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出囚徒困境 走向合作共赢

撰稿｜陈　丹

 

 

    期待已久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一次缔约方大会暨《京都议定书》第十一次缔约方大会”（简称“巴黎气候大会”），比原计划提前一天，于2015年11月30日在巴黎北郊的布尔歇展览中心召开。

　　尽管巴黎恐怖袭击事件的阴霾还未散去，此次会议依然吸引了来自全球195个国家和地区、大约1万人左右的与会者聚首布尔歇，同时还有全球近2000个非政府组织、共1.4万人报名参会。

　　作为自2009年之后最重大、且被社会各界寄予厚望的国际气候大会，巴黎气候大会的目的旨在促使196个缔约方（195个国家+欧盟）达成统一意见，形成一项具有普适性的气候合作协议，并于2020年开始付诸实施。

 

 

重整旗鼓 整装待发

 

　　巴黎气候大会是继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之后的又一次重要国际气候大会——会议计划达成一项能够取代即将到期的《京都议定书》的新协议，并成为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依据。

　　也因此，法国外交与国际发展部长洛朗·法比尤斯对此次会议寄予了厚望：“2015年11月30日至12月11日巴黎将举行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是法国历史上最大的外交多边会议，会议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人类共同的未来。”

　　为了能够在巴黎气候大会上达成有效、一致的合作，联合国可谓“蓄谋已久”地做了诸多铺垫：从去年12月吵吵嚷嚷的利马气候大会开始，这一年筹备用心良苦。早在今年2月份，各方代表们就基于利马气候大会的基础，在日内瓦达成了一份长达86页的、就今年气候问题所要展开的四轮会议的具体工作计划。在德国波恩召开的最后一轮会议，1300多名代表完成了一份将在巴黎气候会议上讨论的内容文本。而距巴黎气候大会召开的前三周，非正式部长会议在法国召开，法比尤斯邀请了60多名部长进行了最后阶段的缔约方会议，成为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有史以来最富有成效的一次会议，成功实现预热。

　　此外，为了能够达成有效成果，主办方也是费尽心思：比如，转变谈判模式。此次巴黎气候大会赋予了各国更大的自主权和灵活性，由各国提交自己的“国家自主贡献预案”（INDC）。全球160多个国家向UNFCCC秘书处提交了“国家自主减排贡献”文件。同时，领导人被要求不能参与具体谈判的过程。具体形式上，首先是联络小组（contact groups）会议，各方会对各项工作进行讨论和总结。接着，由子小组（spin-offs）对更多具体细节上的执行展开进一步讨论，诸如限制气候变迁的融资方案、如何减少碳排放等等。此外，巴黎气候大会还提供各种茶歇和宴会上的非正式讨论，以及各种会议和双边谈判，以促进协议达成。

　　值得一提的是，与往届所不同的是，此次巴黎气候大会召开，还具有着特殊的国际关系背景，国际关系开始朝着更务实的合作和共赢的方向迈进：

　　一方面，主要能源消费大国在气候问题上的合作和交流走向频繁互动，中美、中法、中欧、中印等都发布了双边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下，在增大协议力度和透明度等问题上已达成谅解，这也为巴黎气候谈判打下良好基础；

　　另一方面，紧张的国际政治局势，尤其当前谈“IS”色变，从巴黎遭遇恐怖袭击到俄罗斯和土耳其剑拔弩张的国际关系，这些箭在弦上的宗教冲突、国际关系的背后逻辑，无外乎就是政治经济问题，具体而言就是能源利益的争夺问题。巴黎气候大会此时召开，给矛盾中的国家和地区提供一个心平气和的平台，又在当前扑朔迷离的国际局势下，提供了重塑国际秩序的一次机会。

 

 

进退维谷中寻求雾释冰融

 

　　如此“天时、地利、人和”之下，巴黎气候大会无疑成为了近几年来国际气候大会中最为重要的一次。

　　作为承前启后的巴黎气候大会，预期的最终目的是制定出一份新的全球气候减排合作协议：

　　首先，196个缔约国能够共同签署一项协议，使全球气温上升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第二，在大会召开之前，督促各国提交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自主贡献预案”；第三，要解决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融资渠道和技术问题，希望在2020年前每年筹集1000亿美元的绿色基金；第四，通过地方政府、企业和非政府人员的努力，展示其解决方案，作为“国家自主贡献”的补充。

　　自 “巴厘岛路线图”以来，先后在哥本哈根、坎昆、德班、多哈、华沙和利马等地举行了一系列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可谓有数量而无质量，几乎每次会谈都是尽兴而来、败兴而归。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各自的责任分配和承担上难以谈拢，导致气候谈判是屡败屡战、屡战屡败，谈判结果总是进退维谷、举步维艰、不欢而散。

　　根本症结在南北对话上：一方面，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实现碳减排，另一方面又总是在资金和技术援助上开“空头支票”，不愿意为自己历史遗留的环境问题埋单。发展中国家要想从发达国家之前许诺的资金里获得支持，犹如铁公鸡拔毛；另一方面，在碳排放的责任问题上，发达国家常常“严人宽己”，铁齿铜牙、不肯让步。同时，发达国家一直强调在核查、透明度上要对发展中国家加大“力度”，并且在资金支持上不断增加“条件”门槛，这使得各方僵持，进展缓慢。要打破举步维艰的气候谈判协议，关键还是在资金和责任承担等重要议题和内容的妥协和退让。

