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冲突：恐怖主义的历史根源
阅读提示：由于社会剧烈变动导致的原有秩序的紊乱、身份的变更、生活的起伏和政治经济状况的波动，使社会经常呈现出一种“失范”状态，如何解决这种“失范”状态，如何化解文明的冲突，达成文明的和解，是摆在我们每个人面前的问题。
撰稿｜河 西
2003年3月下旬，当美国《国家地理》的爱德华·吉拉德得知伊斯兰激进组织正准备攻击住在坎大哈的外国移民时，他只能取消了前往该地旅行的计划。没过几天，武装分子在坎大哈附近劫持了一支人道主义车队，杀害了其中唯一的外国人——一位国际红十字会的萨尔瓦多籍水体工程师。据说，好战分子中有塔利班的代表。
就在之前，2003年2月，美国战地记者蒂姆·朱达来到约旦首都安曼，战争的阴云笼罩着这座城市，伊拉克战争一触即发，大量伊拉克难民涌入约旦，令约旦应接不暇，首都安曼的房屋和公寓的出租价格暴涨。
在市区，蒂姆·朱达见到了伊拉克民族和解组织（INA）的领导人易卜拉欣·贾纳比，这位伊拉克的反对派领导人宣称，“萨达姆政权是如此腐败，以至于轻轻地一推就能使其崩溃。”他还说，“隐蔽在政权内部的自己人将履行他们的职责，去占领所有重要的场所。”虽然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这一点。
在市郊，有一个直通巴格达的出租汽车和公交巴士集散地，只需12小时就能走遍全程。伊拉克的出租车司机在招揽生意，一些巴士的前窗挡风玻璃上贴着萨达姆的画像。一个叫祖贝地的司机说：“人民与伊拉克同在。”此外，他还补充说，如果战争爆发，“儿童和男人都将全力抵抗美国的入侵。”另一个叫马吉德·阿尔-马萨达尼教长的神职人员则激愤地说：“我们将同萨达姆一同作战，他是我们的旗帜和总指挥。如果有人要侵略你的祖国，你能听之任之吗？”
11月13日血洗巴黎的恐怖袭击，从根源来说，都要从叙利亚问题追溯到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2003年3月20日对伊拉克发动的军事行动，美国以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暗中支持恐怖分子为由，绕开联合国安理会，单方面对伊拉克实施军事打击。到2010年8月美国战斗部队撤出伊拉克为止，历时7年多，美方最终没有找到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反而找到萨达姆政权早已将其销毁的文件和人证。2011年12月18日，美军全部撤出。
与第一次海湾战争不同的是，这次战争彻底击垮了萨达姆政权，使得伊拉克进入一个没有强人的时代。当然，萨达姆有其独裁统治的一面，但是美国以反恐为名，行控制伊拉克石油之实，与当地激进分子摩擦不断，最主要的，萨达姆被处死，伊拉克一下子进入真空状态，为日后的“伊斯兰国“的崛起，埋下了祸根。
而我们从蒂姆·朱达发表在《纽约书评》上的现场报道来看，伊拉克人并不是铁板一块，反对萨达姆的异议分子在秘密加入到倒萨达姆的大军之中，萨达姆那么快倒台可能还真和他们有关也说不定，另一方面，则是反美——视之为异族入侵——的民族主义情绪在迅速上涨。
在一家餐馆，蒂姆·朱达见到年轻的巴勒斯坦人阿马德，他反对美国发动战争，不过他的理由只是担心萨达姆会在美军撤退后继续执政，他根本没有料到，一代枭雄萨达姆会那么轻易被抓住，并被处以绞刑。
贾米利亚是1970年代逃离伊拉克的流亡者，他同样对即将到来的战争忧心忡忡，他倒不担心萨达姆会重新掌权，他不放心的是美国人：“美国人真的是出于帮助伊拉克人民的目的，在伊拉克实施民主政治吗？我表示怀疑。如果他们只是来解放伊拉克人民的，那么，全体伊拉克民众会紧随其后；倘若他们是来准备占领的，那么每一个伊拉克人都将与之战斗到底。我们不清楚他们的意图。”
贾米利亚的立场在当地伊拉克人中有很大的代表性，他们反对萨达姆的独裁统治，但是并不表示，他们就赞同美国人插手其中。在反对萨达姆的伊拉克战争中，他们可能会因为眼前的共同利益携手奋战，但是一旦这一共同目的已经达成，他们之间的分歧就会成为他们之间最大的障碍和隔阂，这最大的障碍和隔阂，就是文明的冲突。
