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懂的“嗲”与“作”
阅读提示：事实上，不同于影视作品中的针尖对麦芒，在现实生活中，上海女性充其量只是“小作怡情”，是一种家庭中的生活情趣，否则生活就像一杯白开水一样无味。和“嗲”一样，“作”也仅限内部供应。
记者｜任蕙兰
“嗲”而不弱
“你们上海女生是不是都这么嗲？”在微信聊天窗口，一个外地朋友传了一段视频给上海姑娘小羽，内容是郭富城的网红女友在机场被媒体围堵，娇嗔连连，朋友以问句做了个点评。小羽心中一万匹奥巴马咆哮而过，她不是第一次被问这种问题。
2011年，相亲类综艺节目最火的那阵子，小羽和同学在寝室里看《百里挑一》，一个叫叶梓萱的上海姑娘，以做作的娃娃音对着女主持人倪琳说，“程雷哥哥不在，你不能欺负我的哦。”小羽明确捕捉到室友们脸上忍吐的表情，一人转过头狐疑地看着她，“你们上海女生是不是都这么嗲？”
上海女性的“嗲”几乎全国闻名，人们不自觉地会带着这个形容词去审视身边的上海女人。每当娱乐圈出现一些以“嗲”搏出位的网红，恰好又是上海人，和人们的传统概念一拍即合，所有人脑海中立刻出现一句话，“你看看，上海女人就是这么嗲！”于是人们对上海女性的印象进一步固化。
“嗲”这个字本是上海方言，原本的意思中性偏褒义，指女孩子说话温柔，声音娇嫩。其实不仅是上海，江浙一带女生说话都有这个特点，江南人说话不同于北方人的嘎嘣脆，大多是软糯轻细的路子。金庸笔下的阿碧就是个“嗲妹子”，上门寻仇的大老粗跟她聊了几句，就寻思“就算灭了满门，这个丫头还是要留下的”。
到了后来，女生说话嗲，几乎变成一个地方发达文明的标志，因为物质条件越丰富，女性需要赤眉白眼跟人争执的机会就少了很多。比如台湾女生，林志玲就是以嗲闻名的女神，“台湾腔”还在内地流行过一阵子。
而上海女性的“嗲”在向外扩散的过程中，从特指说话习惯，变成了泛指性格特征，并且加入了一些贬义，比如矫情、柔弱、做作。而在现代价值观中，人们更欣赏类似安吉丽娜·朱莉这样独立、活得真实的女人，因此“嗲”离正面的女性形象越来越远。
尤其是在那些文艺作品形象、娱乐圈的极端个例烘托下，“嗲”进一步被妖魔化。对上海女性的误读，就是从这个标签开始。
“你倒不是很嗲。”小羽记得当时室友问完那个经典问题，顺便加了个鉴定结果，“你不像个上海人。”在北京读了四年大学，这是小羽最常听到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她知道，这是对一个上海人最高的赞美。刚开始她会说，其实上海人都是我这样的，不是你们在电视里看到的那样。久而久之，她也懒得分辩了。
“跟说相比，还是做比较重要。通过‘观其行’，别人自然就知道真实的上海女生是什么样的了。”在四年的大学生涯里，她每年都拿到奖学金。系里分两个专业，成绩独占鳌头的几乎都是上海女生。几个上海姑娘，每天教室、自习室、寝室三点一线，不化妆，也很少唱K泡吧。
“爱发嗲的女生，给人的印象一般是不努力，不独立，吃不了苦的，喜欢用发嗲这种方式占点小便宜，比如让男生帮忙做功课。但相处下来大家觉得上海女生很自律，读书很认真，成绩很好，不是那么嗲。”
小羽觉得，大多数上海女生顶多会在家人或亲近的朋友面前发个嗲，是一种亲昵的表现，不太会“逢人就嗲”，更不想通过撒娇撒痴去达到一些目的。“所以其实一般人，享受不到上海女生的嗲。”
职业女性的字典里没有“作”
跟“嗲”经常一起出现的、另一个概括上海女性特点的字，是“作”，这比“嗲”更不招人待见。随手组个词，“作天作地”“作死作活”，都是说女人无理取闹，撒泼耍赖。
《双面胶》等聚焦两地婚姻的电视剧热映，加剧了人们对上海女性“作”的印象。剧中海清动不动小嘴吧啦吧啦一顿，把老公说得一声不吭。不能说她的诉求都没道理，只是再有道理，这样咄咄逼人的表达方式也不讨喜。所以外界在评价上海男人缺乏阳刚之气的同时，也都会指摘上海女人太“作”。
事实上，不同于影视作品中的针尖对麦芒，在现实生活中，上海女性充其量只是“小作怡情”，是一种家庭中的生活情趣，否则生活就像一杯白开水一样无味。和“嗲”一样，“作”也仅限内部供应。