　　法比尤斯在今年6月的七国集团峰会上就预言：“资金将是巴黎会议成功的关键。”一位发展中国家的谈判代表也坦言：“协议最大的力度不是目标写得多高，而是协议能得到执行。如果它们（发达国家）真的想提高力度，就应该赶紧兑现此前承诺的资金和技术。”

　　果不其然，在会议召开的第三天，表面的一团和气就被资金问题打破，虽然尚未演变成公开的面对面冲突，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大阵营已悄然摆开准备唇枪舌剑的阵型。

　　12月2日，“G77+中国”的主席狄塞科发表长文炮轰发达国家，指责发达国家在资助发展中国家解决环境问题的资金上设置各种附加障碍，同时不兑现自己的碳减排的历史责任，对责任文本含糊其辞、不加履行。

　　早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会议上，发达国家就曾承诺到2020年给发展中国家提供每年10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但近六年来，资金问题并没有得到实质性推进。尽管，绿色气候基金的官方数据，截至今年11月，发达国家已援助出资达到570亿美元。

　　但这“570亿”却遭到了包括印度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反对。印度经济部发布报告称，OECD严重高估了数额，实际上只有220亿美元。其他发展中国家纷纷表示没有收到，并强调所谓的570亿不过是给一些既有资金贴上“气候”标签的把戏。

　　除了老生常谈的旧问题和矛盾，法律形式也成为了上周谈判的焦点。诸多气候谈判代表认为，形成的纸面协议只有在具备法律约束力时，才有可能真正转化为现实中的减排力度。因此他们要求将巴黎谈判桌上的一切决定都写入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之中。但这一提议也有不少反对的声音，因为基于美国2001年退出《京都议定书》的前车之鉴，不少反对者认为，一旦成文法律规范，可能会“吓跑”一些成员国。

　　吵归吵，争归争，巴黎气候大会的前半阶段会议却也如期结束，各方代表都提交了文案。

　　法国谈判代表劳伦斯于5日宣布，就协议的基本问题已经取得了新的普遍共识，达成了《巴黎协议》的最终草案，使得气候谈判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提交的“瘦身版”的21页草案文本，更像是一块拼接布——各种不同意见简单拼贴在一起，据路透社报道，仍有多达939处未达成共识，长达21页的“决定”留给下半阶段高级别会议上部长们再进行“讨价还价”了。劳伦斯也补充道：“主要的政治议题还将继续讨论，如果我们要最终达成我们的目标，需要各国尽更多的精力、智慧和能力进行妥协，还有需要高瞻远瞩的魄力。”

　　当然，尽管取得了一定“成果”，法比尤斯仍强调：“必须清楚的是，现在的进步远远不够。目前的文本还太冗长和复杂。没有各方的妥协，恐怕症结依然难以解决。”

　　说到底，本次气候谈判的主要分歧仍然在于：法律约束力、减排力度、资金到位以及新协议定位四点。其中资金问题分歧最大。发达国家承诺在2020年前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资金，这笔钱目前仍没有落实。发展中国家要求在这次会议上一定要明确时间表和路线图。此外，还应讨论2020年后资金如何操作的问题，是继续保持，还是在此基础上再次增加？发达国家则指出，随着不少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在2020年后，它们有义务向更不发达的国家提供资金。

　　对于如何审议各国在减排等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努力，两大阵营间也出现分歧。欧盟和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张建立“一个可测量、可汇报、可核实的审核机制”，并指出“一个相应能审核大家是否完成任务的机制是建立互信的基础”。

　　对于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一个具有“侵入性”的审核机制却是它们不希望看到的。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在此前举行的媒体会上解释了这一点。解振华说：“我们希望不是对每个国家进行审核，而是对整体进行评估，在此基础上发达国家通过提供发展中国家必需的资金和技术，激励各国提高减排目标。”他表示，中国代表团认为这才是政治互信的表现。

　　

 

暗流涌动下 各怀“鬼”胎

 

　　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和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主任杜祥琬一针见血：“谈了20年了，尽管吵架，谁也没敢退出，谁都不敢去承担谈判破裂的大事，因为这是全人类的大事。国际气候谈判的实质是什么呢？它不是个闹剧，它是人类严肃的、责任重大的努力。最后就是四个字，合作共赢。”

　　这是一场谁也输不起的马拉松比赛。

　　漫长的气候谈判背后是国际经济政治问题。它是发达国家争夺决策权、发展中国家争取发展权、各国在国际关系博弈中争相抢夺未来发展制高点和话语权的集中体现。也因此，气候问题的背后，实则是各国政治经济的博弈和力量较量，备受各国领导重视的同时，这也导致气候谈判问题往往互不让步，因此总是在争吵中拖延、喧嚣中无果。