伊斯兰的本意是“和平”
在理解全球文化冲突的时候，塞缪尔·亨廷顿是一个无法绕开的人物。
这位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说：“全球化并不会给世界带来和谐，相反却会在不同文明之间引发冲突。”
这就是亨氏著名的“文明冲突论”。其主要内容为，文化认同是由共同的宗教信仰、历史经验、语言、民族血统、地理、经济环境等因素共同形成的，其特性比起政治、经济结构更不容易改变。
他从1990年代爆发的全球性的认同危机中发现，随着冷战时代的结束，全球文明不仅没有发生趋同，反而日益分裂为相互冲突的七大文明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
亨廷顿认为，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他认为西方，尤其是美国，应该注意伊斯兰教汇流所带来的挑战。
20多年前，“文明冲突论”一经发表，立即引起极大关注，也越来越为大众所接受，特别是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教世界之间的冲突，自“9·11”之后，你来我往甚是热闹，伊斯兰世界在军事上处于明显的弱势，但是他们的强项是你在明处我在暗处，搞突然袭击，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往往在遭遇特大恐怖袭击之后，才进行报复性的军事行动，其强大的军事实力让其在战争初期占尽上风，但很快，他们就陷入战争的汪洋大海不能自拔，最终不得不匆忙撤兵，留下一个烂摊子。
没法子啊，这片土地地处要冲，世世代代就和西方世界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打过的仗杀过的人，历史上海了去了，这些记忆，若有若无，在他们的血脉里流淌。一种对于西方的、基督教和犹太教文明的仇恨，根深蒂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但是，我们首先要明确一点：伊斯兰（al-Islam)系阿拉伯语音译，又译作伊斯俩目，原意为“顺从”、“和平”，指顺从和信仰创造宇宙的独一无二的主宰安拉及其意志，以求得两世的和平与安宁。信奉伊斯兰教的人统称为“穆斯林”(Muslim，意为“顺从者”与伊斯兰“Islam”是同一个词根)。所以，伊斯兰的本意，不是圣战，这似乎被大多数的人们给遗忘了。现在，出现了恐怖主义，出现了两大文明之间的冲突，就将其归罪为伊斯兰教本身，我们认为这不是一种理性客观的态度。
伊斯兰教的崛起与基督教的宿怨
在伊斯兰教兴起之前，6世纪末至7世纪初，阿拉伯半岛正处在原始氏族部落解体的大变革时期，居民主要是以游牧为生的贝都因人，逐水草而居，分成许多氏族部落。这些部落，因为牧场、水源、土地而经常发生冲突，有那么点像战国时代群雄逐鹿，迫切需要思想文化上的统一，需要一面统一和团结的思想旗帜。
伊斯兰教最能契合当地居民的一点其实张承志在《心灵史》中已经有很全面的叙述，伊斯兰教传教的地区，往往是地理自然环境比较恶劣，底层生活极为贫困的区域，需要一种能够起到精神脊梁作用的宗教意识形态作为其强大内心的依托。
张承志在《心灵史》的部分章节中描述了他脚下那片贫瘠的土地上农民的生存状况：那些吃着苦苦菜而身体逐渐透明的人，那些在干涸的河床上无望地指望着庄稼的人，那些连一身衣裤都没有的女人……他说：“学生们个个发愤读书，为的是逃离家乡。”
这贫瘠的土地在沙漠中当然不罕见。
于是，在公元7世纪，先知穆罕默德风云突起应运而生，他的教派迅速传播，一举奠定穆罕默德本人在阿拉伯世界内圣外王的地位。
史传先知穆罕默德并不识字，但公元610年穆罕默德40岁时的一天，当他在麦加城郊希拉山的山洞潜修冥想时，安拉派大天仙哲卜拉伊勒向他传达“启示”使之“受命为圣”。此后，他宣称接受了真主安拉给予的“使命”，便开始了历时23年的传播伊斯兰教的活动。