在更广阔的背景下，上海女性群像表现出的特点是踏实认真、努力上进，从校园延续到职场。
根据国家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国女性的就业率高达61%，职场中女性占比44.7%。而在上海，女性在职场中的比例则更高，甚至有超过男性的趋势。
上海市妇联在2015年11月披露过一项调查，以大专及以上学历作为人才划分标准，上海市1987-2013年总体人才贡献率为47.84%，其中女性人才贡献率达到23.65%，占到总体人才贡献率的49.44%。近年来女性人才贡献率逐渐接近并高于男性人才贡献率。从横向比较来看，上海市的女性人才贡献率比北京市女性人才贡献率高出3.19个百分点。
前程无忧首席人力资源专家冯丽娟分析，上海女性就业率高，首先是因为女性受教育程度比较高。一来上海经济条件发达，二来绝大部分家庭都是独生子女，所以女孩从小也有同等的机会接受教育。而女生相对而言学习认真，所以上名校的比例更高，一些高校甚至为了控制男女比例降分录取男生。上海媒体和教育界经常还会讨论“男孩危机”这样的现象。
从校园到职场过渡的这个阶段，女性甚至表现得比男生更优秀。“我们经常帮助雇主做一些校园招聘，面试刚从大学毕业的求职者。我们发现，上海女生普遍比男生更有优势，理解力强、悟性高、表达能力也好一些，待人接物更成熟，和职业的契合度更高。所以在初入职场这个阶段，有时候女生得到的机会反而比男生多。”冯丽娟说。
从客观上来看，上海的经济环境给予女性更多就业机会。“十二五”期间，上海服务业占比达到七成，“十三五”期间也将维持这个数字。服务业更能发挥女性人力资源的优势和潜能，上海第三产业吸纳了大部分的上海就业女性，尤其在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领域，女性耐心细致的特点成为她们的从业优势，在这些行业中女性数量明显高于男性。
更高层次的现代服务业，也给了知识女性充足的就业机会。在金融、保险业、以及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咨询行业，女性员工不在少数。
“上海的职场雇主很多元化，国企、外资企业和民营大企业都聚集在这里，企业结构相对比较成熟完善，男女员工在企业内部的分布比较合理。在人力资源、行政、财务等部门，一般都是女员工比较多，而在具有开拓性的销售、市场部门，以及技术要求比较高的研发部门，男性员工多。”冯丽娟表示。
比较宽容的职场氛围，让为数不少的上海女性有机会攀上职场的较高层次。
史女士一直在房地产圈摸爬滚打，在全球五大代理行之一的世邦魏理仕工作了11年， 从基层员工一路晋升至经理、高级经理、副董事、董事、中国区董事。
房地产营销工作的压力很大，定期有冲刺目标，向来是男士冲锋陷阵的战场，但在上海也不乏高跟鞋红唇的女性倩影。史女士最自豪的一场战役，是在2007-2010年推出“济南路8号”豪宅项目。她邀请济南籍影星巩俐，以业主的身份参与上海、新加坡、香港等各地的营销活动，将明星号召力发挥到极致。“当年周边项目单价只卖到六七万，我们卖到10万/平方米，贵出市场价20%-30%，可以说营销上很成功。这个项目外籍买家占到70%以上，当时上海很少有楼盘能吸引这么多国际投资者。”
史女士认为，事业上的成功一是拼冲劲，二是拼情商。在职业女性的字典里，是不太可能有“作”这个字的，因为“作”意味着用不漂亮不得体的方式解决问题，是情商低的表现。“无论什么行业，做到高级管理岗位都需要有超高的情商，你不是一个人做事，你需要和客户沟通、和上级沟通、和团队沟通，还要和公司内部其他部门协调，只有把关系理顺了才能把事办成。”
像史女士这样做到大企业高层的毕竟是少数，但职场中的上海女性，无论层级高低，一般都很知进退。“上海女性很讨雇主喜欢，因为她们非但不‘作’，相反，在职场上会表现出有超乎寻常的分寸感。”冯丽娟说。
