的力量合作，一道遏制病毒的蔓延，直至野蛮行径引火烧身。那些团体无法开展治理，当地人最终会寻求其他途径。“除了遏制这些势力之外，做不了什么，要一直等到其天然抗体从内部产生出来。”
斯坦福大学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提出，在阿拉伯世界，让这些天然抗体凝聚起来所需的时间或许会更长。“政府不仅仅关乎制约，也需要提供安全保障、基础设施、医疗和法治。任何能够提供上述所有服务的势力都能赢得竞赛，无论它民主与否……IS之所以能如此壮大，是因为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政府的治理没能提供最基本的服务。IS并不强大，它周围的所有东西也同样虚弱”，充满了腐败和教派纷争。
福山提出，阿拉伯世界里国家的失败太多，因为在那里，宗族/部落忠诚的力量一直延续着，“这意味着你只能信任自己部落里很小的一群人”。如果凝聚人的力量只是共有的亲属关系，而不是共同的价值观，就无法建立强大、不依赖个人、以功绩为基础的国家体制。中国和欧洲花了数百年才完成这样的转变，但它们做到了。福山说，如果阿拉伯世界在面对IS的暴行时，无法克服部落纷争和宗派分歧，“那么我们也无计可施”。那样的话，他们的未来就会出现许多黑暗的夜晚。
世界三大恐怖组织的资金来源
恐怖组织需要资金支持日常活动的进行，IS、塔利班、基地组织是最臭名昭著的恐怖组织，它们的资金是如何筹集的呢？
IS是全球最富有，也是最危险的恐怖组织，年周转资金约20亿美元，而据一些分析师估计，这个数字应该是30亿美元。主要资金来源：石油贸易、绑架勒索、收取保护费、掠夺地方税收和银行抢劫。目标是建立包括伊拉克、叙利亚、约旦、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在内的“伊斯兰国”，并向异教徒、十字军（比如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发起“圣战”。
基地组织年周转资金1.5亿美元，主要资金来源：资助捐赠、绑架勒索、贩毒。目标是针对基督徒和犹太徒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圣战”，并且形成一个对抗西方世俗力量的伊斯兰统一阵线。
塔利班年周转资金4亿美元，主要资金来源：毒品走私（主要是鸦片和海洛因的生产）、赞助费和税收，经济援助和捐款。
巴黎恐袭的背后：2000万欧盟穆斯林何去何从？
据估计，欧盟国家现有约2000万穆斯林，其中多数并没有很好地融入欧洲社会。移民问题、欧洲穆斯林族群问题以及伊斯兰世界现代化问题，是本次事件发生的重要背景，欧洲要保障未来的和平安宁，不能不重视上述问题。
从经济角度分析，相比本地国民，穆斯林大多数文化程度不高，难以从事白领工作，只能从事低收入的制造业、服务业等。近年来，欧洲的纺织业、钢铁、玩具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欧洲穆斯林深受其害。
据《欧洲穆斯林问题的三个维度: 阶级、身份与宗教》一文指出:（欧洲）穆斯林群体通常在人口拥挤的贫民区居住，高失业率、贫困与恶劣的居住环境成为穆斯林生活最主要的特征，法国穆斯林群体的失业率超过非穆斯林群体失业率4 倍。
至于社会文化方面，倡导“普世价值观”的欧洲，坚持文化多元主义，对伊斯兰文化采取了包容的态度，但穆斯林对自身传统文化的坚持等原因，使得他们很难主动融入西方社会，欧洲形成了西方文化与伊斯兰文化二元分立的局面。
“一个人在前行中受挫，就有可能转回身拥抱曾经被他丢弃的某些东西，只要那些事物可以让他的心灵得到慰藉和依靠。对那些在西方长大的穆斯林后代来说，伊斯兰教正可以填充他们失落后的巨大虚空。”《沙尔利周刊》事件发生后，作家孟卫东在《流血的巴黎》一文中这样描述欧洲穆斯林的微妙心境。这些穆斯林青年由于对自己身份认定的不确定、迷茫及疏离感，希望诉诸“重新穆斯林化”，回归传统的洁净状态。这种诉求与其说是试图复古，不如说是希望从伊斯兰教和传统文化中寻求保护、安全和心理寄托，找寻个人的尊严和平等。
当西方社会个别激进主义者以漫画等方式讽刺伊斯兰教，当西方国家加大对IS的打击力度时，这些被激怒的青年就成了训练有素的战士。
今天，阴影再次笼罩了巴黎。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全球化时代，必须从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的根源出发来思考恐怖主义问题的解决之道。这些根源，包括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化、移民与移民中的穆斯林族群如何融入当地社会等问题，如果不能正视这些问题，不能超越政治立场左右之争、国家利益之争，全世界还将继续为恐怖主义付出沉重的代价。（本文节选自中山大学谷河传媒微信公众号“布谷岛”，作者王谦，李林蔚、戚展宁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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