穆罕默德和真主安拉的关系，很像耶稣基督和天主耶和华的关系，穆罕默德和耶稣一样，都是上天与平民之间沟通的桥梁，我们可以将耶稣的受难看做是底层穷人受到荒淫无度的罗马贵族压迫的一个缩影。在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的中世纪，苦修完全取代了奢靡之风，这种矫枉过正，其实不过是对奢侈之风的反驳。
穆罕默德在其传教之初也曾受到麦加古莱什贵族的迫害和排挤，只得从他最初传教的麦加转往麦地那，不过他比耶稣的运气好，没有用他身体的血化成葡萄酒，在麦地那，他制定了作为穆斯林和犹太人在处理内部民事和对外关系中共同遵守的《麦地那宪章》：
奉普慈特慈的安拉之名。此系先知穆罕默德——愿真主赐福给他，并使他平安——为古莱什族与叶斯里布城之众信士、穆斯林及其随从者、共同奋斗者订立之约书。彼等对外皆属统一之整体。
这一整体，就是以“乌玛”(意为“民族”、“国家”)为形式的政教合一的政权，穆罕默德成为麦地那宗教、政治、军事和司法的最高领袖。他于公元624-627年间，领导穆斯林武装同麦加贵族进行了著名的白德尔之战、吾侯德之战和壕沟之战等三大战役。公元630年，穆罕默德率领十万多人的穆斯林大军，进逼麦加城下，使麦加臣服，麦加克尔白从此成为世界穆斯林礼拜的朝向和朝觐的中心，基本上实现了阿拉伯半岛的统一。公元632年3月，穆罕默德率10万穆斯林到麦加进行了一次经过改革的朝觐，史称“辞别朝觐”。以安拉“启示”的名义，宣布伊斯兰教创传的胜利。
后面的事情，我们在各种影视作品中也看了不少。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因为宗教信仰的关系，也因为地缘政治的关系，在穆罕默德去世之后，穆罕默德的弟子艾布·伯克尔成为哈里发，他执政时期，阿拉伯帝国急速扩张，他乘波斯、拜占庭连年战争力量削弱之机，先后征服了叙利亚、巴勒斯坦、伊拉克、波斯、埃及等地，直接触及到基督教世界的利益。
在军事上对立，在宗教思想上，两个有极为相似的宗教又成为纷争的源头。没那么复杂，简单而言：谁才是那唯一的神？是耶和华还是真主安拉？有人说伊斯兰教对于异教徒绝不善待，在《古兰经》上就规定：
信道的人们啊！你们要讨伐邻近你们的不信道者，使他们感觉到你们的严厉。你们知道，真主是和克己者在一起。
还说敌对真主又扰乱地方的人，“他们的报酬，只是处以死刑，或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我们从“十字架”这一点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不过是从基督教那学的罢了。中世纪基督教的拿手好戏是烧，捍卫哥白尼日心说的布鲁诺和当时一些巫师都被活活烧死，在此之前，1327年，意大利天文学家采科·达斯科里也遭受火刑，他的“罪名”就是违背圣经的教义，论证地球呈球状，在另一个半球上也有人类存在。当然，这都是前现代时期的旧账了。
早年的两大教派的恩怨，还有圣城耶路撒冷之争。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十字军东征。当时原属于罗马天主教圣地的耶路撒冷落入伊斯兰教手中，罗马天主教为了收复失地，便进行多次东征行动。但实际上，东征不仅仅限于针对伊斯兰教地区，如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就是针对信奉东正教的拜占庭帝国。
在历史上，挑起十字军东征的，不是伊斯兰教一方，而是教皇乌尔班二世，他于1095年在克莱蒙费朗号召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近年，天主教已承认十字军东征造成了基督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仇恨和敌对。前后八次十字军东征，以十字军的失败而告终，这声势浩大的远征不仅没有收复失地（第一次是短暂的胜利），反而在阿拉伯人的心中种下了仇恨的种子。《耶路撒冷史》记载：十字军在抢夺了圣地耶路撒冷后，不分男女老幼实行了惨绝人寰的30天大屠杀，单在一所寺院里，就有约1万名避难者惨遭屠戮。十字军将金银财宝、丝绸衣物和艺术珍品抢劫一空，他们为了掠取黄金，剖开死人的肚皮到肠胃里去找。后来，因死人太多，干脆把死人堆架起来烧成灰烬，再在尸灰里扒寻黄金。