“上海的职场文化和日本很像，就是大家都会做好分内的事，尽量不给别人添麻烦，当然也很少主动去揽事。上海女性能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职位、收入对应什么样的职责，并且认真去承担自己的职责。有时我们还会遇到这种情况，上海女性拒绝一个晋升的机会，因为她预见到伴随升职而增加的职责是自己难以承担的。可能很多人看来这是不思进取，但我觉得是上海女性理性的地方。”
外表洋派，骨子里传统
史女士结束一天的工作回到家，6岁的女儿已经睡了，她看看女儿白天画的画，“她画了两个公主，一个是妈妈，一个是自己，两个公主中间有个大大的爱心，爱心里写着I love you，我觉得好像什么疲劳烦恼都没了。”她和很多职业女性一样，再忙也会努力挤出时间陪伴孩子。空闲时她喜欢在家里画油画、写书法，女儿坐在边上静静地看着妈妈。
冯丽娟也感觉到，上海女人非常重视家庭。“前程无忧的总部在上海，在全国有25个分公司，有时公司举办一些女性活动，如果时间是在周末，上海公司的女员工参与度会很低，因为觉得占用了自己的家庭时间，周末更愿意和家人一起过，而其他分公司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上海女性骨子里认同一种传统的价值观，就是事业的成功只是一半，如果没有把家庭经营好，那人生还是失败的。对于再优秀的女性也不例外。因此也不难理解，上海明星马伊琍在遇到婚姻挫折时，选择“且行且珍惜”保全家庭，没有和孩子的爸爸撕破脸，虽然在娱乐圈分分合合是很常见的事。
这又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因为从外表来看，上海女性很洋派。她们时尚品位领先，中国很多地方追捧LV时，上海街头已经很少出现这个牌子，同等价位，上海女人更愿意买YSL或Loewe。Logo明显的丝巾手袋，也不是上海女性的菜，她们更重视设计感，敢于尝试其他地方不太能接受的时尚单品，比如Mc Queen的骷髅丝巾。这种品位上的洋派是整体性的，就连买一双丝袜都要代购日本厚木的。
外表上的洋派容易让人联想到个性和价值观。所以在外界看来，西化的上海女性会更重视个体，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与传统东方美德格格不入。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是会为家庭付出和牺牲，将个体缩写成一个“小写的我”，隐藏在大家庭的背景色中。
对不少上海女性而言，这又是一种误读。
“我们观察，上海女性在初入职场到生育前这个阶段，和男性相比表现是毫不逊色的，但是生育之后，很多女性会牺牲职业上的发展，把职场上的表现机会让渡给男性，自己的重心放到家庭上。在雇主眼里变成进取心不强，安守本分。所以很多企业的高级管理岗位还是以男性为主。”冯丽娟说。
从主观上来看，上海女性非常重视子女从出生到学龄这段时间的启蒙教育，确信母亲的陪伴远胜于家里的老人、保姆照料。这段时间不仅要帮宝宝打好身体底子，也是性格塑成的关键期，因此她们愿意多花一些时间在孩子身上。
客观上来说，上海女性在家庭和事业之间追求的平衡感，也更适合目前的经济环境。“现在经济大环境是在平稳收缩时期，企业扩张步伐放慢，大多数企业发展进入稳定成熟的阶段，不像扩张期能提供大量晋升机会，所以雇主更需要一些愿意在一个岗位上兢兢业业工作，没有太多好高骛远想法的员工。而上海女性在生育子女后，对工作稳定性的追求超过升职的期望，更契合雇主的需求。”冯丽娟分析。
甚至也有知识女性为了家庭完全放弃事业。“我们做过一个关于全职妈妈的问卷调查，上海女性的接受度比其他地方要高，让我们觉得很意外。一般人的印象中，上海女性学历背景比较好，工作起点也比较高，更愿意做一个职业女性，追求自己人生价值的实现，经济独立。但调查结果表明，有不少上海女性愿意为了家庭放弃事业，甚至是85后一代也考虑回归家庭。”
小枫就是一名85后全职妈妈，她儿子刚满22个月。她从产假就开始纠结，是继续工作还是回归家庭照顾孩子。“最后下决心辞职带娃，成为了被网上吐槽‘放弃自己’的那部分人。”
她大学就读日语专业，大三就获得专八和国一证书，每年都拿到奖学金。毕业后她进入一家日企做翻译，因为专业能力过硬，被提拔为日方总裁助理。小枫很喜欢工作，怀孕后没有早早休假，而是坚持上班到产前最后一周。“公司离家很近，每天步行半小时上下班，就当是孕期锻炼。”
