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拉夫史诗
阅读提示：慕夏要让这些或辉煌或悲惨的历史为更多的捷克人以及斯拉夫人所了解，这不是一个没有历史深度的国家，它有着悠久的文化积淀，只是其中掺杂着太多的苦难，太多的酸楚。
记者｜何映宇
东欧，现在分为大大小小十几个国家的这片辽阔土地，其实大部分同根同源，他们的祖先是斯拉夫人。
在公元5-6世纪时，日耳曼人向西移动，引起了斯拉夫人的大迁徙。斯拉夫人开始向西迁移，他们形成了今天的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和波兰人，他们都被称为西斯拉夫人。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他们受到了西方的影响，因此，他们信仰的是天主教，使用的是拉丁字母。那些渡过多瑙河、移居巴尔干半岛的南斯拉夫人，就是今天的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最后，向东迁移的是东斯拉夫人的祖先，这些东斯拉夫人就是整个北部的大俄罗斯人、南部地区的小俄罗斯人即乌克兰人和西部边境的白俄罗斯人。俄罗斯的西部边境——波兰东南部维斯杜拉河上游一带——是斯拉夫人的最早发源地。只有罗马尼亚虽然身处巴尔干半岛，原先的人种属于与罗马帝国同时代的达契亚人种，后被罗马吞并而融入罗马人种血统，还有山鹰之国阿尔巴尼亚是古代巴尔干半岛上的古老居民伊利亚人的后裔。
东西南三支，虽然是一个老祖宗，但是因为宗教的差异，却为日后的纷争埋下了伏笔。
公元1054年东西教会大分裂，东边的拜占庭东正教和西边罗马的天主教分庭抗礼，从此以后东斯拉夫人属于以东正教为代表的拜占庭文化圈，而西斯拉夫人属于以天主教为代表的拉丁文化圈。至于南斯拉夫人，分属两边。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马其顿人、波斯尼亚人、黑山人属于拜占庭文化圈，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就属于拉丁文化圈。
巴尔干半岛，出了名的火药桶，曾经在东西两个罗马帝国、奥斯曼、沙俄和西欧列强以及北约和华约的夹缝中苦苦挣扎，他们的奋斗、团结、分裂与抗争，成就了一部可歌可泣的斯拉夫史诗。
宗教的改革
苦难的民族需要一种宗教来缓解他们的伤痛，他们信了教，并在教会和《圣经》的指引下逐渐走向文明。君士坦丁堡的传教士向斯拉夫人宣读教皇的手谕，命令他们用自己的母语翻译《圣经》，以《圣经》作为他们生活规范的法律。在古代，斯拉夫民族在宗教上受东正教的影响更大一些。那时候他们所要保护的，是最古老的斯拉夫语基督教典籍。东罗马帝国皇帝米歇尔派遣了丘里罗斯前往莫拉维亚传教，又在他的哥哥梅特狄奥斯的帮助下将一部分《圣经》、两三部典礼书翻译成斯拉夫语，成为了斯拉夫文字的创造者。
宗教的传播在当时确实起到了启蒙的作用。然而，打着上帝的名义，却在搜刮民脂民膏的教会逐渐取代了基督教的原初意义，教会的贵族化倾向正在使基督教脱离民众，这是很危险的信号。在布拉格，布拉格大学校长扬·胡斯成为了宗教改革的领袖，这位能言善辩的思想家在公众面前绝不会怯场，人们聚集在他的讲坛前，为他激动人心的讲演所感动着，他义正词严的论点伴随着革命家的手势，令听者为之震动。他反对圣职人员拥有土地，成为实际上的大地主，力主圣徒应该有个圣徒的样子，在青灯黄卷中思索存在的意义；他认为教会应成为救赎灵魂的场所，而不是陈词滥调的鼓吹地。他还试图统一捷克语言。这些大逆不道的言辞激怒了教会，他们视其为洪水猛兽，宣布他为撒旦迷惑了本心，1411年，他被剥夺了教籍，1415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格斯蒙德在君士坦丁堡召开宗教会议时虽然给了他一个出席会议的机会，但由于他未获准在会议上反驳那些攻击他的言辞，仍被处以死刑。
扬·胡斯的信徒遍及奥地利、匈牙利和德国，他的去世引起了轩然大波，他的追随者爆发了激烈的抗议活动，进而升级为暴力冲突。教皇命令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格斯蒙德派遣5次十字军镇压叛乱都被击败。1426年，宗教改革派（胡斯派）所组成的军队甚至出兵进攻布兰登堡和普鲁士，让教皇和西格斯蒙德都焦头烂额。十年后，两派宗教势力都已经精疲力尽，他们走到了谈判席，握手言和，两派都退让一步，教会承认面包与葡萄酒为圣餐，宗教改革派也承认西格斯蒙德皇帝为波希米亚王。但胡斯派的势力并未就此退出历史舞台，他们的领袖吉利·斯·波杰布拉德后来成为了捷克人的王。面对红衣主教的强大压力，这位毫无惧怕的国王一怒之下踢翻了凳子，用一种威严之态展示着捷克人的尊严。只是这种尊严并不能持久，捷克终究是一个小国，当它成为奥匈帝国中的一部分，他们并没有因为沾了这个大帝国的光而扬眉吐气，新教徒的教士们从这里被流放，大多数的贵族们也离去了。政府，教育事业，甚至人们灵魂的守官之职都落入了外国人的手中。曾经的皇帝们的宝座，曾经的人文主义思想的中心，布拉格变成了维也纳宫廷贵族的旅游胜地。 欧洲火药桶
