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春运遭遇文学
阅读提示：毕竟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无数春运加入者和未加入者更有无数个春运的视角，其中的寒温是只有自己才知道的。
撰稿｜张斌璐
火车站观察
“穿过国境长长的甬道，就到了雪国。”川端康成小说《雪国》著名的开头实际上是中国北方的常态。每年春节，总有多少人从南往北，或者从北往南，或者朝着各种方向进行遥远的迁徙。这个庞大的人群，一路上将穿过无数长长短短的隧道，到达各种各样的终点。这场旅程的终点，大多是他们各自生命的起点。中国古代称为“还乡”，现在通称“春运”。
春运和时间相关，和空间相关，和具体生活相关，和语言相关。数以亿计的人在同一个时刻产生的剧烈动荡，所形成的黑洞也足以吞噬其中每一个具体的灵魂或欲望。于是，火车站里浩大的人流便成为了代表该黑洞的主要景观。很多媒体都在这个时候热烈采集人们浩浩荡荡聚集在车站的照片，阿城在《棋王》里描述过知青插队的车站也与此类似：
车站是乱得不能再乱，成千上万的人都在说话。谁也不去注意那条临时挂起来的大红布标语。这标语大约挂了不少次，字纸都折得有些坏。喇叭里放着一首又一首的语录歌儿，唱得大家心更慌。
在所有的车站里，混乱无疑是最显著的特征。与其说这种混乱是秩序失衡所造成的结果，倒不如将其看成一种蓄意的追求。车站本来就应该是混乱的，只有一个混乱的车站才让人亲近。尽管有大红布标语或者高音喇叭试图证明秩序的存在，但实际上更加彰显出现场的混乱不堪。这让人联想起现代车站的滚动式电子标语，以及候车大厅里的女声播音，而混乱似乎也并无多少改观。有人找到了民国作家李同愈的小说《平浦车站》，描述民国时期返乡列车：
每一节三等车中都挤得满满的了。从来没见过这样挤法，连针插不进一枝了。第一批挤上去的是精壮的年轻汉子，他们的身体像一堆货物，塞在车厢的走道间，彼此直着脖子站着。第二批挤上去的就只好站在靠门口的地方，把车门都撑住了，没有法子关闭。其余的呢，就只好挤在车厢外的站台了。
从来就这样，未曾改变。人流的混乱诉诸作家的感官，情感在其中反而显得微不足道。就像肖开愚的诗《北站》中所写“我感到我是一群人”——在整个迁徙中，每个人都仿佛是一群人，甚至是一堆货物，而春运则是关于这堆货物的大型运输。在整个春节时刻，全国的物流几乎趋于停滞，都在为这一场巨大的物流产业让步。
物流的邮寄方通常是大都市，而收件人多数是二三线的小城市或者农村。区别在于，经过一次短暂的接收以后，很快又会迎来猛烈的退货潮。这些来自现代性的龃龉不安就像火车车厢里的动荡不稳，原则上“故乡”一词应当和传统农耕社会中的稳定结构相关，然而在现代城市的背景下，这种故乡的稳定感恰恰被高度剧烈的不安所取代。“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这句古诗也获得了现代的含义，在漫长的火车旅途中，人的感情被湮没，对于陌生人和物也有了更多的防备。遥远的返乡路上，他们会看到什么呢？
徐志摩的诗《沪杭道中》充满忧郁地写道：
匆匆匆！催催催！
一卷烟，一片山，几点云影，
一道水，一条桥，一支橹声，
一林松，一丛竹，红叶纷纷：
艳色的田野，艳色的秋景，
梦境似的分明，模糊，消隐，——
催催催！是车轮还是光阴？
催老了秋容，催老了人生！
尽管诗句一如既往地充满了徐式的矫揉造作，但“梦境似的分明，模糊，消隐”仍旧显示了他在空间的运移中体会到的时间感受。对于春节回家的人来说，这种感受应该尤为明显。
鲁迅式还乡
鲁迅到了年末，回到故乡，看到了这番情景：
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
鲁迅返乡是坐船的，倒是没有如货物般被塞到列车车厢里，但他充满了“没有一些活气”的悲凉之感，他继续写道，