但随着小家伙的出生，喜悦和烦恼一并出现。双方父母年迈，身体状况也不好，很难承受带孩子的辛劳，请人照顾宝宝又不放心。更何况，小家伙很黏妈妈，小枫实在硬不下心肠丢下他去上班。最后她决定做全职妈妈，老公也赞成，他的收入可以负担全家的开支。
全职妈妈这个工作远比上班更辛苦。这不是一份8小时的工作，而是24小时。当了全职妈妈以后，小枫显然比过去能干不少，以前她只会煮面，每周爸妈过来送两次烧好的菜，吃三天，周末去爸妈家蹭饭。
当然她也觉得很有收获，她每天用手机给宝宝拍照，存在自己的微信空间，记录他的成长点滴：第一次翻身，第一次坐起来，长第一颗牙齿，第一次会爬，第一次学步。翻看这些照片，小枫觉得幸福感满满。“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没有错过孩子的成长。”
她唯一觉得可惜的是荒废了专业技能，她也想过，等宝宝进入幼儿园以后重回职场，但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岗位。这也是很多上海女性考虑做全职妈妈时最纠结的问题。做了一天全职妈妈，可能就失去退路，要干一辈子，即使以后孩子长大不再那么需要你。
“上海和欧美国家、日本的情况很像，随着社会富裕程度提高，男性收入渐渐可以负担全家的生活。一些高学历的知识女性生育后回归家庭，这并不是一种浪费，因为本身受过良好教育的妈妈，可以在幼儿的启蒙阶段给他更好的照料，比如科学地喂养宝宝，培养他健康的生活习惯，以及塑造他的性格。但不同的是，国外全职妈妈重返职场会得到接纳，我们在国外见过‘空嫂’，百货商店有年纪大的营业员。社会并不因为你为家庭付出几年，影响对你的价值判断。”冯丽娟说。
曾在中国热播的连续剧《成长的烦恼》中，麦琪妈妈为家庭付出了十年，原本她是《纽约时报》记者，回归职场后有过一段时间挫折期，但最终成为一名优秀的电视台记者。很难想象，中国一个40岁左右重返职场的女性会有这么好的机会眷顾。
“上海的职场本身就存在过度竞争，女性离开一个岗位后，再回来的难度很大。成熟的社会环境，应该为女性提供更多的兼职机会，比如翻译、美术编辑、版面设计、财务等工作，让全职妈妈可以不完全脱离社会，方便她们以后再回归职场。”
女神的背面，是女汉子
新民网曾在上海街头做过一个调查，随访路人对上海女性的观感。一种“神回答”是，女神和女汉子的统一。
过去上海女性和女汉子完全不是一种生物。人们对上海女性早期的印象，是民国年代月历牌上巧笑倩兮的美人，丹凤眼柳叶眉，烫着最时髦的卷发，十足的女神范儿。建国初，上海每一个寻常的烟火人家，都有一个女性，在工厂流水线和厨房灶台边消耗自己的青春，用拮据的收入把家事打理得井井有条，管好一大家子的嘴。虽然这般能干，也没有被归进女汉子的行列。而当下的上海女性，穿着Christian Louboutin高跟鞋、搽着Dior口红，为何却被冠以半个“女汉子”的称号？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上海独身女性的数量越来越多。独身女性，意味着既没有“男主外”也没有“男主内”，她们有足够强大的内心和生活能力，一个人过得精彩。
国家民政部门做过一项统计，中国的独居人口从1990年的6%上升到2013年的14.6%，也就是说，有5800万人在一个人生活，其中20-39的独居青年达到从未有过的规模——2000万。在上海，每四个家庭就有一个独居户。
《南方周末》曾在一篇报道中指出，在瑞典、挪威、芬兰以及丹麦，近45%住户为独居者，日本独居住户占到30%。中国、印度、巴西是独居人口比例增长最快的国家。
单身意味着一个人吃饭，一个人旅行，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逛街。对女生来说，还意味着一个人生病痊愈。