在斯拉夫人的历史上，文治武功的皇帝也不是找不到这样的人选。斯泰班·杜桑是13世纪的巴尔干霸主，在位期间开疆拓土，其疆域包括现在的阿尔巴尼亚和马其顿，1346年自封为“塞尔维亚·希腊皇帝”，编订《法典》，开创了斯拉夫——也是捷克——历史上的一代霸业。不过他在攻打君士坦丁堡的路上死于非命，命中注定无法登上这个众人垂涎的王位。在画家慕夏所画的《斯拉夫史诗》中，我们看到这位皇帝在前呼后拥中显得气派非凡，前面是少女和长老开道，中间有善舞的女子敲锣打鼓、载歌载舞，当地百姓在路两旁夹道欢迎，场面可谓热烈。
但那是斯拉夫人的美好记忆，在更多的历史岁月中，这是被欺压和被侮辱的民族，也激起了他们的民族血性。1914年6月，哈布斯堡王室的弗兰茨·斐迪南大公被塞尔维亚的爱国者加夫里洛·普林西普暗杀。这一重大事件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其结果是中欧和东欧的所有帝国——德意志帝国、哈布斯堡王朝、奥匈帝国、沙皇俄国和奥斯曼帝国——土崩瓦解。结束这场大战的一些和平条约一般都建立在民族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因此，出现了几个新国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它们体现了以往的一些从属民族这时已能独立存在。19世纪末，在中欧和东欧，对于那些曾经不可一视的帝国君王来说是一场恶梦。由于对民族自决的要求日益增长，那里多民族的帝国正处于差不多被撕成碎片的危险之中。在哈布斯堡王朝，居统治地位的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就受到了觉醒的意大利人、罗马尼亚人以及包括捷克人、塞尔维亚人在内的斯拉夫民众的对抗。因而，不难理解，哈布斯堡官员作出了帝国要生存、就必须采取强硬措施的决定。这决定对好战的塞尔维亚人尤其适用。
也许从斯拉夫人迁居至东南欧时开始，很少有哪场欧洲范围内的战争没有影响到捷克。布拉格是欧洲被围困、被占领最频繁的城市之一，这里的居民由此而练就了一种忍耐力，可以在异族入侵时保持一颗平常心，这虽然让捷克作家伊凡·克利玛非常不满，却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明哲保身的手段。但这并不表示捷克人是一个只会忍辱负重的民族。早在1618年，捷克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起义，是历史上著名的“三十年战争”的导火线。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为在捷克恢复天主教，指定斐迪南二世为捷克国王。斐迪南二世下令禁止新教活动，拆毁其教堂。1618年5月23日，布拉格民众冲入王宫，把几个官吏从王宫窗口掷了出去，史称“掷出窗外事件”。这一事件引发了“三十年战争”。这场战争使德意志损失了1/3的人口，300多座城市、2000多个村庄毁于一旦。这场起义最后却被证明是不成功的。因为封建主利用战争造成的破坏，大肆霸占土地，许多自由农变成了农奴，13世纪已被废止的农奴制因此得以复活。在易北河东岸地区，自由农就“像白色的乌鸦一样罕见”。农民和贵族两败俱伤，鲁道夫二世积敛的华丽艺术收藏，几乎都没有存留下来，被劫掠者洗劫一空，它们不是被运到维也纳，就是被天生就是海盗的瑞典人给抢走了。
波希米亚人
东欧也不都是火药桶，也有闲适小资，比如波希米亚。
但大家是不是都知道，波希米亚人和时尚界天天挂在嘴上的波希米亚风并不是一回事。波希米亚是中欧的古地名，位于现捷克共和国中西部地区，“三十年战争”过后，波希米亚一直被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但仍然保持为一独立的王国，拥有自己的政府。直至1743年，波希米亚成为哈布斯堡-洛林皇朝统治下的一个行省。而波希米亚风，指的是自由洒脱、热情奔放的风格，在T台上，以流苏、褶皱、大摆裙的流行服饰的波希米亚风大行其道，这和时尚设计师印象中在波希米亚生活的吉普赛人有关。