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但要我记起他的美丽，说出他的佳处来，却又没有影像，没有言辞了。仿佛也就如此。于是我自己解释说：故乡本也如此，——虽然没有进步，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凉，这只是我自己心情的改变罢了，因为我这次回乡，本没有什么好心绪。
鲁迅的表达显然比徐志摩要直接而且更为坦率。在徐的诗里，列车外的田园风光是一幅由分明到消隐的梦境，而鲁迅则试图强调，“故乡”本来就是一个由自己内心所构建的幻觉，返乡的过程又加强了这一幻觉。
在春节返乡的旅客中，心绪当然是各人各异的，但当现代春运形成巨大规模之后，各种心绪仿佛又集中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空洞而又模糊的符号。依据这个符号，社会学家作出了大量有关城乡差异和现代城市化发展的的专业分析，但是当诗人海子从都市回到农村故乡的时候，他却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盲目的语言中有血和命运
而俘虏回乡
自由的血也有死亡的血
智慧的血也有罪恶的血
在诗人眼里，回乡的是俘虏。既是都市俘虏了农民，又是农民俘虏了都市，而最终完全还原成语言的俘虏。对俘虏而言，返乡意味着重获自由，然而在这一自由中释放出的是生命力枯竭的死亡信息。最终，海子这个语言的终极俘虏卧倒在铁轨上，用鲜血来为他的命运献祭。他以全然的生命，来为“回乡”这一事件写下了了浓重的注脚。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返乡都如此悲壮，作家陈丹燕写过一篇《回家过年》，就把春节的返乡写出了略带调谑的脂粉气味。男作家重沉思，而女作家则更着重观察，她看到的是返乡途中的人物情状：
我在街上走，突然被人撞了一下。一看是个黑红脸膛的乡下人。他并没有意识到他撞了我，他只是一往无前地往前走，肩上背着一个真正的扁担，扁担上顺着一领真正的草席。挑着的，一头是红花面子的棉被，真正大红的花，大绿的叶，热闹而肮脏地在扁担挑子的一头晃。一头是个七鼓八翘的蛇皮袋……保安先生旁边，七个包、八个蛇皮袋的，集中了一群乡下人。
乡下人在那楼下集合了，往火车站去。原来是要过年了呢，他们拿了从这里挣回去的钱，回家过年去，回家做人去。
这是讲从上海回农村的人，后面还有一段，描写从海外回上海的人实际上也和这群“乡下人”差不多，不赘引了。陈丹燕拉家常式的絮絮叨叨，其实提供了一个外在的角度来观察春节返乡的人。在她笔下所提到的，也正是鲁迅、海子这些路途中的旅客。如果说此前的那些男作家不断揭示幻觉的话，陈丹燕更愿意建立幻觉。在都市居民的眼里，“回家做人”是对“回家过年”的真正解释，是必须要增添的旁注。因此，春运被描述为一场馈赠，对于出门远行的人所付出苦难的回馈。假如没有这场过年的返乡运动，那么外乡人的都市之行将成为一场毫无疑问的苦役。
当然，这只是作者的想象而已。不过，文学本身提供的就是想象，语言本身也是一场想象。鲁迅提供鲁迅的想象，海子提供海子的想象，陈丹燕也提供陈丹燕的想象。任何想象都无法代替他人来想象，这就像本文开篇提及阿城《棋王》里那个车站一样，尽管车站乱得不能再乱，成千上万的人都在说话，但谁都在说着属于自己的话。我们如今所面对的春运、故乡、返乡等事件，在徐志摩那里呈现为梦境的象征，在鲁迅那里呈现为精神的匮乏，在海子那里还原成为了语言和命运的交争，在陈丹燕笔下则是回家做人的荣耀。然而，毕竟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无数春运加入者和未加入者更有无数个春运的视角，其中的寒温是只有自己才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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