《35岁以上的大龄单身女青年不能生病！》，这是小尹曾经发表在网络上的一篇帖子，引起很多人的热议，不少独身女性都表示感同身受。小尹是一名70后上海独身女性，工作稳定，面容姣好，在经历了一堆不靠谱的相亲对象和媒人之后，还是没能找到对的那个人。
那一次感冒，小尹起床开始就觉得天旋地转，想喝杯热水也唤不到人去倒。“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位男士按门铃，带着一锅煲好的粥和一袋感冒药出现，嫁给他的心都有了。”可惜没有这样一个人出现。
对于独身女性，这是不可避免会遇到的情况，还有更多其他的窘境，一个人搬家，一个人装修房子，甚至是一个人去消灭女神看到会尖叫的“小强”。有些人为了结束这种状态而“凑合着结婚”，但也有不在少数的女性坚持“宁缺毋滥”，并且在独身过程中把自己变成一枚女汉子。
职业女性拥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不需要通过婚姻谋得一张长期饭票，甚至可以自己贷款买房，因此步入婚姻时变得更谨慎。很多人觉得，优质的单身生活可能比哑忍的婚姻生活更幸福。
“我现在每天都过得很充实，一个人的生活也可以很有意义。”陈诗松是一名生于1988年的上海姑娘，毕业后，进入《青年报》跑公益条线。工作中接触了很多公益组织，于是自己也热心参与公益活动。
她在从业之初，报道过一个叫小卓玛的云南6岁女孩，对方因为一场事故造成面瘫，上海慈善组织为她筹集了一笔善款，并且联系上海的医院做手术。陈诗松因为报道结识了这个小女孩。这个女孩带给她很大的震撼。“在上海一帆风顺长大的女孩子，很少有机会认识到生活的艰辛。当你亲眼见到很多人的困苦，就会想要去帮助他们。”
于是陈诗松开始参与公益，她曾经从上海坐大巴到福建的一个小山村，颠簸一夜，只为陪那里的孩子过六一；她也曾参加公益组织的支教选拔，到乡村给孩子们讲“如何做一名小记者”，带着他们采访学校的师生。
做公益“刷新”了陈诗松的价值观，真实接触到生活状态迥异的人群，让她不愿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想要走到更广阔的天地，承担更有意义的社会角色。
公益是她认识世界的方式，旅游也是。大学在德国当了半年交换生，陈诗松去过很多申根国家，这段经历让她开阔眼界，见识了多元化的生活。工作以后她也保持爱旅游的习惯，去过十五六个国家。
“一个人的精彩”正在被越来越多人接受。满街出租车上播放的“一人食”系列，让不少单身者感觉“治愈”。《深夜食堂》《孤独的美食家》等日剧受到追捧，因为展现了“美好的孤独”。不少像陈诗松一样的上海姑娘恋上一个人旅行，和当地的陌生人聊天、交朋友。“沙发客”也在这个城市兴起，你可以贡献家里的沙发给独自来旅行的“背包客”睡，作为回报，自己也能在旅途中借用别人家的沙发。
上海的商业文化也对单身者的钱包报以一种体贴的重视。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遍布大街小巷，让单身族可以方便地解决一日三餐，“深夜便利店的灯光是对单身者最温暖的守候”。上海近几年推出的经适房、公租房项目都有适合单身的超小型公寓，万科等商品房开发商也推出单身户型，30-50平方米内五脏俱全，客厅、卧室、书房、厨房、卫生间功能都有。
在上海这座城市，女性地位受到普遍的尊重，因此对单身女性宽容度也比较高。“逼婚”是所有单身者最头疼的事，特别在年关，各种“应对逼婚指南”在网上铺天盖地，教大家如何措辞得体地摆脱尴尬。
虽然上海姑娘们也会面临长辈的唠叨，但对方的态度往往是“如果你能证明自己一个人过得很好，那我也不来干涉你”，以及“嫁得不好不如不嫁”。
电影《单身男女》中舒淇的爸爸，劝退了女儿的未婚夫，因为他宁愿34岁的女儿继续单身，也不喜欢她凑合结婚。“我希望她找到自己的爱情，特别硬气地、像赢了一样地去结婚”，这段台词深得独身女性的心。
“我父母的想法也差不多。”陈诗松表示,“我不会为了结婚而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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