本雅明那本著名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第一章写的是《波希米亚人》：“每个属于波希米亚人的人，从文学家到职业密谋家，都可以在拾垃圾者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处在一种反抗社会的低贱地位上，并或多或少地过着一种朝不保夕的生活。”从戈蒂耶与奈瓦尔笔下的波希米亚小流氓，到波德莱尔时代的波希米亚人以及最后无产化了的波希米亚人，这些“来回跑动，但不会散去的不定的人群”在都市中实践着一种吉普赛人所惯用的游击战术。他们在商品堆积而成的建筑迷宫里漫游穿行，对眼前闪着迷幻色彩的玻璃建筑、马车和汽灯产生了让人迷醉的效果。他们衣衫褴褛，穷困潦倒，却义无反顾地训练着自己的脚力，就好像那些街道上的陌生人是他们最好的庇护者。在本雅明这里，革命、流浪、诗歌与颓废被这样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
1847年开始连续3年,法国作家亨利·米尔热在《海盗》杂志上连载《波希米亚人生活的场景》，一时洛阳纸贵，轰动一时，讲的是巴黎拉丁区一位贫穷画家的爱情故事。歌剧家普契尼读到这个连载后思如泉涌，于此为蓝本创作了歌剧《波希米亚》。由于人们普遍认为波希米亚是乘着大篷车到处卖艺的吉普赛人的故乡，所以他们就认为，波希米亚这个词就代表了那种浪迹天涯、四海为家的漂泊者的生活。这与事实多少有些出入。波希米亚人和吉普赛人并不是同一个概念。“波希米亚”（Bohemia）语出塞特语（塞特是公元前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古欧洲民族），意思是“波伊伊人的土地”，至于波伊伊人究竟为何许人也，却众说纷纭，估计是塞特人之前的居住者，也有传说波伊伊人居住在古代高卢地区。在1世纪和5世纪之间，斯拉夫人的一支捷克人迁移到此定居。公元9至11世纪初，这里建立了大摩拉维亚国；14世纪，卡尔一世时代的波希米亚王国定都布拉格，他还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国力达到顶峰，而布拉格教区也被晋升为大主教区。虽然它的统治版图并不大，但它的地理位置却处在欧洲的中心，这注定将成为一个引起众多外来势力兴趣的地方。从有记载的历史开始，外部势力就渗透其中：首先是犹太人，在13世纪是德国人。后来，1438年，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出身的菲特烈三世成为皇帝后，哈布斯堡家族就一直统治着波希米亚。斐迪南一世还曾一度担任波希米亚王和匈牙利王，权倾一时。
而吉普赛人（俄罗斯称之为茨冈人）原住印度西北部，10世纪前后开始迁移，以载歌载舞的形式四处游荡，将吉普赛人和波希米亚人相提并论也许仅仅因为他们都是漂泊的无根的民族，这真是一个美丽的误会。日耳曼语保留了塞特语对捷克的称呼，也是日耳曼人改变了捷克寄人篱下的民族观念。当1871年，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结合了22个君主国与3个自由城市，建立起德意志联邦时，泛斯拉夫主义兴起了。
也就在这时候，新艺术时期重要的画家阿尔方斯·慕夏抛弃了在法国摸爬滚打打下的这片江山，回到布拉格潜心于《斯拉夫史诗》的创作，其目的，也正是为了应和越来越高涨的民族独立运动，以绘画的方式表现赤子之心，这是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慕夏所做出的选择。慕夏要让这些或辉煌或悲惨的历史为更多的捷克人以及斯拉夫人所了解，这不是一个没有历史深度的国家，它有着悠久的文化积淀，只是其中掺杂着太多的苦难，太多的酸楚。让一个人承载国家命运的包袱，让自己的身体承载一个国家的历史，耐心和毅力是不可或缺的。慕夏就是这样一个有耐力的人，他从1910年开始创作《斯拉夫史诗》，到1928年全部完成20幅巨作，差不多用了20年的时间。在搜集资料和日以继夜的绘画的过程，他逐渐和这个国家有了更深的接触，不是肌肤与肌肤的那种表面的触摸，而是灵魂与灵魂的对话、碰撞和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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