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 保护中国 文化的根
阅读提示：中国有三个产业化让我们积重难返，一个是教育产业化，一个是医疗产业化，还有一个是文化产业化。这样一来，教育、医疗、文化都向钱看，那这个民族坏了，我们没有长远的追求，特别是没有纯精神的追求，没有精神绿地了。
冯骥才：保护中国文化的根
记者｜何映宇
1994年，有消息传到冯骥才的耳朵里，说：天津老城即将改造。
冯骥才先是一惊，心里又是一动，他找了一大批历史学家、建筑学家、民俗学家，发起了“旧城文化采风”。由他亲自带队，到天津的老城区进行“地毯式考察”。前前后后花了他一年半的时间，最终的成果是一张详尽的“老城地图”。
虽然其间冯骥才屡次撰文疾呼，阐述老城的文化价值，想拖慢改造的脚步。但最终，推土机如期而至，“处处断垣残壁，老宅子被夷为平地”。
对于天津，他有很深的感情，他生于斯，长于斯，一直居住在这里，深爱着这片土地。
他的小说写的是天津，刚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集《俗世奇人》，就以清末民初天津市井生活为背景，每篇专讲一个传奇人物生平事迹，素材均收集于长期流传津门的民间传说。很多，都是他在传统文化遗产保护的间隙写成的。
他深知，这些正在消逝的，是宝贵的记忆，是文艺创作的源泉，也是我们的根。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冯骥才致力于城市文化和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2003年开始，冯骥才发起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普查工作，他和他的志愿者们的努力已有了成果，一大批抢救出来的图文资料已经出版，还有更多的音像资料也正在整理，无论对国家对民族，这都将是一笔宝贵的财富。2004年冯骥才成立了“冯骥才民间文化基金会”。“冯骥才民间文化基金会”是由“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倡导者冯骥才发起并创立的非公募基金会，也是国务院颁布实施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之后成立的第一家以当代文化名人命名的公益性民间机构。基金会旨在通过“民间自救”的方式，唤起公众的文化意识和文化责任，汇聚民间的仁人志士，调动社会各界各种力量，抢救和保护岌岌可危的民间文化遗存和民间文化传人。
2013年6月4日，冯骥才在天津大学主持成立了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又开始致力中国传统村落的保护工作，好像每一次，冯骥才都走到公众意识的前头，在大众还没有意识到保护的重要性时，他已经开始脚踏实地做起了工作。
这些年，冯骥才默默做事，偶尔发声，也多谈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2015年11月，在全国政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双周协商座谈会上，面对传承人年龄老化和环境急速变化等现实问题，冯骥才提出了四项提议：“一、对非遗重新做全面调查，摸清底数。将每一项非遗目前的情况调查清楚，对已经确定的非遗进行一对一研究。目前全国85%以上甚至更多的非遗没有专家团队支持。我们的专家有责任去帮助非遗更好地传承和保护。二、建立非遗档案。留存非遗的历史资料，如果将来复原也会有个依据。三、国家非遗所在村落一定要列入国家传统村落。国家传统村落不应只是景观好、建筑好、民居好，有祠堂、庙宇、戏台，还要有好的戏剧、民俗、民间文艺等。四、非遗保护重点放在省市级。我们调研时发现，一些省市级非遗选不到国家级就认为不重要了。而且省市级非遗保护大部分是松松垮垮，责任意识不强。一些地方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的拨款不到位，甚至出现挪用现象。县一级的非遗多数被旅游化了。建议重点抓省市级非遗，各地要有保护非遗的文化自觉，要系统管理、系统研究，并出台系统措施。”
在冯骥才看来，传统文化这是我们的根，需要好好保护，需要好好传承，这样的工作，刻不容缓。
抢救的工作一天都不能等
《新民周刊》：你一直居住在天津，对天津非常有感情，你的新书《俗世奇人》刚刚出版，写这样一本书其实还是要记录天津的文化与人？
冯骥才：我在天津出生，我和别的作家有一点不一样，我一直居住在天津，没有离开过天津。在天津，耳濡目染都是这些人物，这本《俗世奇人》实际写的就是天津人，文化学里面有一个学派叫年鉴学派，他认为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点，在一个历史的过程中的某一个阶段，这个地方的特点表现得最充分，比如北京这个城市，它在清末将近民初的时候是表现得最充分，比如老舍先生写的《茶馆》北京味是最重的，比如上海就是上世纪30年代，周璇的那个时代，上海的气质，上海的味道在上海人身上表现的最充分。天津、上海、北京这三个完全不同的城市，北京是一个精英城市，它是一个比较政治化的精英的城市，上海是一个商业城市，天津是一个市井城市，就是俗世，天津人跟上海人、北京人有一个不同，就举一个例子，比如北京这个地方的文人，它能出梅兰芳、茅盾、徐悲鸿这样的人物，这种人物天津绝出不了。上海出周璇这样的文人艺术家。天津出骆玉笙、马三立，天津绝对不会出徐悲鸿、老舍，可是北京也绝对出不了马三立。这是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特点。