极左恐怖主义与阿拉伯的结盟
现代中东这个火药桶在两伊战争之前，最让人头疼的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这对难兄难弟。之所以说这对冤家对头是难兄难弟，主要是因为犹太人也吃过苦头。好不容易从希特勒纳粹的魔爪逃生，到以色列复国，却让已经在这里世世代代生活了几辈子的巴勒斯坦人成了难民，你知道，历史上，以色列灭亡是在公元前586年，距以色列1948年复国有2534年，这要都能复国，灭掉以色列的巴比伦国是不是也可以恢复？那样的话，我们又能看到世界奇迹空中花园了。
巴勒斯坦当地人当然不买账了，于是拉来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兄弟，埃及、伊拉克、约旦、叙利亚以及黎巴嫩，对以色列宣战，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要说兵力上，阿拉伯人处于绝对的优势，可惜，又是一个官渡淝水之战，以色列依靠出色的军事素养和武器装备，再加那么点冒险精神和运气，各个击破阿拉伯同志加兄弟的封锁线，之后，又连续打赢了四次中东战争，打得阿拉伯人一点脾气都没有。没法子，只好签订城下之盟。
怎么说呢，原来巴勒斯坦人有理，但是因为自己没有军队，只好寄人篱下看以色列人脸色。巴勒斯坦当然不爽，两大组织，阿拉法特领导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四肢瘫痪的亚辛于1987年成立的更为激进的哈马斯，为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而斗争，在他们青年时代就已经名扬四海，其中，当然也不乏出格的暴力手段。哈马斯的附属武装“卡桑旅”曾多次对以色列的平民及军事目标发动攻击。针对平民的袭击方式通常为巴勒斯坦对以色列的火箭炮袭击，1993年至2006年间还发生了多起自杀式袭击。
以暴制暴，真是冤冤相报何时了，有一段时间看《新闻联播》，一到国际新闻就是这两家在那大打出手。巴解和哈马斯觉得自己天经地义，以色列则指责对方是恐怖主义，鸡对鸭讲，美国和联合国则充当和事佬，就这样打打停停，停停打打，阿拉法特、亚辛和沙龙都死了也没决出胜负。
并不是很多人知道，在巴勒斯坦的恐怖袭击历史上，日本的极左恐怖主义组织“赤军”扮演了非常隐秘的角色。你会发现，在阿拉伯地区的恐怖主义发展过程中，不仅有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文化冲突，还有东西方、左与右、欧洲与亚洲的矛盾，使得恐怖主义的问题变得更为复杂。
现代意义上的恐怖主义，从上世纪60年代伴随民族独立运动开始兴起，世界三大恐怖主义组织——北爱尔兰共和军、日本赤军和意大利红色旅——没有一个是伊斯兰阵营的，两个倒是极左，是冷战的产物。
2004年10月26日，李香兰前往位于日本东京都葛饰区小菅的东京拘留所，探望被捕的日本赤军首领重信房子。李香兰在她的自传开篇写道，穿过迷宫般的漫长回廊，她走进候见室，在女警的看押下，重信房子出现在她的面前。她伸出手，想与她握手，却发现指尖的触感异常坚硬，这时，她才发现，她们两人之间，隔着一块透明的丙烯隔离板。
重信房子，几乎和川岛芳子一样传奇的女性，让李香兰为之着迷。1973年8月，身为日本电视节目主持人的李香兰在黎巴嫩第一次见到重信房子就被她深深吸引，对于巴勒斯坦弱小民族的独立斗争，李香兰和重信房子一样，给予深深的同情，因而，当重信房子回到日本被捕时，李香兰写下了这样的话，几乎是为川岛芳子一样，为她辩护：“昔日的她身为革命斗士，满怀自信，而今在日本却成为刑事被告人，自由遭到剥夺，生活与世隔绝。恐怕她终将无法摆脱自己的命运了——我这样想着，某种感慨同时涌上心头。”