　　博弈论可知，在现实中，各方的绝对平等是很难实现的。一旦合作者中优势者意识到自己强大的实力差距，往往会选择背叛，从而实现强者通吃、弱者皆输的局面。也就是说，如果一方怀有赌徒心理，认定自己更强大，采取背叛的策略可能就会占上风。美国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就是典型案例。

　　这次巴黎气候大会上，绿色气候基金（GCF）的官方数据显示，奥巴马政府承诺贡献的30亿美元资金目前尚未有资金到账。美方给出的理由是，只有在发展中大国同样出资的情况下，才愿意兑现哥本哈根的出资承诺。

　　不仅仅是美国，如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同样为了不出资金，新招频现。此前，它们呼吁除了政府提供资金外，私营部门也要加入进来分担资金压力。而此次巴黎气候大会上，发达国家又提出一个方案，表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要出钱。

　　但事实上，发达国家之间也存在罅隙。杜祥琬院士介绍，典型的发达国家碳排放可分为两类，即美国和加拿大是一类，欧洲和日本是另一类，它们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碳排放都达到峰值，但这两类发达国家的人均能耗和排放却相差不止一倍，美国、加拿大是典型的高碳高耗能，而欧洲和日本则是相对低碳。

　　加之如今国际局势发生了转变。在IS问题上，北约国内部已分化为三派，就国际格局的松动之下，欧洲的难民危机、债务危机和俄罗斯的紧张关系，使欧盟发现并不能一味被美国牵着鼻子走。就此次巴黎气候大会的出资问题上，美欧立场就出现了差异：欧盟同意执行哥本哈根会议时做出的承诺，在2020年前由发达国家每年出资1000亿美元；2020年后如果各国提高自主减排目标，那么发达国家将出资更多，同时欢迎发展中国家加入。

　　作为后发国家，发展中国家在长久的国际关系博弈中，也逐渐不再是“省油的灯”。“G77+中国”作为代表发展国家与发达国家谈判的重要利器，既有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也有赞比亚、安哥拉等最不发达国家，还包括马尔代夫等小岛国。在气候问题上，该集团在突破由深谙国际关系的发达国家一手遮天的国际规则制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1992年巴西里约联合国环境大会开始，到《京都议定书》以及后来的“巴厘路线图”，目前联合国气候大会上的重要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就是该集团在气候问题上的重要胜利。

　　讲究“针锋相对” 的囚徒困境告诉我们，当人们为了一己私利，而不愿意合作，最终的结果可能就是两败俱伤。举步维艰的全球气候治理问题，症结就在于各方都置于一种“囚徒困境”下，互不妥协，导致损人不利己。

　　然而，随着美国全球霸主地位的动摇、欧美同盟的罅隙、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博弈中的各方力量的此消彼长，正在为全球气候问题事态似乎正在往好的方向变变创造条件。

 

 

打破囚徒困境 走向合作共赢

 

　　艾克斯罗德在其《合作的进化》中认为：“没有永远的敌人。友谊不是合作的必要条件，只要满足了关系持续、互相回报的条件，敌人也有可能合作。”

　　气候问题的背后是国家实力的较量，是各国政治经济力量的博弈。2009年的哥本哈根会议后，发展中国家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逐渐开始成为气候谈判的领导角色。

　　9·11之后，美国“一家独大”的世界格局正在式微。在这样一个世界格局悄然变动的背景下，联合国气候大会——成为了各国政要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舞台——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制定游戏规则的国际会议，谁都不愿缺席，谁也不愿放弃。

　　中国，深谙此道！

　　近几年，中国在气候问题上“有腔调的”的态度，正使中国逐渐成为全球气候问题的引领者，而非追随者。

　　此次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在大会发言上阐述了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看法和主张：“在2030年左右，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的20%左右；较2005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下降60%-65%，森林蓄积量增加45亿立方米。”

     相比较于发达国家就环境问题上出于利己的“左顾右盼”，中国政府这几年应对气候问题是积极和务实的，并且全球有目共睹：中国政府公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5年度报告》，明确阐述了中国对巴黎气候谈判的立场。同时，中国政府在今年9月承诺将拿出200亿元人民币（约31亿美元）注入南南气候合作基金，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英国环保非政府组织在巴黎气候大会期间发布报告称：“中国绿色转变是这次巴黎气候峰会可能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中国的积极态度，正在打破困扰多年的“囚徒困境”。

　　博弈论里的非零和对策，针对的是在单方面努力不一定能收到良好效果的时候，那么如果各方能够握手言和、相互配合，先获得总体上的最大效益，然后再按某一各方均认可较为合理的方式来分享这一已经获得的最大效益。而此次巴黎气候大会，似乎预示着，非零和博弈的时机已成熟。欧盟气候行动和能源专员卡涅特说：“所有困难的政治课题依然无解，须由部长们来解决。达成一个弱的协议总比达成一个强的协议来得容易。”

　　对可持续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而言，2015年是关键之年。巴黎气候协议，将共同锁定未来15年全球发展议程的基本内容和格局。

　　对于中国而言，随着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绿色发展理念，中国国内的发展议程从此将与全球发展议程实现完全对接。也因此，在全球气候治理的国际合作中，中国将展现新的角色定位，在未来15年内实现从追随者向引领者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