《新民周刊》：这些年，你一直致力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此奔走呼号，一直有一种强烈的迫切感吗？
冯骥才：如果再不抢救，随着城市现代化、乡村城镇化，生活方式急骤改变，再加上大批的农民进城打工，民间文化的传承就会中断。比如贵州黔东南地区有23个民族，民间文化资源十分雄厚，但那里穷，30万年轻人到江浙一带打工，他们已经不再喜欢祖辈传下的音乐、舞蹈、手工艺和服饰等等传统文化的东西。再比如甘肃的民歌“花儿”，现在会唱的人越来越少。还有一次，我们中国民协到甘肃调查，碰到一个裕固族的老太太，民歌唱得好极了，可是第二次去找她，她就去世了。去世前，她说：“你们怎么还不来呀！”所以抢救的工作是一天都不能等的。
我要保护的很多东西都消失了。年画的成绩很不错，但还是有很多东西，我保护晚了，在市场化过程中它已经失去原来的灵魂，形神分离，只剩下一个漂亮的被改造的躯壳，没有内涵了。所以有人说你这两年做得很成功，我就说我是个悲哀者。
《新民周刊》：2013年，你在天津大学主持成立了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又开始致力中国传统村落的保护工作，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冯骥才：对于200多万个村落，我们现在正在全面调查，把好的村落选出来，现在选出来2500个村落，还有大量的村落等待我们选，然后要给村落做档案。当然不是我个人，是这一代知识分子帮助村落去找一个很好的出路。我们现在已经确定了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重要的财富还要很好地传承，因为它们现在还有很多的困难，特别是市场化、产业化以后，有很多的困难，有很多的艺术在变味，在失去自己的传统精神，这都是很多问题。那么多的问题我觉得岁数越来越大，有的时候抓不住它们，有一点困惑。我现在只希望年轻人多一点，如果咱们的文化遗产保护能够像郎平女排就好了，不断有新手上来。
政府主导，专家说了算
《新民周刊》：你曾经谈“非遗”十年得失：“商业化政绩化最伤人”，它们会不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构成二度破坏？
冯骥才：十几年过去了，民间文化保护有了一个轮廓：有法律保护，有了《非遗法》；确定了一批传承人，也有了一些资金支持。这些成果跟知识分子的呼吁、媒体发出的批评声音、公众的文化保护意识密切相关。
但也有很多问题，申遗时，带着政绩需求，目的不纯。申遗成功了，政绩提升了，就把“非遗”扔在一边。第一点，政府必须有正确的遗产观。第二是必须严格听专家的，不是说政府主导就政府说了算。我提出：要“政府主导，专家说了算”。现在中央把文化看得很重要，看成是民族和国家的血脉、灵魂。那我就想说一句话，现在的中国，没有文化的领导不是好领导，我一定要大力提倡这个观点：领导必须要有文化，不能只懂经济。
非遗成为省级、国家级保护对象之后，有了知名度，就有企业进来开发。你想，民间的文化首先是自娱自乐的，又是手工的，承受力很小，很脆弱，和机器生产不一样，不能大量复制。比如说，湖南隆回有一支花瑶，他们刺绣非常精美，我们把这个刺绣列为国家级非遗。名单一公布，马上就有人把刺绣开发成旅游产品。现在，这个刺绣简直不能看，就跟电脑画的一样，什么文化内涵都没有了，大量复制。再这么下去，过十年，花瑶的刺绣就会消失。
城镇化的影响，这是最致命的。我们有一个调查，这十年，每天约有90个村落消失，这既包括传统村落，也包括自然村。我们历史文化的根在村落里，我们的非遗绝大部分也在村落里，我们少数民族的文化也都在村落里，如果村落消失的话，这些都不存在，就无所依附了。这些村落消失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城镇化。粗暴的城镇化进程对中国文化的根，特别是对非遗，是一种断子绝孙式的破坏。城镇化把村落彻底铲平了。比如说，我们这个村落里有种特殊的音乐，只有我们这个村落有，如果村落消失，这个音乐也就没了。这不是说有几个会音乐的人在，就能传承下去，而是这个村落里的人都喜欢这一种音乐，有这样一个文化土壤、文化空间。总体来说，民间文化一方面在稀薄化，大量地减少，另一方面，它变得流动，越来越不确定。
《新民周刊》：你觉得在这样一个市场经济的时代，面对消费主义的侵袭我们应该怎么办？
冯骥才：我曾强调，要和文化产业死拼，文化产业的观念是绝对错误的。我也说过，中国有三个产业化让我们积重难返，一个是教育产业化，一个是医疗产业化，还有一个是文化产业化。这样一来，教育、医疗、文化都向钱看，那这个民族坏了，我们没有长远的追求，特别是没有纯精神的追求，没有精神绿地了。文化产业化扭曲了很多人的价值观，认为文化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赚钱，所以很多愿意保护文化遗产的人，他们看到当地人赚钱了，甚至觉得是做了一件好事，他们对文化本身的价值并没有足够的认识。这一点，需要苦口婆心，反复不断地讲，要重视文化价值。
有些民间文化像传说、歌谣、故事等，不适宜市场化。比如皮影，就适合在小屋子里，两三个人在那演。把它搁到国家歌剧院里就不对了，市场的那种功利性压力，它无法承受。还有些民间手工艺品本来就在市场里，比如艺人做个泥娃娃、布老虎或年画，到集市上卖，但那是传统的古老的市场，不是现代市场。现代市场是商业和大规模工业相结合，一定要求批量生产，使经济收益最大化。那样的话民间手工艺就会受到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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