2001年，重信房子在狱中写下了《苹果树下，决定生下你》（当年由幻冬舍出版），在贝鲁特巴勒斯坦难民营的苹果树下，重信房子生下的，正是她和一名阿拉伯人的女儿重信メイ。
メイ这个字，阿拉伯语的Hayāt，哈娅苔，在日语中，是命的意思。
当地医生对这对母女充满了崇敬之情，当她们出院时，他走到她们的面前表达最崇高的敬意：
“我也是巴勒斯坦人。光荣的为我们民族斗争的日本人，能来我的医院让我高兴。……祝贺你顺利出产，然后再感谢你；为巴勒斯坦，为阿拉伯。而且我相信还应该说，为日本人民。愿真主给你女儿保护，她是我们医院的骄傲。”
问题是，她真的那么值得崇敬吗？
“浅间山庄事件”（内部大清洗）之后，流亡海外的赤军残余分子——重信房子、冈本公三、安田安之、奥平刚士等人——组成阿拉伯赤军，奔赴巴勒斯坦帮助阿拉伯人反抗以色列的统治。一群日本人，不顾个人安危，放弃安逸的生活，在极端艰苦的生存环境下，为素不相识的巴勒斯坦人民抛头颅洒热血，其国际主义、理想主义精神，确实让人非常感动。但是其方式：以暴制暴（特别是恐怖主义的手段），就值得赞赏？其残忍的手段，却为当地的极端分子树立了榜样。奥平刚士“牺牲”后，那年出生的阿拉伯男孩有相当多人的名字叫“OKUDAIRA”，就为了纪念奥平刚士，在他们心目中，那是为阿拉伯人而牺牲的日本人。
1972年5月30日，他们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罗德空港向旅客发动突然攻击，造成约98人死伤，其中26人死亡。有人于此事有专文辩护，他们用冈本公三的证词、桧森孝雄的回忆录和重信房子女儿所著的《秘密——从巴勒斯坦到樱花之国》为证据，证明三名阿拉伯赤军当时不是对乘客乱射一气，而是想“袭击机场的管制塔”，而且为了不使一般乘客被卷入，赤军成员安田安之扑在手榴弹上，被炸身亡。即使我们相信这一辩护，袭击民用机场本身，就值得歌颂？更何况，这不是赤军唯一的一次恐怖袭击。1973年7月20日，丸冈修等人劫持从巴黎经阿姆斯特丹往羽田空港的日本航空的波音747飞机，后经由阿联酋的迪拜飞往利比亚。在释放乘务人员和乘客以后，炸毁了飞机。1974年1月31日，和光晴生和山田义昭及两名巴勒斯坦武装分子炸毁了新加坡的壳牌公司炼油厂。1986年六七月间，赤军暗杀小组企图暗杀日本天皇……如果这一切都那么正义，为什么重信房子2001年在狱中，要宣布解散赤军，并向所有受过赤军伤害的人谢罪？
真是命吗？在重信房子的身上，交织着坚守信仰与冷酷残杀的两面，这是她作为一个革命斗士和恐怖分子必须同时承担的两面，那让人既激动落泪又痛恨唾弃的红与黑，如果真是命，是她用血与泪产下的肉体与精神的婴儿，她也必须承受这相应的荣耀与罪责。
冷战时代结束了，可是冷战时代的怪胎——恐怖主义——却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
在阿拉伯世界，萨达姆、穆巴拉克、阿萨德似的强人极权政治当然不是一种完美的政治形态，但是如果没有更好的过渡形式，激进推进民主——特别是以异族武力的方式——可能适得其反，这是在伊拉克、埃及、叙利亚问题中遇到的棘手问题。在伊斯兰教的传统中，有一个政教合一的哈里发中央集权政府，这样的传统会影响大众的政治心理，当权力出现真空，极端分子就有了生存的空间。
而在接纳叙利亚难民的欧洲，实际上，移民或难民的增加和人口的流动，不同文化背景和发展程度的民族人口忽然走到一起，相互之间的陌生感和文化冲突也是必然的。
同时，由于社会剧烈变动导致的原有秩序的紊乱、身份的变更、生活的起伏和政治经济状况的波动，使社会经常呈现出一种“失范”状态，如何解决这种“失范”状态，如何化解文明的冲突，达成文明的和解，是摆在我们每个人面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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